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张欣
自今年8月国家推出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国补”政策以来,政策效应持续扩散。最初仅覆盖6家国有大行和12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区域性金融机构如城商行、农商行并未纳入经办范围。然而,随着年末促消费力度加大,这一格局正发生显著变化——地方版贴息政策加速落地,区域性银行全面加入,形成“国补+地补”协同推进的新局面。
12月以来,四川、贵州、重庆三地相继出台省级层面的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实施细则,推动政策从中央向区域纵深延伸。贵阳银行、贵州银行等区域性头部城商行与农商行同步启动业务受理,标志着贴息政策在执行层面进入紧锣密鼓的实施阶段。
川黔渝三地政策的密集发布,不仅实现了区域联动,也反映出地方政府在激活本地消费、降低居民融资成本方面的主动作为。区域性银行的正式入局,进一步扩大了政策覆盖面,增强了对地方经济的支持精准度。
重庆市于12月3日率先联合发文启动贴息工作,明确将本地三家法人银行——重庆银行、重庆农村商业银行、重庆三峡银行纳入经办机构范围;次日,四川省与贵州省迅速跟进,成都银行、贵州银行等区域银行陆续公布具体操作细则,政策网络在西南地区迅速铺开。

(成都银行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细则,来源:成都银行官方微信号)
综合分析三地政策内容,可见共性与差异并存。统一之处在于,川黔渝均设定年化1个百分点的贴息比例,且不超过贷款合同利率的50%,确保优惠幅度可控。而在执行细节上,则根据各地实际需求进行差异化设计,体现因地制宜的调控思路。
重庆政策突出“广覆盖、长周期”的特点:一是机构范围更宽,除全国性银行外,特别纳入三家本地法人银行;二是执行周期最长,定为2025年9月1日至2026年8月31日,保障政策连续性;三是设定了清晰的贴息上限标准——每名借款人在单家银行累计可享受最高3000元贴息(对应30万元符合条件的消费金额),其中5万元以下贷款部分最高补贴1000元(对应10万元消费)。
相比之下,四川政策更强调“短期聚焦、精准适度”。以成都银行为例,其执行期设定为2025年10月1日至2026年3月31日,集中覆盖年末及春节前后消费高峰时段;贷款资金用途明确限定于四川省内消费,强化对本地市场的拉动作用;贴息额度方面,累计上限为1500元(对应30万元消费),5万元以下贷款部分上限为500元(对应10万元消费),整体节奏紧凑,符合地方财政承受能力。
成都银行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为配合本轮贴息政策落地,该行已升级相关服务流程:近期在手机银行平台开通贴息申报入口,支持线上签署贴息协议、查询进度及提交申请;同时优化系统识别功能,对可通过后台数据验证的消费交易减少客户提交证明材料的要求,提升办理效率;此外还将持续完善消费信贷产品体系,扩大服务客群,切实将政策红利转化为便捷可感的服务体验。
贵州则主打“高优惠、全覆盖”策略,重点对接民生类与大额消费需求。据贵州银行与贵阳银行发布的最新公告显示:单户累计消费达30万元可获最高3000元贴息,5万元以下贷款对应10万元消费可享1000元补贴,标准与“国补”持平;支持领域涵盖养老、生育、家居家装等八大重点方向,全面覆盖居民生活关键场景。不过,执行周期相对较短,定为2025年9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在政策快速推进的同时,防范套利行为成为保障财政资金安全的关键环节。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指出,金融机构需构建闭环式风控机制:首先,通过贷款发放账户自动追踪消费流水,仅对匹配指定商户类别的交易给予贴息,从源头控制资金流向;其次,设置单笔与累计贴息上限,抑制高频小额套利动机;最后,针对大额或异常交易,结合用途声明、发票、合同等资料开展人工审核,形成多重防护屏障。
这一风控要求已在实际操作中落地。记者在某大型国有银行App中的消费贷贴息协议中看到,协议明确规定借款方须在规定时间内提供真实有效的消费凭证,包括但不限于贷款账户流水、POS签购单、支付记录、实名发票、商品或服务合同等;同时强调,是否符合贴息条件以及最终补贴金额,须以财政部门或其他有权机关的审核结果为准,从法律文本层面强化合规约束力。
总体来看,川黔渝此次推出的“地补”政策,是在国家政策框架下结合区域实际作出的创新延伸。通过精准引导信贷资金用于本地消费场景,有效促进消费回流,助力区域经济循环畅通。区域性银行的深度参与,也为后续更多省份复制推广提供了可借鉴样本。
在“国补”与“地补”协同推进的背景下,两者之间的差异化特征正日益成为市场关注的核心议题。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指出:“四川等地的区域性银行已开始受理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业务,标志着地方金融机构正式融入消费贷贴息体系,形成‘国补+地补’联动发展的新格局。”这一模式对于提升区域性银行的市场竞争力、激活本地消费需求、降低居民融资成本、增强大额消费意愿,以及推动“金融+消费”闭环的良性运行具有积极意义。
成都银行认为,财政贴息有效拉低了消费信贷的利率门槛,在客群拓展方面展现出显著优势。该政策有助于吸引对价格敏感的潜在客户群体,突破原有服务范围限制,快速扩大普惠金融服务覆盖面,进一步夯实客户基础。
从业务结构优化角度看,政策性贴息资金重点支持汽车、家电、文旅等具体消费场景,引导银行信贷资源向增长潜力更大的领域倾斜。这不仅有利于零售板块实现更均衡、更可持续的发展路径,也有助于达成服务实体经济与自身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协调统一。
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薛洪言进一步分析了“地补”与“国补”的关键差异。尽管两者的贴息比例相近,但在资金来源、优惠力度和实施范围上存在明显不同。“国补”由中央与地方共同出资,无地域消费限制,主要面向全国性银行;而地方政策则由本省财政独立承担,明确要求贷款资金用于本省内的消费活动,并指定本地城商行或农商行为经办机构,体现出引导消费回流、刺激本地经济的精准意图。
在优惠幅度方面,各地设定的个人累计贴息上限呈现差异化特征。例如,贵州与“国补”保持一致,最高贴息达3000元,而四川则设为1500元,反映出各地根据自身财政状况做出的灵活安排。
娄飞鹏表示:“国家层面已明确支持地方财政结合实际情况,对未纳入‘国补’体系的机构提供相应扶持,为地方政策留出了操作空间。目前四川等地的试点实践已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模板,预计未来将有更多省份及区域性银行陆续跟进。”
中金公司研究部总监、银行业分析师林英奇同样认为,随着中央财政政策的鼓励导向明确,且贴息支出对地方财政压力相对可控,预计将有越来越多的区域银行加入地方贴息行列。此外,此类政策还能有效提升区域性银行在全国性银行竞争中的地位。
薛洪言也指出,重庆的迅速响应已显现出政策扩散的趋势。“在年底稳增长压力加大的背景下,这类措施能够直接降低居民消费信贷成本,提振本地消费活力,同时财政负担处于可控区间。”他进一步强调,那些消费复苏乏力、亟需激发商业动能的地区——特别是部分中西部省份和旅游消费占比较高的区域——大概率会积极推出类似政策,“国补+地补”的协同格局有望在更广泛的区域内落地成型。
从全国市场维度观察,地方性政策的密集参与正在引发消费金融市场的结构性变革。薛洪言表示,地方政策的加入最直接的影响是形成政策叠加效应,进一步压降消费信贷利率水平,释放潜在需求。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重塑市场竞争格局:打破了初期“国补”主要惠及大型全国性银行的局面,赋予地方性银行新的竞争工具,有助于防止市场份额过度集中。
这种变化将激励整个行业向基层延伸服务,推动金融机构依据区域消费特点开展产品创新,使促消费的金融支持体系更加多元、均衡。
对于参与其中的地方城商行和农商行而言,这一转变既是发展机遇,也是综合能力的考验。薛洪言指出,政策确实带来了短期业务增长窗口期,银行可通过价格优势吸引客户,并借此深化与本地消费场景的融合。但其影响不宜高估。一方面,地方银行在客户基础、风险控制技术及产品创新能力方面仍与大型银行存在差距,仅依赖贴息难以建立持久竞争优势;另一方面,政策本身具有明确的时限性和地域约束,所带来的增长可能呈现阶段性特征。
因此,政策红利更像是一种“催化剂”,其长期价值取决于银行能否利用这一契机真正提升数字化运营能力和场景整合能力。若无法实现内在能力升级,短期内获取的客户可能在政策退出后再度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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