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庭理性行为:人口再生产的经济规律
关于企业行为,经济学通常假设企业目标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以此为前提考察企业的生产可能性边界、生产函数等问题。曼昆的《经济学原理》第五篇《企业行为与产业组织》对此做了集中讨论,其它章节也多有涉及。无需赘述。
需要探讨的是家庭的组织属性、基本职能、行为特征,以及家庭行为对人口再生产可能性边界、“家庭劳动力产出函数” 对人口劳动力在数量、质量、结构、分布等方面的影响。
1、产权与家庭行为
历史上的人类家庭,曾经是集生活与生产为一体的基础社会组织,经历了漫长演变过程,进化到现代家庭结构,是一夫一妻加若干子女的核心家庭,基本职能是人口繁衍和文化传承。为了有效履行职能,我们假设市场经济下的家庭目标,是追求“基于幸福的收入最大化”。
撇开生物属性不谈,从经济角度看,家庭的人口繁衍过程,是一个“消费的生产”过程,即生活消费过程,同时也是人口生产过程。家庭作为生活消费和人口生产的基本单位,在人口生育、养育、教育、体育的再生产过程中,需要消费各种物质的和文化精神的生活资料。所以,人口生产是“消费的生产”。
对应“生产要素”概念,生活资料也可称之为“生活要素”。购买生活要素,需要得到收入,以形成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
家庭收入的构成,取决于家庭产权的构成。理论上,家庭产权可以涵盖劳动、资本、土地等所有生产要素的产权,这决定了家庭收入可以包括劳动工资收入、土地租金收入、资本利润收入。家庭追求收入最大化的行为,包括追求工资最大化、租金最大化、利润最大化。然而,这三种最大化行为有着内在矛盾冲突。
如果一个家庭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土地和资本产权,那么,这个家庭的理性行为就是追求租金和利润最大化,这种行为属于企业行为范畴,这时的家庭行为,其实是在履行企业职能,而不是家庭的人口繁衍职能。追求租金和投资收益,对于家庭来说,只是履行人口繁衍职能的手段。
如果一个家庭只拥有自己的劳动力人力资本,那么必然追求工资最大化,而工资与利润相互对立、此消彼长,这就使家庭行为与企业行为发生了矛盾。
现实情况是,大多数家庭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劳动工资或薪酬。从这个意义上说,追求工资和薪酬最大化,是家庭理性行为的基本特征,这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行为,构成了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对工资最大化的追求,受到两方面制约:
一是受企业行为制约,因为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利润增长,意味着工资减少。
二是受家庭自身产权的制约,因为任何家庭所拥有的劳动力人力资本的数量、素质、结构、分布,都是有约束边界的。
我们先来讨论家庭自身产权对工资最大化的制约。
2、基于幸福最大化的工资最大化
工资或薪酬,是作为商品的劳动力人力资本的价格。由于多数家庭是靠工资收入养家糊口,我们假设家庭理性行为,是追求基于幸福最大化的工资收入最大化。幸福是目标,工资是追求幸福的手段。为了获得工资收入,家庭成员中的适龄劳动人口,必须参加工作,获得工资以进行生活消费。
工作,对于家庭具有重大意义:工作可以使人参与社会活动,在工作中与别人交往,获得成就感和劳动乐趣。但对于多数人来说,工作的主要目的,是赚取工资。工作时间越长,得到的工资越多,对生活要素的购买力就越强,由消费生活资料得到的乐趣、满足感和幸福感也越高。
然而,除了工作,人们还要休息睡觉、处理家务、休闲娱乐。一天24小时,工作只能占用一部分时间。“时间资源”是稀缺的,必须合理配置。
重要的是,随着工作时间的不断增加,人的疲劳感也会逐渐增加,工作意愿和兴趣逐渐降低,幸福感会逐渐减少,这就是工作和工资带来的幸福感边际递减规律。这一规律决定了,劳动者对工资最大化追求是有极限的,超过极限,工资的诱惑力就会丧失,人们就不再愿意也不能再工作了。每个人的极限不同,但所有人都有一个工作时间极限和工资收入极限问题。
与此同时,人们用于消费享受、休闲娱乐、家庭生活带来的幸福感具有更大吸引力。为了获得更多快乐和幸福感,就会减少工作时间,增加消费娱乐时间。然而,增加消费娱乐时间,意味着减少工作时间和工资收入,这是消费娱乐的机会成本。随着消费娱乐时间的增加,由此带来的机会成本呈边际递增趋势。
消费娱乐可以带来幸福感,但由此付出的机会成本是工资减少,不足以养家糊口,这就要求家庭在工作与生活之间寻找平衡。
3、工作与生活均衡曲线
为了获得最大幸福,需要劳动者在辛苦工作与享受生活之间找到平衡,见下图:
[img][/img]
图1-2 工作与生活均衡
上图反映了工作时间、工资变动、幸福感三个变量的相互关系:随着工作时间增加,幸福感边际递减;随着消费娱乐增加,机会成本边际递增;当达到均衡点时,成本与收益达到均衡,这就是幸福最大化的均衡。
幸福是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找到工作与生活的均衡点,也就找到了最大幸福,这正是家庭在权衡工作时间的投入-产出、成本-收益基础上所追求的目标。
然而,这只是经济学对幸福的定义。如果从心理学、宗教学、社会学、政治学角度看,幸福的定义可能是多样化的。有人看破红尘遁入空门去寻求内心的宁静,有人抛家舍业浪迹天涯追寻所憧憬的自由。
幸福主要是主观感受,基于产权基础和个人兴趣、偏好的不同,不同人对幸福的理解与感受有很大不同,可以用幸福指数来衡量。
设定幸福指数为100,其含义是没有任何烦恼,人生只有纯粹的快乐;指数为0,人生没有任何快乐,只有纯粹的烦恼。人们的幸福感,总是在0到100之间飘移。衡量标准,以50为界,大于50,谓之幸福感高;小于50,谓之幸福感低。
在市场经济的竞争环境中,一个人的主观感受,会在与别人的攀比中不断变化。他人的地位、收入、名望,会对自己的幸福感产生影响,因而幸福最大化假设,具有不确定性和多种可能性,大致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追求基于收入最大化带来的物质与精神生活消费的快乐最大化;二是实现财务自由后,基于个人兴趣,追求从物质到精神不同层次的快乐最大化;三是攀比性快感,这导致了人的欲望无限膨胀:做了地区首富还想做全国首富,做了全国首富还想做世界首富,做了世界首富还想永保第一,向太空进发。
攀比带来欲望膨胀,与幸福感边际递减相矛盾,这是人性无法摆脱的悲哀,却也是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
实际上,家庭在面临工作与生活的权衡取舍时,并不总是理性,很多情况下是随机的和情绪化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家庭理性行为的假设。假设有助于理解和解释大多数家庭对工作与休闲进行取舍的动机和行为,也有助于找到人口增长或减少、劳动供给增加或减少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