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改 革 之 “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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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二第一学期 练笔之作，欢迎大虾斧正

随着“入世”后开放进程的加快，中国已向全球化张开了双臂。跨国资本的强势涌入，“倒逼”着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回顾过去的25年，中国改革走的是一条“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之路。如果将改革的轮廓作个大致的勾勒，可以看出，在改革的初始阶段，多是从经济体制入手，对集权体制进行一定程度的松绑，上层放权让利以刺激基层发展经济的冲动（80年代盛行全国的“包干风”，财政体制中的“中央地方分灶吃饭”）。尽管在权力和资本交界的灰色地带存在着许多“寻租”活动（80年代末的“价格双轨”，90年代的“开发区圈地运动”以及现在的“房吃人”等），但仅从改革使当时社会各阶层利益“一体均沾”来考量，这种改革亦算得上是帕累托改进。但改革愈往后发展，改革的受益人群范围便逐渐缩小，甚至出现了少部分人的受益是建立在大部分人利益受损的基础之上的，改革的成本承担者和成果享受者错位。社会公正问题逐渐凸现，乃至成为社会继续稳定发展的隐忧。如果说在80年代，改革的原动力来源于全民对摆脱僵化体制全方位束缚的渴望；那么现行改革的推动则出自于一部分人对改革获利的预期，相应地，阻力则来自于既得利益阶层对改革后果的不安和疑虑。改革的心态逐渐由浪漫转向务实。 几乎没有人会怀疑中国过去25年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但也不能就此对中国未来的走向高枕无忧。改革开始时不得已而采用“鸵鸟政策”所搁置的问题，现在已再无太大的规避空间。以前还有“石头”可摸，现在已逐渐行向“深水区”。二十五载的摸索所积累的经验，是否使我们熟悉了“水性”，尚待考验。当然，面对新问题时更考验着我们的智慧与勇气。 托克维尔认为，对于一个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候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候。因为在没有改革之前，人们对于现行体制弊端有了一定程度的免疫能力；而改革之后，有可能原有的弊端尚未消除。却又不得不承受新增加的痛苦；原先对改革寄以厚望者发现改革并未朝其预期方向前进，突然之间却从美好的空中花园跌回到残酷的现实大地，巨大的心理落差，使以前积蓄的诸多不满在此刻便冲破了理性的闸门。清末“预备立宪”的出台，使君主立宪的民主宪政离中国只有几步之遥，但“皇族内阁”的瑕疵导致改良派分化倒戈，最后爆发的“辛亥革命”使中国版的“光荣革命”匆匆流产。改革时，浪漫的理想者不可或缺，在历次改革中他们也似乎从未曾缺席过，他们为改革的方向提供了许多有意义的参照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民众的政治热情。但如果整个社会都弥漫着狂躁而激进的情绪，则对改革非常不利。“历史不会线形进步”，激进者以为，只要构建好一幅美好社会蓝图，然后全社会按部就班地实现其设计步骤，最后必定会制造出一个“人间天国”。这是一种“社会工程师”情结——把有机的活性社会想象成为可以拆卸拼凑的“社会机器”。那些企图以暴力革命手段去实现“乌托邦”的人，更是从未想过自己会导致更大的暴政。必须承认，对付一种熟悉的困难要比对付一种不熟悉的困难要容易些，改革需要一定程度的“保守主义”思潮作为清醒社会的镇定剂。对改革不能抱着“毕其功于一役”的机会主义心理，改革并不是否定一切，它只是对传统的一种改良。那些举重若轻看似平常的举措，让后世站在历史的深度里回眸，或许不经意间便被赋予了里程碑意义，这正是哈耶克所指出的“非意图性后果”。年初深圳的“行政三分”以及近来基层人大选举的“北京现象”，这些温和而创新的尝试，对现代民主社会的孕育无疑具有深远意义。民主意识只有在公民利益博奕的沃土中萌芽，才不至于成长为先天孱弱的豆芽菜。改革时的谨慎，并非鼓励政府在改革中对困难采取消极的不作为态度，渐进不等于蠕动。改革成效大小不在于速度快慢，而在于顺时而生，应时而动。过早则“水土不服”，过迟则“病在骨髓”，在某些条件成熟的领域应及时推动改革，以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改革本身就是“试错”和“纠错”的过程，政府要有审慎“试错”的勇气，也要有善于“纠错”的智慧。可以借鉴人类一切有益的经验和成果，少走一些弯路。对外来事物不能一概以“国情论”拒之，国情只是研究和推动改革的工具，而不能成为阻挠和反对改革的借口。 套用《双城计》的一句话也可以说，“这是个最好的年代，这是个最坏的年代。”二十余年的改革使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摆脱了普遍贫困的尴尬境地，但伴随而来的阶层迅速分化造成了社会结构失衡。“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这句话虽然不甚确切，但一定程度上也是失衡心态的写照。新左派指责改革带来了贫富分化，质疑富翁财富的正当性，追问市场经济是否道德；自由主义者则认为，当今的社会矛盾的出现并不是改革的过错，而应归咎于改革的深度不够，因为中国没有通过改革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是改革的过于保守造成了今天的困境。改革所受到的两面夹击，使政府可谓“左右为难”。有学者认为，中国主要是增量改革，只要把蛋糕做大，再通过“涓滴效应”，就可以使全社会分享到改革带来的好处，自然，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可是在解决了大部分人的生存问题之后，人们更关注的是蛋糕的切分。“财富原罪说”让新富们背负了沉重的道德十字架，政府为了安抚民众不满的情绪，也不时拿一些问题富翁来祭旗 。社会的“仇富”情绪并未因此消落，下层麻木地期待着更大富翁的落马，而富翁们则惶惶地为自己谋求退路。哈耶克说，“一个富人得势的社会远比一个只有得势才能致富的社会要好。”其实，民众对比尔·盖茨类的阳光富翁并不排斥，相反还持一定尊重态度，问题在于他们怀疑富翁是“得势致富”。正义不能无限追溯，政府与其将视野囿拘于历史纠纷中，不如将主要精力放在如何构建好一个产权清晰竞争公平的市场机制上。这不是默认“存在即合理”的犬儒主义，而是不能以“非法婚姻”的缘由，去剥夺已将生“孩子”的生存权。预防重于惩治，惩治只不过是维护正义的最 后手段。改革的走向，由各种社会力量博奕后的矢量决定。由于“弱势的含义不单是说他们的经济地位，还包括他们的政治能力和利益表达能力”。（孙立平）所以，在经济人思维左右下的强势群体有可能通过扭曲的市场机制，将改革的成本转嫁给弱势群体。在社群组织发育不良的中国，政府应担当平衡社会力量的支点，对弱势群体的正当利益予以有力保护。对社会消极情绪通过疏导的方式让其得到正当宣泄。否则，应力的不断积累将导致社会大动荡，最终危及一切人的利益。 经济发展不是社会进步的全部，也不是衡量执政合法性的唯一指标。今天，民众在度量政府成绩时，越来越关注社会综合水平的提升，诸如行政清廉度、公共服务设施、社会治安、环境质量等软指标。正如稳固物体内部存在着分子布朗运动一样，一个现代社会的个体目标是多元开放的。但对未来改革框架有个轮廓搭建：那个社会不能杜绝恶，但在体制设计上已尽可能地预防了恶的发生，“恶”出现后，又可以在合法范围内诉求正义；其财富不是平均的，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竞争的起点有可能不平等，但它使竞争者机会平等程序公正，可以让竞争者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社会身份的自然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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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摸着石头过河 经济体制改革 市场经济体制 比尔·盖茨 扭曲的市场 原创

蓝田日暖29 等级：版主 威望：6 文章：1677 积分：5744 魅力：3719 现金：19992 注册：2004-6-19	第 2 楼 楼主说了这么多能举几个例子说明一下具体的思想吗？像我，就不太了解，这篇文章到底要说明些什么。
2004-12-7 18:06:01

真诚求砖，恳请诸位大虾指点：如何才能写得清晰明了的文章，觉得自己写得无头绪，含糊不请。。

小弟先谢谢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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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邵东面临转型之痛(社会调查) 在全国小商品业界里，湖南邵东颇有名气。凭借务实勤恳，敢为人先的经商作风，邵东人赢得了“内地温州人”的绰号。寻查两者历史的脉络，可以发现邵东和温州的发展经历有着惊人地相似。改革开放之初，邵东经济发展水平在全省平均水平之下，是典型的内陆贫困县。但到了1998年，该县GDP达47亿元，高于中西部239个县级市32。15亿元的平均水平。在2002年时，GDP升至70.3亿元，居湖南省第四位；县治所在地两市镇更是获得“湖南综合实力第一镇”的桂冠。虽然邵东经济实力和沿海发达县市相比，存在着很大差距，但放在内地,还是让人刮目相看。这个不沿江、不沿海、不沿边、人多地少的弹丸之地，外无重点工程投资拉动，内无经济特区政策优惠，是如何创造被经济学家称之为“邵东现象”的经济奇迹的呢？但也有人说：“这城，那城，其实是座空城！”，“邵东繁荣是建立在沙滩上的泡沫经济。”甚至，外地商店还一度打出“本店决无邵东货”的逐客令。毁誉交加下的邵东到底是怎样的发展状况？带着兴趣与好奇，笔者?月28日实地走访了邵东，希望通过零距离的感性体验发掘出邵东的真实背后。

“逆境美德”之“敢为人先”

有个小故事，很能体现拓荒时期邵东人精明的商业头脑：80年代初，邵东人在秋收后，将稻谷15元一担卖给邻县人，春荒时，再以20元一担的价格买回。邻县人窃笑：“邵东人傻，每担白送我5元！”邵东人感慨：“邻县人笨，帮我存了一年粮食不说，还给我一笔活钱，让我落实好几笔生意！”在文革时期，商品经济已在邵东骚动萌芽，70年代末，僵化的经济体制开始解冻，私营经济开始发展。邵东出现了雇工在8人以上的私企，地方将此事上报，省里冒着政治风险下达了“不提倡、不反对、不支持”的指示，在事实上对邵东创新举措提供了保护。78年，国家对邵东经济恢复集市贸易的做法予以充分肯定，并作为经验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邵东人多地少，78年人口密度就达535人，有“百工之乡”传统的邵东，在沉重的人口压力下，迫于生计纷纷外出“淘金”。现在邵东有30万人常年在外经商务工，邵东商人足迹遍布全国，在一些城市里，出现了“邵东街”“邵东区” 。邵东人在压力下的出色表现倒印证了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挑战——应战”说。

就目前而言，邵东形成了“商业城、工业镇、专业村”式经济格局。所谓“商业城”，就是以工业品市场为核心，以100多个专业市场、综合市场和农副产品市场为网络，编织了辐射全国的商业物流网络，其中的药材、五金、服装、皮革、建材、家电等市场有较强实力。在商业强劲带动下，第三产业占据了GDP半壁江山。工业镇是指以打火机、铝制品、铁器、五金等产业为依托的小城镇，专业村则是工业镇内部的分工单位。笔者实地发现邵东工业区域布局已具“块状经济”雏形，“块状经济”是指在一定地域积聚形成具有比较优势，带动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特色产业及其组织形式。块状经济区即是由许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积聚成的专业化产业区。笔者走访的仙槎桥镇以小五金见长，其特色又进一步分解：锤子村、扳手村、钳子村、起子村等，各村又将每道工序发包至户。在仙槎桥镇上调查时，有一群“特殊工人“引起了笔者的注意：在不到10平方米的手工作坊里，六名“童工”在加工扳手配件，其熟练程度并不亚于成年男工。旁边家长模样的中年人解释说，他们利用五一学校放假空闲帮工。这让笔者不禁想起亚当·斯密笔下十八世纪英国生产针的手工作坊。当者想把这场景拍摄下来时，敏感的孩子们用跑开的方式善意地拒绝了。扳手村村支书介绍了生产流程：在黑田铺铸铁，然后转到廉桥加工成毛坯，再到火厂坪进行车床作业，在仙槎桥镇完成电镀、打磨、组装等最后工序。与此类似的还有打火机行业。邵东继浙江、广东之后，打火机产值排名全国第三，年产130亿只，一次性打火机产量占全国三分之一，塑壳打火机占全国60%的市场份额，并且行业内出现了卡特尔式联合。在一些强势产业上，初步实现了横向专业一体化：众多生产经营同类、同档次、同环节产品的不同企业，形成了专业化产区和专业化市场区。“块状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同业充分竞争和部门分工协作，发挥规模集聚优势。民营经济是浙江崛起的资本，而块状经济正是浙江民营经济的组织形式。作为效仿者，邵东似乎起步不错。

明天的奶酪在哪里？

如果邵东人和外地人打交道表明身份，一般外地人露出神秘的笑容，用暧昧的语气说：“呵呵，邵东是个好地方咧——有钱！呃，听说你那儿造假蛮厉害的~~！”说“邵东货”全是假货，倒有点冤枉，因为“邵东货”的原产地并不全是邵东。笔者在工业品市场以商人身份就五金、打火机、服装、电器等产品来源地进行调查，发现款式好、价格高的产品近八成来自浙江、广东、福建等地。在一化妆品店铺，发现某标价34元的“名牌”洗发精竟然只卖3元！问店主该产品是否为本地生产，店主摇头：“本地买不起一整套生产设备。” 在高附加值领域本地产品市场占有率并没有40%（官方数据），真正“邵东货”多为仿制品——因为它们有自己的商标。在五金市场看到同样型号的扳手，浙江的5元一把，而本地产的只要2元。不过质量和价格成正比，笔者仅凭肉眼就能分辨两者质量高下。如此说来，称邵东人为“温州人的搬运工”倒更为确切，邵东只不过是江浙产品的内地中转站而已。

90年代交通落后信息闭塞的邵东能成功发展批发业，让人颇为不解。但若能联系当时的大环境，便能破解其中奥妙：首先，当时内地交通普遍落后，在汽车长途贩运方面邵东交通劣势相对并不明显，而且还紧依衡阳和娄底这两个铁路枢纽——几千里都跑完了，还会在乎最后几十里吗？；其次，在保守气氛厚重得连邓公南巡都不愿停留的湖南，邵东棋高一着，以极小的投入在谋篇布局中抢得先手。在别处“高筑墙”进行如火如荼的“诸侯大战”之际，却拆除流通“藩篱”，邵东率先进行市场建设，构建全国性小商品交易平台，极大地节省了客商的交易成本，外地厂商由此对邵东形成“路径依赖”。然而，近来邵东商业“空心化”趋势日益明显，工业品市场个体经营户从98年的6800户，减至2002年的5800户。其中常年经商约有一万人，外地前来进货客商在两万上下，很难在恢复往昔五万人的繁荣景象了，有些批发城“空壳率”在60%左右，无怪乎有人发出“这城，那城，其实是座空城！”的感慨。在高速公路和提速铁路的冲击下，邵东交通条件虽然也有所改善，但区位劣势逐渐凸现；外地客商在利用邵东交易平台的同时，自身也从中积累了大量信息和经验，开始可以绕开邵东这一中转站，直接和厂家交易。所以，邵东中转站地位的下降是不可避免的，对邵东人来说也不必有太多失落感，关键是要有“危机意识”，所谓“危机”乃是“危险”与“机遇”并存，关键是能否扬长避短，开发其中的新优势。现在，邵东将发展重点由商业转向工业，结果如何还有待时间检验。

温州的民营经济的成长，依循“地下微量型——数量积累型——规模数量型——规模质量型” 发展路径。邵东经历了第一次飞跃，现在还处于第二次转变之中。邵东打火机“一分钱利润”神话可以击败广东，但却在欧盟受到“CR技术壁垒”的狙击，如果每只打火机装上自己没有专利的CR装置，那么邵东人不赚反赔。温州学习的是“意大利模式”，试图效法意大利北部轻工业发展路径，培育出自己的国际名牌。相比之下，邵东仍然受OEM的贴牌掣肘，利润空间极小，邵东打火机单价只有温州的十分之一，产值只占全国的4%，并且还不时受到上游企业取消合同的压价威胁。民营企业的发展还遭遇“资金瓶颈”，一位政协官员无奈地对笔者苦笑：“不能说邵东人没有钱，去年邵东的各项存款余额为51个亿，但除了银行准备金外，大部分被省里调拨，企业贷款并不轻松。03年财政收入为3亿，财政支出却达3.2亿。基本的吃饭财政就占一大块，还能剩下多少钱来搞建设呢？”

笔者在县城发现一“邵东特色”，几乎每家店铺前都有一张牌桌，给人一种散漫浮躁的经营作风。其实并不是邵东人好赌，在外地时他们非常兢兢业业，但除了打牌和唱卡拉OK外，在邵东没有更多的娱乐方式可供选择。刻薄一点讲，县城是邵东最大的农村——虽然有城市的基本硬件，但居住其间的邵东人并没有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变。虽然邵东经济发展不错，但湘人并不怎么买帐——有霸蛮气质的湖南人看不惯邵东人浓厚的商人气息。邵东人在经商生活中养成的小心谨慎不相信外人的心态，妨碍了民营企业的转型。邵东企业主大多是十多年前白手起家的，现值当打之年，凭以闯荡商海的是多年经验积累。经验在初期发展中是弥足珍贵的，但在企业进一步蜕变中，经验若没有理论视野的依撑，反成为束缚发展的蚕茧。家族制是民企的一大特点，笔者对家族企业在初期打拼阶段的内聚力持肯定态度。但有学者调查表明中国家族企业的寿命在25年左右，邵东民企能够跳出“一代勤、二代富、三代垮”的“家族怪圈”吗？就以笔者了解的批发业为例，大部分业主由于时间和心态关系，对待下一代用顺其自然的“放羊式”教育：“能读书就读书，自己也有钱送；不行，则跟我做生意赚钱；反正我是没有时间来管。”蓝未必出青，青也未必胜蓝。一些先富子弟中已经出现了“铁锈一代”。邵东的教育水平并不落后，每年都有一大批学生考上名牌重点大学，但其中高收入阶层子弟只是凤毛麟角而已。

政府的“失位”与“越位”

在邵东崛起之时，邵东政府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适时制定“兴商建县”的战略，并对民营企业加予以引导鼓励：96年县里奖励给民营经济纳税大户五辆吉普车和六台大哥大，97年拨出140万元再奖励六辆桑塔纳两辆吉普车，民营企业家身份的抬高在邵东人中间产生了强烈的示范效应。在民企壮大的过程中，政府合理利用规则模糊大打“擦边球”，规避僵化体制带来的不利因素。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不是先规范后经营，而是先经营后规范，边经营边规范，“先上车后买票”的措施，降低了个体私营经济的准入门槛。“打假不打死，打假促成真”，政府在打假中教育从严，处理从宽，销毁假冒商品，引导企业创造自己品牌，把企业从“地下”转到“地上”。不过这多少也有一点“地方保护主义”的“假打”嫌疑；自由量裁空间的过大，也为权力寻租提供了可能；加入WTO后中国要履行保护知识产权的义务，势必会加强打假的力度，地方政府这种权宜之计不利于民企长期的健康成长。政府在财政汲取方面能力明显不足，以相似经济结构的义乌市为参照物：2002年义乌GDP为156.1亿，财政收入为 16.6亿，邵东GDP为70.3亿,财政收入为2.4亿,但按相应比例财政收入应为7个亿，虽然这种估算很粗糙，但确实可以想象邵东“地下经济” 造成了很大的“财政漏出” 。邵东有很多“空壳房”暗地里在经营，政府通过提高税率加强财政收入的举措在上招致一片责质疑：“防君子不防小人，增加了合法经营者的负担，只能迫使

更多的人将经营转入地下。”

有人戏称邵东是“三色社会”，指的是：黑（社会）白（毒品）黄（色情）三色。媒体对此多次曝光，但未见其根本好转。笔者在邵期间，就看到一张法院对一起绑架案的宣判公告。邵东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有2000人，庞大的吸毒人群跟抢劫案件的高发频率不无关系。“三色现象”并非邵东之独有，但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质量的优劣，极易影响嗅觉敏感的商人投资经营信心的波动。另一方面，政府以“统一规范”的名义频频介入正常的市场运作，与民间利益发生冲突。前两年，政府对托运业务进行干涉，导致民众与政府发生激烈摩擦。

邵东启示录

邵东本身并无先天优势，政府的“无为而治”营造了宽松的发展环境，这是邵东崛起的关键因素，但是，随着各地对招商引资的逐渐重视，这种政策优势将逐渐丧失。政府应将着力点放在改善其它软环境方面，“进得来，留得住。”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认为：“制度就是生产力。”经济发展初始阶段，模糊的政策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进入成熟发展期后，更需要一种稳定的制度环境来厘清政府与市场的界线，推动“小政府、大社会”格局的形成。邵东的“商业优先”发展路径有其时代背景和地域人文积淀，后来复制者未必成功，重要的是品味出邵东发展轨迹起伏与政府行为变化之间的关系。或许，我们也不必对“小富即安”的邵东人过分担忧，因为市场是最好的实验场，它会告诉邵东人该做什么。

这是去年五一自费调查的小案例

但是在获取政府信息方面不是很畅通

过几天想再去邵东县看看

想从民间融资、行业商会方向入手，不知各位能否指点一下？

谢谢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4-15 10:28:43编辑过]

很有意思的两篇文字，尤其是第二篇。邵东是温州的缩影，温州是中国民营经济的缩影。地方政府在这个缩影中的角色多少显得尴尬，他们似乎是在和企业共谋，以便完成某种原始资本积累。分别从规范角度和实证角度看待地方政府的作用，我们会得到截然不同的结论。

当只有一个两个温州时，温州由乱而稳的发展道路无疑是可以效仿的，但是当中国出现越来越多的温州时，后来的“温州”就难以成其为“温州”了。好比，当越来越多国家在封闭和保护贸易政策下壮大时，中国就不能再单纯依靠保护来发展了。所以，古人云：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以下是引用随机漫步在2005-4-15 10:21:09的发言：

真诚求砖，恳请诸位大虾指点：如何才能写得清晰明了的文章，觉得自己写得无头绪，含糊不请。。

小弟先谢谢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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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第一篇文章文采是有的，但是有一个毛病啊，我看了2遍，居然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注意一下条理和逻辑吧。人类的思维是有一定的定式的，如果你不按照思维的规则阐述问题，哪怕你自己觉得非常深刻，但是别人看不懂你说的什么，结果等于没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