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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前沿] 新宏观丨Deep Seek,经济学价值论谱系进化:由凯恩斯有效需求到市场经济价值论 [推广有奖]

新宏观创始人,金融周期量化完成人,储备需求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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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价值论谱系进化:由凯恩斯有效需求到市场经济价值论

摘要:经济学价值论的谱系进化,遵循“学科划界—价值论分侧—概念安放—结构性深化—制度完成”的逻辑路径。本文首先将经济学划分为货币主导的市场经济学与实物主导的非市场经济学,进而区分供给侧价值论与需求侧价值论,构建完整的价值论谱系。在此基础上,将凯恩斯有效需求概念安放于需求侧价值论核心,完成其从政策工具到价值论范畴的第一次进化。进而揭示投资需求的中间需求性质,区分最终需求与投资需求,建立流动性短周期与债务性长周期理论,完成有效需求的结构性深化。最终提出“储备需求去周期方案”,以非债务性最终需求取代债务驱动的投资需求,在制度层面消除周期根源,使市场经济价值论得以确立。这一谱系进化为理解并超越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提供了统一的理论框架。

关键词:价值论谱系;有效需求价值论;投资需求中间性;债务长周期;储备需求;市场经济价值论

一、引言:价值论谱系进化的逻辑起点

经济思想史上,价值论的发展并非诸说并存的静态格局,而是一条逐步展开、逐层深化的谱系进化过程。这一进化的根本动力,在于人们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认识不断从表象深入本质,从局部扩展到整体。

凯恩斯以有效需求不足推翻萨伊定律,是这一谱系进化中的关键环节。[1]然而,凯恩斯的理论停留于短期总量分析,有效需求仅被作为政策操作概念,未能进入价值论层面;同时,他将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无差别地并入总需求,掩盖了投资需求的中间性质,从而无法解释债务性长周期与清算危机。马克思在再生产理论中已深刻揭示了生产与消费、两大部类之间的价值实现条件,[2]这一洞见为理解投资需求的最终依赖提供了理论基础,但凯恩斯未能吸收这一遗产。新宏观在继承上述理论遗产的基础上,系统提出了对有效需求概念的扩展方案,并完成了金融周期的量化分析与制度方案设计。[3]

本文认为,经济学价值论的谱系进化需要完成以下逻辑步骤:第一,对经济学本身进行划界,明确市场经济学与非市场经济学的基本分际;第二,依据该划界构建供给侧与需求侧的价值论谱系;第三,将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安放于需求侧价值论的恰当位置,完成其从工具概念到价值论范畴的进化;第四,对有效需求进行结构性深化,区分最终需求与投资需求,揭示后者的中间性质及其周期后果;第五,在此基础上提出制度方案,完成市场经济价值论的最终建构。这一完整进化链条,构成了从凯恩斯有效需求到市场经济价值论的理论跃迁。

二、经济学的划界:谱系展开的前提

价值论谱系的进化,必须以对经济学本身的根本划界为前提。倘若不对经济学的不同形态加以区分,便无法确定不同价值论各自的理论适用域,也无法理解不同价值论之间是互补关系而非替代关系。

经济学在最根本的层面上,应划分为市场经济学与非市场经济学。这一划分的标准,在于货币在经济系统中的功能与地位。

非市场经济学以实物为主导。其分析对象是物物交换经济,或假定货币仅为交易面纱、不影响实际变量的经济系统。在这一框架下,产品的生产过程同时自动构成对产品的需求,供给创造自身的需求,价值实现的难题被根本性地消解。萨伊定律是此类分析的理论纲领,[4]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模型则是其形式化表达:货币仅作为计价单位存在,经济的均衡完全由资源禀赋、技术条件和偏好函数在实物层面决定。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可归入非市场经济学范畴。

市场经济学则以货币为主导。在货币经济中,生产者必须预付货币成本以组织生产,而收入能否实现取决于他人的购买意愿与购买能力。货币运动构成独立于实物生产的需求循环,产品能否完成马克思所说的“惊险的跳跃”完全取决于这一循环是否畅通。[5]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明确区分了货币经济与实物交换经济的根本差异,指出前者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内在倾向。[1]因此,市场经济学可以被精确地定义为关于价值创造与价值实现的科学。

这一划界的确立,是整个价值论谱系进化的逻辑起点。它意味着:非市场经济学只需关注供给侧的要素配置与生产效率,因为价值实现是自动保证的;市场经济学则必须独立地、系统地考察需求侧的货币运动与价值实现条件,因为价值创造与价值实现的脱节正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

三、价值论谱系的分侧建构

基于上述划界,价值论谱系应当依据价值创造与价值实现两大范畴,首先分化为供给侧价值论与需求侧价值论两大支脉。

供给侧价值论回答“价值如何被创造”的问题。其代表性理论包括:

劳动价值论由威廉·配第发端,经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发展,至马克思系统完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严格论证了商品价值的实体是抽象人类劳动,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2]劳动价值论揭示了价值的本质来源,为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积累分析奠定了基础。

全要素价值论以新古典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为基础,由克拉克和马歇尔等人系统阐述。[6][7]该理论将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均视为价值的共同贡献者,各要素按其边际产出获得报酬。从思想史角度看,全要素价值论是对劳动价值论视野的扩展,将价值创造的解释从单一劳动扩展至全部要素。

这两种理论的共同特征在于,它们均从生产投入的角度界定价值,不直接处理产品能否售出、价值能否转化为货币的问题。在非市场经济学范围内,这一处理是自洽的;但在市场经济学范围内,它是不完整的。

需求侧价值论回答“价值如何被市场承认”的问题。其代表性理论包括:

效用价值论以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为标志,由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几乎同时创立。[8][9][10]该理论从消费者主观心理评价出发,以边际效用解释商品价值形成,将价值判断从生产领域移至消费领域,是一次重大的谱系进化。然而,它主要停留在微观个体层面,难以直接推演至宏观总量的价值实现问题。

有效需求价值论正是本文所要确立的范畴。它认定,在货币主导的市场经济中,商品的价值在宏观层面上并非由生产成本或个体效用单独决定,而是由有支付能力的总需求最终赋予。凯恩斯在《通论》中提出了有效需求原理,但其将有效需求定位于就业决定论而非价值论。马尔萨斯早于凯恩斯便意识到了有效需求不足的可能性,[11]但这一思想长期被古典正统所压制。波兰经济学家卡莱茨基独立于凯恩斯提出了有效需求理论,并更清晰地揭示了投资在利润实现中的角色。[12]有效需求价值论的建立,正是要将这些洞见整合并提升至价值论层面。

价值论谱系至此呈现为两翼展开的结构:供给侧有劳动价值论与全要素价值论的递进,需求侧有效用价值论与有效需求价值论的递进。前者解释价值何以被创造,后者解释价值何以被实现。

四、有效需求的安放:凯恩斯概念的第一次进化

在这一谱系中,凯恩斯的有效需求概念应当被安放于需求侧价值论的核心位置。这一定位,是有效需求概念的第一次根本性进化。

在凯恩斯原著中,有效需求被定义为总供给价格与总需求价格相等时的总需求水平,其理论功能在于决定就业量。[1]这一处理使有效需求停留于短期宏观调节的操作性层面,是一个政策工具概念,而非价值论概念。希克斯以IS-LM模型对凯恩斯理论的解释,更进一步将有效需求压缩为利率与产出之间的机械关系,[13]完全剥离了其可能具有的价值论意涵。

将其安放于需求侧价值论之后,有效需求获得了全新的理论地位:它不再仅仅是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点,而是市场经济价值实现的货币边界。它界定了,在货币经济条件下,社会总产出中有多大比例能够被货币所购买和承认。生产可以创造使用价值、凝结劳动,但如果需求侧的货币流量不足以覆盖这些产出,那么未被购买的部分便在市场经济意义上归于无效——不是因为它没有物理存在或技术效用,而是因为它未能完成向货币的转化。

这一进化产生了三项重要后果:

第一,价值创造与价值实现的脱节,不再只是周期性波动的特殊现象,而是根植于市场经济货币结构的本体论特征。需求侧的价值实现是独立于供给侧价值创造的另一重决定性力量。

第二,为不同的理论传统提供了统一的对话基础。马克思的再生产实现条件分析揭示了价值实现的部类均衡条件,[2]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揭示了总量层面的需求约束,[1]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揭示了需求结构的内在脆弱性。[14]这些分散的理论洞见,其共同内核正是需求侧价值实现条件在不同条件下的失效。有效需求价值论为它们提供了统一的价值论基础。

第三,明确了市场经济学区别于非市场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域:非市场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资源配置效率,市场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价值实现的可能性与条件。

然而,仅仅将有效需求提升至价值论层面,仍不足以揭示市场经济的全部病灶。下一步必须追问:构成有效需求的各部分在性质上是否同质?这一追问将引向有效需求概念的第二次进化——结构性深化。

五、结构性深化:最终需求与投资需求的区分

(一)投资需求的中间性质

凯恩斯在构建总需求时,将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直接加总为  Y = C + I 。这一处理隐含假定二者在性质上等价,均构成对当期产出的最终购买力。有效需求价值论的深化,首先必须指出这一假定的谬误。

最终需求以消费为代表,其支出一经发生,商品便退出经济循环进入使用领域,价值实现过程一次完成。投资需求则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企业进行固定资本投资或存货增加的支出,固然在当期构成对资本品和劳动力的需求,但这些投资的目的在于形成新增产能,新增产能必须在未来生产出消费品并成功售出之后,投资方能完成其价值回收。马克思在分析固定资本周转时已指出固定资本的价值是分多次逐渐转移到产品中去的,[2]这意味着投资的价值实现是一个跨期过程。投资是连接“预付货币”与“最终消费”的中间环节,其货币流出的最终偿还不取决于当期,而取决于未来的最终消费支撑。

因此,投资需求的性质是中间需求。它在当期的需求效应是暂时的、有条件的。如果未来最终消费能力未能与投资同步增长,积累起来的便不是真实财富,而是必须以未来收入偿还的债务。而当最终消费最终无法覆盖这些债务时,投资需求便在清算意义上丧失其需求身份。

(二)流动性短周期

投资需求的中间性质,是理解市场经济周期的关键。当微观主体预期未来最终消费不足以覆盖投资回报时,便会出现集体性的投资拒止。此时,即便利率降至极低水平,企业亦不愿举债投资,居民亦不愿消费信贷,流动性陷阱发生,货币流通速度急剧下降。凯恩斯最早描述了流动性陷阱的可能性,[1]克鲁格曼将其应用于对日本长期停滞的分析。[15]这就是流动性短周期,时长通常为3至10年。

流动性短周期的触发可以来自央行政策紧缩等外部因素,但其更深层的根源在于宏观投资必然亏损规律:当社会总投资持续超过最终消费的支撑能力时,整体资本回报率必然趋于下降。一旦这一规律被市场广泛认知,流动性陷阱便会自我实现。新宏观对宏观投资必然亏损规律进行了系统的理论论证,指出其根源在于投资需求的中间性质导致的宏观加总层面的价值实现约束。[3]

流动性陷阱导致的衰退,可以经由宽松货币政策或财政扩张加以应对。凯恩斯主义的逆周期政策立足于此,这是有效需求理论的短期应用层面。

(三)债务性长周期与清算危机

然而,逆周期政策并不能消除周期的根源,只是将矛盾在时间中累积。每一次以投资扩张应对需求不足,都在总需求中加入了债务性的中间需求,都在为未来累积更大的价值实现压力。由此形成债务性长周期,时长可达70至80年。

在长周期的上升阶段,投资需求持续创造总需求增量,同时持续累积私人及公共债务。货币债务总额在GDP中的占比不断攀升,形成日益沉重的“债务阻力”。经济增长愈益依赖于新债务的注入,一旦债务负担突破临界点,社会被迫进入去债务阶段。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揭示了这一过程的内在机制:经济稳定本身会滋生过度乐观,导致债务累积并最终引发危机。[14]费雪提出的债务通缩理论则描述了债务清算阶段的价格下行螺旋。[16]莱因哈特和罗格夫的实证研究进一步确认了过度债务积累与金融危机之间的系统关联。[17]新宏观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区分了流动性短周期与债务性长周期,并对后者进行了量化分析,揭示了债务清算期投资需求必然消失的结构性根源。[3]

债务性长周期的终局,是债务清算期。在此阶段,前期积累的投资需求要求变现清算:资产大量出售以偿还债务,信贷急剧收缩,新增投资支出崩塌。在总需求的构成中, I  趋于消失,仅剩消费需求  C 。资产价格暴跌与深度萧条由此而来。

有效需求价值论在此完成其第二次进化:不仅认识到了有效需求的宏观重要性,而且揭示了其内部结构的致命裂缝。投资需求与最终需求的区分,使流动性短周期与债务性长周期得到统一解释,也使凯恩斯理论的局限得以明确暴露——他将投资需求无差别纳入总需求,能够解释衰退中的需求不足,却无法解释清算期投资需求的成批灭失。

六、制度完成:储备需求与市场经济价值论的确立

价值论谱系的进化,不应止步于诊断,还必须指向解决方案。区分最终需求与投资需求之后,根治周期的逻辑方向已然明确:必须有一种制度安排,使新增需求不再以债务性投资的形式注入经济,而直接以最终需求的形式沉淀。

这一制度安排可称之为储备需求去周期方案。其核心操作是:中央银行以市场化方式,从市场中购买合格公共品,并将其向社会免费提供。[3]

央行购买公共品所发行的货币,不再经过“信贷—投资—未来偿还”的债务链条,而是直接对应已形成的或正在形成的实物公共资产。这些公共品被免费提供,其价值在公众使用中直接实现,不构成任何微观主体的偿还义务。由此注入的需求,是储备需求——一种非债务性、可永久沉淀于经济之中的最终需求。

储备需求的持续注入,在宏观层面切断了“投资→债务→未来清算”的传导链条。因为所有新增的货币需求都以无需偿还的最终消费形式沉淀,不再推高宏观债务阻力。债务性长周期失去其存在的内生基础,市场经济在宏观上实现去周期化。这一思路与勒纳的功能财政理论存在相似关怀,但具有本质区别:功能财政依靠财政赤字创造需求,[18]储备需求方案则通过央行直接购买实物公共资产来注入需求,货币发行有实物资本对应,不形成政府债务负担。萨缪尔森关于公共品最优供给的经典分析为公共品的经济性质提供了理论基础,[19]而储备需求方案进一步将公共品供给与宏观需求管理统一起来。

与此同时,央行以市场化方式购买公共品,确保了公共品供给的竞争效率与质量约束。奥斯特罗姆关于公共资源治理的研究表明,适当的制度设计可以有效避免公地悲剧,[20]市场化购买机制正是这样一种制度设计。免费使用与市场化提供并行不悖,公地悲剧的古典难题在此制度设计下得到根本性规避。

这构成有效需求概念的第三次进化:从价值论范畴走向制度建构。市场经济学至此不再只是一种解释性理论,而同时获得了改造自身病理的制度能力。市场经济价值论由此得以最终确立——它既包含价值创造的供给侧分析,也包含价值实现的需求侧分析;既揭示投资需求中间性所带来的债务周期规律,也提供以储备需求消除周期的制度方案。

七、结论:谱系进化的完整图景

回顾全文,经济学价值论的谱系进化沿着清晰的逻辑线索展开:

第一步,学科划界:将经济学划分为货币主导的市场经济学与实物主导的非市场经济学,确立市场经济学为关于价值创造与价值实现的科学,为谱系展开奠定前提。

第二步,谱系分侧:依据划界区分供给侧价值论与需求侧价值论。前者含劳动价值论与全要素价值论的递进,后者含效用价值论与有效需求价值论的递进,形成两翼展开的完整谱系。

第三步,有效需求的安放:将凯恩斯有效需求从政策工具提升至需求侧价值论的核心范畴,使其成为市场经济价值实现的货币边界,完成概念的第一次进化。

第四步,结构性深化:区分最终需求与投资需求,揭示投资需求的中间需求性质,建立流动性短周期与债务性长周期理论,完成有效需求概念的第二次进化。

第五步,制度完成:提出储备需求去周期方案,以非债务性最终需求取代债务驱动的投资需求,在制度层面消除周期根源,完成向市场经济价值论的第三次进化。

这一谱系进化证明:市场经济的根本矛盾不在于供给侧的生产效率,而在于需求侧的价值实现机制内生地倾向于积累债务并导向清算危机。只有通过需求侧制度的结构性变革,以储备需求取代债务驱动的投资需求,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这一矛盾。市场经济价值论由此呈现出完整的理论面貌:它不仅解释世界,也指明了改变世界的路径——在宏观上去周期,在微观上释放活力,通向持久的富裕与自由。

参考文献

[1] Keynes, J. M.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M]. London: Macmillan, 1936.

[2] Marx, K.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I-III)[M]. Hamburg: Verlag von Otto Meissner, 1867-1894.

[3] 张二寅. 新宏观:金融周期的量化与储备需求去周期方案[M].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24.

[4] Say, J.-B. A Treatise on Political Economy[M]. Philadelphia: Grigg & Elliot, 1832.

[5] Marx, K. Capital (Vol. I)[M]. Hamburg: Verlag von Otto Meissner, 1867: Chapter 3.

[6] Clark, J. B.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A Theory of Wages, Interest and Profits[M]. New York: Macmillan, 1899.

[7] Marshall, A. Principles of Economics[M]. London: Macmillan, 1890.

[8] Jevons, W. S.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M]. London: Macmillan, 1871.

[9] Menger, C. Principles of Economics[M]. Vienna: Wilhelm Braumüller, 1871.

[10] Walras, L. Elements of Pure Economics[M]. Lausanne: L. Corbaz, 1874.

[11] Malthus, T. R.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M]. London: John Murray, 1820.

[12] Kalecki, M. Theory of Economic Dynamics[M].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54.

[13] Hicks, J. R. Mr. Keynes and the 'Classics': A Suggested Interpretation[J]. Econometrica, 1937, 5(2): 147-159.

[14] Minsky, H. P. Stabilizing an Unstable Economy[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15] Krugman, P. It's Baaack: Japan's Slump and the Return of the Liquidity Trap[J].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998, 1998(2): 137-205.

[16] Fisher, I. The Debt-Deflation Theory of Great Depressions[J]. Econometrica, 1933, 1(4): 337-357.

[17] Reinhart, C. M. and Rogoff, K. S. This Time Is Different: Eight Centuries of Financial Folly[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18] Lerner, A. P. Functional Finance and the Federal Debt[J]. Social Research, 1943, 10(1): 38-51.

[19] Samuelson, P. A. 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54, 36(4): 387-389.

[20] Ostrom, E.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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