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
雷达卡
新宏观丨Deepseek，范式之笼：经济学五大刊的结构性保守及其创新排斥机制
内容提要
现代经济学以市场经济中的实物资源配置为研究对象，在微观价格理论与宏观增长理论层面形成了高度形式化的分析体系，取得了显著的学科成就。然而，这一学科优势的背面是其根本性困境：主流经济学将货币视为“面纱”、将金融视为“中介”，理论硬核中缺乏对货币本质、信用创造与债务内生机制的宏观金融理论建构。理论经济学日益退缩至无货币的抽象交换世界，虽在形式上日益精密，却既无法解释周期性爆发的债务危机的内生根源，更无法提供预测性预警和系统性解决方案——面对每一次危机，理论经济学几乎都处于“系统性盲视”状态；应用经济学虽在现实中覆盖广泛、在政策实践中被广泛依赖，但由于缺乏来自宏观金融理论的指导，其应对危机的方式本质上是“危机驱动的被动响应”——只能在泡沫破裂之后进行事后诊断和权宜修补，而无法在危机形成过程中进行主动识别与阻断。理论经济学无力预见，应用经济学无力预防，两者共同构成了传统经济学面对债务危机时的“双重失能”。本文进一步揭示，承载这一范式的经济学五大刊通过数学形式主义的技术准入门槛、同行评审的防御性共识、“研究设计”对“思想原创”的制度性替代，以及范式收编的话语权垄断四重机制，系统性地排斥以货币-信用为核心关切的理论创新，成为维护实物范式的规训机器。本文认为，经济学亟待一场“本体论转向”——将研究对象从“物”转向“币”，将核心变量从“相对价格”转向“货币流量与债务存量”，否则对债务危机的集体失语将永远无法终结。范式创新的真正路径不在五大刊之内，而在以洞见对抗技术、以思想穿越制度的学术自觉之中。
关键词：经济学五大刊；范式保守；创新排斥；货币理论；债务危机；宏观金融理论
一、引言
2026年，一场关于科研创新门槛的学术对话中，提出了这样一个论断：“科研创新的门槛应提高为创造新概念、新学说、新范式。它不是普通论文、著作、一项革新、学科最高分等所能提供的。”这一命题在学理层面具有深刻的哲学依据——它呼应了库恩（Kuhn, 1962）对“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的经典区分，以及巴什拉（Bachelard, 1938）关于“认识论断裂”的激进论述。
然而，当我们将这一标准应用于经济学领域的顶级期刊时，一个极具反讽意味的图景浮现出来：经济学五大刊非但不以“新范式”为准绳筛选创新，反而通过一套精密的制度安排，系统性地排斥和压制真正具有范式革命潜质的研究。
这一观察并非愤世嫉俗的学术阴谋论，而是得到了科学哲学、学术社会学和科学史多重证据支撑的实证判断。本文旨在系统论证这一命题，并进一步揭示其深层根源——经济学范式本身的本体论错置：以实物为研究核心，却无法处理作为现代经济血脉的货币及其内生信用扩张机制。 这一缺陷的后果集中体现为传统经济学的“双重困境”：理论经济学失去了对债务危机的预见能力，只能在危机爆发之后进行事后的模型修正；应用经济学虽然广覆盖、深介入现实，却因缺乏来自宏观金融理论的根本指引，只能在危机爆发后被动响应、盲目追随经济周期的起伏。文章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梳理五大刊的历史建制与技术范式的确立；第三节分析五大刊排斥创新的四重制度性机制；第四节以当代经济学三次重大范式变革为案例，论证范式创新的“绕行”模式；第五节讨论这一保守性的深层本体论根源——实物范式对货币问题的系统性排斥，及其导致的债务危机周期性复发；第六节给出结论性评述。
二、五大刊的建制化权威与技术范式的确立
2.1 从学术期刊到“学术神坛”
经济学五大刊的地位并非天然如此，而是在二战后美国经济学霸权崛起的过程中逐步建制化的结果。Fourcade等（2015）的研究显示，五大刊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逐渐确立了对美国乃至全球经济学界的绝对支配地位，其核心机制包括：
· 终身教职的硬性门槛：美国研究型大学经济学系将五大刊发表数量作为终身教职评定的核心甚至唯一量化标准；
· 学术精英的再生产：五大刊的编辑和审稿人高度集中于少数顶尖院系的毕业生，形成了封闭的“学术血统”网络；
· 全球学术评价的单极化：五大刊的标准被不加反思地输出至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成为全球经济学者的共同“紧箍咒”。
这一建制化过程的结果是：五大刊从“学术交流平台”异化为“学术合法性垄断机构”。一篇论文是否是“好的经济学”，几乎完全等同于它是否能够在五大刊发表。
2.2 “技术范式”对“思想范式”的替代
然而，五大刊在确立其权威地位的同时，确立了一种高度特殊的“技术范式”作为其筛选标准——本文将之称为“数学形式主义—识别策略”复合体。这一复合体包含三个层级：
第一层，数学形式主义。 五大刊要求任何理论贡献必须以严谨的数学模型呈现，变量必须被精确定义，均衡必须被证明存在且唯一。这一要求本身并非全无合理性，但其后果是：思想的前沿性与数学的可处理性之间发生错配——那些无法被现有数学工具处理的新思想，在五大刊的审查中一开始便被过滤。
第二层，计量识别策略。 实证论文的核心评价标准不再是“发现了什么令人惊讶的事实”，而是“识别策略是否干净”。双重差分法、工具变量法、断点回归设计、随机对照实验等方法论的精致程度，取代了研究问题本身的重要性，成为审稿人首先考察的维度。
第三层，与既有文献的“对话”。 五大刊要求每篇论文必须精确嵌入既有的文献谱系，前言部分必须完成“文献定位”工作——界定自己的贡献是“扩展了A模型的哪个假设”或“改进了B方法的哪个步骤”。这一要求表面上体现了学术积累的严谨性，实则构筑了一个封闭的引用网络，使得任何试图跳出既有议程的研究都因为“无法定位”而被拒之门外。
三者叠加的结果是：五大刊所奖励的，是在既有范式内展现高超技术能力的“解题高手”，而非挑战范式前提的“革命者”。
三、排斥创新的四重制度性机制
3.1 方法论寡头化：数学形式主义的技术准入门槛
五大刊对数学工具的偏爱，在学科早期或许具有“精确化”的积极意义，但演化至今，其功能的本质已转变为一种排他性的技术准入机制。
这一机制的核心逻辑是：复杂数学本身成为筛选器——只有经过长期、高度标准化的数学训练的研究者，才能跨越五大刊的技术门槛。这意味着五大刊在源头上就排除了来自其他学科（如社会学、人类学、复杂系统科学）或者使用替代方法（如田野调查、历史分析、计算模拟）的研究者进入经济学的核心辩论场。
更重要的是，数学形式主义的筛选作用不只是针对学者身份，更是针对问题类型。那些关乎制度变迁、权力结构、信用创造、金融不稳定等“难以数学化”的重大问题，因无法满足技术门槛而自动被剔除出五大刊的议程。经济学因此经历了一场深刻的“问题域的窄化”——能发表的问题才是“经济学问题”，而不能发表的问题逐渐从研究视野中消失。货币与信用问题在五大刊中的持续边缘化，正是这一机制最典型的体现。
3.2 审稿人网络的防御性共识
库恩（Kuhn, 1962）指出，常规科学时期的核心特征是科学共同体围绕范式形成“共识”，而这一共识的重要功能便是防御——抵御异质性的思想入侵。经济学五大刊的同行评审体系，正是这种防御性共识的制度化身。
五大刊的审稿人网络具有如下结构性特征：
第一，学术谱系的高度同源性。 五大刊的编辑和审稿人高度集中于少数顶尖经济学系的毕业生，他们在相同的学术传统中接受训练，使用相同的教材、阅读相同的核心文献、信奉相同的方法论规范。这种认知上的高度同源性，使得他们对任何偏离主流方法论的研究天然缺乏判断能力——而这种“看不懂”往往被转化为“质量不高”的评审结论。
第二，利益结构的路径锁定。 一项真正具有范式颠覆性的研究，其隐含的推论往往是否定审稿人自身过去二十年的学术积累。在理性选择理论的框架下，审稿人投出“拒稿”票的私人激励远大于“接受”票——接受一篇颠覆性论文等于承认自己过去的工作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之上。
第三，匿名评审的制度性偏向。 匿名评审在理论上保障了公正性，在实践中却放大了保守性——因为匿名消除了审稿人为自己的“冒险决策”承担责任的可见性。在身份公开的情况下，一位审稿人可能会因为“支持了后来的诺奖成果”而获得声誉收益；但在匿名制度下，审稿人唯一理性的选择是“维持既有判断标准”，以避免因“看走眼”而损害自己的学术声誉。匿名评审的非对称激励结构，本质上奖励保守、惩罚冒险。
3.3 “研究设计”对“思想原创”的制度性替代
五大刊对实证论文的要求演变出一个极为独特的“贡献认定模式”：一篇论文的核心贡献被定义为“识别策略的创新”，而非“问题的原创性”或“结论的革命性”。
在这种模式下，一篇使用差分法证明“教育回报率略高于此前的估计”的论文，其发表概率远高于一篇直面信用扩张与债务积累的内生机制、却无法使用“干净”识别策略的论文——即使后者的经验发现对人类经济福祉的影响远为重大。前者在方法论上“干净”，在范式上“安全”；后者虽然揭示了现代经济运作的核心动力机制，却因其方法不符合“黄金标准”而被拒之门外。
这一机制的制度后果是：研究者被激励去追求“技术上精致的平庸”——在最安全的问题上，使用最复杂的方法，做出最微小的贡献。 学术研究的目标从“理解经济世界的运作”异化为“在评审系统上得分”。
3.4 范式收编的话语权垄断
当范式创新终于无法被压制、在五大刊之外积累了足够影响力之后，五大刊启动的并非真正的“开门接纳”，而是一种更为精致的话语权收编操作。
这一收编通过以下策略实现：
策略一，语言转换。 新范式被要求用旧范式的数学语言重新表述，其原始的概念创新被翻译为可被主流量化方法处理的变量关系。行为经济学的“启发式偏差”在收编过程中被操作化为可计量的“认知偏差参数”，从而丧失了其作为“理性假设替代框架”的范式意义。
策略二，问题缩小化。 新范式所打开的广阔问题域被收缩为几个“可发表的具体问题”。阿西莫格鲁等人的制度经济学研究，其最激进的“制度决定发展”的宏大论断，在五大刊的发表版本中被压缩为“殖民时期死亡率对当前制度质量的工具变量回归”——问题被保留了，但其历史厚度和社会复杂性被尽数滤去。
策略三，优先权改写。 五大刊通过延迟接受、选择性引用和综述文章的话语安排，系统性地将范式创新的优先权从“原创者”转移至“收编者”。当一个新学说终于出现在五大刊上时，引用最多的往往不是最初提出该学说的边缘学者，而是第一个在五大刊上对其进行“稳健性检验”的局内人。
四、范式创新的“逃亡模式”：三次革命的实证考察
4.1 行为经济学：来自心理学的“外侵”
行为经济学是当代经济学最具影响力的范式冲击之一，其核心发现——人类决策系统性偏离理性预期——直接挑战了经济学自边际革命以来最坚硬的理论硬核。然而，这一范式革命的发表路径揭示了令人深思的模式：
卡尼曼与特沃斯基的行为经济学核心发现（Kahneman & Tversky, 1979）发表于《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a），后者虽然位列五大刊，但该文在发表之初并未被视为“经济学范式革命”——它是在心理学界经过十余年的验证和积累之后，才被经济学界“重新发现”为重要贡献。卡尼曼本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其主要学术身份标签仍是“心理学家”而非“经济学家”。
行为经济学的系统化建制化——如塞勒（Richard Thaler）的“心理账户”理论——最早发表于《经济行为与组织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等边缘期刊，以及大量专著和跨学科合著中。五大刊在整个行为经济学革命的前三十年几乎全程缺席，直到该范式获得诺贝尔奖的“学术合法性认证”后，五大刊才开始密集性地刊登行为经济学论文。
4.2 内生增长理论：工作论文的逆袭
罗默（Romer, 1986）的内生增长理论——将“知识”和“创新”内生化于经济增长模型——是对新古典增长理论的重大范式突破。这一工作的最早版本以NBER工作论文形式流通（Romer, 1983），而非经过五大刊的正式发表。
值得注意的是，罗默在试图将这一工作发表于五大刊时遭遇了严峻的审稿阻力。审稿意见的核心关切并非理论本身是否重要，而是“数学模型是否符合格式要求”“对均衡路径的刻画是否充分”等技术性问题。最终，该理论通过专著、工作论文、学术会议报告和后续实证研究的组合策略，绕开了五大刊的直接评审，先行在学术共同体中积累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和追随者。当内生增长理论成为“既成事实”之后，五大刊才启动了其收编程序——邀请罗默发表综述性论文和后续扩展研究。
4.3 制度经济学与新制度主义：绕行与收编的完整周期
制度经济学作为一门对主流经济学“无制度假设”发起系统性挑战的学术运动，提供了一个更为完整的范式创新—绕行—收编案例。
科斯（Coase, 1937）的《企业的性质》发表于《经济学》（Economica）——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院刊，远非当今意义上的顶刊。科斯后来更为著名的《社会成本问题》（1960）发表于《法与经济学杂志》，同样不是经济学顶刊。整个“新制度经济学”运动的奠基性工作，大半发表于法律评论、组织研究期刊和经济史刊物，而非五大刊。
当制度经济学在20世纪80年代末获得了足够的学术合法性之后，五大刊的态度发生了微妙转变。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关于制度与经济增长的一系列实证研究——尤其是其使用殖民时期死亡率作为制度的工具变量的论文——开始出现在五大刊上。然而，这些研究虽然被称为“制度经济学在五大刊的胜利”，实则对科斯等人最为激进的“制度内生于历史与文化”的范式核心进行了大幅度的简化处理，使其能够适配主流计量方法的要求。换言之，五大刊收编的只是制度经济学中“可量化”的部分，而非其范式革命的全部。
五、深层根源：实物范式的本体论错置与债务危机的双重失能
本节是本文论证的核心环节。前述四重排斥机制解释了五大刊“如何”排斥创新，但尚未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经济学的主流范式“为何”如此排斥特定类型的创新？ 本文认为，答案在于经济学范式本身的本体论错置——其研究对象被错误地限定为“实物”，而货币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运作机制，被长期排斥在理论硬核之外。这一错置的后果，集中体现为传统经济学面对债务危机时的“双重失能”。
5.1 “实物偏好”的学科基因：从古典到新古典的去货币化历程
主流经济学的“实物偏好”并非偶然，而是根植于其学科形成时期的历史选择。古典经济学从斯密到李嘉图，虽然关注货币现象，但始终将其视为“面纱”——交易媒介，不影响相对价格和实际产出的长期决定。这一“货币中性”的传统在新古典革命中被进一步强化：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体系构建了一个无需货币即可完成全部交易的理论世界，货币在其中仅被外生添加为一种计价单位。
这一“去货币化”的学科基因在20世纪经过如下关键节点的加固：
· 希克斯的IS-LM模型（1937）：将货币纳入宏观经济学，但仅作为“利率的决定因素”之一，货币供给是外生给定的政策工具，而非经济体系内生演化的产物。
· 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论（1956）：虽强调货币的重要性，但其分析框架仍将货币视为“外部注入的变量”，货币与信用对生产结构和债务循环的内生影响被排除在模型之外。
· 真实经济周期理论（1980年代）：将货币因素彻底驱逐出经济波动的解释框架，将周期归因为“技术冲击”等实物变量。
· 新凯恩斯主义DSGE模型：虽引入名义刚性，但货币仍是外生于模型核心结构的辅助变量，金融部门和信用创造过程被严重简化。
经过上述演化，主流经济学的理论硬核形成如下闭合结构：研究对象是实物——商品、劳动、资本、技术；分析工具是相对价格——由供需决定；均衡状态由实物变量刻画——产出、就业、增长率。 在这一范式中，货币的本质是“交易中介”，金融的本质是“储蓄向投资的转化通道”，而非独立的生产性力量或危机来源。
5.2 传统经济学的“双重困境”
上述“实物偏好”直接导致了传统经济学——无论理论经济学还是应用经济学——面对债务危机时的“双重失能”：
理论经济学：无力预见，更无力解决。 当代理论经济学（特别是五大刊所代表的高阶理论发表）的核心议程已退缩至匹配理论的算法优化、机制设计的博弈论精细化、DSGE模型的参数校准、微观计量识别策略的进一步精致化。这些工作在技术层面上日益精深，但其研究对象越来越偏离现代经济运行的实质——它们处理的是“无货币的抽象交换”，而非“充斥信用的债务经济”。其后果是：每一次债务危机爆发前，理论经济学几乎都处于“系统性盲视”状态——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主流经济学家中几乎无人预警；危机爆发后，理论经济学所能提供的方案仍是在DSGE模型中增加“金融摩擦”模块，而非从根本上反思“无货币范式”的合法性。理论经济学的困境在于：它越是追求形式的精密，就越远离货币经济的现实；越远离现实，就越丧失对债务危机的预见力。
应用经济学：广泛介入，却盲目追随。 应用经济学——金融学、公共财政、货币银行学、国际金融等子领域——在现实中覆盖面极广，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财政部的债务管理、国际金融机构的危机救援，高度依赖应用经济学的知识供给。然而，由于缺乏来自理论硬核的宏观金融理论指导，应用经济学的危机应对本质上是“危机驱动的被动响应”：它在泡沫膨胀期无法提供明确的识别信号与阻断机制，只能在危机爆发后启动事后诊断与应急干预；它能够描述“发生了什么”，却无法解释“为什么会必然发生”，更无法提供“如何从制度上预防复发”的系统性方案。应用经济学的困境在于：它在危机中扮演的是“救火队”而非“天气预报员”的角色——火已燃起才出动，而非在起火之前发出警报。
理论经济学无力预见，应用经济学无力预防——两者共同构成了传统经济学面对债务危机时的“双重失能”。
5.3 债务危机周期性复发的范式根源
债务危机并非经济系统的偶发事故，而是上述范式缺陷的必然产物。其内在机制如下：
第一，存量—流量的范式盲区。 实物范式擅长分析流量变量——产出、消费、投资、价格——但对存量变量（债务存量、资产存量、资产负债表的积累效应）缺乏基本的理论工具。现代经济中，债务存量的积累是理解经济波动的核心变量：私人部门债务/GDP比率的上升，是预测金融危机最稳健的先行指标之一（Schularick & Taylor, 2012）。然而，这一关键事实在主流理论框架中没有位置——因为它涉及的是“货币的存量效应”，而非“实物的流量均衡”。
第二，信用创造的内生性被理论屏蔽。 在主流模型中，货币供给是外生的（由中央银行直接控制），信贷只是储蓄向投资转化的一层“面纱”。但现实中，商业银行通过信贷创造债权债务，拒绝将这一内生过程纳入理论核心，等于切断了理解信用周期与债务循环的理论通道。这正是应用经济学虽能观察到信用扩张却无法预判其转折点的根本原因——它缺乏一个将内生信用创造置于核心位置的理论坐标系。
第三，明斯基时刻的理论不可见性。 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关于“金融不稳定假说”的核心洞见——长期稳定本身会催生高杠杆、导致系统转向不稳定——从根本上要求一种将货币、债务和信用创造纳入核心的理论框架。然而，明斯基的工作在主流理论中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在五大刊中更是近乎缺席。原因很简单：在一个将“货币视为面纱”“金融视为中介”的范式中，金融不稳定的内生机制无法被表达为数学模型的“均衡扰动”或“参数突变”——它需要的是对整个本体论框架的重置。张二寅（2024）进一步指出，包括明斯基在内的经济前辈们均因缺乏货币循环理论而无法真正解释债务危机——其分析仍停留在以明斯基时刻为表征的信用周期描述层面，未能完成从实物分析向货币分析的根本范式转换。
三重机制叠加的结果是： 债务危机成为主流经济学“无法预测、无法解释、也无法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的盲区。理论经济学因范式缺陷而无从预见，应用经济学因缺乏理论指引而无从预防——每一次危机的爆发与蔓延，都是这一“双重失能”的鲜活注脚。
5.4 危机即证伪：范式失效的经验判决
波普尔（Popper, 1934）曾指出，科学理论的划界标准在于其“可证伪性”——理论做出的预言与经验事实不符时，理论即被证伪。依此标准考察主流经济学范式，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2010年欧债危机、2023年美国区域银行危机、发展中国家持续的债务困境，构成了对这一范式的反复经验证伪。
一个无法预测、无法解释、也无法预防经济系统中最具破坏性事件的理论体系，按照科学哲学的基本判据，本应被质疑甚至被抛弃。然而，主流经济学范式凭借五大刊所构建的制度化庇护——技术门槛、审稿人网络、话语权垄断——成功地将其“经验失败”转化为“需要进一步复杂化的理由”，而非“必须结构性重构的警告”。理论经济学在危机后的“修补”工作，以及应用经济学在危机中的被动应对，共同构成了这一反科学态度的体制性支撑。
这一反科学的态度，正是实物范式本体论错置的最严重后果，也是传统经济学“双重失能”的制度根源。
六、结论：重思经济学创新的真实路径
本文系统论证了如下命题：经济学五大刊通过数学形式主义的技术准入、同行评审的防御性共识、研究设计对思想原创的替代性评价，以及范式收编的话语权垄断四重机制，形成了一个系统排斥范式创新的制度化筛选系统。而这一排斥的深层根源在于经济学范式本身的本体论错置——将实物而非货币作为理论硬核，导致学科在处理债务危机等最紧迫现实问题时系统性地失效。
这一失效的具体表现是传统经济学的“双重失能”：理论经济学因将货币排斥于硬核之外，丧失了对债务危机的预见力与解释力，每一次危机都暴露其“系统性盲视”；应用经济学虽深度介入现实政策实践，却因缺乏来自宏观金融理论的根本指引，只能在危机爆发后被动响应、盲目追随经济周期的起伏，扮演“救火队”而非“预警系统”的角色。理论经济学无力预见，应用经济学无力预防——两者共同构成了传统经济学面对周期性债务危机的完整困境。
这一结论不意味着“五大刊发表的论文均无价值”——恰恰相反，五大刊在推动计量方法的精进、促进实证研究的严谨性方面做出了不可否认的贡献。本文的核心批判在于：五大刊将“技术的精进”误认为“知识的进步”，将“方法论的规范”误认为“思想的深刻”，并在这一误认的指导下建立了一套系统性地过滤、压制和收编范式创新、尤其是关于货币与信用内生性创新的制度安排。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三条反思性建议：
第一，评价体系的多元化。 经济学界需认识到，人类对经济世界的理解依赖于多种知识生产方式——货币的、制度的、历史的、比较的、计算的。五大刊代表的“技术范式”只是其中一种，不应成为评价经济学研究优劣的唯一标准。终身教职评定、学术奖项评选和资源分配应充分纳入专著、长篇研究报告、政策影响等多元产出形式，尤其应重视那些直面货币信用问题的非标准研究。
第二，理论经济学核心议程的重构。 经济学亟待一场“本体论回归”——将货币、信用和债务从“应用领域”重新提升至“理论硬核”的地位，将核心变量从“相对价格”转向“货币流量与债务存量”。这意味着：宏观经济学需要以“存量—流量一致”（Stock-Flow Consistent, SFC）框架替代当前的DSGE传统；货币理论需要从外生货币供给转向内生信用创造的现实描述；债务分析需要从“扰动项”升级为“核心变量”。没有这一本体论的转向，理论经济学将永远无力预见危机，应用经济学将永远只能在危机爆发后被动追随。
第三，范式创新策略的路径自觉。 对于真正致力于范式层面创新——特别是涉及货币、信用与债务重构的研究者而言，最有效的策略不是“向五大刊发起正面冲刺”，而是以“绕行积累”的方式先在五大刊之外完成不可忽视的经验性工作。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从未在五大刊上占据一席之地，却通过专著、政策报告和后凯恩斯主义期刊的网络传播，成为理解2008年危机最重要的理论资源；张二寅（2024）的《新宏观》同样以专著形式提出货币循环与储备需求去周期方案，为债务危机的系统性解决提供了独立于五大刊之外的完整理论框架。范式革命从来不是“被期刊接受的”，而是“成为既成事实后让期刊不得不追认的”。
范式的创造者，从不需要向当下的门卫寻求入场券。他们的真正对话者，是未来的学术史——而未来学术史的判决，取决于今天的研究者是否有勇气将研究对象从“物”转向“币”，将核心变量从“相对价格”转向“货币流量与债务存量”，从“均衡”转向“内生不稳定”。
参考文献
[1] Acemoglu, D., Johnson, S., & Robinson, J. A. (2001).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5), 1369-1401.
[2] Bachelard, G. (1938). La formation de l‘esprit scientifique. Librairie Philosophique J. Vrin.
[3] Bernanke, B. S. (1983). Nonmonetary Effect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3(3), 257-276.
[4] Coase, R. H. (1937).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4(16), 386-405.
[5] Coase, R. H. (1960).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3, 1-44.
[6] Fourcade, M., Ollion, E., & Algan, Y. (2015). The Superiority of Economist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9(1), 89-114.
[7] Friedman, M. (1956). The Quantity Theory of Money: A Restatement. In Studies in the Quantity Theory of Mone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8] Godley, W., & Lavoie, M. (2007). Monetary Economics: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Credit, Money, Income, Production and Wealth. Palgrave Macmillan.
[9] Hicks, J. R. (1937). Mr. Keynes and the Classics: A Suggested Interpretation. Econometrica, 5(2), 147-159.
[10] Kahneman, D., & Tversky, A. (1979).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Econometrica, 47(2), 263-291.
[11] Keynes, J. M. (1936).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Macmillan.
[12] Krugman, P. (2009). How Did Economists Get It So Wrong?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September 6.
[13] Kuhn, T. S. (196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4] McLeay, M., Radia, A., & Thomas, R. (2014). Money Creation in the Modern Economy. Bank of England Quarterly Bulletin, 54(1), 14-27.
[15] Minsky, H. P. (1986). Stabilizing an Unstable Econom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6] Mirowski, P. (1989). More Heat than Light: Economics as Social Physics, Physics as Nature‘s Econom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7] Popper, K. (1934). Logik der Forschung. Springer.
[18] Romer, P. M. (1986).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4(5), 1002-1037.
[19] Schularick, M., & Taylor, A. M. (2012). Credit Booms Gone Bust: Monetary Policy, Leverage Cycles, and Financial Crises, 1870-2008.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2(2), 1029-1061.
[20] Thaler, R. H. (1999). Mental Accounting Matters.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 12(3), 183-206.
[21] 张二寅. (2024). 新宏观：金融周期的量化与储备需求去周期方案.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2] 赵鼎新. (2015). 社会科学研究的困境：从与自然科学的区别谈起. 社会学评论, 3(4), 3-18.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278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