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与财富积累
长沙理工大学,黄权国(转载请注明作者与出处)
梵高生前只卖出过一幅画,卖了400法郎。然而,今天梵高任何一件作品,价值都在数千万美元以上。同样一件作品,为何价值变化如此之大,哪个是它真实的价值?
我们谈论“价值”的时候,隐含了一个前提条件,即:标的物是可交易的。不能交易的东西,例如天上的月亮,谈论它的价值是没有意义的。 因此,“价值”必定是某种交易环境之下的“价值”,不存在脱离具体交易环境的“内在价值”。 例如,美国政府曾对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开出5000万美元的悬赏。是马杜罗的“内在价值”为5000万吗?当然不是,而是美国政府创造了一个交易环境,在这个交易环境下,马杜罗“价值”5000万。现在美国抓获了马杜罗,那个交易环境消失了,于是马杜罗现在“一文不值”。
既然如此,价值必定由 “交易环境”所决定。“交易环境”主要包括供需状况、市场信息结构、投机资金的动向,三者直接决定交易价格。例如,美国与古巴一海之隔,一个清洁工从古巴来到美国从事同样的工作,其收入可以增长十几倍。这是因为两地劳动力的供需状况不同。梵高作品从几百法郎到几千万美元,则是因为“市场信息结构”改变了。即,市场对梵高及其作品的认知有了巨大的变化。在期货市场,基本面及信息没有任何变化的情况下,商品价格也可能出现大幅的涨跌。这是市场情绪导致了价格变化,而所谓“市场情绪”本质上是投机资金的动向。
价值由 “交易环境”所决定。——这意味着,价值评估和投资决策应当根据交易环境及其变化来确定。无视交易环境,盲目假定资产具有“内在价值”往往导致错误的决策。举例来说,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中的一些投资项目,看起来有着巨大的盈利前景,但是由于当地恶劣的交易环境,最后深陷亏损。
“交易环境”有好坏优劣之分。好的交易环境下,(1)市场能快速恢复供需均衡;(2)不存在长期拥有信息垄断或特权的市场主体(或者这类市场主体的行为被有效限制);(3)过度投机被有效抑制。在长期中,“交易环境”的好坏取决一国的制度基础。例如,如果制度不能有效打击虚假信息则会导致市场信息结构失衡,并引发过度投机。因此,制度基础决定交易环境。
良好的交易环境及制度基础可以释放民众的创造力,有效地实现社会财富积累。发展经济学中著名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即“拉美陷阱”),本质上是社会财富积累的问题。
在传统社会,人们有了积蓄往往会购买田地,土地是主要的财富载体。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社会财富创造的源泉由土地转换为智力资源,社会财富随之迅速增长。另一方面,粮食及(用于粮食生产的)土地日益贬值,已经无法承载社会财富的增长。现代社会中,财富创造主要通过企业聚集、组织智力资源而完成,因而企业是社会智力资源的主要载体。也因此,股市(股权)也就顺理成章成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财富载体。
人类的科技水平总是提高的,总人口也是趋于上升的;那么,长期中社会总需求是增长的。另一方面,上市公司属于社会中相对优秀的那部分企业,全体上市公司所占市场份额长期中至少不会下降。二方面综合起来,可知,股市的整体市值在长期中应有一个正的增长率。这个正增长率来源于科技进步、人口增长,也许还包括上市公司市场份额的提升。因此,理论上,普通民众无需任何专业投资经验,长期持有市场指数基金即可获利。这也就意味着,股市的一个基本功能是:让普罗大众分享经济发展红利,实现财富的积累。
另一个财富载体是房地产。当一个地区的智力资源趋于增加(人才流入)时,其房价趋于上涨;反之则趋于下跌。因此,房地产是社会智力源在空间上的载体。然而,不同于股市,房地产价格并没有为正的潜在增长率。因此,社会财富积累仍然主要依赖于股市。
然而,不同于黄金、白银这类实物资产,股票的价值高度依赖于交易环境及其制度基础。当相关制度存在结构性缺陷时,交易环境无法保证股市在长期中具备正的增长率。因此,股市作为财富载体,让民众分享经济发展红利,实现社会财富积累的功能也就随之丧失。这是一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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