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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从知识传播向知识创造转型，让中国自主经济学为人类文明做出更大贡献
摘要
202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发表重要讲话，明确要求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讲话的核心关切是：当前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进展缓慢，必须改变。本文的核心论断是：进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体制束缚——现行学术评价体系、资源配置方式和知识权力结构，未能有效激发和容纳原创。体制内原创力因此不足，体制外虽已涌现原创力充足的理论创新（如中国本土学者创立的新宏观），却因身份与头衔等制度壁垒无法被主流体系有效接纳。这意味着，必须进行一场深刻的知识生态转型，破除体制束缚，打通体制内外壁垒，让一切有价值的原创成果充分涌流。本文以知识界与教育界的功能分化为分析起点，系统论证了追赶阶段“传播主导”模式的历史贡献及其在创新驱动阶段演化为体制束缚的内在逻辑。在此基础上，深入诊断了当前经济学面临的双重困境。本文论证，走出困境的关键在于严格确权货币创造主体，并特别指出新宏观已完成货币经济时代的范式革命，经济学界应尽快组织严肃评判，摒弃身份与头衔的门户之见。本文最终指出，只有加快生态转型，打破体制束缚，中国自主经济学才能从大规模现代化实践的沃土中生长出来，不仅增强理论自信与道路自信，更为人类文明贡献中国智慧，弥补近代以来中国对世界知识宝库贡献的缺失。
关键词：进展缓慢；体制束缚；身份与头衔；知识生态转型；中国自主经济学；新宏观；人类文明贡献
一、引言：进展缓慢、体制束缚与生态转型
202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发表重要讲话，明确要求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这一指示与2016年5月17日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一脉相承、持续深化[1][2]。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强调的是进展缓慢，需要改变。这是一个基于十年实践的客观判断。“加快”二字重千钧，直接点出了当前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与国家期待、时代需要之间的明显差距。
本文的核心论断是：进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体制束缚。具体而言，现行学术评价体系以短期量化指标为核心，压制了需要长期沉潜的原创探索；学术权力结构不仅表现为论资排辈，更表现为一套硬性的行政准入壁垒——国家级科研项目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申报，普遍要求依托单位、博士学位、教授职称、长江学者等头衔，将体制外学者从起点上排除在主流研究资助体系之外；学术发表和评判体系以特定渠道和特定身份为合法路径，体制外的原创成果即使发表于正规学术期刊，也因作者缺乏常规学术身份与头衔而难以进入主流评判的视野。这些体制性因素相互叠加，共同造成了“体制内原创力不足、体制外原创接纳不畅”的困局。
这一判断得到了现实的充分印证：由中国本土学者张二寅创立的新宏观，已经系统性地完成了货币经济时代的范式革命，提供了逻辑自洽、现实解释力显著优于主流范式的经济金融学理论框架。其核心论文《宏观经济物理学》早在2000年即发表于《中国管理科学》第S1期，核心专著《新宏观：金融周期的量化与储备需求去周期方案》已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正式出版[3]。然而，由于作者为独立学者，缺乏博士学位、教授职称、学术头衔及机构依托，这一具有范式革命意义的理论成果长期未能被主流学术体系有效接纳。这一案例有力地证明：中国并不缺乏原创能力，缺乏的是能够让原创成果突破身份与头衔壁垒、顺利进入主流评判的制度性通道。
因此，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不是从头培养原创力，而是进行一场深刻的生态转型——破除体制束缚，拆除身份与头衔的壁垒，让体制内外一切有价值的原创成果都能进入主流评判和建设进程。
这一时代命题的意义，远不止于服务一国一时的政策需要。近代以来，对人类文明产生深远影响的基础理论创新大多发端于西方。中国虽拥有五千年文明积淀和当代超大规模现代化转型的独特实践，但在基础理论的原创供给上，与自身的历史地位并不相称。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不但能够增强理论自信、道路自信，更重要的是为人类文明贡献力量，弥补近代以来中国对世界知识贡献的缺失。
人类文明的存续与进步，仰赖于两种基本的智识活动：将已燃的火种一代代传递下去，以及不断寻找新的燃料让火焰燃烧得更亮。前者是知识传播，后者是知识创造。在追赶阶段，教育界主导的传播逻辑居前；在领跑阶段，知识界的创造功能必须被激活并推向前台。中国正处在这一历史性切换的关口。而切换之所以进展缓慢，根源就在于体制束缚。
本文的核心论旨是：从知识传播到知识创造，加快生态转型，让中国自主经济学为人类文明做出更大贡献。 这一转型的核心，是破除体制束缚，打破身份与头衔的壁垒，让知识创造的活力充分涌流。
二、知识界与教育界：功能分化与生态格局
知识界的根本使命是生产知识，其活动形态包括科学发现、理论建构、技术发明和思想创造，衡量其贡献的核心尺度是原创性——一项发现或理论是否前所未有地增进了人类对世界的理解。教育界的根本使命是培养人，其活动形态包括教学、课程设计和人格养成，衡量其贡献的核心尺度是传承效率和育人质量。两者在现实中有大量人员重叠，但使命和驱动力存在本质差异。
在现代化不同阶段，两者的关系格局随之变化。追赶阶段呈“传播优先”格局——先进知识在外部已有，国家核心任务是获取与扩散，教育界被推至前台，知识界主要承担知识引进、翻译和适应性应用职能。领跑阶段则要求“重心迁移”——外部知识存量被掘尽，知识界的创造功能必须居于系统中心，教育界则需演化出培养“知识创造者”的能力。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求知于世界”、二战后东亚经济体的“技术引进—教育先行”战略，都是追赶阶段传播优先模式的典型形态。而当这些经济体逐步逼近技术前沿后，无不经历了从传播优先向创造优先转型的阵痛。
中国当前正处于这一历史性切换的关键期。习近平总书记“加快”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要求，点明了这一过渡进展缓慢的现实。而进展缓慢的根源，正是下一章所要系统分析的体制束缚。
三、传播模式的成功与体制束缚的形成
3.1 追赶阶段的传播奇迹
中国过去数十年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知识传播网络，培养出全世界最庞大的工程师群体和产业工人队伍。没有教育界对先进知识的大规模快速传播，就没有中国经济的崛起。这一成就充分证明：在追赶阶段，传播主导型知识生态完全可以创造惊人的发展动能。
3.2 体制束缚：传播模式如何从“功臣”变为“枷锁”
任何一种成功模式在运行数十年后，都会形成巨大的组织惯性和利益格局。当“创新”取代“追赶”成为发展第一动力时，追赶阶段赖以成功的体制安排，便从“功臣”异化为束缚原创的“枷锁”。进展缓慢的根本原因，正在于此。
第一重体制束缚：评价体系错配。 教育传播逻辑下，知识是可编码、可考核、可标准化的。当这一逻辑被无差别地移植到本应属于知识界的学术研究领域时，论文数量、项目级别、帽子头衔等量化指标便成为通行标尺。知识创造的核心是原创性，而原创性天然地难以量化、难以按固定周期产出。青年学者被迫追求短期成果，长期沉潜的真正创新被系统性抑制。这一评价体系，是体制内原创力不足的首要制度根源。
第二重体制束缚：学术权力结构固化与行政准入壁垒。 在传播体系中，知识和权威天然累积在资深者一端。但问题远不止于“论资排辈”的文化惯习，更在于一套硬性的行政准入壁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国家级科研项目的申报，普遍要求依托单位、博士学位、教授职称，各类人才计划更以“长江学者”等头衔为前置条件。这意味着，学术资源的分配在起点上就以身份和头衔设置了门槛——没有依托单位的独立学者、没有博士学位的自学者、没有教授职称的研究者，即便已经做出了有分量的原创成果，也无法进入主流研究资助体系。这种制度设计，不是筛选质量，而是筛选身份。它从根本上阻断了体制外学者参与国家知识生产的正式通道。
第三重体制束缚：身份与头衔壁垒下的接纳困境。 由于前述评价体系和行政准入壁垒的双重作用，体制内原创动力不足，而体制外已出现原创力充足的理论创新，却因研究者缺乏常规学术身份与头衔而难以被接纳。新宏观即是最典型的案例。其创立者张二寅为独立学者，核心论文《宏观经济物理学》发表于《中国管理科学》2000年第S1期，核心专著《新宏观》已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正式出版[3]。这说明新宏观并非没有发表，而是发表了却无法进入主流评判的视野。原因在于，当前的学术承认机制高度依赖作者的身份标识——教授职称、博士学位、头衔光环——而非作品本身的质量和逻辑。当一篇论文的作者缺乏这些身份标识时，即便其发表在正规学术期刊上，也难以获得专题研讨、学术引证和政策关注的制度性通道。体制内“动力不足”，体制外“通道不畅”，两相叠加，构成了进展缓慢的结构性成因。
第四重体制束缚：批判性心智土壤贫瘠。 这是最深层也最隐蔽的体制束缚。知识传播的核心心智品格是“忠诚”——准确地接受、忠实地再现。知识创造的核心心智品格是“怀疑”——怀疑既有理论的完备性，怀疑权威结论的不可动摇性。当整个教育体系从基础教育到研究生阶段，都以标准答案、服从权威和避免出错为隐含导向时，它所培育的心智习性便与创新所需的批判性思维形成了结构性矛盾。教育界应当反思：我们培养的是善于答题的人，还是善于提问的人？
3.3 四重束缚的内在关联
四重体制束缚并非彼此孤立，而是相互强化的有机整体。评价体系错配是“指挥棒”——它规定了什么算成绩、什么不算成绩，直接塑造了研究者的行为选择。行政准入壁垒是“守门人”——它以身份和头衔为标准，决定了谁有资格参与国家知识生产、谁从一开始就被排除在外。身份与头衔壁垒是“隔离墙”——它将体制外已有的原创成果挡在合法学术讨论的门外。批判性思维贫瘠是“土壤层”——它从源头上压缩了新问题、新假说的供给。
四重束缚的叠加效应解释了进展缓慢的持续性：即使有识之士呼吁改革，只要四重束缚同时存在，任何单一环节的松动都难以产生实质性效果。评价体系改革若不同步调整准入壁垒，资源仍然流向带有头衔的存量权威；准入壁垒改革若不同步打破身份排斥，体制外原创仍然进不来。因此，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不是小修小补，而是进行一场涵盖全部四重维度的系统性生态转型。
四、经济学的双重困境：体制束缚的集中投射
经济学作为直接关联宏观决策的致用科学，其状况是体制束缚在学科层面的集中投射。
4.1 理论的时代错位
主流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内核，在很大程度上滞留于“未生央行”的实物经济时代。其底层分析模型长期以“物物交换”为蓝本，货币被视为覆盖在实物经济上的“面纱”。现代央行的制度功能——利率制定者、最终清算者、最后贷款人——在模型中没有得到结构性的内化。这一理论错位的直接后果，是主流经济学对流动性短周期和债务性长周期的解释无力。
事实上，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性假说”早已系统论证了资本主义经济内在地产生金融脆弱性的机制：稳定本身会滋生过度乐观，催生投机性融资和庞氏融资，最终导致崩溃[4][5]。辜朝明基于日本经验提出“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指出当私人部门从“利润最大化”转向“债务最小化”时，货币政策会失灵[6]。达里欧对48个历史案例的研究揭示了债务大周期的反复出现[7]。然而，这些基于信用和债务动态的理论，在主流模型中长期处于边缘地位——这是典型的体制内原创动力不足在经济学领域的表现。
4.2 实证方法的空洞化
与理论陈旧形成对照的，是实证方法上的日益繁复。许多计量研究悬置了理论基础，用线性回归方程捕捉非线性、充满正反馈的经济系统。对此，罗默严厉批评了以数学复杂性替代理论严谨性的倾向，指出许多模型“用数学掩盖了前提的模糊”[8][9]。克鲁格曼则在金融危机后反思，经济学家错把“数学的美”当成了“真理”，将精致的形式主义误认为科学[10]。这便是“复杂的数学外衣，掩盖内核的苍白无力”的困境——成果可发表顶刊，却对理解和应对重大现实问题贡献寥寥。这一困境的体制根源，正是评价体系错配：发表数量优先于问题重要性，方法精致优先于理论贡献。
五、正本清源与新宏观的范式革命！\
5.1 货币创造主体的确权
走出经济学的双重困境，必须从最基础的概念层面实现正本清源。在现代法定货币体系中，真正的货币是中央银行的直接负债。只有央行才是货币的最终创造者。 这一判断建立在法定无限法偿、最终清算根基和最后贷款人唯一性这三项制度事实之上。商业银行进行的“贷款创造存款”，其严谨本质是债权债务凭证的创造，而非货币的最终创造。将私人信用混同于国家主权货币，是导致危机前低估风险、危机后应对失据的理论根源之一。
5.2 新宏观：破除身份壁垒的试金石
上述确权工作并非本文的孤立洞见。由中国本土学者张二寅创立的新宏观，已系统性地完成了货币经济时代的范式重建。该理论以“货币循环”替代主流经济学的“实物循环”本体，严格确权央行唯一货币创造主体地位，通过产业树模型、月度GDP公式与债务阈值工具，打通了从基础货币到信用派生、从流动性短周期到债务性长周期的完整分析链条，提供了逻辑自洽程度和现实解释力显著优于主流范式的经济金融学理论框架。其核心论文《宏观经济物理学》发表于《中国管理科学》2000年第S1期，核心专著《新宏观：金融周期的量化与储备需求去周期方案》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于2024年出版[3]。
新宏观的意义，不仅在于其理论本身——它更是一块检验体制开放程度的试金石。它诞生于体制外，作者为独立学者，没有博士学位，没有教授职称，没有长江学者等任何学术头衔，也没有高校或研究机构的依托。然而，这丝毫不影响其理论的逻辑自洽性和现实解释力。但令人深思的是，尽管其论文发表于正规学术期刊、专著由国家级出版社正式出版，这一理论至今未进入主流学术讨论的核心议程——没有国家项目资助，没有专题学术研讨会，没有进入任何高校的课程体系，没有获得任何省部级以上科研奖项。这种境况，最直观地暴露了身份与头衔壁垒的现实：当原创成果的作者缺乏常规学术身份标识时，学术评判体系便自动关闭了对其严肃对待的制度性通道。
这揭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的学术体制，究竟是在评判“作品”，还是在评判“身份”？如果作者的名字后面没有教授、博导、长江学者的头衔，如果作者的单位不是985、211或中科院，他的论文和专著是否就自动降低了一个重量级？新宏观的遭遇给出的答案是令人警醒的——在当前的学术承认机制中，身份标识在相当程度上凌驾于作品质量之上。
5.3 生态转型的试炼：从“接纳不畅”到“充分涌流”
经济学界应尽快组织对新宏观的严肃学术评判——对其核心假说、逻辑链条、经验验证进行系统检验与讨论，不以作者身份和头衔为评判依据，仅以理论本身的逻辑自洽性和现实解释力为标尺。如果其科学性得到确认，就应大胆接纳，将其纳入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加快”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加快”的题中之义，就包括拆除身份与头衔的壁垒，加速对体制外原创成果的甄别与吸纳。
新宏观的遭遇并非孤例。在中国学术界的体制边缘，还有一批独立思考、长期沉潜的学者，他们不追求头衔、不依附机构，凭着一腔求知热情做出了有分量的原创成果，却因缺乏常规学术身份而无法获得国家项目的支持、无法进入主流学术讨论的议程、无法将毕生研究转化为被承认的知识资产。知识生态的转型，必须包含一个从“接纳不畅”到“充分涌流”的机制变革——建立不依赖于身份标识的学术评价通道，不论申报者来自体制内还是体制外，不论其有无博士学位、教授职称或各类帽子，只要其成果经得起逻辑和事实的双重检验，就应给予平等的承认、资助和讨论空间。
六、贡献中国自主经济学：破除体制束缚的路径与文明意义
6.1 改革评价体系，解放原创动力
破除第一重体制束缚，必须改革以短期量化指标为核心的学术评价体系。具体而言：延长考核周期，对基础理论研究者实行5-7年的长周期评估；建立代表作制度，以少数精品替代论文数量要求；在评审中增加对“提出了什么新问题、新概念”的权重，减少对发表期刊等级的依赖。唯有如此，才能将研究者从短期考核的压力中解放出来，为需要长期沉潜的原创探索提供制度保障。
6.2 改革准入壁垒，取消身份前置条件
破除第二重体制束缚，必须改革国家级科研项目的申报资格。国自然、国社科等项目，应取消依托单位、博士学位、教授职称等硬性前置条件，允许独立学者以个人名义申报，以其提交的研究方案和已有成果的质量作为唯一评判依据。各类人才计划和学术头衔的遴选，应设立非机构学者的专门通道，以成果而非身份作为准入门槛。在原创面前，头衔应当平等。
6.3 拆除身份壁垒，建立以作品为中心的评判机制
破除第三重体制束缚，是当前最紧迫的制度变革。具体措施包括：设立专门面向体制外原创成果的学术评审委员会，不以申报者身份和头衔作为门槛，仅以理论质量作为评判标准；鼓励学术期刊以问题重要性和论证质量而非作者身份作为遴选论文的首要标准，建立双盲评审的长效机制；对已公开出版并引起学界关注的理论著作，不论作者身份如何，均应组织专题学术研讨会和公开评判。唯有如此，才能实现从“接纳不畅”到“充分涌流”的转变。
6.4 营造容忍失败、鼓励非共识的学术生态
破除第四重体制束缚，需要从教育源头重建批判性心智土壤。改革从基础教育到研究生阶段的教学方式，鼓励提问、容忍错误、奖励非共识思维。在学术文化层面，形成一种共识：真正的知识创造，往往始于对既有权威的合理怀疑。批判性思维与原创性思维是传统应试教育的稀缺智力资源，必须加大保护力度。
6.5 文明贡献：超越“理论自信”的深层意义
中国自主经济学的建设，如果能够从中国独特的制度变迁、超大规模市场和复杂经济治理中，提炼出具有一般解释力的新概念、新框架，它将不仅是中国一国的理论收获，更是对世界经济学知识宝库的实质性贡献。由本土学者创立的新宏观，正是这种潜力的体现。当它的逻辑在不受身份偏见影响的严肃评判中得到检验，当它的工具在现实经济分析中被广泛应用，它就可能从“中国独立学者创立的理论”升华为“人类理解货币经济运行的一般理论”。这才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为人类文明做贡献的真切含义。
七、结论
202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再次提醒我们：加快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刻不容缓。
当前的主要矛盾，不是中国缺乏原创能力，而是体制束缚——评价体系错配、行政准入壁垒、身份与头衔排斥、批判性思维贫瘠四重障碍相互叠加，造成了进展缓慢的困局。新宏观的遭遇，最直观地揭示了问题所在：没有博士学位、教授职称和学术头衔的独立学者，即便在正规期刊发表论文、由国家级出版社出版专著，做出了具有范式革命意义的原创理论，也难以进入主流学术评判的制度性通道。
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是进行一场深刻的生态转型——破除体制束缚，拆除身份与头衔的壁垒，建立以作品质量而非作者身份为核心的学术评判机制。经济学界应尽快组织对新宏观的严肃评判，不以身份论高低，而以逻辑与事实为准绳。若其科学性得到确认，就应大胆接纳，使之成为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经济重新焕发活力提供智力支撑，也为人类经济学知识宝库贡献中国智慧。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不但能够增强理论自信、道路自信，更重要的是为人类文明贡献力量，弥补近代以来中国对世界知识贡献的缺失。一个能够支撑起中国自主经济学并最终支撑起创新型国家的知识生态，其意义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人类。
这就是从知识传播到知识创造、加快生态转型的深远意义所在，也是知识界与教育界必须共同承担的时代责任。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6-05-19(02).
[2] 习近平.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N]. 新华社, 2026-05-17.
[3] 张二寅. 新宏观：金融周期的量化与储备需求去周期方案[M].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24.
[4] MINSKY H P. Stabilizing an Unstable Economy[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5] MINSKY H P. Can “It” Happen Again?: Essays on Instability and Finance[M]. New York: M.E. Sharpe,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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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KRUGMAN P. How Did Economists Get It So Wrong?[N].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2009-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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