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上讲,消费者消费的产品不是单纯的物品,而是包含了社会文化因素的多个维度的“物质组合”,或者技术地说是商品向量。虽然在很多领域,尤其是OA领域,日货的性价比较高,抵制日货会减少消费者的物质效用,但是由于消费国货获得了精神效用的补偿,所以就个体而言福利有升有降。进一步地,如果多数国人都抵制日货,从而能够改变中日贸易关系,增强民族产业实力,并且服务于国家政治,这就带来了正的外部性。所以,总体上考虑,大规模的抵制日货将有利于消费者福利的提升。
闲人从消费者心理基础的视角提出了行为经济学的解释,这点其实也可以在新古典框架下得到处理。抵制日货是一个类似于囚徒困境的博弈,只有当多数人或者周边人都抵制时,抵制日货的网络效应或者正外部性才能真正凸现出来,否则如果是少数人的行为,可能真的会降低抵制者的效用。
我的意思,需要区分个体行动和集体行动的福利效应。
区分个体行动和集体行动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个体行动与集体行动之间互动的过程一直不是很清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是个体主义,无论是消费还是需求,都是以个体为分析单元的。在个体行为如何形成集体或者群体的行为时,群体行为如何作用于个体行为没有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nie提出了一个消费的外部性问题。我理解这种外部性如果存在,它必须依赖于群体的行为规范,包括习惯、习俗、心理、认知、情感或者情绪等等,而且必须是稳定的、内在化的。这些行为规范的建立实际上是一个演化的过程。当这些行为规范稳定化后,在个体的行为中就起到了一个“阀值”的作用。(这个“阀值”的概念是我自己想出来,也没有准确的定义。后来发现有用“阈值”一词的,与“threshold”相对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另外谈论)
个体在做真正的个体决策之前,首先要通过一些“阀值”的检验。个体决策这些“阀值”相当于一个开关,处于“1”或者“0”的状态,即要么“是”,要么“否”。
比如,伊斯兰教的不吃猪肉的群体行为规范就起到一个“阀值”的作用。个体首先作出一个“阀值”判断,个体行为是否符合群体规范,如果是,通过,那就进入了消费函数的最大化决策行为。如果否,则另外选择与群体规范不相冲突的商品,然后进入个体的消费行为的最大化。
“阀值”就是群体对于个体行为发生作用的一个决策环节。但“阀值”是否起作用就看群体的规范是否稳定。韩国强烈态度的事例,就说明了它已经成为一种群体规范,稳定不稳定另说。我们国家的情况则不同,正如闲人兄所说的,由于忘却了历史的痛,有些群体的规范正在被瓦解。我说的有,是在以前有,而现在这种群体的规范由于很多的原因正在被瓦解。
所以在抵制日货上,这个“阀值”没有体现作用。抵制日货并没有成为群体稳定的规范,连群体规范都不是。群体中,连情绪和态度上都不稳定,何谈行为规范上的稳定呢?(我们在这里不好做出购买日货与爱国之间的联系,这已经超出本论题的范围。)这就会造成nie在楼上所说的:“只有当多数人或者周边人都抵制时,抵制日货的网络效应或者正外部性才能真正凸现出来,否则如果是少数人的行为,可能真的会降低抵制者的效用。”的现象。
最后,说点带情绪的话。如果不能解决群体行为对个体行为的影响的研究,整个经济学的研究似乎没有意义;如果中国人忘却了历史、瓦解了自己的群体规范,我无法对未来作一个乐观的期望。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4-10 11:03:26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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