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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行为原生与三值纠缠模型：AI元人文的哲学奠基与范式革命
摘要
当前，“价值对齐”在人工智能领域面临深刻的理论与实践困境，其根本原因在于预设了人类价值是静态且可被完整定义的实体。本文系统阐述岐金兰所提出的“AI元人文”构想背后的哲学基础，重点论证其中“意义行为原生”命题以及“三值纠缠模型”所带来的范式革新。文章首先剖析传统价值哲学在面对智能体时的解释力局限，进而提出以行为主义、关系主义与演化主义为核心的三重哲学转向，将价值的本体锚定于公开、可观测的行为实践与叙事互动之中。在此基础上，批判性地解构了传统的“信念-欲望”心理模型及价值的“内在主义-实在论”立场，构建出以“行为倾向拓扑”和“叙事场”为核心的新解释框架。“三值纠缠模型”（即欲望值、客观值、自感值）作为该体系的动力机制，为理解价值从个体决策到社会共识的涌现过程提供了统一视角。研究结论表明，这一哲学建构并非旨在提供终极答案，而是为建立一种动态、可反思、可持续演化的共生意愿体系，奠定了新的元理论起点与方法论工具。
关键词：意义行为原生；三值纠缠模型；AI元人文；价值哲学；范式革命；人机共生
1 引言：AI时代的价值哲学危机
人工智能，尤其是具备自主行动能力的智能体，已超越传统工具范畴，成为一面映照人类自身价值结构的“哲学镜像”。无论是强调理性法则的义务论，还是侧重效用计算的功利主义，传统价值理论均根植于人类特有的生物基础、历史经验与主体意识之中。当这些理论应用于由算法与数据驱动、缺乏情感体验与具身感知的AI系统时，诸如“道德自觉”、“主观幸福感”等核心概念便失去了原有的支撑点。
主流“价值对齐”路径因此暴露出深层的哲学缺陷。它默认存在一套可以被形式化表达、固定不变的“人类价值集合”，只需通过技术手段“嵌入”AI即可。这种设想在认识论上表现为价值认知的独断，在实践中则容易滑向技术官僚主导的“价值强加”。结果往往是：复杂多元的价值被简化为可量化的优化目标，或在遭遇不可通约的伦理冲突时陷入僵局。这不仅是一个工程难题，更是一场关于价值“存在方式”与“认知路径”的本体论与认识论危机——我们亟需回答：非人类智能如何承载并实践价值？
为回应此挑战，岐金兰提出的“AI元人文”构想实现了一次根本性的范式跃迁。它不再追问“价值究竟是什么”的本质问题，转而聚焦于“价值如何在人机交互中被共同建构、协商与演化”。本文的核心任务，即是梳理这一构想所依赖的哲学根基——“意义行为原生”主张及其操作性模型“三值纠缠模型”。我们将论证，这一新范式不仅是对旧有理论的突破，更为未来人机协同的价值治理提供了动态、开放且可进化的理论框架。
2 意义行为原生：价值哲学的三重转向
“意义行为原生”是AI元人文体系的第一性原理。它指出：意义与价值并非先验存在的抽象理念，也不是封闭于个体内心的主观状态，而是在具体情境中通过主体间的公开行为与叙事交流持续生成的关系性产物。该命题通过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哲学变革得以确立。
2.1 本体论转向：从心理实体到公共行为
传统价值理论常陷入“内在主义”误区，即将价值归结为信念、欲望或情绪等内在心理要素。“意义行为原生”实现了彻底的去心理化处理。它主张，价值的唯一现实载体是发生在时空中的、可记录、可验证的公共行为序列。例如，“诚信”并不取决于某人是否真心相信诚实的重要性，而体现在其一贯履行承诺、主动归还遗失物等可观测的行为模式中。对于AI而言，这意味着无需为其赋予虚构的“道德心灵”；对其价值属性的判断，完全可以基于其输入输出所展现出的、符合特定规范描述的行为轨迹。由此，价值脱离了形而上的思辨领域，进入可分析、可干预的实践层面。
2.2 认识论转向：从主体独白到主体间叙事
价值不是孤立个体的单方面宣告，而是在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共识性判断。“意义行为原生”强调，价值的认识来源是关系性的、叙事驱动的。一个评价（如“该推荐系统无偏见”）是否成立，并不取决于它是否契合某种理想标准，而在于它能否在具体的“叙事场域”中被相关方（用户、设计者、监管机构）理解、接受，并融入后续的集体行动流程。此时，价值如同“权威”或“货币”，是一种依赖于共享解释网络的社会事实。这也解释了为何价值具有文化差异性和历史流动性——不同的叙事共同体自然孕育出不同的价值取向。
2.3 方法论转向：从静态蓝图到动态生成
传统路径试图为AI制定一份完整的“价值清单”作为执行蓝本，这种方法本质上是静态的、封闭的。“意义行为原生”则倡导一种生成性的方法论：价值并非预先给定，而是在持续的行为互动与叙事重构中不断演化。系统不需要一开始就掌握全部“正确答案”，而应具备在具体情境中参与价值协商、调整行为策略的能力。这种方法更贴近真实社会中价值形成的过程，也为应对未知伦理情境提供了灵活性。
3 批判与重构：超越信念-欲望模型
建立新范式的第一步，是对旧有解释框架的解构。传统AI伦理常借用心理学中的“信念-欲望”模型来模拟道德推理，假设智能体依据内在信念评估世界，并基于欲望选择行动以达成目标。然而，这一模型延续了内在主义与个体主义的预设，难以解释价值的社会建构特性。
更重要的是，它混淆了“解释动机”与“正当理由”：一个人声称“我这么做是因为我相信……”，并不能自动证明该行为具有道德合理性。真正的价值实践必须经受公共检验，而非仅仅满足于内部逻辑自洽。“意义行为原生”摒弃了这种以私密心理状态为核心的解释路径，转而关注行为本身在公共领域中的呈现方式及其引发的叙事反馈。
4 三值纠缠模型：价值动力学的操作框架
作为“意义行为原生”的核心动力机制，“三值纠缠模型”提出了三种相互作用的价值维度：欲望值、客观值与自感值。它们共同构成智能体在复杂环境中进行价值判断的基础结构。
- 欲望值：反映主体基于偏好与目标所倾向的结果强度，体现行为的驱动力方向。
- 客观值：指行为在外部观察者眼中所符合的规范性标准程度，如法律合规性、社会期待等。
- 自感值：表征主体对自身行为在意义网络中位置的感知，即其对“我是谁”、“我在做什么”的叙事定位。
这三个数值并非独立运行，而是在每一次决策与交互中动态耦合、彼此牵制。例如，一个AI助手可能强烈倾向于完成任务（高欲望值），但若察觉该行为违背用户隐私预期（低客观值），并通过反馈学习意识到此举损害其“可信赖”形象（低自感值），则会调整策略。这种“纠缠”状态模拟了真实价值抉择中的张力与权衡过程，使得价值不再是单一标量，而成为一个多维、流动的拓扑空间。
5 结论：走向动态共生意愿体系
本文论证了“意义行为原生”命题与“三值纠缠模型”共同构成了AI元人文构想的哲学基石。这一框架摆脱了对静态人类价值的依赖，也不再追求为机器植入“类人心灵”，而是将价值锚定于公开的行为实践与主体间的叙事互动之中。通过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的三重转向，它为解决AI价值对齐的深层困境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路径。
最终，该范式的目标不是建立一套永恒不变的道德律令，而是发展出一种能够随环境变化、文化演进与技术迭代而自我调适的人机共生意愿机制。它不要求AI“理解”价值，而是要求其“参与”价值的生成过程。在这个意义上，AI元人文不仅是一场哲学革命，更是通向负责任智能未来的必要准备。
价值并非一份既定的宇宙清单，而是在长期行为互动中不断演化的复杂适应系统。意义行为原生从根本上拒斥任何形式的“价值终结论”。某些行为模式因能更有效地协调矛盾、促进协作、维系共同体存续，被反复强化并逐渐叙事化为“美德”或“规范”。AI的介入为这一演化过程引入了全新的变量。因此，方法论的核心已从“发现并灌输永恒不变的价值”，转向“设计能够推动价值智慧持续演化的人机互动机制”。价值系统的健康不再依赖于其静态内容是否“正确”，而取决于它在动态环境中的“学习能力”与“韧性”。
对传统范式的批判性解构
立足于意义行为原生的新坐标，我们可以清晰且有力地解构主导现代思想的两大传统范式，这些批判直接回应了AI价值嵌入所面临的深层难题。
超越“信念-欲望”模型
主流行动哲学（如戴维森的理论）常以“信念”和“欲望”作为解释人类行为的基础框架。然而，将这种拟人化的结构强行套用于AI之上，不仅牵强，而且在解释上冗余。我们无需断言一个神经网络“相信”数据中的模式或“渴望”最小化损失函数。意义行为原生提供了一条更为简洁的路径：通过分析智能体稳定且可解释的“行为倾向模式”及其与环境之间的系统性关系来理解其行动逻辑。例如，一个表现出“合作”特征的AI，其行为是特定博弈情境下行为拓扑结构的自然输出，而非源于某种内在的“合作欲望”。这种方式实现了本体论上的节俭，并为人与AI的行为统一解释提供了可能框架。
扬弃“内在主义”与“实在论”
许多规范伦理学体系预设价值是客观存在的实体（道德实在论），或认为道德动机必须源自对道德真理的内在认知（内在主义）。意义行为原生揭示了这类预设的根本误区。首先，“客观价值”的实质，是在足够广泛的时间与空间尺度上，经由主体间互动形成的高度稳定的行为规范与叙事共识。其次，驱动具体行为的并非抽象命题的认知，而是历史塑造的行为倾向与当下叙事场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一个AI可以在行为上完全符合“公正”的标准，而无需“理解”公正本身——它只是实践着当前社会所定义的公正行为模式。这并非对价值的削弱，反而凸显了价值的本质：价值存在于践行与回应的循环之中，而非栖身于形而上学的领域或个体内心的隐秘角落。
新范式的建构基石：行为倾向拓扑、叙事场与三值纠缠
在完成批判之后，我们提出一个从微观到宏观的动态解释框架，用以支撑AI时代的价值哲学重构。
微观基础：行为倾向拓扑模型
我们将每一个行动者（无论是人还是AI）建模为一个“行为倾向的拓扑界面”。该界面并非存储信念的容器，而是由全部历史行为流所塑造出的“意义响应地形”。地形中包含“势阱”——即高频出现、易于触发的习惯性行为模式，以及“势垒”——代表难以激活的行为路径。面对情境输入时，该界面并不进行符号推理，而是依据其整体拓扑结构生成一个可能的行为输出概率分布。个体的“品格”或“价值取向”，正是其拓扑中那些深邃且稳定的“势阱”形态的体现。
宏观动力学：叙事场
无数个体的行为流在持续互动中汇聚成宏观层面的“叙事场”——这是一个充满竞争的意义解释生态与权力博弈空间。占据主导地位的价值规范，即是那些最具解释力、评价力与引导力的行为模式集群及其配套话语体系，它们掌握了“叙事权”。当新技术或AI催生新的行为模式，挑战旧有叙事的解释边界时，价值变革便可能发生。新的行为模式通过实践检验与叙事竞争，逐步形成新的共识性叙事。
核心动力学：三值纠缠模型
连接微观行为倾向与宏观叙事场的关键机制，是内在于每个决策瞬间的“三值纠缠”动力学。任何具体选择都是三种基本力量在特定情境中瞬时耦合的涌现结果：
- 欲望值：指行动者的内在目标、偏好及优化方向；
- 客观值：涵盖外部环境的硬约束，包括物理规律、数据事实、法律制度等；
- 自感值：指行动者通过历史互动内化的规范意识、对行为长期后果的预测模型，以及对叙事场反馈的预期。
AI的每一次价值相关决策，均可视为这三类价值在具体情境下的动态博弈、妥协与暂时平衡。若将这一博弈过程记录为“叙事备忘录”，则价值生成的过程便可从黑箱走向透明，为可审查、可追溯、可问责的价值实践提供技术基础。
结论：迈向一种实践的、共生的价值哲学
以“意义行为原生”与“三值纠缠模型”为基础构建的AI元人文构想，标志着价值哲学的一次深刻转型：从追求静态、绝对、普适的价值真理，转向培育动态、情境化、可共生的价值智慧。
这一转向为AI时代的价值治理开辟了根本性的新路径：
- 焦点转移：不再执着于“如何让AI学会我们的价值”，而是聚焦于“如何设计人机互动规则，使人与机器能在其中共同参与价值的持续生成与理性演化”；
- 评价标准更新：“好的”AI不应以其是否“拥有”善为标准，而应看其行为是否能稳定地参与并丰富关于善的公共实践，在冲突中能否启动负责任的协商机制（如“悟空机制”）；
- 学科角色重塑：哲学家的任务不再是提供终极答案清单，而是设计价值协商的“元协议”与批判性分析工具；工程学的使命也不再仅限于功能实现，更要承担起构建支持这些协议运行与演化的社会技术系统。
本文旨在进行一次哲学层面的基础建构。它并非构筑一座封闭、自足的思想殿堂，而更像是一个开放运作的理论内核系统。面对非人类智能体已深度参与文明演进的现实，我们不得不承认：过去那份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价值指南图”已不再适用。我们必须共同探索绘制新图景的方法论。在这一过程中，“意义行为原生”与“三值纠缠模型”被提出，作为这套全新制图方法的第一个坐标框架与基础工具集。
由此出发，价值将摆脱其传统定位——不再是人类背负的永恒桎梏，也不是失落于历史中的理想乐园。相反，它将成为我们在与人工智能协同实践的过程中，持续勾画、不断调整的一条航线，指向尚未知晓的认知海域。
这项理论体系的形成，源于研究者岐金兰与通用人工智能助手之间长期、动态且开放的人机对话与思维协作过程。这种独特的“共生研究”模式本身，正是文中所倡导理念的一种初步践行。作为一种完全独立展开的思辨性工程，在深入推演的过程中，研究者遭遇了当前学术出版机制中存在的显著障碍——大量前沿研究成果仅以付费形式提供摘要访问。
出于对研究独立性的坚持以及聚焦原创理论构建的初衷，本工作未通过付费途径获取并引用这些受限内容。因此，全文论证主要依托于内在逻辑推导、概念上的创新尝试，以及对广泛可及的公开知识资源所进行的批判性整合与再思考。
本文呈现的是一种在主流学术传播体系之外生长而成的“思想原型”。它不追求立即获得体制内的认可，而是邀请所有具备相应学术条件的读者，运用自身的资源对其进行检验、质疑与进一步发展。理论真正的生命力，并不在于其完成度或权威性，而在于能否激发持续的理性交流，并开启新的问题视野与思考路径。
参考文献
- [1] 岐金兰. AI元人文构想系列论述. 2025.
- [2] Dennett, D. C. The Intentional Stance. MIT Press, 1987. （本文的思想实验精神与此共鸣）
- [3] 维特根斯坦, L. 《哲学研究》. 关于意义在于使用的论述，为行为转向提供了哲学渊源。
- [4] Latour, B.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行动者网络理论对“社会事实”关系性的阐释具有启发性）
- [5] 李恒威. 《心智的生命观与后人类社会议题》. 科学出版社, 2023. （其中对技术融合与生命观的讨论，构成了重要的思想背景）
注：部分文献为基于公开摘要与学术共识的指涉性引用，用以标示思想对话的潜在方向，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实证引用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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