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中国未来10年经济发展的两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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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中国未来10年经济发展的两种可能》

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1月版。

　

　“崛起话语背后的”“文化意识”
　　　　
　　编者按：
　　中国在崛起。“中国崛起”，自然也就成了全世界都在关注的话题。近年来，与崛起相关的图书一直在不断出版。
　　而央视“大国崛起”的播放，更使这个话题骤然升温。出版界自然也不甘落后，去年年底以来，这方面的图书可谓接踵面世，如津上俊哉的《中国崛起：日本该做些什么？》、本力主编的《崛起?!：中国未来10年经济发展的两种可能》，还有复旦几位年轻学者撰写的《中国的大国发展之道：来自经济学的声音》，以及胡鞍钢的《中国崛起之路》，等等。
　　组织这个专题，是想借对此数种有关中国崛起著作的梳理，寻绎“崛起话语”背后的“文化意识”，也希望能为讨论的深化尽绵薄之力。
　　
　
　　　　　
　　“崛起”一词是一个生动而相当不明确的概念。它不但无法定量，甚至很难准确定性。发展到什么程度才能算崛起？什么才是真正崛起？
　　央视系列电视片《大国崛起》引起广泛关注后，将有关讨论演变成一场媒体事件，也成为2006年的国内思想界的一大景观。2007年初，数本关于崛起的图书高调上市，如戴维·兰德斯的《国富国穷》，津上俊哉的《中国崛起：日本该做些什么？》以及我主编的《崛起?!：中国未来10年经济发展的两种可能》。
　　语言的发展折射着社会发展和社会文化和意识的变迁，“崛起”一词的“流行”并不偶然。
　　2003年12月10日，温家宝总理在哈佛大学发表了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明确地把中国选择的发展道路称作“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从这一角度，与“崛起”略为接近的词语是“现代化”。但与“现代化”相比，“崛起”一词显然更有“全球化”的意蕴，这也是“现代化”的更高层次。“四个现代化”表达了一个不发达国家的发展目标，而“和平崛起”的比较意义更多源自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大幅度提高以及在“全球化”过程中地位的上升。
　　中国历史上有汉唐盛世，也有治乱循环，大国兴衰本是老生常谈。运用西学来解释大国兴衰的著作并不鲜见。1980年代金观涛、刘青峰的《兴盛与危机》一书风靡一时，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等著作也曾引发热烈讨论。与之相比，“崛起”的意义，在于联系到了中国的实际。但“崛起”确实也有两副面孔，一方面，带来的是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在国际舞台上地位的提升，另一方面，也与之相伴着各种社会、经济、资源的新问题和矛盾。200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达1.4万多亿美元，人均GDP突破了1000美元。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到这个时期，是个极其关键的分水岭。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在突破这一数字之后，国家发展趋势往往会分化为两类：一类国家在跨过这个门槛之后就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比如韩国、新加坡等，继续往人均2000、4000美元发展；但另一类国家由于处理不好在这之后产生的新变化，则导致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如拉美国家等。这也是在国际大背景下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走向产生不同判断的历史经验渊源。“兼听则明”，来自多种途径、多种角度的观点，会更有利于这一讨论的展开。这正是我们编译《崛起?!：中国未来10年经济发展的两种可能》(以下简称《崛起》一书)的初衷。
　　《崛起》并没有提供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而是分四个部分，以来自40余位专家的声音，对“崛起”的现状、可能、面对的问题及其影响进行了描述。第一部分为“中国经济为什么能高速增长？”，试图对中国的经济奇迹进行总结和“解密”。《崛起》第二部分为“中国经济增长能否持续高速增长”，主要围绕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缺陷展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已相当严峻，如就业问题、公共医疗体系的削弱、环境污染、水资源的匮乏等，所选几篇文章分别进行了细致分析。书中第三部分给出了对中国崛起之路的质疑，并以比较的视角提供了三个参照，即拉美、日本和印度。在全球化的大潮下，“中国通货紧缩输出论”、“中国威胁论”这几年来也尘嚣日上，对中国的高速增长大有“捧杀”之势，《崛起》第四部分“中国经济增长的全球效应”专门讨论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影响。
　　《崛起》各个章节的文章既有褒扬，也有尖锐的批评。如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的文章颇有为中国辩护之势，他认为对中国的各种攻讦其实只是为自身的经济困难开罪，必须“正确看待中国”，而且美国、欧洲以及亚洲的其他国家应感谢中国，中国不但不会给世界造成威胁，而且还是应该效仿的榜样。詹姆斯·多恩(James　A.Dorn)则认为金融体系开放及市场化不足是制约中国继续发展的一大障碍，“结束中国的金融控制”是当务之急。不知詹姆斯·多恩的文章是否影响了决策层，但事实上，我国政府在金融领域的改革也确实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如此，关于中国“崛起”前途的两种可能图景就较为清晰、客观的摆在了读者面前。
　　对于中国“崛起”潜行中面对的巨大矛盾，很多读物都有过描述和某种预言，并非简单地危言耸听。中国当前社会分配不公、环境资源瓶颈、城乡二元巨大差异、社会保障制度严重滞后等等问题凸显，并在经济高速增长的热潮中集中释放，这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和社会问题，更多的是精神上、伦理上的冲击。但综观西方历史，这些国家的崛起无一不是在困难和问题中前行。因此，当下对于中国未来的信心，建设性的理念和解决问题的态度显得更为重要。未来中国的走向正取决于今天亿万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人的信心、责任和付出，这甚至比这些一流专家的声音更为重要。(原载21世纪经济,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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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未来10年 中国未来 经济发展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詹姆斯·多恩 经济发展

　　“崛起话语背后的”“文化意识”
　　　　
　　　　
　　访谈　　胡鞍钢:
　　
　　《21世纪》：央视《大国崛起》播出后，引起广泛关注。你怎么看这部记录片及其引起的讨论?胡：《大国崛起》播出时，我正在日本访问，后来看到了这部片子，也看到网上一些讨论。我的感觉是，这是一个很好的全民讨论、全民学习、全民分享的机会。片子集中了许多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一起来讨论国家的发展历史、发展规律，给观众提供了一个在短时间内学习世界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知识的机会，这是一个很好的制作创意。
　　29年前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时，没有任何人能够预见到中国的崛起；29年中，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的高速发展，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地位越来越重要。现在看来，中国发展的成功就是世界发展的成功；反之，中国发展的失败就是世界发展的失败。中国崛起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不仅我们自己而且全世界都不能允许中国发展失败。
　　在这样的情形下，研究当代中国就是研究中国崛起，研究中国崛起就是研究中国如何成功崛起，研究中国成功崛起就是研究中国如何避免失败，这不仅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而且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这就需要我们首先去了解、学习其他大国在崛起过程中的经验和衰落过程中的教训。
　　实际上，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也是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即国家发展生命周期来分析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性因素，总结中国崛起遇到的重大问题和重大挑战，研究中国崛起的地区影响和全球影响，最终落脚于分析中国崛起的发展模式，所以我的书名为《中国崛起之路》。
　　
　　非西方大国的崛起
　　《21世纪》：在“国家生命周期和中国崛起”一章中，你比较了中国和英美日等7大国，包括印度的崛起模式，请问，中国崛起和以往大国崛起模式有什么根本不同？我们又可以从中借鉴什么？
　　胡：我是2003年提出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的概念，作为认识中国崛起的理论背景和分析框架。我认为，存在两个国家竞争的前提下，一个国家的生命周期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成长准备期；快速成长期；强盛期；衰落期(图1)。当存在多个大国竞争条件下，上述国家发展生命周期会形成更为复杂的局面。我利用1820年以来历史数据对7个大国进行分析，结果验证了我们的理论假设，即在工业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确实存在国家发展生命周期。不过各个国家的崛起类型也是不同的：按不同文化背景分类，可以分为西方世界的崛起和非西方的崛起；按不同崛起方式，可分为战争崛起与和平崛起；按不同国内外经济指标，可分为外生需求型和内生需求型。
　　中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崛起模式不一样，中国是先衰落后崛起，或者说是先衰落而后重新崛起。所以确切地讲，中国可能不是崛起(Rise)，而是重新崛起(Re-rise)，用我们的话讲，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然，根本性的不同取决于中国崛起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大为不同。中国的人口规模、劳动力规模相当于其他国家的十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英国1820年经济起飞时总人口为4000万人，日本1950年经济起飞时为8400万人，而中国1978年经济起飞时总人口规模已达到9.6亿人。中国的经济规模和贸易规模迅速扩大，已经先后超过日本，正在追赶美国，不久中国货物出口额就会超过美国；中国的资源消耗规模开始接近美国，将成为世界资源消耗“超级大国”之一。中国崛起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超大规模的崛起。
　　从中国过去50多年特别是改革29年以来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中国的现代化越来越具有自身的发展逻辑和发展道路。中国崛起是第一个非西方意义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国的成功形塑了一种新的现代化模式，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是所有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问题，包括人口、粮食、资源、环境以及政治民主和社会治理等。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崛起模式必须是绿色崛起、创新崛起、和平崛起、合作崛起。
　　《21世纪》：在“国家生命周期说”一章中，你探讨了国家的崛起和衰落周期，请问:一个国家是不是一定存在一个“衰落-崛起”的过程？一国的崛起，是不是同时意味着其他国家的相对衰落？
　　胡：1820－2001年世界主要大国的历史数据表明，尽管它们崛起时间不同，崛起模式不同，但是反映了存在国家发展生命周期，有上升期，有下降期；有高峰期，有低谷期；有加速期，有减速期。不同国家之间有合作，有竞争；有共同崛起，有共同衰落。
　　随着一个国家的快速发展，与其他强国之间的相对发展差距就会缩小，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国家就衰落了。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不同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越来越强，因此，其他国家应该把中国的崛起看作是一种机遇，而不是挑战。事实也是如此，中国正在对世界做出自己的贡献，这包括经济贡献、贸易贡献、市场贡献、减贫贡献以及发展知识的贡献等。
　　现在中国的发展不仅在深刻地影响中国，而且在深远地影响世界；不仅在迅速地改变自身，也在广泛地改变世界。世界正在向多极化转变，在21世纪，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一地统治世界，全球将共同享有一个在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繁荣。这区别于前21世纪的任何一个世纪，这是中国崛起的国际背景。
　　
　　创新是迅速崛起的根本动力
　　《21世纪》：在书里，你指出国家生命周期的核心变量是创新，并且指出鼓励创新、不断创新导致一个国家迅速崛起、迅速强大，这是现代中国迅速崛起的根本动因。但现实层面，我们看到的更多是企业自主研发乏力，高校缺乏竞争力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如何克服？
　　胡：知识创新是创新变量的一个方面，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全面创新就是创新发展模式，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全面创新包括：制度创新，建立旨在激励人们创造各种财富、各种知识、各种发明和各种文化的制度体系；市场创新，旨在充分利用中国巨大国内市场的特有优势，激活市场活力，提高市场效率；技术创新，旨在鼓励自主技术创新、引进消化基础上的再创新、集成各种技术的创新、原始性和基础性创新；观念创新，旨在充分利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观念资源，提倡新思想、新主意、新观点和新理念，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媒介和传播手段，广泛传播新思想、新主意、新观点和新理念。
　　创新的主体也有很多个，政府、企业、高校甚至个人都应该成为积极创新的主体。单就技术创新来说，改革以来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都是以引进和模仿外国的先进技术为主，从当时的背景来看，这是一个后发国家的必然选择。当然相应的结果就是我们的自主创新能力有所欠缺。分析其原因，主要还是观念和机制的问题，比如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够等。“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体制改革，加大投入，加快科技教育发展，努力构建世界最大的知识型社会和学习型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人力资本强国。这有助于形成创新的政治共识和社会共识，从根本上提高我国的创新能力。
　　《21世纪》：在“中国崛起的五大规模效应”一章里，你提到，中国的崛起出人意料，并引述邹至庄教授的话：改革开放初期，没有一个人能预见中国的经济迅速转型和增长；在“国家生命周期说”一章里也说，外国人长期以来不愿意承认中国的崛起。请问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
　　胡：这不难理解，国际上对于中国发展的评价与预测，从1978年以来一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是中国机遇论或中国贡献论，大多数人认为中国崛起为各国发展提供机遇，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对世界发展做出愈来愈重要的贡献；二是中国威胁论或风险论，有些人声称中国的发展壮大会构成某种威胁。无论如何，人口规模巨大、经济迅速崛起的中国以及印度等世界人口大国将是21世纪人类发展最重大的事件，已成为基本事实和重大的发展趋势。你无法忽视，更无法回避它。
　　我十分有信心地说，中国崛起会给中国和世界带来难以估计的发展机会，但我也十分坦诚地说，中国崛起必然伴随着极不确定的难以解决的重大发展挑战。中国崛起速度太快，崛起规模太大，崛起环境太复杂，不仅我们中国自己没有来得及准备好，世界各国也没有预想到更没有对此做好准备。
　　
　　和平崛起首先要夯实国内基础
　　《21世纪》：一个国家崛起的标志具体包括哪些？
　　胡：一个国家的崛起是创新所驱动，体现为综合实力或相对实力的提高，这其中不仅包括硬实力，还应包括软实力。从硬实力来看，我主要选择五个定量指标：一，一国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反映该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及其变化，这是该国综合国力的基础。
　　二，一国出口额占世界总量的比重，反映该国在世界贸易格局中的地位及其变化，这是该国国际竞争力的表现。
　　三，一国的人力资源占全世界总量的比重，反映该国在世界人力资源或人力资本格局中的地位及其变化。
　　四，一国的制造业产出占世界总量的比重，反映该国在世界工业化格局中的地位及其变化。
　　五，一国的综合国力占世界总量的比重，反映该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及其变化。这是我们自己的创新研究成果，由8大类战略资源、23类指标测定一国的综合国力。我们用前四个指标描述了1820年以来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衰落与崛起。(图2)这是全景式或森林式的定量分析。
　　从软实力来看，则包括文化、观念、国际制度、发展模式和国际形象等核心要素。硬实力比较容易测量，而软实力比较难以度量，我们还在研究过程中。但是硬实力和软实力两者之间有很大的相关性和互补性。
　　《21世纪》：你在书里说，中国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可否具体谈一下，目前中国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如何克服？
　　胡：我们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和中国发展趋势的研究和判断经过了较长时期的思考。1989年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的《生存与发展》认为，在举世瞩目的发展与变革进程中，中国正处在前所未有的多重危机之中，即挑战大于机遇。因此我们认为，持速胜论的观点是不现实的，只能坚持持久战。
　　目前看来，中国既面临着巨大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既包括国内挑战，也包括国际挑战；既包括欠发达化的挑战，也包括发达化的挑战；既有长期性深层次的挑战，也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既有来自旧体制的挑战，也有来自新体制的挑战。具体来讲，不发展起来是一个悖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起来也是个悖论，各类问题就会凸显出来，如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而发展太快了更是个悖论，城乡差距扩大，地区差距扩大，阶层差距扩大以及国际贸易之间的不平衡等，都会对进一步的发展形成制约。
　　总体上来讲，机遇大于挑战，内部挑战大于外部挑战。中国进入到一个加快发展、协调发展的黄金时期，有利的条件越来越多，发展的机会越来越多，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大；与此同时，现代化的长期限制因素越来越突出，限制条件越来越明显。中国要想和平崛起于世界强国之林，就必须立足自身，放眼世界。如果没有自身力量的提升，就谈不上崛起，更谈不上和平崛起。因此，中国在谋求和平崛起时，首先要夯实崛起的国内基础。从新中国的发展道路来看，中国发展非常符合汤因比的“挑战－应战”模式，面对这些问题、矛盾和挑战，我们应该及时识别、主动相应。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国家治理理念。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各种有利因素，努力化解各种不利因素，不断地提高全党、全国、全民的学习能力，不断提高应对挑战的能力，从而来增强我们战胜各类危机的自信心。国内矛盾决定了我们必须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国际矛盾决定了我们必须要采取互利贡献的对外战略，实现和平发展、和平崛起。

“崛起话语背后的”“文化意识”
　　
　　　
　　严瑜
　　
　　从政治、经济、文化、价值等层面全面理解西方现代化之得失和自我调整，已是紧迫任务。我们不仅要知道如何成功，而且还要参透起伏跌宕、得失成败。
　　
　　国势常变与成功故事
　　牛了一年的中国股市，让无数从未涉足股市的投资者纷纷入市。他们未必不知道几年前也经常有血本无归要跳楼的故事，但不太有人会愿意想到，那些成功者在爬到浪尖之前曾经历过多少次波谷，他们在井喷期的丰收又包含了多少次失手。人们往往以为，丰收的诱惑就是最好的教育。投资新手往往要等到经历几次跌宕起伏之后，才会变得成熟起来。
　　人们以几十年的人生阅历看今天全球新兴国家的成长故事，往往会有几分像股市里那些新来的投资者。当看到一个国家例如印度要兴起时，往往想到的只是资本主义时代大国兴起的那些一往无前的故事片段，以为学会某些发达的手段，就可以复制以前的成功片段，以为迎接新兴国家的就会是黄金世界。
　　人生苦短，没有足够的历史眼光看今天新兴国家的未来，也容易流于那些新手上路的投资者的层次。没有常开不败的鲜花，国势常变，以千年的眼光看列国，也没有哪一个国家长盛不衰，没有历史沧桑感的学习是靠不住的；衰败的国家各有各的不幸，强大的国家也各有各的来由，所以全盘照搬的学习也是靠不住的。在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新兴国家的年代，期待祖国崛起的中国人不仅要学习历史，而且要把自己的眼光磨练到老练的投资客的水平。
　　前些日子，《大国崛起》在央视播出，它描述和分析了15世纪以来具有世界性意义的九个强国的兴起历史。之后，更多有关大国历史和中国崛起的图书已经或即将陆续出版。正着手对中国国民进行历史启蒙的知识人于是面临一个挑战：是领着人们回味那种投资新手对黄金世界的畅想，还是培育一种老练投资客的冷静和成熟？
　　《大国崛起》的制作者，并不试图对这些国家兴衰演变的历史做全面的批判性分析，而主要强调它们如何把握历史机遇崛起，它们曾经的衰败只是被简单地处理成迎接历史挑战的失败而一笔带过。那些曾参与剧本创作和剧组采访过的历史学家中，并不乏对现代世界史和现代化史颇具批判意识和全面认识的历史学家，但剧本最后呈现出来的主要是对现代化故事的成功片段的叙述。这也许是出于电视人的市场敏感和聪明，认为讲述列强曾经失败的故事，不仅没有吸引力而且扫兴；不过这也可能就是主创者的自觉意识，他们自己就认为现代化的未来无疑会是黄金世界。
　　
　　重新理解西方
　　《大国崛起》是学习西方的另一种表述。相对于1980年代动辄拿一个整体性的西方与中国做比较的习惯，《大国崛起》中的西方内部区别甚大，列强各有各的起伏跌宕。这显示了当代对西方认识的一个变化，但是这个变化的背后是对西方整体形象一次新的塑造。这个新的西方整体形象与以往仍然一脉相承，这九个国家都是现代化的成功者。
　　《大国崛起》没有沿着深入讨论西方内部差异的路继续走下去。其实，这一工作在康有为、梁启超的时代就已进展到可观的地步。比如，康有为在20世纪初即已指出，法国大革命学习的是美国的民主体制，但是最后收获的却是变本加厉的内讧，并对个中原因做过深入的分析。他说，“彼庸知美国至公至平之事，即召法国流血成河之事乎！夫美、法之新旧至相反也。美起于新地，毫无旧积，一片白地，举用平民，至公也。法妄用之，则为大乱大灾矣。”分辩诸如美国体制与法国体制的区别，美国体制与英国体制的区别，英国体制与德国体制的区别等等，可以改变对民主自由等现代化制度的教条化理解，从而重新全面思考现代化的目标、路径和战略。
　　《大国崛起》所致力的是总结大国崛起的共识性经验，比如一些解读所突出的民主体制等等。在这一视野里，需要重点阐释的只是大国崛起的条件、机会和战略，至于后果与进程的起伏跌宕则要简略处理，以减少反思现代化本身的麻烦。但是凡事有得必有失，所有共识性经验在具体的历史情境里都需要具体分析。一些批评指出《大国崛起》讲正面价值时对其负面效应的忽略，比如，在占有两集篇幅的英国篇中，基本上没有谈到导致英帝国衰落，与殖民地经营有关的“英国病”问题，对资本主义殖民扩张带来的后果甚少批评；对德、日两国作为世界大战发起者的评价，也只是从内部指出其自身由于发展方向和发展策略的错误认知而导致发展的失败，而没有深刻检讨两次大战爆发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及其内在矛盾的关联，等等。这些批评显示，人们在期待超越对西方现代化的简单化理解。
　　从政治、经济、文化、价值等层面全面理解西方现代化之得失和自我调整，已是紧迫任务。我们不仅要知道如何成功，而且还要参透起伏跌宕、得失成败。如果说1980年代中国刚开放不久，以理想化西方为策略来提供内部变革的刺激，还可以同情地理解；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展到相当程度，不仅已经成为国际公认的新兴大国，而且市场改革的正负两面效应都已开始释放，此时仍然对西方故意做一种理想化的解读，则不免有些矫情，也不大负责任。
　　如此看来，甘阳和刘小枫去年发表的《重新阅读西方》提示了中国的西方观的大转变。文章宣称，“近百年来中国人之阅读西方，有一种病态心理，因为这种阅读方式首先把中国当成病灶，而把西方则当成了药铺，阅读西方因此成了到西方去收罗专治中国病的药方药丸，‘留学’号称是要到西方去寻找真理来批判中国的错误。”“健康阅读西方的方式首先是按西方本身的脉络去阅读西方。健康阅读者知道，西方如有什么药方秘诀，首先医治的是西方本身的病。”中国已经到了需要而且有能力全面理解西方的时候。

《下流社会：新社会阶级的出现》，【日】三浦展著，

文汇出版社，2007年1月版。

严飞
　　
　　对社会转型讨论之热，可以追溯到1995年。康乃尔大学罗伯特·法兰克(Robert　Frank)与杜克大学菲力普·库克(Phillip　Cook)两位教授针对美国上流社会少数菁英独占社会资源的现状，撰写出了位列《纽约时报》年度畅销书排行榜首位的《赢家通吃的社会》(The　Winner-Take-All　Society)。该书结合经济学分析与社会学观察，以“马太效应”为核心概念，预言社会资源集中于少数金字塔菁英的贫富差距现象，不仅不会因为民主化的发展而趋缓，反而会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而加剧。
　　十年后，由快速经济增长推动社会流动的发展模式已经成为历史。随着新的宏观经济环境的出现，经济增长的步伐日趋缓慢，旧的社会发展形态在全球化压力之下，开始不可避免地出现裂缝。伴随而来的，就是中产阶级的逐渐消失，社会阶层开始出现“上流”与“下流”的两极化现象，而年轻世代(30岁～35岁)则源源不断地选择加入“下流”中的社会。
　　作为日本知名的社会现象研究者，三浦展跳出了以金字塔结构为模型的赢家通吃理论。他以日本年轻世代的消费观为主轴，通过自己于2004至2005年所进行的“阶层意识差别导致消费行为不同”的调查研究，重新系统梳理了日本社会阶层中日益严重的贫富两极化现象，并就此提出他的“下流社会”理论。书籍出版2个月即在日本销售40万本，进而在亚洲市场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关注与回响。
　　乍看“下流”这个词实在很不习惯，因为在汉语词汇中它是个贬义词，意味着“不好”，甚至是“流氓行径”。不过按照作者的解释，本书中的“下流”(downshifting)，作为动词来言，是指社会中的中产阶层因对现有经济生活状况的满足而丧失往上流动，即“上流”(upscaling)的进取心，从而在不自觉中往下分化，形成社会中占据多数的“下流阶层”。而作为名词的“下流”，也非指传统意义上的下层阶层，而是“和一般‘过着有一餐没一餐贫困生活的人们’的‘下层’印象是有差别的，只是和‘中流’阶层比较起来，似乎仍感到‘有什么不足’”。
　　这份不足，具体而言，就是原属中产阶级最傲人的积极性格之丧失和沉沦。三浦展认为，现在的“下流”阶层不仅拥有DVD放影机、个人计算机，若由所拥有的物质条件来看，下流阶层并不贫穷，而且可以较为富庶地享受生活。他们的最大的特征在于沟通能力、生活能力、工作意愿、学习意愿、消费意愿的全面下降，是一种“对全盘人生的热情低下”。
　　在作者看来，从“中流化”到“下流化”，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离不开日本社会经济结构的迅速转型。战后日本社会普遍贫穷，经济结构的改变和新部门的产生，吸引原属下层农工阶级的第二代，经由教育、专业能力的提升得以向上跃升。这股趋势向上的巨大动能，推动了日本经济从1950年代后半期到1970年代前半期的飞速增长，从而导致日本晋升为“中流社会”。然而，这个经济模式却在日本经济高度发达之后，逐渐崩解。战后父执辈顺利让日本向上提升，构建起井然有序的资本主义经济，让下一代过起衣食无忧的生活，结果却适得其反，日本年轻一代毋须过多努力便可以获得温饱，进而失去了继续前进的目标和动力，越来越多的人不但拒绝成为家庭和事业的中流砥柱，心甘情愿地选择加入下流社会的行列。
　　三浦展由是提出，若是整个社会充满了向上攀升的积极性，那么即便是缺乏积极性的人，都可以搭上这个潮流，不知不觉中随着上升。但是，如果整个社会停止上升，那么只有具积极性和有能力的人可以往上攀升，不具备这样能力的人则会往下沉沦。
　　《下流社会》不是一本艰涩难懂的理论书，可能在很多严谨的社会学家眼里，这本书的论述有过于松散、跳跃和过于记者印象手法。但是它之所以值得我们参考，正在于它所提出的议题已开始悄然在中国上演。父辈筚路蓝缕的奋斗精神并没有透过家庭或学校教育传递到后辈手上，反而类似日本社会，因为生活条件的显著改善而娇宠下一代。其结果，年轻一代整体企图心与追求向上的动力急剧衰减。特别是生于80后的年轻人，甚至被喻为中国版“垮掉的一代”，“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更是成为他们追求自我个性的正当性理由。这种只要享受权利不愿负责的自由自在人生观，正是三浦展认为向“下流”移动的关键阶层意识。失去向上提升动力，自甘向下沉伦的年轻世代如何带领中国开创未来，这应该是此书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此系列书网上应该有。谁能提供链接？

分析得很好，支持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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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 人大经济论坛 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pinggu.org/bbs/viewth ... amp;from^^uid=1259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