谈谈公共物品提供的不平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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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工业化初期，通过“剪刀差”积累了新中国工业化所需的资金。半个世纪过去了，有人评价今天的中国说——“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大家谈谈对这种说法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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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不平衡性 公共物品 不平衡 中国工业 工业化

我认为中国经济是踩着农民的尸体发展起来的。农村与城市永远是两个世界，其中户籍就是这条鸿沟，它把农村和城市彻底的分开了。农民享受不到城市人的社会保障，连土地都保障不了！政府用法律的名义从农民征收土地，象征性的补贴点钱，然后把土地卖给开发商或自己办工厂，这里的利益全被政府拿去了。或化成了政府的财政收入，或进入私人的腰包。还有就是所谓的廉价劳动力，就是光天化日之下的剥削！也是政府给了制度上的保障，农民工无权组织工会，否则就是有组织有意谋的犯罪！可想而知，个人怎能与企业讨价还价！我想都是制度使然。

赞同！千百年来，中国的农民始终生活在最底层。而新的时代依然没有改变这种“惯性”。所幸，今天的“三农”开始被关注，希望所有的努力能够真正落到实处，改善数以亿计农民的生活。

所以，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个研究热点哦。

赞同楼上s的观点！个人认为，农村的发展是中国未来50年发展的动力所在。
但是农村人口的庞大，决定着任何一届政府都只敢渐进地改变城市剥削农村的现状。而渐进地改变很容易受到干扰，还是有很艰难的工作要做。
历届政府都大谈农村问题，但是似乎更多人在以施舍者、同情者的心态面对农村。本届政府似乎更多地想用转移支付的方法平衡农村利益。
我认为，转移支付不如调整分配关系。在当前不敢完全放开价格的情况下，应该更多地改进相关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包括农产品、农机具、种子、化肥等。如果要定农产品的价，就要有手段调节农业生产资料的价。否则就会造成各种“剪刀差”。调节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还是应从调节供需入手，做好统计和预测工作，避免人为的或偶发的供需不平衡。国有的农资公司应该承担起政策责任，而不能仅作为利润中心参与市场。
又牵扯到了国有企业治理的问题了。这个层面的好坏是政策实施的基础。普通企业是利润中心，利润是其唯一目标。但国有企业应该是双重目标的，一是政策目标，二是利润目标。粮食、农资企业也是如此。他们应该在满足食物计量的供给计划的前提下，去追求利润。

（上面有点跑题，呵呵。）
公共物品的不平衡性，对于全国范围，我想应该分成两类来说。一类是权益归属者明确的公共物品，比如区域公路、市政设施、小范围环境、教育设施、区分人群的政策等等，这些物品的受惠者是明确的一部分人；另一类是全国共有的公共物品，比如国道、铁路、大范围环境、国防安全等等。楼主提出的问题，从字句上来看，应该主要指第一类公共物品。那么，核心就还是分配公平的问题。对此我的看法基本在楼上写出来了。

另外，我还想谈一下对“公共物品”这个概念的运用所造成的危险——公共物品私营化。
西方经济学家在谈到公共物品时，首先要讨论公共物品归属不清的问题，认为所有权归属不清导致“没人管”，造成在公共事业管理的问题上，市场是失效的。从而，界定公共物品的归属权是管理公共事务的第一要务。斯科定理告诉人们，物品所有权（及其附属的使用权、收益权）一旦明确，市场就能够自发地调节资源配置。

这种逻辑是正确的。但是，也很容易被利用！而且正在被越来越广泛地利用来攫取私人利益。自来水私营化、污水处理私营化、供气私营化等等，目前都很有走上邪路的危险。
鼓吹公共服务设施私营化的人，会引用斯科定理，说：公共服务事业办的不好是因为公共服务设施公有，造成“没人管”，效率低下。让我们把公共服务设施私有，就能提高效率，解决问题！实际上呢？他们做的事情八成是利用旧有的共有设施，或是上一级的广域设施，在没有实际提高服务标准的情况下，提价收费。
实际上，一个城市的公共服务设施，按上面的分法是属于第一类公共物品的，即，受益人明确地是该地全体居民（包括流动人口）。因此其管理难点实际在于，如何建立有效机制来代表居民的受益权利。然而别有用心的人，会做一个概念偷换：用公共服务设施的所有权来代替公共服务的所有权。他们改变了设施的所有权（或者以经营权的形式占有公有设施），但是不会去改变公共服务这一公共物品的代表权现状，这一公共物品如果仍然处于无人代表的状态，就自然无法以一个市场参与者（买家）的身份与卖家对等交易。公共服务质量的提高自然就不能达到。改变的只是收费方，也许还有收费价格。

所以，对于第一类公共物品，重要的在于建立受益方表达权利的机制，而不是危险地去改造“所有权”。

riverrun: （上面有点跑题，呵呵。）
公共物品的不平衡性，对于全国范围，我想应该分成两类来说。一类是权益归属者明确的公共物品，比如区域公路、市政设施、小范围环境、

楼上分析的很对。要实现公共品的有效提供应该先有一个“受益方表达权利”的机制。城乡的不均衡也就是因为乡村没有一种表达对公共品需求的机制，而公共品提供的不足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可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
在乡村，农民对“公共品的供给”认识不清，没有认识到提供这些公共品是政府职责所在，而把政府提供的“公共品”认为是“提供是政府的仁爱，不提供也是理所当然”，这似乎反映了农村对政府的认识不清，认为政府是统治者而不是服务者。而政府一方面对自己认识不清，另一方面也乐于做一个“统治者”——理所当然的收税，理所当然的不作为。正是这样，农村公共品的提供无人问津，以致成为今天的局面。
在城市呢，人们认识到对自身权力的维护，政府应该提供一些公共品，可为什么还是出现与经济发展不相称的公共品供给状况呢？个人觉得是因为人们的弱势地位导致的，一个个的个体无法与政府或利益集团进行博弈，最终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
其实，这些问题最终都与社会环境及文化有关。中国的环境历来是有利于强势群体的，今天依然未改观。我们的文化没有提倡保护人民的权力的部分，一句“稳定”，一句“奉献”，一句“集体”……使得个人的合理权益被无限制的缩小，以致为零。这就使得一系列不公平一次一次的重复，更重要的是大家都习以为常，坚持“明哲保身”、“自认倒霉”。所以，“尊重个人”的环境和文化氛围不形成，这种利益表达机制想真正建立——异想天开、华而不实！

华盛顿离职的时候很多人惋惜。他说，是的，我还可以做。可是如果我不下去，将来可能就会有人做三届、四届总统，我想给美国人民留下一个好制度。

现在还是这样，城里人凭借特权占有农民工生产出来的很多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