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之父
钱江科学周刊 2004-7-29 （联系我们：xujin@qjkx.com）
主持人开场白：张培刚，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的名誉院长。除此之外，他再也没有任何更显赫的头衔。
厉以宁：他是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这个在国内经济学界是没有争议的。因为他是最早建立自己的、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的一条模式。
胡鞍刚:在五十年代实际上，南有张培刚先生，北有马寅初先生，他们俩都对中国的发展我称之为做出历史性的知识贡献。
高鸿业：我们中国经济学界把他称作为“发展经济学之父”，我也同意，我觉得恐怕评价起来至少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梁小民：这话不仅我们中国人说的，外国人也是这么说的，所以有一次一个外国专家到中国来，他曾经跟我们讲，他说你们都以为刘易斯·舒尔兹是发展经济学大师，实际上发展经济学大师在你们中国，那就是张培刚先生。
谭崇台：因为他的知名度很高很高，因为培刚同志这个人我很了解他，学术上是第一流的，外语是第一流的，最重要是人品是第一流的。
主持人：这位让国内外许多著名的经济学者为之脱帽致敬的人，就是今年已经91岁的张培刚先生。但是在他正当壮年最富创造力的30多年当中，他却是在养牛、种地、盖房子，张培刚几乎成了一个被历史湮灭了的人，所幸中国的改革开放给了这颗被尘封多年的珍珠，最后一次闪耀光芒的机会。
解说：在《大家》栏目来到武汉采访时正赶上周六，按照张老的习惯，这一天他要和家人去麦当劳吃午餐，当然主角不是外孙，而是外公。
同期：他照我们两个，我们都戴着眼镜，老小老小。
解说：张老是这家麦当劳的常客，连这里的服务员都认识他。
同期：他经常到我们餐厅，以前我们不知道他是大家，但是今天知道这个节目采访他，他每次回来的话都吃些麦香鱼，而且他每回都是全家人一起来。
解说：作为91岁的张老，他的生活方式很特别。而他从年轻开始，就创造着各种第一，成为武汉大学历史上的传奇人物：毕业时成绩全院第一；三年一次的庚款留美考试全国第一；第一个拿到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第一个中国人获得哈佛大学最高奖——威尔士论文奖。这个奖被业界尊称为小诺贝尔奖。
主持人：那您接到这个获奖的通知的时候，你当时的心情是什么？
张培刚：那就高兴了，让我高兴的不仅是为我个人高兴，觉得中华民族、中国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在世界上，我可以跟洋人比，我不比你差而且强过你。你们现在年轻人都不知道这个痛苦，外国人特别是美国，我跟美国接触得多，哈佛大学是在东部，东部叫NEW ENGLAND
新英格兰，新英格兰的特点英国绅士派他比较厉害，表面都很客气，很有礼貌，心里不一定瞧得起你。我现在把你压下去，至少我们这个民族不弱于你，甚至可以强过你。
主持人：是不是到今天为止，得过这个威尔士奖的，中国人也只有您一个？
张培刚：东方，不是中国，包括日本在内。
主持人：当时您知道这个威尔士奖是一个什么样的奖吗？有多重要？
张培刚：那当然很重要，我的系主任张伯伦就是得这个奖金的。那在美国几乎是最高，在全世界也就算是高的了。在美国最高的，美国当时是比较领头，在诺贝尔奖还没有出来以前，他们说，这个奖就相当于诺贝尔奖。
解说：使张培刚获奖的是他在哈佛读书时写下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在他1940年考取庚款公费留美之前，他曾经在中央社会研究员进行了6年的农村经济调查，他的老师看到他厚厚的资料时就说，这些稍加修改就是一篇很好的博士论文，但张培刚还是希望能写出更有分量的东西，于是他选则了如何使农业国走向工业化的题目。张培刚在哈佛的图书馆申请了不足6平方米的空间，用了10个月的时间写下了英文的《农业与工业化》。
记者：您这篇文章，如果您今天您从世界经济学的发展来看，您这篇文章，他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张培刚：它为落后国家，农业国家，如何走向工业化农业化，可以起一个指导性的作用。你要看这个书，你要从理论上，从国家制定政策那是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记者：现在很多经济学都把您评价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开创者，您自己怎么看这件事？
记者：也就是您实际上您还是提出了一种新的经济学的解决问题的思路？
张培刚：我这个思想不是完全讲中国，主要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这样的农业国家，如何走向工业化的问题，我看的参考书超过任何写这类书的、这样范围的人，超过任何人，英文、法文、德文的我都读过。
解说：张培刚当时还并不知道，与他同年获得威尔士奖的，还有后来被称为古典经济学扛旗人的萨缪尔森。当张培刚获奖的消息在国内传开时，他当年庚款留美的指导老师，我国著名经济学大师陈岱孙先生不无感慨地说，当年自己的博士论文也曾入选威尔士奖，但是最终被他的同班同学获得，自己与该奖项擦肩而过。今天他终于看到一个中国留学生跻身于哈佛大学的最高荣誉。而当年与陈岱孙先生竞争的同学，正是张培刚哈佛大学的老师张伯伦。1949年，这篇论文由哈佛大学出版，并成为大学经济学专业的指定参考书。中国人民大学的高鸿业教授50年代在美国伯克利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就在老师给他的书单上意外的发现这本惟一一个中国人写的书。
同期：那第一个感觉就是不寻常，因为一般的参考书里很少有中国人写的，中国人的一篇博士论文能够出版，而且能够得到这样一个奖，是一个成就吧，在学术上！
解说：1946年，张培刚从哈佛大学毕业时，应武汉大学邀请担任武大经济系主任，张培刚回到武大后，在他的号召下，随即请回来了一批留美的同学和朋友，在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的谭崇台回国担任副教师时只有27岁。那时的武大在全国鼎盛一时，大有超过当时经济学头号学府南开大学。很多学生报考时，都是看了招生简章上张培刚的介绍慕名而来。以这样的知名度，1948年张培刚在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担任顾问，他是委员会中位居第四的高级官员，但为他却认份美差只是个闲职，为了迎接新中国，在解放前夕，张培刚舍弃了600美金的月薪从曼谷再次回到武大。但是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的这第二次回国，已经揭开他日后近30年曲折人生历程的序幕。
解说：新中国成立后，在经济政策上开始模仿苏联模式大力发展重工业，1952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建设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工业项目。为了适应工业发展对人才的需要，国家决定在武汉建立一所工学院。于是武汉大学原来的工科院系与中南五省所有的工学院合并在一起成立华中工学院，而武大的经济系等文科专业则停止招生。这时有人推荐正无所事事的张培刚担任华工的基建办主任，于是一纸调令从此改写他了的命运。
记者：在您回国之后很多人都没有想到，您从一个世界顶尖大学的、而且获得了顶尖经济学奖的这样一个经济学家，突然变成了一个学校的基建办的主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张培刚：这个变化当然我也没有料到。但是我是想到了，解放后可能工作不一定是到大学教书当教授，但是随便做什么，我都还是可以的。
主持人：您刚才说当时已经想到了，回国以后您的工作可能会发生变化，那当时想到的这个变化是什么变化？
张培刚：为什么会有变化呢，那可能建设怎么需要就怎么样，但是没有想到去到工地去盖房子，那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因为国家的政策越来越左，我们这些人国外你博士也好教授也好，得了什么奖金也好，越得的高你就越是可以被怀疑，越是不信任你。
主持人：当时你心里觉得这个反差是不是非常大？
张培刚：那当然很大，不过我既然已经回国，我回国的时候我抱着一切好的我都不要，抱着回来受苦的（想法），我在曼谷他们那个总理叫蓝皮文（音译），每个星期六晚上都有大宴会，我都要去参加都有点厌烦了，坐坐我就走，一天到晚都是部长你到哪里去都是部长亲自出来接待，我那时候心里不快活，国家这个样子，将来怎么样，茫茫前途茫茫，我以为那个时候正当受苦，中国穷、国家有难，我回来共赴国难，没有想到让我单独去搞建校。他认为建校一方面觉得你学的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不是马列主义没有用。另外呢，觉得你这个人还比较老实可靠，所以一千多万，开始投资。不会贪污可靠。开始建校没有长江大桥，长江大桥是六千万，我们学校一千四百多万，第一期工程，那是很大的数目，在这方面他们是信任我的，但是学术上他们不信任。你那是资产阶级的，不是马列主义。
解说：张培刚选中的华工校址，曾是一片农田和坟场，作为7000多工人的工头，张培刚不仅要为工程申请水泥砂石，还要劝农民搬家迁坟。1953年，谭惠与张培刚在工棚里结了婚。谭惠比张培刚小18岁，是而吸引谭惠的正是张培刚对新中国的热情。
谭慧：第一次见到他，那时刚刚解放，感觉这个人思想很进步，他总是告诉我们共产党是好的，我们国家是非常有希望的，你看这个形势怎么怎么好，成天当时都是一片歌声，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扭秧歌、打腰鼓，大家都是跳集体舞，都是热火朝天的，也感觉到这个国家。是生气蓬勃很有希望的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执著的人，而且回国了他应该干一些工作的，但是始终他就没有这个机会，我觉得这个时候还是应该支持他。
解说：在张培刚当基建办主任的第四个年头，两位智利的大学教授来到北京，一下飞机就找peikang chang。中国外交部门的工作人员听成了“背钢枪”，于是四处打听一个背着钢枪的人。后来经张培刚哈佛的同学、北大教授严云庚指点才得知，peikang chang是张培刚的英文名。当两位学者风尘仆仆赶到华工时，学校立刻把张培刚从工地上的叫了回来。
张培刚：看到我在工地上，学校为了招待他们，单位还特别嘱咐不要说在工地上。
主持人：为什么呢？
张培刚：丢面子，国家。所以就说我还在教书，学校叫我不要说我怕走漏消息也不好。
不过他看得出来你没有在教书，总在搞点别的什么名堂，因为那个书房是跟制图教研室的老师借的，那个时候经济系还没有，书房没有一本经济学的书，都是制图的书。
主持人：我想象得出来他们应该很失望？
张培刚：他们肯定心里有点嘀咕，有点怀疑，但是也不好明问。
主持人：他们来的目的是什么呢？
张培刚：目的就是访问我，他还想问我继续在做什么。因为我那个书的序言里写还有问题下面还要继续研究，他就想知道我以后还再研究农业国工业化的进一步的一些问题。那我就说我暂时还没有工夫去研究这些问题。
主持人：您有没有意识到您的研究，已经对这些像智利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张培刚：现在我才知道，以前我还不知道，以后我才知道。我的书在南美西班牙（语区）在墨西哥出版，在南美有那么大的影响。我以前一概不知道。
谭慧：他们就走了他常常也是苦笑，也没谈什么。后来他就忙得很，就马上投入到工地上去了。他几乎一天到晚就是在工地上，所以那个时候他心情不好，而且工作又非常累，他又是一介书生，又没有处理过这些事务性的工作，所以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后来他一照这个肺部，那个时间他已经得肺病了，后来才知道肝硬化了。
解说：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张培刚的身体开始变得很差。1957年国家开始进行整风运动，张培刚在自我反省中说，自己搞基建是不务正业，于是学校把张培刚调到政治经济教研室。而那时作为政治课老师首先要接受教育，张培刚被下放到湖北省的红安县建苏公社劳动。虽然张培刚过去住过的宿舍和集体食堂今天也只剩下了残墙，但是村里的老人至今还记那个带着眼睛好像领队模样的张老师。
村民：我记得这个人，他能吃苦能耐劳。他们推那个磨盘，好大的，就是磨那个小麦粉磨粉子，他主动的推、主动的提，我们也参加，他有的时候叫我们休息，他去推。
解说：除了白天劳动，晚上张培刚就是在水塘边的大枫树下教大家识字，后来那棵树也成了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的燃料。村民还记得，村里常用的独轮车最难推，但是张老师竟能子推动几百斤重的粪车。
张培刚：我就推他们的大车子，他们推五百多斤，我可以推四百斤左右，他们大为吃惊。
主持人：那时候您不像一个反动学术权威，像一个农民。
张培刚：戴个眼镜有点知识的农民。
主持人：您那时劳动很认真，但是事实上当时您的状态是，您作为一个学者，您在学术上的追求您的理想这些方面的东西都已经破灭了，在这样的状态下，为什么还能够非常认真地去做这些农活，做这些跟您的学术学问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事呢？
张培刚：一个呢，既然叫我去劳动大家都去劳动，我已经看穿了看透了这个问题，何必去怄气？大家都在受苦，自己也觉得安然了，知识分子都是这样。
主持人：那时候您对您自己的原来所从事的研究？
张培刚：我对自己有点考虑我回国来，我考虑我没有说出来，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第二次回国，第一次回国那是必然要回的，我接受了聘书。第二次回国我该不该回，我想我可不可以等中国搞好了，过了这个时期回来，我在外国继续搞研究，可能回来贡献更大。我只是现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
主持人：那个时候您也考虑过您第二次回国对还是不对？
张培刚：将来还能做什么？顶多我的字写得好当个抄写员算了。那就是谋生而已，那什么都不要想也想不到也做不到。
主持人：那个时候又到农村了，所以有没有翻过头来去想您原来的那个观点，您原来的经济学的理论还对不对？
张培刚：原来的农业国工业化，那就很少想了，那就觉得那些东西恐怕很难了，今后。
解说：农村的劳动对张培刚来说并不陌生，因为他就出生在红安县的农村，在他已经开始远离理想的时候，也许农村的劳动对他来说是一种安慰。而此时在北京，毛泽东写了一篇千字左右《论十大关系》，第一大关系就是如何让这个刚刚解放的农业大国实现工业化。最终中国工业的初始选择被锁定在“苏联模式”的道路上。
胡鞍钢：从毛泽东讨论工业与农业的关系，他当时读的书不是读的张培刚先生的书，他要读我们所说的苏联的两本书：一本就是我们叫圣书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第二个就是斯大林1952年写的《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其实这两本书就是我们所说的莫斯科共识或者说苏联模式。毛泽东对这两本书也做出挑战了，但是我们在毛泽东的所有论述中都没有发现张培刚先生关于中国工业化理论的痕迹。
解说：在当时的情况下，毛泽东不仅照搬了苏联模式，而且也对这种模式进行挑战，也就发生了1958年在大跃进，这场席卷上亿人的大灾难，导致农业歉收，死亡2千万人，造成了中国有史以来的大萧条。在这场运动中，张培刚只在这份下放锻炼的鉴定中写到“在劳动中是积极肯干的”。
解说：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又把他推向了更深的灾难。他的《农业与工业化》不仅没有得到认同，反而被冠以战争贩子等一些列罪名。张培刚本人也被打击为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
主持人：我觉得人的心理能否觉得满足或者舒适，可能有很多方面，比如生活条件您可以接受，做学术可能您暂时不做你也可以接受，但是这个社会地位？
张培刚：社会地位和政治上的歧视心里很难过，很难过，因为你觉得留学，我自己也知道都是搞马列主义，我们这些人可能没有太大的用处，弄得我自己也怀疑自己过去学的东西也没有用。
主持人：在当时的这个状况下您当时希望通过您的学问、您的观点来改造中国农民的生活状况这样的理想？
张培刚：没有想，那觉得不可能了，已经实现不了了，已经死了这条心了。
解说：就在张培刚已经接受这种平静的生活时，当年曾与他同获威尔士奖的萨缪尔森，在1970年因为这篇论文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随后刘易斯又以“发展经学”的理论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而这个观点张培刚早在30年的论文中就提出来了。正当萨缪尔森和刘易斯在学术上如日中天之时，张培刚的履历表上却记录了7个字。
解说：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的政策，中国进入了空前的经济快速发展时期。这时的张培刚才在华工这所工科院校里开设了经济学专业，张培刚说，自己一直站了30多年，总算有一张凳子可以坐下歇歇脚了。80年代初，他把在抽屉下面藏了30年的英文手稿译成了中文，埋没了半个多世纪的这本书终于开始得到人们的认识。那时张培刚已经将近70岁。经济学家胡鞍刚定期要给政府部门编写国情资料，这是一本非常有分量的报告，他在文章中就经常引用到张培刚的理论。
胡鞍钢：张培刚先生早在1949年写那本书的时候，就已经讨论过这些问题，他当时讨论的是三大关系，他实际上就是最早期的我们称之为对外开放的理论。就是农业国必须要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之中，从全球化过程之中和与工业国之间的交往过程中，获得资金、技术、 支持，应当说后来中国改革开放就是这样的一个理论，已经都做出了一些铺垫。
解说：1990年当清华大学的梁小民教授把当年刘易斯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增长理论》翻译成中文，相比之下张培刚的书远在刘易斯之上。
梁子民：差别呢，比如说刘易斯的书里是主张，通过工业化来实现经济发展的，那么他说的工业化就是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但是张老的书和他不一样，张老他不叫工业化，叫做产业化，那么所谓产业化呢就是把农业也作为产业的一个部分，他所要求的不是牺牲农业发展工业，而是把农业和工业作为整体来发展。现在看来呢，张老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刘易斯的观点片面，所以刘易斯以后自己本人也作了一个反思，刘易斯说，过去我太重视工业了，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看来这是错误的。
张培刚：所有农业工业化这本书我有这个观点，因为我对工业化的定义跟一般的不同，不仅适于工业社会，也适于农业社会农业国家。我不能使工业化让农民受苦。而且这里边有一点我跟一般人的不同，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西洋经济史是任凯南先生，后来当湖南大学的校长，到现在人家都知道他是中国最有名的。他讲经济史讲英国的产业革命史，后来讲这个产业革命的结果就是，使老百姓离乡别土到城里流落街头，我这心里当时我说这个工业化产业革命，这个结果还是使很多农民遭罪得多。我就心里我说我们要是搞工业化我不能使工业化让农民离乡别土流落城市街头。
主持人：也就是您选择这个博士论文题目的时候，第一出发点还是想首先要解决问题？
张培刚：想到农民，我的脑筋一直都是我村子里的那些老爹爹老奶奶，和我的自己的童年。
主持人：就尽管人都到了哈佛到了美国？
张培刚：我总是心里有他们，还是有他们。农田的耕作的艰苦我亲自尝到过，怎么把它现代化，改进那就是我心目中，总在考虑的一个问题。所以农业后头还要加一个工业化，主要就是农业国如何工业化。
主持人：当时您已经思考过了就是农业的问题，必须要通过工业化的方式来解决？
张培刚：这是我终身的一个观念，这个有理论上的更有感情上的！
解说：这是张培刚在大学时写的毕业论文，题目是关于农村的复兴，他在论文的结尾写到：百言不如一行，应举国上下极力推行之。老师给他的评语是甲中。而当年张培刚在哈佛最先学的也不是经济学，他考取庚款的专业是工商管理，但是在学习了三年之后，他发现工商管理专业只能让自己成为富翁，但是无法改变农村现状时，便转到经济系，写下了这本在三十年后才得到承认的著作。
主持人：在那个时候大家才突然意识到，原来在将近半个世纪以前，有一个中国人曾经为中国类似于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走向工业化、走向现代化曾经指出过一条路。在接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头，人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张培刚：很多我的朋友还有熟人，还有不熟的一些理论学界、经济学界的人都有这样的看法，我就耽搁30年，我35岁回国1949年。
主持人：那个时候有没有觉得有点生不逢时的感觉？
张培刚：当然，也是无可奈何完了，无可奈何花要谢，这是我现在说的，再回头已白发生！
胡鞍刚：如果那个时候，我们就做出一点历史的假定了，我们的领导人能够礼贤下士，能够读一读张培刚先生的著作的话，或者说像我们今天的政治局那样，请张培刚先生讲几课的话，那么中国的历史也可能就会改写。当然历史不能假设，这就是历史的遗憾。如果在中国50多年前没有像张培刚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的话，我们可以原谅我们自己，不仅它有了，而且张先生毅然决然的从美国返回中国，这是历史的悲哀，这就是历史的遗憾，这也就是我们今天为何敬仰张培刚先生这样的老知识分子的原因所在吧！
厉以宁：凡是接触过张老的人都知道，张老解放后的经历是比较坎坷的，但是这样他的这种胸怀我觉得这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应该具有的品质。他不随风倒，一个经济学家在这种情况下，假定没有自己的主见而随风倒的话，那么将来留给后人可能是笑话，我可以不讲话，但我不讲假话。
解说：他每天除了看很多书，带领学生进行课题研究之外，读武打小说是他最大的乐趣。他说武打书中体现的正义感是他最欣赏的。张老读书时要做很细致的眉批，例如武打小说前面写到死了多少人，中间死了多少人，最后剩下的人数张老会在书上做个计算。这对他来说是一种放松。就在张培刚过着平静的晚年生活时，1998年他突然接到了一个通知，张老申请了20多年的博士点终于申请下来了，这年张培刚85岁。
张培刚：我觉得我比起姜太公还强点，姜太公80岁遇文王，张培刚85岁得到博士点，我比他还高明点我还85岁，还超过他5岁。
主持人：你跟姜太公差不多的就是都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你自己好像并没有去刻意地推动这件事？
张培刚：我也没有去钓鱼，管它愿还不愿，那就说明他还凡心不死，我比他还高一点我不去钓鱼，我鱼都不钓，他还钓鱼，他还是装着虽说不想做官还是愿意有人来请他做官。
主持人：所以我才觉得特别地遗憾，因为如果您能够早一些拿到这个博士点的话，您也许能做更多的工作，但是你并不是很刻意地推动？
张培刚：我也不想，我就是这个性格，让它自然。所以我有一副对联，认真但不能太认真
应适时而止，到适当的时候就不该做就不做；看透岂可以全看透，须有所作为。两句话都有辩证的观点，这个横批叫做看待人生。
主持人：很难评价张老这传奇而坎坷的一生，如果说农业与工业化这本书是张培刚一生当中最大的成就，那么他晚年所表达出来的这种淡泊名利、豁达、幽默，也许就是他一生当中最大的收获！
作 者： 央视国际 来 源： 央视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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