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
雷达卡
近世以来中国国家官吏、知识分子和国家政治
作者：夏毅辉
综观中国近世以来的国家政治，用“百年颠沛”一词来概说其发展的艰难曲折、起伏跌宕并不为过。虽然按照现在的主流历史话语或许并不那么准确，但历史自身的逻辑就是这样时常讥笑那些用人为的逻辑来设定历史的人。
一、科举制的废除与中国近世以来社会的“无序”状态
中国自秦汉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政治体制以来，虽经历了一个短暂的军事贵族统治时期，但随着汉初平民社会的建立，国家政治日趋走向以“士大夫政治”为内容的文官政治。当然，在汉唐之间中国文官政治发展历程中，“以德取人”、“以名取人”、“以族取人”迭相出现，（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第三章，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页61-79）直至隋文帝时，以科举取士为内容的真正意义上的传统文官政治才正式开创。与前代所不同者，科举取士虽日渐以“以文取人”为形式，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尤其是科举制初行时，仍保留了一定的考核“德”和“能”的内容，体现了中华帝国行政理性的诸多元素，承担着整合中国社会阶层阶级结构、文化传承、价值认同等多项功能。如此，千余年来以科举制度为杠杆的传统国家政治一直不断复制，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也因之形成并延续下来。
近代以来，由于西学东渐，中国的政坛和社会进入一片“无序”状态中，明清以来的政教制度渐显落后与无能，曾经有效的行政管理作用再难奏效，其内有爆发太平天国起义与义和团运动；对外丧失外交主动，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即可证之。在经过戊戌变法的阵痛后，清政府终于在1905-1909年实行所谓“新政”，废除科举制与实行官职改革，并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召开预备立宪大会等等。然而这一举动只是为了“可使我满洲朝基永久确固，而在外革命党亦可因此消灭。”（宋教仁：《清太后宪政谈》，《宋教仁集》上册，第16页）不过一场闹剧而已。但废除科举却给社会、政治带来了极大影响。http://jianglingxiang.upweb.net/
众所周知，中国自科举兴起以来，士大夫赖其“征文射策，以取禄位”已成风气。所谓“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无所易业，大者登台阁，小者任郡县，资身奉家，各得其所。是以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是以进士为士林华选，四方观听，希其风采。每岁得第之人，不浃旬而周闻天下，故忠贤隽彦韫才毓行者，咸出于是。”（杜佑：《通典》卷15《选举典》）科举制成为中国士大夫赖以安身立命的唯一出路。废除科举对于中国原为一件好事，但由于当时清廷，仓促行事之际未能建立一种新的选士制度，故而出现了一个历史的“断裂”。此时虽有新学教育，亦有通过“庚子赔款”的出国留学，但学成以后出路何在？这一问题当时的清政府因面临破败而无暇顾及；后来的民国政府由于内战和抗日也未能予以重视。于是一向直接或间接依附和服从于政治的中国士大夫被抛出在政治之外，成为了“游世之魂”。同时，中国的士大夫自古又有不甘寂寞的传统，源自孔子时代“士志于道”、“学而优则仕”的古训与“修、齐、治、平”的人生价值论始终激励着他们，使之在风云变幻的近现代中国的改良与革命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翻开中国的近现代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几乎每一次大的运动都是由他们推动的，且无一不是中坚力量。当然，促成中国近现代社会变化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废除科举。我们所要强调的是，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对于中国的士大夫来说，已经构成了一种群体的普遍价值认同，深入骨髓。所谓“无论文武，总以科甲为重，谓之正途；否则胸藏韬略，学贯天人，皆目为异路”。（《经世文续编》卷120《论考试》）而当实现这一价值的“正途”——科举制——被废除，又无新的制度替代它时，他们的职业去向便只剩两途：一为革命者，以旧时代反叛力量的面目出现。近现代的两次民主革命中尤为典型。他们往往以政党的形式纠集，武装以某种主义和思想，有自己的信仰与追求，表现出浓烈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色彩。二是为权贵充当幕僚、政客。这在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和蒋介石政府中极为显现。他们原本或胸怀改造社会、革新政治的目的进入庙堂，但由于缺少“义无返顾”的勇气而为权贵的利诱所驱使，堕落为统治阶级的“帮忙”奴才。亦有部分士人在攀附之余故作“矜持”和“独立”姿态，游移于学术与政治之间，与官方保持若即若离的态度。此为
有关科举被废造成中国社会的凝聚机制的瓦解而引起的消极后果与社会危害，学者萧功秦曾撰文详述，（详见萧功秦：《科举制的废除对二十世纪中国的影响》，《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4期）本文不再赘述。萧功秦的研究告诉我们，中国近现代出现的“无序”社会状态，与科举制废除后士人的价值取向混乱以及其群体的分化和不同的集团归属有着紧密关系。http://jianglingxiang.upweb.net/
19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结束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无序”状态。其最大功绩在于建立了一个有独立主权的多民族的统一国家。然而对于新中国的领导人来说，摆在面前的重要任务就是在治国方略上如何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行政管理体系的问题。应该指出，从世界意义来认识中国革命，不论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还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都属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所建立的国家是“后民主国家”。因而这种革命以及国家政治也就无可例外地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潮。对于近现代中国而言，民族主义曾经是一种有益于“民族救亡”的意识形态，其运动也是一个必要的历史过程，但当它一进入国家政治的范畴后就必然出现某些价值判断上的失误而导致一系列非理性的政治作为（参见夏毅辉《世界“文明冲突”中的儒家文明》，湘潭师院学院2002年第6期）。比如为了社会和政治的动员，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一般是煽情的，而煽情需要有“乌托邦”的支持。http://jianglingxiang.upweb.net/
由于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国家，对土地权力的渴求一直是中国农民最大的理想。所以中国的革命家往往在“地权”上做文章。孙中山的同盟会纲领中有“平均地权”的内容；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是想缔造一个“耕者有其田”的社会。同样，中国共产党也将革命的主要策略放在土地问题上，用以号召农民阶级参加革命。二者所不同的是，国民党只是停留在文字和口头上，而共产党则一开始就试图将它付诸实行。如1928年至1930年期间，先后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以及《兴国苏维埃政府土地法》等三个分配土地的法令。（魏宏远主编《中国现代史稿》（上）第六章、第四节，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页344-346）中国共产党所设计出来的那个“农业社会主义”的乌托邦，确实激励着不少农民群众加入革命的队伍。当然，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中国革命是无法取得成功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之所以能够获得胜利，也主要在于它提供了一个“道德理想国”的图景——“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尽管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曾公开宣称他们的学说是代表“大工业本身产物”的“无产阶级”利益的，它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必然灭亡。”（《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页249、229）但在这一理论东渐的过程中，由于与半东方的俄国相结合，形成了列宁主义，因而大大增强了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契合的可能性。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又经过中共一些领导人的诠释与改造，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发展成为毛泽东思想，从而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在一个落后的、传统的农业国家进行并取得胜利的新篇章。这样，两种“乌托邦”的理论汇集一起，促成了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并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共和国。
二、“道德理想国”的社会实践与毛泽东的“奇里斯马型统治”
可以这么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一开始就具有十分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它是两种“乌托邦”理论的结合。这种建立“道德理想国”的实验早在延安时代即已开始。美国记者埃德加·斯偌在其名著《西行漫记》中，把延安描绘成了一个类似“乌托邦”的社会：“到处是自由和谐，平等民主，朝气蓬勃，充满希望的生活。”而这个黄土地深处的“红色中国”，是在一个类似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哲人王”——毛泽东——的领导之下。在斯偌的笔下，毛泽东既是一个学者、哲学家，又是一个政治军事领袖，几乎完美无缺。同样在另外一位西方人保罗·霍兰德的眼中，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完全是一幅田园牧歌式的景象：“人民看上去健康快乐，丰衣足食，他们明白地表达自己是毛主席的新中国的公民……乡村的变化翻天覆地……毛泽东的革命无疑是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的最大幸事……毛泽东思想……已经开花结果了……”。（转引自周宁《孔教乌托邦》第五章，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页196-211）由于从柏拉图《理想国》到莫尔《乌托邦》所形成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欧洲文化心理，使西方人总是将异域理想化为人间乐园，他们上述的描写，显然具有这种特点。除去这一因素外，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中国的共产党人确实在从事着自己“道德理想国”的社会实验，至少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是如此。不过，真实的情形与结果并非西方人所描写的那样完美。http://jianglingxiang.upweb.net/
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中共崛起民间，又以工人、农民干部居多。他们既无统治经验，也无行政管理的技术，所以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中共的各级领导干部完全是凭着自己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来治理国家的。他们中不少具有“高度的身份荣誉意识”，这就是作为共产主义理想的实践者在努力工作，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任弼时、焦裕禄等就是典型代表。但绝大多数人以功臣自居，滋生出了“老子打的江山老子坐”的落后等级意识。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提出了对他们的要求：“为人民服务”，要他们做人民的公仆。然而由于中国长期以来的“成王败寇”意识的惯性与影响，加之工农干部自身素质的局限，这种状况并未得到多大的改善。于是，从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国家企图通过大学培养一批人才作为行政管理的后备官吏，但由于种种政治原因，尤其是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不仅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知识精英与行政人才基本“打倒”，而且波及到整个知识阶层，致使中国国家政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完成对建国“功臣”官吏的更新换代。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那种“功臣”意识的外延无限扩大，与“唯成份论”联系在一起，让所谓“出身好，根子红”的“工宣队”、“军宣队”、红卫兵进驻各级行政部门工作，致使各级干部的理论修养与专业素质降至冰点。他们既无现代国家政治理论的修养，也缺少系统的行政管理技术的训练。这种情况即使在中共的最高领导层也是如此。正是这些“业余”水平的政治家决定着国家政治的发展方向，实施着一系列不切实际的政策措施，使中国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了像“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等一系列经济浮夸风以及绵延将近三十年的阶级斗争，其结果使共和国一穷二白。http://jianglingxiang.upweb.net/
总之，除开一系列其它因素，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所出现的众多非理性政治运动、经济作为及其带来的恶果，是与第一代领导层的国家政治理论修养缺乏和行政管理水平低下分不开的。
依据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有关政治社会学的观点，国家政治有三种形态，即“奇里斯马型统治”（魅力型）和“传统型统治”与“法理型统治”（［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中》（上卷），三联书店1998年版，页189）。前两者是较为落后的统治形式，后者则是现代社会的统治形式。所谓奇里斯马型领导(Charismatic Leader)的理念表明了这种现代社会领袖有着个性的吸引力，并具有某种神性的色彩。对于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而言，虽然摆脱了中国式的“传统型统治”。但“奇里斯马型”的人物始终具有“正当”的理由而为人们所服从。毛泽东时代就是典型，即人们确信毛泽东个人的超凡神圣性、英雄气质或非凡人格而对他的权力绝对服从。毛泽东的个性中确实有许多“奇里斯马型”人物的气质与魅力。早在延安时期，美国记者埃德加·斯偌曾描述这种气质与魅力时就指出，毛泽东兼学者、哲学家、史学家、军事家和政治战略家于一身，在他的身上“似乎没有什么可以称为宗教感情的东西……（他）是一个有相当深邃感情的人。”（［美］埃德加·斯偌：《西行漫记》，页62-69）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喜欢直接面对大众，并有能力直接驾御这头“洪水猛兽”。他的“蔑视权威”的气概，很能迎合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好。从废除“师道尊严”、砸烂规章制度到摧毁等级特权，包括学校停课和废除考试，都在一定社会阶层和年龄层大受欢迎。他反感现代国家官僚科层制的烦琐程序，更反感其日益脱离群众的倾向。他重视并力图改善农村的文化、卫生和物资供应状况，但与此同时，却把城市生活几乎变成一片荒漠。他鼓励工农兵上大学，尝试把农民变成科学家和诗人，却废除了几乎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大脑，使其不能实施价值判断功能，并只在很小的范围内实行认识功能。他以历史学家的态度批判旧社会地主官僚残酷剥削压迫人民的同时，却容忍着现实社会中更大的不公，致使“文革”成为最大的“人权欠债”运动。总之，毛泽东时代的国家政治完全依靠毛泽东个人的魅力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话语神话（“最高指示”）来予以控制，而极少有现代国家政治理论和行政管理技术的成分。http://jianglingxiang.upweb.net/
当一个国家的政治将社会精英——“知识分子”打倒并抛弃，转而将国家的治理交给一批“暴民”——“造反派”、“红卫兵”时，这个国家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北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曾谈到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时说：“士类歼灭而国随其亡。”（《资治通鉴·汉纪·灵帝建宁二年》；中华书局1960年版）以告诫统治者要善待士人，因为他们与国家的命运是紧密相联的。毛泽东时代从57年的反右运动到“文革”中的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全面摧残，致使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遭受了一次灭顶之灾。当我们反思“三年自然灾害”和“文革”期间中国社会全面失控的原因时，应该更多的将其注意力放在“人祸”上，也就是说，前三十年中国大陆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与政策导致了国家政治的彻底颓弛。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邓小平同志开创的改革开放局面，中国“国随其亡”将在所难免。
三、“改革开放”后中国国家政治的艰难转型
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无疑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值得激动人心的事件。然而，当我们面对改革开放的巨大成而欣喜若狂的时侯，也不能不看到在国家政治方面还存在许多需要提高的地方。http://jianglingxiang.upweb.net/
首先，我们的思维仍然停留在近代以来的“技术救国”的层面上，也就是说，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国家对于经济建设的关注，远远多于政治体制改革，以致于在许多问题上，涉及经济的问题往往都好办，而只要关乎政治体制的问题就不知如何是好，甚至将其视为“禁区”。殊不知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是“任何基础都有同它相适应的自己的上层建筑”，而一个执政党的理性化经营也在于将二者调整到最佳适应状态，否则这样的国家政治是不完美的。中国古代先贤圣哲也早就有云：“邦有道，贫且贱，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就是阐述国家政治中的政治与经济的相适应关系。http://jianglingxiang.upweb.net/
第二，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国家政治形式还处在较为低下的发展阶段。从某种意义上来看，邓小平与江泽民时代是处于“奇里斯马型统治”向“法理型统治”过渡的时代。因为此时除了邓小平、江泽民的个人魅力以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发挥的作用也不容低估。而且近二十年来，全国“人大”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法规，使中国的国家政治逐步走向法制化的轨道。然而，真正的“法理型统治”在中国还没有取得完整意义上的合法性，因为在我们确定“法律的正当性”权威的同时，被许多人认为是更高的“党”的权威仍然凌驾于“法律”之上。这其实仍属于“奇里斯马型统治”，所不同的是“奇里斯马”的角色发生了转移，即由“个人”切换到“政党”或“集体领导”。而所谓“法理型统治”的全部意义，就是“依靠对法律条款之有效性和客观性‘功能’的信任而实行的支配；这些法律，则是以理性方式建立的规则为基础的。在这种情况下，凡是合乎法规的职责履行，都可望得到服从。”（［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三联书店1998年版，页57）也就是说，在“法理型统治”社会里，法律的正当性以及法理型权威，始终被人们所认同并对它严格遵循与服从。在此之上再无其它的权威了。值得欣慰的是，中国的新一代政治家已经认识到了这一“宪政”的主体内涵。如总书记胡锦涛《在纪念宪法施行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地指出：“宪法……具有最大的权威性和最高的法律效力。”说明现任党中央和政府已经在确定“法律的正当性”权威方面，有了跨越性的进步。因此，对于中国而言，虽然自1949年开始就建立了“共和国”，但真正的“宪政之路”才始于足下。http://jianglingxiang.upweb.net/
具体谈到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由于国家还来不及建立有效的法律系统，就迫不及待地进入了市场经济时代。于是在“解放思想”的口号下，一部分被称之为“开拓者”的人成为了时代的弄潮儿。由于把“思想解放”作为第一衡量标准，这批人的个人资质可以说除了“胆大”以外，一无是处。民间有云“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即是其生动真实的写照。其结果使刚刚出现的市场经济走样变成“官倒经济”。1989年出现在中国的政治风波可能原因众多，但显然也有民众不满于经济领域中的“无序”状态以及造成的政治、经济混乱有关。更为重要的是，法律的不健全和国家在对官员的约束方面只有“空洞”、“高调”的党性要求与党纪处分，也使“改革开放”初期出现了像汉初七十年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后出现的“以资豪强”负面效应，也就是说，“改革开放”造就了一批借市场经济发不义之财的贪官污吏，同时也出现了一批靠不法手段“先富”起来的人。亦“官”亦“商”，亦“权”亦“钱”；官商结合，权钱交易。二者相得益彰，共同“富裕”。进入江泽民时代，国家虽然开始进入法制阶段，制定了一系列法令法规，但在严格执行以及保持其连续性方面总是出现问题。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各级领导干部由于自身素质的低下而又长期缺乏训练、修养，养成了种种市侩习气、懒惰作风，使上令难以下行。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早有教训。北宋王安石变法，就其变法措施而言应该是针对北宋社会政治、经济的一系列弊病的。然而，变法何以会失败呢？历史学家认为这主要是新法在推行过程中，层层敷衍，级级走样，甚至借用新法排挤异己或故意盘剥、鱼肉百姓。结果新法造成了社会矛盾激烈，最后不得不终止。二是我国的行政管理技术功能因“党”与“国”混同而无法充分发挥。这主要表现在官员的选拔重“政治”而轻“技术”。比如其中是否入党就是基本条件；是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等等。这些要求如果能真正达到提升作为一个专业官员的“高度身份荣誉意识”的作用的话，倒也是必需和理性的。问题的关键是这仅仅停留在表面，而没有成为执政党成员“内在意识”的东西。否则就不会出现那么多的国家工作人员违法乱纪的事情。即便是这一点成立，也还存在一个是否通晓行政管理技术的问题，至今这个方面似乎没有作为我国目前选拔干部的必要标准。而在实际操作层面，所谓“政治条件”早已滥觞为私恩结合与利益结合。这二者都是遏制国家机构纯粹技术功能发挥的。
第三，官员的“知识化”、“专业化”要求模糊不清。应该说随着恢复高考制度以来，我国的行政管理干部的来源主要是各大高校培养的大学生，抑或有部分没有经过正规高等教育的工农干部也通过“五大”而有相应的学历，现在还有一些官员甚至拥有像“硕士”、“博士”这样的高学历。表面上，官员的“知识化”、“专业化”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但其中的水分之多明眼人不难看见。值得欣慰的是国家似乎已发觉了其中的弊病，多次进行“清理学历学位”的举措就是一个信号。其实所谓“知识化”的要求并非仅指大学教育一个方面，而是指作为行政官员所应具备的政治学、管理学、法学等相关学科知识；而“专业化”则特指一个专业管理人员所具备的行政技术。若按此衡量标准，我国现有的官员至少有一半是“业余”的。这种说法或许有人会认为打击面太大，但严格来说却是事实。对于一个已经迈入现代国家政治行列，并业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中国，如果不正视这一事实是无法发展与进步的。 第四，“官吏混通”的干部制度造成了国家机构的纯粹技术功能无法发挥。国家政治中的文武殊途、官吏分治，自古而然。进入近现代社会以后，随着劳动分工的细密化和国家政治的复杂化，官吏分治日趋明显。特别是现代政党经营国家政治以来，国家组织实际上是由“职业政治家”与“专业技术官员”两部分人支配着权力。前者依靠的是“政党”，后者依靠的则是“国家”；前者是游移的、“临时的”，后者则相对稳定。马克斯·韦伯将他们区分为“一是‘为’政治而生存；一是‘靠’政治而生存。”（［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三联书店1998年版，页67～71）虽然二者并非绝对分野，但各自承担的任务却不同。我国自新中国建立以来，由于强调“人民民主专政”与“公仆意识”，所以干部任用一直采取在“意识形态化”基础上的“从下而上”的选拔制度，从而导致了“官吏混通”的情况。江泽民时代虽然开始实行了“公务员制度”，但我们的“公务员”不仅包括所有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而且在晋升制度上与“党干”系统混同。因而也没有解决“官吏混通”的问题。“官吏混通”的弊病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我国的干部选拔注重“政治素质”（对于执政党来说，这本无可厚非），所以一般的下级官员在工作中或自身的提高上往往是重“政治”而轻“专业技术”与“业绩”。这样就造成了在国家政治的实际技术操作层面“专业化”程度不高，国家机构的纯技术功能无法充分发挥。其表现有办事效力低下；“兵僚作风”（此为民间对下级官员在工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官僚主义”的一种戏称）；不求业绩只保权位等等。二是由于“专业技术官员”系统不能相对独立，其升降也依凭政治因素，故在办事过程中无法按规章、程序，履行职责。其表现有义务职责混乱；行政法规如同虚设；权大于法等。三是容易造成上下级官员的“私恩结合”与“利益结合”。所谓“私恩结合”，就是通过僚属关系、亲戚关系、朋友关系、同学关系、战友关系、老乡关系等源自传统社会的地缘、血缘因素在现代社会的扩大或变种的种种关系，而构成的结合体。所谓“利益结合”则是赤裸裸的交易关系，或买官卖官，或权钱交换。前者表现为种种市侩习气，如吃喝玩乐、行贿受贿、嫖赌逍遥等；后者则上下串通，共同贪污。笔者通过对近几年被检察机关惩处的腐败官员的案例进行分析，发现他们都不是个体作案，而是上下一气，连带一窝。而这些“硕鼠”之间的结合无一不是“私恩结合”与“利益结合”两种。近几年来，国家的反贪工作力度加大，也抓出了一些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然“重典之下”贪污腐化现象似乎层出不穷，越抓越多。何也？其渊薮就在于我国的干部制度。
当然，要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国家政治进行系统地评析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其中不仅要对整个近现代、当代历史有深入的研究，而且还要逾越许多意识形态的障碍，而这本身又关联着许多现实的问题。
2006年4月写于湘潭同馨园
本文已发表在《指向》杂志第二期（2006年12月9日）思想栏目（http://jianglingxiang.upweb.net/），转载请注明出处。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变色卡
抢沙发
千斤顶
显身卡
[em01][em01]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278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