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曾看到一份材料讲中国劳动生产率低下不及拉丁美洲国家,还疑惑于为何如此:为什么我们的劳动生产率如此低下?,得出的结论与大家讨论的结果,也大致是国内还没有重视当前社会提高生产率的关键因素:知识。
学者之殇 张剑
学者是推动科技、经济、社会发展与进步的重要力量,潜心钻研的学者或是攻克技术难关、或是创造精神财富、或是关注民生疾苦……都在不同领域贡献自己的力量。只是近些年,在物质利益和用人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冲击下,学者的生存空间日渐受到挤压,最终只落得个壮志未酬身先死。
公众对学者的信任与学者因对信任的滥用而失信于民造成学者之殇。学者首先是个自然人,需要谋生,还需养家,普通人的生活琐事他同样需要面对,这就必须正视“钱”这个俗不可耐的东西,而现实中,纯学者的财富创造能力却不敢恭维,或是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之故,或是不受社会重视之故,原因不得而知。总之,公众对纯学者由来已久的印象就是寒酸。其次,学者也是个社会人,不能脱离现实而存在,需要与社会各界产生联系。这样一来,面对无法回避的现实,部分学者不得不依附于一个团体,成为其代言人,为其服务。既然是为某个团体服务,那学者的立场必然发生转变,其独立性也可能因之而丧失,其不合常理、匪夷所思的言论也就不足为奇了。此为一殇。
学者是个投入产出极其不成比例的职业。当下做学者,没有个博士头衔,基本上连门都入不了。细数一下,从小学到博士毕业至少需要22年,对任何一个家庭而言都是一笔不小的投入。如果选择从政,大学毕业后做个公务员,在熬资历间顺便搞个硕士、博士文凭也未尝是件难事。如果有幸成为官员则可福荫子孙后代,人称“官二代”。从商亦不需要拿到博士学位,如果博士毕业后再从商,其创业激情早被消耗殆尽,难有建树。反而是大学毕业或肄业最有利于创业,盖茨和乔布斯就是很好的例证。如果商海眷顾,本人自然是风光无限,其亿万财富也可以传承后代,人称“富二代”。而如果选择做学者,博士毕业仅仅是起步,收益尚不确定。即便有幸成功,其学富五车的知识也未必受后代青睐,社会上也绝无“学二代”之称。与其他职业相比,做学者显然是投入大产出小,而且不具传承性,这也是绝大多数人不愿从事这个行当的原因所在。是为二殇。
如果某人缺乏社会资本,既不能在官场上等待擢升,也不能在商界叱咤风云,而又不甘守候土地终老一生,那只能通过学士、硕士、博士的阶梯进入高校、科研院所,朝着学者的方向发展。但做学者的路并不平坦,高校老师不仅面临同行的评价,要接受学霸的观点;还要面临学生的评价,要迎合学生的需求。此外,还有申请国家基金、课题和发表学术论文的硬性规定,否则难以晋升副教授、教授。科研院所研究人员也面临同样的压力。近年来,不少科研人员因过大的压力而倒在了工作岗位,可以充分说明学者之生存困境。已经进入科研领域的仍在苦苦挣扎,尚未进入的也在极力回避在该领域从业。此乃三殇。
学者之殇对一国而言是一种莫大的损失,缺乏学者,科技无以创新;缺乏学者,社会难以进步。
我们总在强调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而现实中,科研环境并不宽松,科研人员在困境中求生存。人才往往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曾经被视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其就业成为全社会的难题,甚至硕士、博士也加入到失业大军中。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部分人拿着国外的伪学历粉墨登场,轻而易举地获得体面的工作机会。辛勤耕耘者得不到应有的肯定,投机取巧之流却能不劳而获。这样的环境并不适宜学者生存,更无法造就学者,长此以往,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只能沦为一句口号。
我们总在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却也总是忽略支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石。须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基于科技与管理创新,而科技与管理创新源于学者成果的转化。学者缺乏宽松的生存环境,总是囿于各种约束,奔走于基金、课题之间,如何能够潜心研究创新?缺乏创新,何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说?
学者云集之国度,必然执创新之牛耳;学者匮乏之国度,只能步模仿之后尘。中国大国崛起之路始于人尽其才,止于学者之殇!


雷达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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