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张广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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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基础] 曼昆《经济学原理》的三大缺陷(上篇) [推广有奖]

11楼
曹国奇 发表于 2025-5-21 12:54:18
请问曼昆的理论是怎么解释工资的?

12楼
yiyijiayuan 在职认证  发表于 2025-5-21 16:07:05
纯粹路过。

13楼
redflame 发表于 2025-5-21 18:00:47
经管之家

14楼
张广柱 发表于 2025-5-21 18:17:41
yyss007 发表于 2025-5-21 11:23
点赞楼主分享的文字和思考,太棒了!
谬赞了,谢谢!希望多批评,交流

15楼
张广柱 发表于 2025-5-21 18:29:41
曹国奇 发表于 2025-5-21 12:54
请问曼昆的理论是怎么解释工资的?
曼昆认为工资本质上是作为生产要素之一的劳动的价格,他说:“三种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土地和资本。”(见曼昆《经济学原理》微观分册P397)工资变动由劳动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又反过来影响劳动供求。工人则是劳动的供给者。这些观点与“劳动力商品”概念有很大不同。

16楼
512661101 发表于 2025-5-21 19:34:31
谢谢分享!

17楼
张广柱 发表于 2025-5-21 21:26:55
另一个重大问题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可以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却无法消灭劳动力人力资本天然个人私有制。这就决定了,即使在公有制经济生态中,人人都有私心。
私心,是“劳动力天然私有制”的正常表现;追求劳动力收益最大化,是基于人性的自然人的理性行为。在市场竞争环境下,私心可以激发个人活力和创造力,但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下,付出越少就等于赚的越多,必然鼓励有私心的人们追求以最小劳动成本(偷懒)获取同等收益的动机和行为。
不劳而获、坐享其成最划算,符合人性的理性追求。少数人偷懒,让多数人感到不公平,于是大家都偷懒。这种“反向最大化”、“争后恐先”、“逆向竞争”的个人理性行为,带来的后果恰恰是囚徒困境所揭示的集体非理性,最终导致经济缺乏足够动力,陷入“短缺经济”、“共同贫穷”。这正是计划经济失败的根本原因。
市场经济的产权基础,不同于生产资料所有制,这里要求清晰界定不同所有者拥有的不同产权,即清晰界定生产要素的所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与此同时,必须培育完善的法治环境,以法治的方式保护产权。
我国的产权制度改革,主要发生在三个领域:农村产权改革;国企产权改革;劳动人事制度改革。
农村产权改革,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把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开来,所有权的权益归国家和集体;土地使用权交给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民。这就形成了“土地使用权+农民私有劳动力=农民产权收益”的产权结构,这种产权结构激励了农民,“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从而改变了原有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下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极大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迅速提高了农业生产率,特别是释放出被土地和户籍制度羁绊的数以亿计的质优价廉剩余劳动力,伟大的农民工群体横空出世,加速了工业现代化、城镇化乃至全球化。
国企产权改革,以股份制和资本社会化为核心内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所谓资本社会化,是指将各种形态的资产货币化,分割成等额股份向社会发行,改变了企业产权结构和治理结构,使企业羽化成社会公众公司。
国企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中流砥柱,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主导作用。国企改革已取得长足进展,但也还存在不少问题:股票发行一级市场、二级交易市场问题多多;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国资委、董事会、监事会、经营班子的多层级委托代理关系中,信息不对称、股东缺位、内部人控制等问题尚未根本解决,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劳动人事制度改革,打破了计划经济的“铁饭碗、大锅饭”,把劳动者从“单位所有制”解放出来,确立了劳动力人力资本私有制。大学毕业生由国家包分配转变为由市场配置资源,提高了人力资源配置效率。
劳动人事制度改革的最大意义,在于从制度上承认和确立了“人力资本私有制”。当代社会,人力资本已超越物质生产资料,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企业家创业,主要不是靠占有生产资料,而是靠自己的人力资本;许多科技大公司创始人,都是白手起家,凭借人力资本和“企业人力资本集群”创造巨额财富。
产权改革的一大成果,是改变了对资本的认知。
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具有创造财富和积累财富的功能。资本在形态上可以物化为生产要素、人格化为资本家、货币化为金融资本;在所有权归属上,可以由自然人、公司法人、机构法人、国家持有。资本的本质,是基于人性欲望而追求财富和效率的人类意识和思维方式,这种意识和思维方式,人皆有之但强度不同,反映了人与人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和驾驭资本的能力不同。
正因资本与人性和财富共存,所以,只要追求共同富裕,就不能不依靠资本。否则,留下的只是“共同”,丢掉的却是“富裕”。
必须在保护资本及其创富功能的同时,寻求共同富裕的产权基础。可行的路径,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消灭资本,而是把资本的各项权能分割开来进行重组,一方面使资本家转型为企业家,即生产要素和生产力的组织者;另一方面让劳动者成为全新意义上的“资本家”,即资本股份持有人。这方面的改革,还任重而道远,但大方向应该是不会错的。
我国产权制度改革的实践证明,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并非水火不容。只要改革方向对头、措施到位,二者是完全可以兼容的。实际上,“坚定不移地坚持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坚定不移地发展民营经济”,正是中国体制的优势之一。
因此,市场经济的产权基础,不仅仅是私有产权。“非人力生产要素公有制”,同样是市场经济产权基础不可分割的构成。

18楼
张广柱 发表于 2025-5-22 12:08:38
(三)家庭理性行为:人口再生产的经济规律
关于企业行为,经济学通常假设企业目标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以此为前提考察企业的生产可能性边界、生产函数等问题。曼昆的《经济学原理》第五篇《企业行为与产业组织》对此做了集中讨论,其它章节也多有涉及。无需赘述。
需要探讨的是家庭的组织属性、基本职能、行为特征,以及家庭行为对人口再生产可能性边界、“家庭劳动力产出函数” 对人口劳动力在数量、质量、结构、分布等方面的影响。

1、产权与家庭行为
历史上的人类家庭,曾经是集生活与生产为一体的基础社会组织,经历了漫长演变过程,进化到现代家庭结构,是一夫一妻加若干子女的核心家庭,基本职能是人口繁衍和文化传承。为了有效履行职能,我们假设市场经济下的家庭目标,是追求“基于幸福的收入最大化”。
撇开生物属性不谈,从经济角度看,家庭的人口繁衍过程,是一个“消费的生产”过程,即生活消费过程,同时也是人口生产过程。家庭作为生活消费和人口生产的基本单位,在人口生育、养育、教育、体育的再生产过程中,需要消费各种物质的和文化精神的生活资料。所以,人口生产是“消费的生产”。
对应“生产要素”概念,生活资料也可称之为“生活要素”。购买生活要素,需要得到收入,以形成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
家庭收入的构成,取决于家庭产权的构成。理论上,家庭产权可以涵盖劳动、资本、土地等所有生产要素的产权,这决定了家庭收入可以包括劳动工资收入、土地租金收入、资本利润收入。家庭追求收入最大化的行为,包括追求工资最大化、租金最大化、利润最大化。然而,这三种最大化行为有着内在矛盾冲突。
如果一个家庭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土地和资本产权,那么,这个家庭的理性行为就是追求租金和利润最大化,这种行为属于企业行为范畴,这时的家庭行为,其实是在履行企业职能,而不是家庭的人口繁衍职能。追求租金和投资收益,对于家庭来说,只是履行人口繁衍职能的手段。
如果一个家庭只拥有自己的劳动力人力资本,那么必然追求工资最大化,而工资与利润相互对立、此消彼长,这就使家庭行为与企业行为发生了矛盾。
现实情况是,大多数家庭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劳动工资或薪酬。从这个意义上说,追求工资和薪酬最大化,是家庭理性行为的基本特征,这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行为,构成了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对工资最大化的追求,受到两方面制约:
一是受企业行为制约,因为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利润增长,意味着工资减少。
二是受家庭自身产权的制约,因为任何家庭所拥有的劳动力人力资本的数量、素质、结构、分布,都是有约束边界的。
我们先来讨论家庭自身产权对工资最大化的制约。

2、基于幸福最大化的工资最大化
工资或薪酬,是作为商品的劳动力人力资本的价格。由于多数家庭是靠工资收入养家糊口,我们假设家庭理性行为,是追求基于幸福最大化的工资收入最大化。幸福是目标,工资是追求幸福的手段。为了获得工资收入,家庭成员中的适龄劳动人口,必须参加工作,获得工资以进行生活消费。
工作,对于家庭具有重大意义:工作可以使人参与社会活动,在工作中与别人交往,获得成就感和劳动乐趣。但对于多数人来说,工作的主要目的,是赚取工资。工作时间越长,得到的工资越多,对生活要素的购买力就越强,由消费生活资料得到的乐趣、满足感和幸福感也越高。
然而,除了工作,人们还要休息睡觉、处理家务、休闲娱乐。一天24小时,工作只能占用一部分时间。“时间资源”是稀缺的,必须合理配置。
重要的是,随着工作时间的不断增加,人的疲劳感也会逐渐增加,工作意愿和兴趣逐渐降低,幸福感会逐渐减少,这就是工作和工资带来的幸福感边际递减规律。这一规律决定了,劳动者对工资最大化追求是有极限的,超过极限,工资的诱惑力就会丧失,人们就不再愿意也不能再工作了。每个人的极限不同,但所有人都有一个工作时间极限和工资收入极限问题。
与此同时,人们用于消费享受、休闲娱乐、家庭生活带来的幸福感具有更大吸引力。为了获得更多快乐和幸福感,就会减少工作时间,增加消费娱乐时间。然而,增加消费娱乐时间,意味着减少工作时间和工资收入,这是消费娱乐的机会成本。随着消费娱乐时间的增加,由此带来的机会成本呈边际递增趋势。
消费娱乐可以带来幸福感,但由此付出的机会成本是工资减少,不足以养家糊口,这就要求家庭在工作与生活之间寻找平衡。

3、工作与生活均衡曲线
为了获得最大幸福,需要劳动者在辛苦工作与享受生活之间找到平衡,见下图:

工作与生活均衡.png [img][/img]
图1-2  工作与生活均衡

上图反映了工作时间、工资变动、幸福感三个变量的相互关系:随着工作时间增加,幸福感边际递减;随着消费娱乐增加,机会成本边际递增;当达到均衡点时,成本与收益达到均衡,这就是幸福最大化的均衡。
幸福是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找到工作与生活的均衡点,也就找到了最大幸福,这正是家庭在权衡工作时间的投入-产出、成本-收益基础上所追求的目标。
然而,这只是经济学对幸福的定义。如果从心理学、宗教学、社会学、政治学角度看,幸福的定义可能是多样化的。有人看破红尘遁入空门去寻求内心的宁静,有人抛家舍业浪迹天涯追寻所憧憬的自由。
幸福主要是主观感受,基于产权基础和个人兴趣、偏好的不同,不同人对幸福的理解与感受有很大不同,可以用幸福指数来衡量。
设定幸福指数为100,其含义是没有任何烦恼,人生只有纯粹的快乐;指数为0,人生没有任何快乐,只有纯粹的烦恼。人们的幸福感,总是在0到100之间飘移。衡量标准,以50为界,大于50,谓之幸福感高;小于50,谓之幸福感低。
在市场经济的竞争环境中,一个人的主观感受,会在与别人的攀比中不断变化。他人的地位、收入、名望,会对自己的幸福感产生影响,因而幸福最大化假设,具有不确定性和多种可能性,大致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追求基于收入最大化带来的物质与精神生活消费的快乐最大化;二是实现财务自由后,基于个人兴趣,追求从物质到精神不同层次的快乐最大化;三是攀比性快感,这导致了人的欲望无限膨胀:做了地区首富还想做全国首富,做了全国首富还想做世界首富,做了世界首富还想永保第一,向太空进发。
攀比带来欲望膨胀,与幸福感边际递减相矛盾,这是人性无法摆脱的悲哀,却也是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
实际上,家庭在面临工作与生活的权衡取舍时,并不总是理性,很多情况下是随机的和情绪化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家庭理性行为的假设。假设有助于理解和解释大多数家庭对工作与休闲进行取舍的动机和行为,也有助于找到人口增长或减少、劳动供给增加或减少的原因。

19楼
张广柱 发表于 2025-5-22 18:20:55
4、养育孩子模式与家庭人口可能性边界
本节重点讨论“两种生产辨证循环图”第三象限的人口繁衍和再生产,先是微观家庭人口增长模式,下一节讨论宏观人口再生产。这些问题在曼昆《经济学原理》中很少涉及。
生育、养育、教育、培育孩子,让孩子们健康成长,是家庭人口繁衍和再生产的基础。培养孩子需要资源投入、付出成本。家庭收入的有限性和生活要素的稀缺性,决定了可培养孩子的数量、素质、结构的多种可能性组合。因此,每个家庭都会面临培育孩子多种组合的可能性,进行权衡取舍的决策选择。
这里把培养孩子所投入的生活要素,分为“基础生活资料”和“优质生活资料”,前者是维持孩子“活着”的生命成长的基本需要;后者用于提高孩子的生活质量以及知识、智力、技能全面发展的需要,用学历来衡量。
这里假设家庭收入和生活水准与学历正相关,学历越高生活水准越高。
在收入和生活要素既定前提下,养育孩子越多,平均分配给每个孩子的生活要素就越少。基于生活要素投入数量、质量、结构的不同,把对孩子的培养方式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粗放型的“散养模式”;一类是高投入的“精养模式”。
所谓散养,是指仅满足维持孩子生命成长的基本需要,一视同仁地对每个孩子投入“基础生活资料”。在散养状态下,基于自然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的生物规律,家庭人口和孩子只有数量的增长,没有素质的提高;只提供基本生活资料,不提供增量教育资源。孩子的人文素质,主要是从前辈继承的文化生态中自发形成。
所谓精养,是指培育孩子更关注生活品质的提高,更看重孩子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以学历为标准进行衡量。从文盲到小学、中学、大学、硕士生、博士生、终身学习。显然,精养是一个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标准不断提高的动态过程。
在家庭收入既定前提下,散养孩子,会使家庭人口数量增长加快但素质提高滞缓;精养孩子,会使家庭人口数量增长减缓但素质提高加快。这就要求家庭在生育、养育、教育孩子的数量和素质问题上,做出选择,这是影响家庭人口状况的重大决策。
人口增长边界.png
图1-3  基于收入的消费投入与家庭人口增长的可能性边界

上图显示了在散养模式下,家庭收入、消费投入、人口规模三个变量的关系。收入增长决定家庭对衣、食、住、行、用等基础消费投入的增长,进而决定培养孩子数量的增长。收入为0,孩子数量也为0。收入的最大边界,决定消费和家庭人口的最大边界,这时家庭可养育的孩子最多。
当然,家庭养育孩子,还要受其它因素制约,包括自然环境和自然生育率、家长付出的时间精力、养孩子带来的幸福感、对男孩或女孩的偏好,等等。此外,现代技术可以通过代孕、试管婴儿等方式生产孩子,这引发了伦理问题,受社会道德约束,但也走出了一条培育孩子的新路径。或许有一天,人类会突破婚姻家庭边界,以机构或社会供养的方式培养孩子,也未可知。
这里要强调的是,经济因素对家庭养育孩子具有根本性影响。可以确定,在自然环境和自然生育率既定前提下,家庭收入和生活消费成本,决定人们养育孩子的意愿和行为;家庭人口增长边界,取决于由收入决定的消费边界。
然而,如果考虑到孩子的教育和素质提高问题,情况会变得很大不同。图2显示,散养模式与精养模式,对于家庭人口数量增长和素质提高,有着深刻影响。
精养孩子成本.png

图1-4   培育孩子的投入成本与家庭人口数量、素质的关系

假设一个家庭用于孩子生活和教育的投资预算是每年20万元,平均每个孩子5万。这笔钱可以供养4个小学生,预算收支平衡;或者3个中学生,剩余5万元;或者2个大学生,收支平衡;或者1个研究生,短缺5万元。
显然,在既定收入下,如果散养孩子,家庭培育的孩子数量边际递增,而平均对每个孩子投入的教育成本边际递减;如果精养孩子,则培育每个孩子的边际成本递增,可培养的孩子数量边际递减。
换句话说,在家庭收入既定前提下,散养孩子,可以增加人口数量,但人口素质的提高停滞。精养孩子,投入的教育资源增加,可以提高人口素质,同时也会减少孩子的数量。如果收入发生变化,收入越高的家庭,可培养的高学历孩子越多,但随着教育成本增加,可培育孩子的数量和学历,均呈边际递减趋势。
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就面临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生不生孩子?生几个孩子?精养还是散养?
现实观察发现,人们养育孩子的观念,受两方面条件影响:主观上,受家庭财政预算约束,与家庭对现有财富、职业前景及未来收入预期紧密相关;客观上,受就业市场约束,与家庭对未来劳动市场供求变化的认知紧密相关,而这取决于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变化。
主客观环境变化,推动了家庭培养孩子从散养模式,向精养模式转型,已成不可逆转趋势。而在这个趋势中,面临职业选择和未来收入不确定的年轻人,往往陷入迷茫:结不结婚?生不生孩子?生几个孩子?
对于家庭来说,这是攸关未来生活品质和幸福的重大抉择。一些人面对就业市场的快速变化和对高成本精养人才的需求,负担不起太高的养孩子成本,干脆选择了不结婚、不生孩子,躺平。不是不愿养孩子,而是担心养不起。
从社会层面来看,随着科技进步、生产力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适应现代社会生活和劳动市场对人口人力资源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精养孩子成了必然选择,由此导致了社会总人口增长从数量扩张到素质提高的转型,必将引起人口增长模式发生根本性改变。

20楼
张广柱 发表于 2025-5-23 11:37:07

5、从人口爆炸到人口萎缩:宏观人口增长模式转型

从宏观层面看,所有家庭加总,构成全社会的家庭系统。家庭系统与单个家庭,在组织属性、目标、职能、行为方式等方面,并无本质区别。因此,对单个家庭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变化的分析,以及对家庭养育孩子模式的讨论,同样也适用于宏观总量分析。
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的区别在于,宏观分析事关人口总量增长的最大边界或增长极限,以及总人口素质、年龄性别结构、地理分布,这与人口增长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社会历史文化紧密相关。特别是,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国民收入及分配结构,对人口增长模式有着直接而重大的影响。
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集合。这里的核心观察是,微观上家庭养孩子由“散养模式”向“精养模式”过渡,上升到宏观层面,意味着国家社会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也有一个从“散养”向“精养”转型的过程,这一过程与宏观人口增长模式的转型,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
“人口增长模式转型”的定义是:社会总人口增长,由粗放型的数量扩张,向精致型的总量减少、素质提高、结构优化的转变。
在增长模式转型之前,人口繁衍总体上处于粗放的散养状态,人口增长主要表现为数量扩张,与国民收入增长正相关。在一定的自然生态与和平的社会环境下,处于散养状态的人口总量是一个边际递增趋势,会形成“人口爆炸”式增长,人口素质则呈现出一种粗放的低素质劳动力再生产状态。
人口爆炸曾引起恐慌,因为资源稀缺,人口过多会突破资源可养活人口的极限而引起灾难。人们提出各种理论和政策,试图抑制人口过快增长。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到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 ,对我国的人口理论和人口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计划生育理念和政策,减缓了中国人口增长速度,但这并不是导致人口增长模式转型的主要原因,反而因实施“独生子女政策”几十年,造成了宏观人口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的不合理及诸多经济社会问题。
计划生育理论和政策的提出,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伴随着科技进步和就业市场变化,总有一天,会迎来人口总量减少、人口素质提高的拐点。越过这个拐点,就开启了人口数量下降、素质提升、结构优化的人口增长模式转型的进程 。
数据表明,我国人口已经从“人口爆炸”阶段逐步过渡到“人口萎缩”阶段。标志有三:一是人口总量开始负增长;二是人口素质有效提高;三是人口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地理分布发生了重大变化。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年中国人口出现负增长,人口总量为14.1178亿人,比2021年减少85万人;人口素质提高,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9.91年,比2010年提高1.06年;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数达到15467人,比2010年增长38.98%。与此同时,人口年龄结构出现了老龄化少子化趋势,城镇化极大改变了人口的地理分布 。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我国人口增长模式转型?
改开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企业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带动家庭生活水平也随之提高;与此同时,劳动就业市场供求关系发生深刻变化,进而对人口增长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
显然,人口增长转型的内在原因和驱动机制,存在于家庭人口生产与企业产品生产这两种生产相互矛盾、相互依存的辩证运动之中。
从“两种生产辩证循环图”可以清晰看到:第一象限企业的科技进步和生产效率提高,会对第四象限劳动市场供求关系、工资变动产生重大影响:作为需求侧,企业对人力资源需求的数量逐渐减少,而对高素质、知识技能适用的人才需求逐渐增加。这种需求侧变动经由劳动市场,传导至第三象限人口生产,要求人力资源供给数量减少、素质提高、结构优化。
可见,技术进步引起劳动市场供求关系变化,企业需求侧对人力资源素质和结构的要求,决定了作为供给侧的家庭人口再生产的素质和知识技能教育走向,呈现出教育投资边际递增趋势。这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渐进过程,当劳动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质变、越过临界点后,就会引起人口增长模式的转型。
所以,人口增长模式转型,归根结底是经济社会内在的市场机制在发挥作用,是劳动市场配置人力资源的结果。
对于我国来说,人口增长模式的转型,已经开始,但也只是刚刚开始,要走的路还很长。关键在于,人口增长模式转型,依赖于消费模式转型。这里有一个重要量化指标,即居民生活消费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太低:美国和英国的经济成长有80%是由国内消费推动,印度是70%左右;过去十年,中国的份额通常在50%至55%之间,差距明显 。
为了加速我国人口增长模式转型,需要在人口观念和政策上进行深刻变革。
一个基本理念是:人口生产是“消费的生产”。低消费对应粗放的低素质劳动力产出;高消费特别是教育消费的高投入,对应的是高素质人力资源产出。教育消费在家庭生活消费中占比偏低,教育资源分布不合理,是影响我国人口素质和结构的重大问题,成为了压在年轻一代头上新的三座大山之一。
所以,人口素质的提高,仰赖于健康而富裕的生活方式。必须改变以往“艰苦奋斗、勤俭持家”的生活理念,摒弃热衷节约、偏好储蓄的“优良传统”。在国家政策层面,推动全社会人口再生产由“散养模式”向“精养模式”过渡。人口政策的发力方向,主要不是鼓励增加人口数量,而是重在提高人口质量、优化人口结构、改善地区分布。
在国民收入分配上,初次分配要大幅提高家庭工资收入占比;二次分配大幅增加社会福利和社保投入,目标是实现全民免费医保、全民义务教育、全民终身教育。
围绕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改善人口分布的大目标,进行教育改革、医疗改革、养老制度改革及其它相关制度改革。教育体制改革,在学科设置和教材选用等方面,要与科技进步和产业结构演进的步伐紧密挂钩。
人口增长模式转型,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不可逆的大趋势。如果认不清这一大趋势,继续抱守陈旧的人口观念和政策,会犯颠覆性错误:一是只关注人口数量而忽视人口素质,人口再生产满足于散养模式,低生活水准只能产出低素质劳动力;二是造成未来就业市场数量供给过剩、素质和结构供求失衡,需要人的岗位短缺适用人才,应被淘汰的产业行业冗员充斥,进而导致严重失业,技术进步受阻,经济社会陷入困境。
再强调一次,未来的人口政策,重点不在控制数量,而在提高素质、优化结构、合理分布。这就要求在居民收入水平、生活质量、教育资源配置等各个方面,适应人口增长模式转型的需要,进行重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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