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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
前言
随着高等教育的不断普及，高校毕业生人数逐年上升，就业竞争日趋激烈。与此同时，社会对公共服务、基础医疗以及社区治理等具有显著社会价值的职业需求持续增长。特别是在推进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大背景下，鼓励大学生进入基层岗位服务社会，已成为国家人才战略中的关键一环。尽管政策层面积极倡导“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现实中仍面临诸多挑战：基层岗位吸引力偏低，多数毕业生更倾向于选择城市白领职位或高薪行业。这种结构性失衡不仅影响了基层服务能力的提升，也折射出青年群体在职业选择中理想追求与现实条件之间的矛盾。
在此语境下，“大学生参与基层就业”以及“对社会贡献型职业的偏好”逐渐成为教育学、心理学与公共管理交叉研究的重要课题。所谓基层就业，通常指毕业生前往县级及以下行政区域、乡镇中小学、城乡社区卫生机构、非营利组织等一线岗位工作；而社会贡献型职业则包括教师、护士、全科医生、公务员、社工等以增进公众福祉为核心职责的职业类别。虽然这两类职业并不完全重叠，但在功能属性上高度一致——均强调社会责任感、公共服务精神和长期投入意愿。因此，深入探讨影响大学生选择此类职业的心理动因、环境支持体系及制度激励机制，对于优化人才培养模式、推动人力资源合理配置具有重要意义。
已有研究指出，职业选择并非单纯的经济理性行为，而是由自我认知、家庭背景、教育经历和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部分学者聚焦于薪酬待遇、晋升通道等外部激励因素的影响[1]，另一些则关注职业认同感、人生意义追寻等内在驱动力的作用[2]。近年来，关于“MZ世代”（即千禧一代与Z世代）价值观演变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年轻一代在职业期待中更加看重工作的社会价值和个人成长空间，而非仅仅追求物质回报[3]。这一趋势为理解当前大学生为何愿意或不愿意投身基层和服务性职业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然而，现有研究成果仍存在若干局限：首先，多数实证研究集中于特定专业领域（如医学、护理），缺乏跨学科、多群体的比较研究；其次，对于“职业意愿”与“实际就业行为”之间存在的差距关注不足，未能系统揭示从偏好形成到最终择业的转化机制；最后，在理论建构方面，尚未形成整合个体心理特质、社会支持网络与制度环境的综合性分析框架。基于此，本文拟通过对近二十年来国内外相关文献的系统梳理与评析，全面考察影响大学生基层就业与社会贡献型职业偏好的核心因素，厘清各变量间的互动关系，并尝试构建更具解释力的整合模型，为后续政策设计与教育干预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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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
在分析大学生基层就业与社会贡献型职业偏好的影响机制时，需突破传统人力资本理论中“成本—收益”计算的单一逻辑，转向从个体心理结构、社会情境嵌入与制度激励三个维度进行综合解析。这三个层面并非彼此割裂，而是构成一个动态交互系统，在不同发展阶段对职业选择产生差异化影响。
1. 个体心理因素：自我形象、身体感知与幸福感的作用路径
个体对自我的认知是职业决策过程中的核心驱动力之一。Jeon 和 Noh（2024）针对183名美容专业大学生开展的研究显示，自我形象（self-image）、身体形象（physical-image）与幸福感（happiness）均与职业抱负呈显著正相关（p < .01）[4]。其中，自我形象的解释力度最强，可达30.3%，其次为身体形象（25.2%），而幸福感在回归模型中因相对影响力较弱被剔除。该结果表明，大学生在规划未来职业路径时，更多依赖其内在的自我概念稳定性与外在形象的可控程度，而非短暂的情绪体验。具体来看，具备积极自我认知的学生往往能设定清晰目标并持续努力，从而增强职业进取意愿。
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样本来源于美容类专业，其职业发展高度依赖外貌管理与人际沟通能力，因此身体形象的重要性尤为突出。但对于工程、信息技术等对外表要求较低的专业群体，该变量是否依然具备同等影响力，仍有待进一步验证。
与此相呼应的是 Jianguo 与 Fang（2020）关于“面部知觉”与职业期望之间关系的探索性研究[5]。尽管该研究未提供详尽数据支持，但其提出“外貌感知可能影响个体职业自信与社会适应能力”的假设，暗示了身体表征在职业社会化过程中的潜在作用。结合 Jeon 等人的发现可以推断：当个体认为自身形象符合某一职业群体所公认的典型特征时，其对该职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意愿会随之提升。例如，若护理专业学生认同“整洁、亲和、健康”的职业形象，则更可能将基层医疗机构视为理想的就业方向。反之，若个体感知到自身形象与目标职业存在明显落差，则可能产生心理回避，即便该职业具备较高的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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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感作为评估个体主观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已逐渐成为职业选择心理机制中的关键变量。尽管Jeon与Noh的研究指出其对职业决策的直接影响较为有限，但这并不表明情绪体验在其中无足轻重。相反，幸福感可能通过间接路径发挥作用，例如调节个体的压力应对策略或提升抗压能力。尤其是在基层岗位中，面对资源短缺、高强度工作负荷以及社会认可度偏低等现实挑战，强大的心理韧性往往成为决定是否留任的核心因素。因此，未来研究应进一步区分幸福感的短期波动与长期稳定状态，并深入探讨其在职业适应过程中的缓冲作用。
此外，职业选择并非孤立的个人行为，而是深嵌于复杂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的集体实践。Dong（2018）对中国青年公务员群体的研究揭示了一种“自我限制的剥夺性选择”现象：许多基层公务员虽对薪资水平低、工作内容单调感到不满，并萌生离职想法，最终却仍选择留下[6]。这种“想走却走不了”的困境，并非源于高度的职业认同或组织忠诚，而是受到多重社会力量的制约，包括家庭期望、同事关系、朋友圈影响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恐惧。
[此处为图片1]这一发现与Mitchell等人提出的“工作嵌入性”（job embeddedness）理论相呼应——员工之所以留在某一岗位，未必是因为满意，而是被一系列社会、经济和心理纽带所束缚[6]。Vardaman等（2015）进一步指出，个体在组织内部社交网络中的中心程度越高，其将离职意愿转化为实际行为的可能性就越低[6]。然而，Dong特别强调，在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家庭网络的影响尤为突出：家庭成员的情感依赖、经济支持乃至“面子”观念，都会显著抑制个体的职业流动性。这与西方个体主义文化中强调自主决策的模式形成鲜明对比。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被动滞留”状态可能带来负面后果。当个体长期处于与其价值观不符的工作环境中，容易产生抑郁、职业倦怠等消极心理反应，进而影响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特别是在公共服务类岗位中，情感劳动强度较高，若从业者缺乏内在动机支撑，仅依靠外部约束维持岗位，服务质量难免下降。因此，在尊重个体自由选择的前提下，构建更具弹性的制度支持体系，避免将“低流动率”简单等同于“高满意度”，是政策制定中亟需关注的问题。
另一方面，社交网络也可能发挥积极功能。Watson等（2007）在研究听力障碍大学生向高等教育过渡的过程中发现，个性化的支持服务能够有效识别并强化学生的优势能力，帮助其克服沟通障碍，顺利融入校园生活[7]。该理念可延伸至职业发展指导领域：高校可通过建立校友导师制度、朋辈辅导小组等形式，拓展学生的社会支持网络，使其在面临职业抉择时获得多元信息与情感支持。特别是对于计划前往偏远地区或特殊岗位就业的学生，提前建立人际联系渠道有助于降低不确定性感知，增强心理准备与适应能力。
如果说心理因素和社会关系构成了职业选择的“软环境”，那么薪酬待遇、职业发展空间以及教育资源配置则构成了影响流向的“硬条件”。Xia等（2020）对中国医学毕业生择业动因的分析显示，职业发展前景和薪酬水平是决定其是否选择全科医生岗位的主要影响因素[8]。这一结果打破了“医者仁心”的理想化叙事，表明即使在强调社会责任的职业中，现实利益考量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尤其在优质医疗资源集中于大城市的背景下，基层医疗机构常面临设备陈旧、培训机会匮乏、职称晋升困难等问题，导致高素质人才不愿下沉。
[此处为图片2]类似情况也存在于护理专业领域。Guo等（2017）对某医学院护理毕业生的调查显示，仅有39.25%的学生愿意赴基层就业，而性别、学制、实习经历、生源地及对基层工作的认知均对其就业意愿产生显著影响（P < 0.05）[9]。其中，实习经验的作用尤为明显——曾有基层实习经历的学生更倾向于将其作为首选就业方向。这说明实地接触有助于打破刻板印象，增进真实理解，从而改变职业偏好。因此，推动产教融合、增加临床轮转过程中基层岗位的比例，可能是提升基层就业意愿的有效途径。
同时，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问题亦不容忽视。Dowd与Coury（2002）研究了学费及其补贴对社区学院学生学业留存率和成就的影响，发现经济负担直接关系到教育完成情况，并间接塑造个体的职业起点[10]。对于来自农村或低收入家庭的学生而言，高昂的教育成本可能导致沉重的债务压力，迫使其优先选择短期内回报较高的职业路径，而非投身周期长、见效慢的社会服务行业。因此，完善助学贷款减免机制、设立专项奖学金以激励基层服务，是缓解结构性失衡的重要举措。
从跨文化视角来看，当代职业价值取向正在经历深刻转变。创业精神与公共服务动机的内涵被重新定义，反映出不同社会背景下个体对意义、成就与责任的理解差异。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交织的语境下，如何平衡个人发展诉求与社会需求，将成为未来职业引导与政策设计的重要议题。
在全球化与数字化的双重推动下，当代大学生的职业价值取向正经历深刻转型。Sofia（2024）采用TOPSIS方法对跨国创业倾向进行分析时发现，文化距离与个体内部控制点存在显著关联：社会文化越接近美国模式，个人越倾向于相信自身能够主导命运走向，从而表现出更高的创业意愿[11]。反之，在文化差异较大的环境中，人们对命运的掌控感降低，更可能接受既定的社会安排。这一研究揭示出职业偏好并非纯粹个体选择，而是在特定文化语境中被建构的结果，深受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叙事的影响。
在中国，公务员考试持续升温，反映出相当一部分青年仍将“体制内工作”视为理想的职业归宿。Dong（2018）将此类选择称为“自我限制的剥夺性决策”，即个体明知岗位与自身特质不完全匹配，仍因对安全感的强烈需求而坚持报考[6]。这种现象的背后，既有历史路径依赖的影响——如计划经济时代单位制所遗留的心理惯性，也包含现实压力的驱动，例如高房价、婚育成本以及就业不确定性等因素。相较之下，真正基于公共服务动机（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主动投身基层服务的比例仍然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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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价值观变迁的积极信号。Wahl 与 Blackhurst（2000）早前的研究指出，青少年的职业志向和教育目标受到家庭、学校、同龄群体以及媒体信息的多重塑造，并随着年龄增长逐步从理想化转向现实考量[12]。如今，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通过参与志愿服务、社会调研和实习实践等方式深入基层一线，开始重新思考“成功”的内涵。部分高校已试点推行“基层定向人才培养项目”，将专业课程与实地锻炼相结合，致力于培养兼具专业素养和社会责任感的新一代人才。尽管这些项目的长期成效尚需进一步追踪评估，但其理念本身体现了教育系统在重塑职业价值观方面的积极探索。
综合现有研究成果可见，大学生选择基层就业或从事社会贡献型职业的过程具有多层次性和动态演化特征。在个体层面，自我认知、身体形象等心理因素在早期职业偏好的形成中发挥关键作用，尤其在对外观敏感的专业领域表现更为明显；在社会关系维度，情感依附与组织归属感既可能促进稳定履职，也可能导致被动滞留；而在制度结构方面，薪酬水平、晋升通道以及教育资源配置则直接决定了职业选择的实际可行性。这三类因素交织作用，共同构成了当前“意愿高涨但行动不足”的结构性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部分研究强调内在动机的核心地位，但现实数据表明，经济理性仍是不可忽视的基础性考量。特别是在医疗、护理等专业领域，职业发展前景与收入待遇对毕业生就业去向具有决定性影响。因此，仅依靠思想宣传难以实现根本转变，必须辅之以实质性的政策支持与资源倾斜。同时，也不能忽略深层文化结构对职业认知的长期塑造作用。在当前中国社会普遍推崇“体制稳定”与“体面工作”的氛围中，若要真正激发青年主动投身基层的热情，还需推动社会评价体系的重构，提升公共服务类职业的社会尊严与公众认同。
未来研究可在以下方向进一步拓展：其一，加强纵向追踪设计，系统记录学生从入学、在校学习到毕业就业全过程中的职业观念演变轨迹；其二，扩大样本多样性，涵盖不同层次高校、学科背景及地域来源的学生群体，增强研究代表性；其三，引入混合研究方法，融合量化数据分析与质性深度访谈，深入揭示职业决策背后的隐性逻辑与情境机制。唯有如此，才能为建立更加公平、高效且可持续的人才流动机制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与实践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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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Guo Jialin, Xiaozhi Yang, Fei Wang, Shao-yan Liu 和 Zhi-feng Zhao 在2017年的研究中探讨了高职院校护理专业学生求职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该研究发表于第七届国际教育、管理、计算机与医学学术会议论文集，编号为59:25870408，由Atlantis Press出版，并可通过https://doi.org/10.2991/emcm-16.2017.28获取。
[5] Jianguo Q. 与 Wang Fang 于2020年在《教育与社会发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发表了关于大学生“面子观”与其职业期望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探讨了社会心理因素如何影响个体的职业发展预期。
[6] Dong Tiantian 于2018年在中国公务员职业选择领域展开研究，提出“自我设限的被剥夺选择”这一概念。该研究收录于第七届社会科学与教育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中，编号132:25889239，Atlantis Press出版，DOI为10.2991/SSER-17.2018.25。
[7] Dowd Alicia C. 与 Tarek Coury 在2002年的研究中分析了学费及学费补贴对社区学院学生长期坚持学习和学业完成情况的影响。研究成果发表于美国院校研究协会年度论坛会议录，揭示了经济支持在高等教育持续性中的关键作用。
[8] Sofia R. 于2024年运用TOPSIS方法对创业行为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结果发表在《现代管理与商业趋势》第5卷第3期，DOI链接为https://doi.org/10.46632/rmc/5/3/6，展示了多准则决策方法在创新创业研究中的应用价值。
[9] Wahl K. H. 与 A. Blackhurst 在2000年探讨了影响儿童与青少年职业及教育志向的多种因素，相关论文发表于《职业学校辅导》第3卷，页码367，强调早期心理与环境因素对未来发展目标的塑造作用。
[10] Mativo J., R. B. Hill 与 P. W. Godfrey 在2013年进行了一项比较研究，分析了在线教学与面对面授课在技术类院校数学教学中的人因工程与设计差异。该研究刊登于《STEM教育：创新与研究》第14卷，页码范围为36–44，揭示了教学模式对学生学习成效的影响机制。
[11] Kolvitz Marcia 等学者于2007年探讨了听障学生在虚拟学习环境中所面临的需求与适应问题，相关研究收录于Watson等人编著的《高等教育环境中听障学生的学习支持》一书中，为包容性远程教育提供了理论依据。
Terence R. Mitchell、Lynn M. Holtom 与 Thomas W. Lee 在2001年发表于《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第15卷第4期的研究中，探讨了如何有效保留组织中最优秀的员工。该研究题为“如何留住你最优秀的员工：制定有效的留任策略”，内容聚焦于构建系统性的人才保留机制，旨在降低关键人才的流失率。
文章指出，员工离职往往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由工作满意度、职业发展机会、组织支持感以及工作环境等多重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企业需从整体战略角度出发，设计具有前瞻性和针对性的 retention policy（留任政策）。作者强调，识别高绩效员工的离职预警信号，并及时干预，是提升保留成功率的关键环节。
研究还提出，管理者应重视员工的心理契约，增强其归属感与认同感。通过提供清晰的职业路径、公平的晋升机制以及富有竞争力的激励体系，组织能够显著提高核心人才的忠诚度。此外，营造积极的团队氛围和领导支持文化也被视为维系员工长期留任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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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该文为组织在人才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提供了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导，帮助企业构建更加科学和可持续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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