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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土匪建收费站说起
李俊
侯少煊在《广汉匪世界时期的军军匪匪》中写到，“广汉位居川陕大道，商旅往来，素极频繁。但1913年以后，时通时阻，1917年以后，几乎经常不通。不但商旅通过，需要绕道或托有力量的袍哥土匪头子出名片信件交涉，即小部军队通过也要派人沿途先办交涉，否则就要挨打被吃。后来匪头们认为道路无人通行，等于自绝财源，于是彼此商定一个办法，由他们分段各收保险费，让行人持他们的路票通行。例如一挑盐收保险费五角，一个徒手或包袱客收一元。布贩、丝帮看货议费，多者百元，少者几元、几十元不等。…….”
就这样，土匪的收费站就建起来了。当然，土匪并不是收钱就完事，而是要保证行人的安全。同时，土匪之间还做出约定，绝不可重复收费。由于土匪能够做到不重复收费，并且能够保护行人安全，所以行人就越来越多了。
土匪建收费站的经验，开始向其他领域进行推广。侯少煊在《广汉匪世界时期的军军匪匪》中写到，“匪头们鉴于普遍造成无人耕田和人口减少的现象，会断了他们以后的饭碗，于是也兴起一套'新办法'，用抽保险费来代替普遍抢劫。即每乡每保每月与当地大匪头共缴保险费若干元，即由这个匪头负责保护，如有劫案发生，由他们清追惩办。外地匪来抢劫，由他们派匪去打匪。保险费的筹收办法，各乡不一。北区六场和东区连山、金鱼等场，是规定农民有耕牛一只，月缴五角；养猪一只，月缴三角；种稻一亩，秋收后缴谷一斗；地主运
租谷进城，每石缴银五角......如此等等。这样一来，有些乡镇农民又部分地开始从事生产，逃亡开始减少，匪徒们坐享收益，没有抢劫的麻烦，多少也有点好处。”
当时，土匪制订的税率在5%-10%之间。这个税率一点都不高，农民自然就有耕作的积极性。土匪向农民保证，除了收一笔钱之外，不会再收取任何费用。要是有土匪成员私下向农民勒索钱物，将做出严厉的处理，甚至用上极刑。要是外面的土匪过来抢东西，那么这里土匪就负责赶走他们，从而保护农民的财产。
所谓的拉弗曲线，ZF的税收随着税率提高而增多，但税率的提高超过一定的限度时，税率越高税收就越少。或许这些土匪根本不知道拉弗曲线是何物，但是他们实践之中确实运用了拉弗曲线。因此，土匪学会约束自己，而不是任意提高收费。同时，不同地区的土匪还产生竞争，从而降低税率。比如，某个地方税率较高，那么农民就会税率低的地方跑去。
民国时期，有时土匪管制的地方，治理得比地方ZF更有效率。土匪通过暴力方式获得管制权，但是这种打杀结束之后，土匪就会开始ZF模式的运作。吴思在《血酬定律》这本书上说到，“为了追求血酬的长期最大化，土匪既然愿意建立保护掠夺对象的秩序，那么，当某种秩序带来的收益超过旧秩序时，立法者和执法者也应该愿意变法，提高或降低对掠夺对象的保护程度。 降低保护程度的变法。”
关于国家起源理论之中，有一种说法就是黑社会起源论。也就是说一些土匪，霸占并且控制了一个地区，抢走了当地居民的财产。但是他们很快发现，如果老是抢老百姓的财产，他们就干脆不干活了。于是这些强盗集团经过讨论之后，觉得不能见到百姓财产就抢，而是采取和他们分成的方法。同时给他们提供产权保护，保证他们产权不受侵犯，并且收取一定的保护费。当然，保护费收取比例过高，居民就没有动力干活；比例过低，保护费总额也很少。因此，他们选择了适当的比例，从而达到收入最大化。就这样，土匪就漂白成为合法ZF。
中国几千年历史，差不多都是历史学家吴思所说的血酬定律。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个土匪集团推翻另一个土匪集团。土匪建收费站的故事，我觉得非常值得学习。
2012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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