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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CBF-AML（核心结合因子急性髓系白血病）的临床管理中，危险分层与治疗策略的选择一直是讨论的重点。翁光样教授提出了三个具有代表性的临床问题，涉及分子标志物对预后的影响、靶向药物的应用以及维奈克拉在特定亚型中的疗效，史鹏程教授结合自身经验和文献依据进行了深入解答。
关于ASXL1合并ETO融合基因患者的危险分层及移植决策
ASXL1突变通常被归类为高危因素，根据ELN风险分层标准，携带该突变的患者多划入高危组。然而，当ASXL1突变与CBF-AML常见的t(8;21)/RUNX1-RUNX1T1（即ETO融合）共存时，其预后判断变得复杂。有研究显示，此类双重异常患者预后较差，化疗反应可能不佳，因此是否应直接推荐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成为临床关注焦点。
对此，史鹏程教授指出，目前国际上对于KIT突变（尤其是t(8;16)相关的变异）与预后关系的研究较为充分，而ASXL1在CBF-AML背景下的独立预测价值仍存在争议。不同治疗方案可能显著影响最终结局——例如国外常采用化疗联合CD33单抗（如吉妥珠单抗），国内则探索加入索拉非尼等TKI类药物进行干预。
以南方医院的经验为例，在接受含索拉非尼方案的患者中，四个疗程后达到完全分子学缓解（CMR）的比例超过80%，且无事件生存率（LFS）明显优于未使用者。这提示治疗模式本身对MRD清除和长期预后具有重要调节作用。
因此，尽管ASXL1在一般情况下被视为不良因素，但在CBF-AML背景下，不宜简单将其纳入高危分类。关键仍在于动态监测微小残留病灶（MRD）。若患者经两个巩固疗程后，ETO转录本下降未达3个对数级，则建议考虑移植；反之，若早期实现深度分子学缓解，是否必须移植尚需进一步观察和个体化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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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法替尼在特定遗传背景AML中的应用探索
针对第二问中提到的TKI类药物使用情况，特别是阿法替尼的应用前景，史鹏程教授分享了实际临床经验。虽然该药并非主流AML治疗选择，但已有尝试用于某些特殊突变类型，如伴有KIT异常或染色体8、10、17号相关易位的病例，尤其在t(8;16)这类少见但侵袭性强的亚型中有一定理论基础。
在南方医院的实际应用中，曾有两例MRD持续阳性、RUNX1-RUNX1T1维持低水平表达的患者接受了阿法替尼联合治疗。结果显示，其中一例在用药两个月后实现分子学转阴，表明该药具备一定的清除残留克隆能力。然而，后续随访发现该患者在3至4个月后再次出现分子学复发，提示单用靶向药物难以维持持久缓解。
此外，临床操作中也存在一定顾虑：阿法替尼与化疗联用时可能加重骨髓抑制，特别是血小板减少的风险，使得治疗过程需谨慎把控剂量与时机。总体来看，虽有个案显示疗效，但证据级别有限，尚不能作为常规推荐，未来还需更多前瞻性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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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奈克拉在ETO阳性AML中的潜在作用探讨
关于第三个问题，即维奈克拉在CBF-AML特别是ETO融合阳性患者中的疗效，目前尚无统一结论。既往研究表明，维奈克拉联合阿扎胞苷在NPM1突变型AML中可有效清除微小残留病灶，尤其在MRD阳性或分子学复发的情况下表现出良好响应。然而，这一效果能否外推至CBF-AML群体仍待验证。
部分专家认为，由于CBF-AML本身具有较好的化疗敏感性，且依赖BCL-2通路的程度相对较低，因此维奈克拉在此类患者中的增效作用可能有限。现有报道中亦有观点指出，ETO阳性病例对维奈克拉反应欠佳，提示其生物学行为与其他AML亚型存在差异。
综上所述，现阶段不建议将维奈克拉作为CBF-AML的标准维持或挽救治疗手段，除非在临床试验框架下进行探索。对于复发或难治性患者，更应综合基因谱、MRD动态及既往治疗反应来制定个体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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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Viale-A研究中，VA方案实际上将伴有核结因子异常的白血病类型排除在外。从我们中心的临床实践来看，对于具有t(8;21)或inv(16)遗传学特征的急性髓系白血病（AML）患者，通常不推荐使用VA方案。我们接收自外院的部分t(8;21)患者曾接受VA治疗，但多数未实现完全缓解；即便部分患者达到形态学缓解，其微小残留病（MRD）水平仍显著偏高，常在40%至50%以上，个别甚至高达90%。这意味着虽然显微镜下难以检出白血病细胞，但M2-ETO融合基因的表达仍持续存在。
综合观察发现，维奈克拉联合阿扎胞苷对t(8;21) AML患者的疗效相对有限。其背后可能涉及多种耐药机制，其中MCL-1的高表达被认为是一个关键因素。此外，该类疾病的发病机制还与表观遗传调控异常、BCL-2家族蛋白表达失衡等因素相关。除经典的M2-ETO融合基因外，这类患者常伴随激活型信号通路突变，如KIT、FLT3及RAS通路等，这些增殖驱动信号未能被现有治疗有效抑制，可能是导致疗效不佳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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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我们尝试在维奈克拉基础上加用索拉菲尼，以靶向抑制上述异常激活的增殖通路。已有研究提示两者存在协同作用，我们的初步临床观察也支持这一观点。对于MRD持续低水平阳性的患者，采用维奈克拉联合索拉菲尼的策略，可能有助于进一步清除残留克隆。不过，目前仅限于个案观察，尚需更多数据验证，这也仅代表我个人的临床体会。
讨论二
王华锋教授提问：
第一个问题：尽管你们已动员并保存了供者的干细胞用于预防复发及后续移植准备，但从维持治疗的角度出发，是否考虑让患者长期接受某种干预？
第二个问题：我不太清楚该患者复发后的生物学特性变化，是否有更详细的分子或免疫学信息可供参考？
赵卫华教授解答：
该患者移植后的随访管理一直由我们移植团队负责。我们也深入讨论过他的病情。患者转入我科后经历多轮化疗，期间血象波动剧烈——每启用一种新药，往往3到5天内即出现严重骨髓抑制。至今其血象仍未完全恢复，虽暂无需输血支持，但整体造血功能极为脆弱。
因此我们非常谨慎，担心一旦再次引入阿扎胞苷、维奈克拉或阿法替尼等药物，可能导致血小板急剧下降。当前策略是在血象相对稳定时，优先采取最安全的方式预防复发。抢先性输注供者干细胞是我们正在实施的主要手段。未来可能会根据监测结果，定期安排再次输注。至于何时启动靶向药物治疗，我在此也希望听取各位专家的意见。
目前患者处于移植后约三个月阶段。此前仅完成了干细胞输注，尚未启动其他治疗。我已与移植组医生沟通，他们建议暂缓进一步干预，让患者继续恢复。现阶段状态尚可，建议先密切监测，视情况逐步推进。例如，在输注干细胞后动态追踪MRD变化，真正做到“走一步看一步”。
同时，我也非常认同王主任的观点——我们在病例分析上还需更加深入。刚才史教授分享的病例极具启发性。我也计划回头重新整理我们多年前收治的相关病例资料，尽管病人不在本院且时间较久，但仍有必要系统回顾其初诊特征、复发难治阶段的克隆演变过程，并进行前后对比。这类总结将极大提升我们对类似难治性病例的认知。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患者按ELN指南属于低危组，而在我们的风险分层体系中划为中危，但实际治疗反应却极差。这提示我们临床上确实存在一些看似预后良好却异常难治的病例。面对达沙替尼、索拉菲尼、阿法替尼等多种可用靶向药，如何选择成为关键问题。
当时患者入科时一般状况极差，几乎没有条件逐一尝试不同药物。基于紧迫性考量，我们最终选择了阿法替尼。一方面因其具有一定适应症依据，另一方面也考虑到其起效速度较快，适合紧急情况下的桥接处理。
骆云雅教授提问：
第一个问题：对于移植后的患者，我们应该如何提前干预？怎样才能早期识别复发迹象？具体应采用哪些监测指标？监测频率应该如何设定？
第二个问题：面对如此多的靶向药物选择，为何最终决定使用该药？您刚才提到是因为患者病情危重、时间紧迫，而该药起效相对较快，是这样吗？
我们使用阿法替尼的实际经验相对有限，这例患者是我们近几年来首次尝试使用的案例。用药后仅三天，患者的血象就出现了明显下降，恢复情况也不理想，因此我们对该药物至今仍心存顾虑，后续也未再对其他患者启用该药。出于对安全性的考量，我们始终倾向于采取更为稳妥的治疗策略。尤其考虑到这位患者肺部感染本就依赖药物勉强控制，一旦血象进一步降低，极有可能引发难以控制的感染风险，所以我们对此类干预持谨慎态度。
通常情况下，对于移植前属于高危组、甚至是被迫进行移植的患者，其移植后复发的风险显著升高。为此，我们团队一般会考虑提前实施干预措施。但具体何时开始干预，则需结合患者血常规的稳定性来判断——有的患者在一个月后启动，有的则延迟至两个月甚至三个月，完全依据个体差异而定。[此处为图片1]
以该患者为例，恰好赶上春节期间，若非这个时间因素影响，我们会安排他更早返院接受干细胞输注。我们的输注方案通常基于供者前期采集的干细胞数量，多数情况下会进行两次或以上的输注，以增强植入效果。此外，结合抗排斥药物的应用背景，我们也会酌情加入靶向治疗药物。
目前临床中所用的维持方案并不统一，部分患者采用阿扎胞苷，部分使用维奈克拉，还有一些根据特定基因突变选用相应靶向药。例如针对FLT3-ITD阳性的患者，可能会选择索拉菲尼或吉瑞替尼等药物。最终决策主要参考患者既往的药物敏感性及用药史综合评估。
然而无论选择何种药物，我都认为必须与负责移植的医生充分沟通并共同探索最佳方案。因为绝大多数患者在移植后的血液指标都非常脆弱。就像这位患者，在转入我科之前长期处于血小板低于10×10/L、白细胞常维持在个位数的状态，处理起来极为棘手，这也是我们格外谨慎的重要原因。
目前关于移植后预防复发的具体策略，尚无明确指南支持。虽然原则上允许使用相关药物进行干预，但如何应用、何时启动、持续多久，仍需由移植医生根据每位患者的具体情况个体化制定。
聂大年教授提问：
以往我们认为AML-ETO融合基因多对应于形态学上的M2b类型；而CBFβ-MYH11则常与M5型（即急性单核细胞白血病）相关联。但今天所展示的两个病例均为单核细胞白血病，这是否提示临床上存在一定的偏离？你们在实践中观察到这种基因-形态对应关系的比例大约是多少？
赵卫华教授解答：
在过去基因检测尚未普及的年代，我们主要依赖形态学分类。但现在随着分子诊断技术的发展，许多原本依靠形态判断的亚型已逐渐被基因结果取代。比如现在“M2b”这一诊断名称，实际上已经很少由形态室报告给我们了。当前临床上更多是以基因检测作为确诊依据，因此M2b的诊断频率大幅减少，基本不再作为常规报告内容。
讨论三
王华锋教授提问：
您在移植后发现患者仍有残留基因异常，随后采用了阿法替尼联合地西他滨治疗。后期改为单用地西他滨，是出于经济负担的考虑，还是有其他的临床权衡？我个人认为，若条件允许，继续使用阿法替尼维持可能更有助于控制病情。
黄克智教授解答：
确实，调整方案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因素。患者每年用于阿法替尼的花费接近20万元，经济压力较大。另一方面，我们也观察到c-kit基因的定量水平呈持续下降趋势，且患者本人也希望尝试停药，观察后续基因监测结果的变化。幸运的是，最近几次检测中c-kit基因定量均持续为阴性，低于0.001%。基于此，患者目前已停用阿法替尼，仅保留地西他滨进行维持治疗。
关于刚才王主任提到的形态学问题，我们实验室的形态学专家确实经验丰富。同时，流式细胞学检查也为诊断提供了重要支持。形态学老师特别关注肥大细胞的存在与否，这两方面的结果相互印证，再加上后续基因检测的支持，整体结论较为一致。
骆云雅教授提问：
我们在前期缺乏类似经验的情况下看到您采用了多层次监测手段，包括流式细胞术、荧光定量PCR以及数字PCR。那么对于c-kit基因的定量监测而言，它在早期干预决策中究竟具有怎样的指导价值？当患者已达较好缓解状态时，我们需要达到何种监测标准才应启动更积极的干预措施？
黄克智教授解答：
这个问题我也无法给出确切答案。但正如您所指出的，从发病机制角度看，该患者最初就表现出两种恶性克隆共存的现象。确诊时我们已能识别出两种不同表型的克隆，其中AML克隆占据主导地位，无论是形态学还是流式分析都显示其比例约为十几比一，远超另一克隆。
至于患者此前是否存在肥大细胞增多的相关表现？临床上并未发现典型症状，如肥大细胞脱颗粒引起的瘙痒、潮红或组织浸润征象等均未出现。倘若我们能在疾病发生前预知风险，或许可以利用早期保存的样本进行单细胞测序，追踪不同时间点的克隆演变过程——当然，这只是事后设想。
如果未来能在治疗过程中系统性地收集各阶段的细胞样本，并开展深入研究，例如通过单细胞测序分析克隆动态变化，将有助于我们理解疾病的进展机制和基因突变演化规律。这是我个人的一点思考与体会。
翁光样教授提问：
问题一：
对于患者的监测，正如骆主任所提到的，涉及多个层面的检测工作，整体执行得非常到位。此前我们并未常规开展c-kit突变的监测，因此对相关技术细节也较为关注。例如，采用PCR方法进行c-kit检测时，其定量标准是如何界定的？从目前提供的数据来看，检测深度和敏感度都相当高，最低可识别至0.01%的突变水平。值得注意的是，即便ETO已经转阴，c-kit仍呈现阳性状态，提示该位点可能具有更持久的残留病灶特征。
此外，有专家注意到贵单位较早将克拉曲滨用于移植后的维持治疗。请问在实际应用中，维持治疗所使用的剂量是多少？未来我们也希望借鉴此类经验，因此想了解具体用药方案及疗程安排。
[此处为图片1]黄克智教授解答：
患者自移植后约十个月开始（即2023年3月）接受地西他滨治疗，所用剂量较小，为每日15mg/m，每疗程连续使用3天。截至目前已完成八个疗程，总体用药强度较低。关于c-kit突变的检测，我们采用的是数字PCR技术，由上海迪硕贝肯公司提供检测服务。其判定标准为：若变异频率低于0.001%，则报告为阴性；高于此阈值即予以报出。我们在临床上确实观察到如0.03%等低水平阳性结果，说明该方法具备极高的灵敏度。甚至相较于传统的ETO qPCR检测，数字PCR在MRD监测方面展现出更高的敏感性。
互动问答环节
问题一：
伴有ASXL1突变阳性以及三联体染色体异常的ETO阳性急性髓系白血病（AML）患者，其预后如何？治疗策略应如何制定？
史鹏程教授解答：
ASXL1突变阳性的病例，建议重点关注MRD动态变化趋势。至于三联体染色体改变的情况，我们在临床中已观察到两例类似患者均出现复发，提示此类遗传学特征可能与不良预后相关。但目前尚缺乏足够循证依据，其确切预后价值及最佳干预方式仍需更多临床数据积累来进一步验证。
问题二：
一名48岁男性AML-M2a患者，初诊时同时存在AML1-ETO和P53突变。已接受HAA方案3个疗程、IA方案2个疗程，期间MRD一度上升至0.07%，随后给予中剂量阿糖胞苷治疗2个疗程后MRD转阴。患者拒绝造血干细胞移植，要求继续化疗，请问后续应如何管理？
史鹏程教授解答：
该患者已完成六个诱导/巩固疗程，且当前MRD处于阴性状态，建议进入密切监测阶段。后续可根据MRD波动情况决定是否需要进一步干预。关于P53突变在此类病例中的预后意义，目前尚不明确，并不一定代表独立的不良因素。
张钰教授补充解答：
提问者所指的MRD应为分子层面的微小残留病。若未明确检测类型，则需先确认是否存在真正的分子学残留。若确为分子MRD，0.07%属于极低水平，可暂不急于干预，重点在于连续动态追踪。
问题三：
CBF融合基因由阴性转为阳性（低拷贝数），与持续性低拷贝阳性之间有何区别？近期有一例患者在第三次巩固治疗后，CBF由阴转阳，检测值为0.08%，而流式细胞术MRD为阴性，该如何评估与处理？
史鹏程教授解答：
对于低拷贝数的CBF阳性结果，关键在于数值的具体范围。通常认为低于0.1%的水平复发风险相对较低。针对由阴转阳的情况，如本例第三次巩固后出现0.08%的低水平阳性，虽具警示意义，但仍属低位残留。此时可考虑启动抢先干预，例如使用地西他滨联合CAG方案加索拉非尼，或尝试维奈克拉联合索拉非尼的组合疗法，部分患者有望实现再次转阴。
张钰教授补充解答：
在判断低水平CBF阳性结果时，务必核查内参基因的质量与稳定性，尤其是在临界值附近的结果，内参表现直接影响结果可靠性。对于0.08%这一数值，可先行观察，在2–4周内复查。若数值呈指数级上升，则提示疾病进展趋势，应及时干预；若保持稳定或下降，则无需立即治疗。此外还需回顾病程中之前的转阴情况——是首次巩固即转阴，还是经历多次才达到一次阴性？若仅一次短暂转阴后迅速反弹，则提示此前结果可能存在假阴性，整体MRD动力学更为重要。
总结发言
张钰教授总结：
在AML的长期管理中，MRD的动态监测至关重要，尤其是分子学指标的变化趋势往往比单次结果更具指导意义。对于低水平阳性或由阴转阳的情况，应结合内参质量、既往转阴史及整体治疗背景综合判断，避免过度干预或延误时机。随着检测技术的进步，如数字PCR的应用，使我们能够更精准地捕捉极低水平的残留病变，为个体化治疗决策提供了有力支持。
今天我们聚焦于核结合因子相关白血病的临床与研究进展。由于该类疾病涉及的问题较为复杂，难以在一次讨论中全面覆盖。值得注意的是，这类白血病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尤其在遗传学层面的危险分层方面，尚存在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空间。
我们科室关于核结合因子白血病的研究数据主要由史鹏程教授牵头整理、随访并主导临床研究工作，积累了大量详实的病例资料。根据现有数据分析，超过70%的核结合因子白血病患者伴有增殖相关基因突变，如KIT、FLT3及RUSH等；另一部分则表现为剪接体突变；此外，还有一类常见的是表观遗传调控相关的甲基化修饰突变，包括ASXL1、IDH等基因变异。同时，染色质调节相关突变也较为突出。这三类分子改变被认为是导致“细胞不死”现象的重要机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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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一花一世界”，核结合因子白血病虽为特定亚型，却可视为急性髓系白血病（AML）整体特征的一个缩影。目前国际上普遍将此类患者归入遗传学预后良好组别。欧美国家多采用以核苷类似物联合大剂量阿糖胞苷为基础的治疗方案，并常加用GO（吉妥珠单抗）或ida（去甲氧柔红霉素）。例如MD Anderson癌症中心采用的FLAG-GO方案，欧洲则倾向使用IAE联合高剂量阿糖胞苷策略。总体而言，这类患者通常不常规推荐进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据文献报道，MD Anderson的FLAG-GO方案可实现约80%-85%的五年生存率（若记忆无误）。
然而在国内，我们的风险分层和治疗策略有所不同。特别是对于t(8;16)融合基因阳性的患者，我们将其划归为中危组，这一分类与其独特的生物学行为及当前治疗手段的局限性密切相关。国内主流做法是采用标准7+3诱导化疗，缓解后通过中至大剂量阿糖胞苷进行巩固治疗，并依据微小残留病灶（MRD）的动态变化来决定是否实施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
t(8;16)之所以被列为中危，是因为现有的常规治疗难以有效控制其复发风险。本次讨论的三个典型病例均涉及t(8;16)异常：其中两个为t(8;21)，一个为inv(16)，且均合并t(8;16)共突变。回顾我科的数据发现，t(8;16)的发生率约为15%，与国际队列结果基本一致。相较之下，t(8;21)更为常见，而inv(16)的比例略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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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这些患者的核心问题仍未完全明确：是否应接受异基因移植？应联合何种靶向药物？最佳移植时机如何把握？MRD又该如何科学监测？这些问题仍是临床上亟待解答的难点。
此次分享的三个病例极具代表性，尤其是前两例以及第三例由聂主任团队提供的特殊病例。值得注意的是，在初始诱导及强化巩固阶段，这三个病例均未联合使用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结果显示出MRD清除效果极不理想。最终三人均在复发后接受了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这一决策凸显了当前治疗路径中的关键转折点。
那么，是否应在首次完全缓解（CR1）期即考虑移植？正如翁教授所提及，早期数据显示：携带KIT突变的患者在接受异基因移植后确实能够获益，而无KIT突变者则未必如此。但随着新数据的积累，特别是联合索拉非尼治疗队列的结果逐步显现，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据史教授最新提供的统计结果显示，在t(8;21)合并t(8;16)v共突变人群中，联合使用TKI（如索拉非尼）的组别，其MRD转阴率接近70%，而对照组无一例转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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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在分子水平实现深度缓解方面，TKI的加入显得尤为关键，尤其是在诱导与巩固治疗早期就应纳入方案。尽管如此，这种干预是否最终能转化为总生存（OS）的显著改善？是否有可能使部分患者避免移植？这些问题仍需更大样本、前瞻性队列研究进一步验证。
本次病例分享中，我们也看到了多种TKI的应用实践：有使用达沙替尼的，也有采用阿法替尼的案例。尤其第三个病例，除t(8;16)外还合并肥大细胞增多症，颇具特殊性。该患者在移植后接受阿法替尼维持治疗，实现了理想的分子学阴性状态。这也引发了关于KIT等增殖通路突变在MRD监测中价值的深入讨论。
需要指出的是，KIT、RUSH以及FLT3-ITD这类增殖相关突变在微小残留检测中存在一定挑战，尤其是阴性预测值偏低。原因在于常规PCR方法检测深度有限。以我们实验室的经验为例，虽然常规PCR显示FLT3已转阴，但通过数字PCR检测仍可发现低水平阳性信号。这说明，阳性结果的预测价值极高——一旦检出，往往提示需要及时干预。因此，对KIT等位点的持续动态监测具有重要临床意义。
回看今天的三个病例，令人惊讶的是，三者均存在KIT合并t(8;16)突变，而这并非事先安排，而是巧合中反映出共同关注焦点。未来我们或许可以探索一种低毒高效、靶向协同的联合方案，力争在早期实现MRD阴性，从而减少甚至避免移植需求。当然，如果现有数据表明即使不移植仍面临极高复发风险，则移植的地位仍不可替代。这些都需要更多高质量队列研究的支持。
最后补充一点关于维奈克拉（Venetoclax）的观察。针对t(8;16)患者，维奈克拉联合方案的整体疗效并不理想。例如华峰团队报告的DAV方案（7+3+维奈克拉）虽达到100%缓解率，但我们尚不清楚其中t(8;16)占比及其诱导后分子转阴情况，这部分信息非常值得进一步了解。总体来看，维奈克拉联合强化疗能否克服t(8;16)对传统化疗相对不敏感的特性，仍有待证实。
目前高三尖杉酯碱在国内应用较少。而维奈克拉联合阿扎胞苷方案对KIT或t(8;16)突变患者几乎无效。不过已有国内学者尝试将维奈克拉与米哚妥林或其他TKI联用，观察到一定反应性，提示可能存在协同效应。正如史教授提到的维奈克拉与TKI联用策略。但赵玉华教授分享的病例提示，在肿瘤负荷较高的情况下，此类组合可能效果不佳。那么，是否可将其用于低水平残留状态下的维持治疗，以实现更深程度的MRD清除？这一点极具探索价值。
患者为一名67岁的男性，因“排便习惯改变伴随大便带血超过两个月”前来就诊。自述近两个月来排便频率明显增加，每日排便次数达到3至5次，且伴有鲜红色血液附着于粪便表面，偶有里急后重感。未出现明显腹痛、发热或体重显著下降。既往身体健康，无长期慢性疾病史，否认家族中有结直肠癌病史。
体格检查显示生命体征平稳，腹部平坦柔软，未触及明显包块，全腹无压痛及反跳痛。肛门指检发现距肛缘约5厘米处可触及一环形不规则隆起性病变，质地较硬，活动度差，指套退出时可见血迹。初步怀疑为直肠恶性肿瘤，遂安排进一步辅助检查以明确诊断。
[此处为图片1]实验室检查结果显示：血常规提示轻度贫血（Hb 98 g/L），肿瘤标志物CEA水平升高至12.4 ng/mL（正常值<5 ng/mL），CA19-9在正常范围内。电子结肠镜检查见直肠中下段有一环周生长的溃疡型肿物，表面凹凸不平，易出血，肠腔明显狭窄，内镜难以通过。取组织进行活检，病理报告示“直肠腺癌，中等分化”。
[此处为图片2]为进一步评估病情分期，行盆腔增强MRI检查，显示肿瘤侵犯直肠壁全层，并向外浸润至直肠周围脂肪组织，未见明显淋巴结转移征象。胸部CT及腹部增强CT未发现远处转移灶。综合各项检查结果，临床诊断为“直肠癌cT3N0M0，IIA期”。
经多学科团队讨论后，决定先行新辅助放化疗以缩小肿瘤体积、降低局部复发风险，随后择期实施根治性手术。患者接受为期6周的同步放化疗方案，包括体外放射治疗（总剂量50.4 Gy/28次）联合口服卡培他滨化疗。治疗结束后复查MRI显示肿瘤明显退缩，肠壁增厚程度减轻，与周围组织间隙清晰。
[此处为图片3]放化疗完成约6周后，行腹腔镜辅助低位前切除术（Dixon手术），术中见肿瘤位于直肠中下段，已明显缩小，与术前影像学评估相符。完整切除病变肠段并清扫区域淋巴结，术后病理提示肿瘤残留少量癌细胞，退缩分级为TRG 2级，切缘阴性，淋巴结未见转移（pT2N0）。患者术后恢复良好，无严重并发症发生。
术后继续完成辅助化疗，采用XELOX方案（奥沙利铂+卡培他滨）共6个周期。定期随访监测CEA水平及影像学变化，术后一年内未见肿瘤复发或转移迹象。目前生活质量良好，排便功能基本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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