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好制度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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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在思想领域似乎只有两种标准：西方的与非西方的。在经济学层面也是如此。

然而，纵观历史，西方的发展，尤其是物质文明的发展也不过数百年的时间，甚至超过中国的时间长度也不过区区200年左右时间，并且当中也经过非常多的传递：伊比利亚半岛、荷兰、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各领风骚的时间也不是很长。

所以我很想知道大家是如何看待：

1）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长期发展历程。与西方相比国家相比，这一过程连续性很长，平均的物质文明程度（与当时的世界各国相比）也不可谓不高，这当中的制度（或者说）原因是什么？这种原因现在是否还成立，可以支持我们的再次发展？

2）西方国家现在发展的很好，但是维持它发展的制度原因是什么，是否可能维持他的继续发展，并保持几百年？这个问题与1）可以说是一个问题的两面。

3）就历史的角度/国家的角度，到底什么样的制度是好制度？就历史的角度/人类的角度，又可能有什么样的结论？这种视野映射到某个具体的历史瞬间，比如说现在，又应当怎样？

希望我说清楚了。说的明白一点，我是想知道制度在“天长地久”还是“曾经拥有”，“个人”与“人类”这两个大方向上的选择问题。或许这个问题本身就说不清楚。然而如果这些说不清楚，又如何探讨具体的发展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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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说不清楚 物质文明 选择问题 曾经拥有 西方国家 制度 原创

制度是一种均衡，由比较静态分析或动态分析可知，随着外生变量的变化，作为经济体系的内生变量的制度必将随之发生变化，于是，旧的均衡被打破，新的均衡产生，因此，没有天长地久的制度。

问题1和2，权且不作答，个人认为，这个问题并非新问题，已有很多人作过相关研究。

问题3，似乎有些语焉不详，如果将其理解为历史的横截面与纵截面，或许好些。就横截面而言，同一时期，不同国家采用的制度可能不同，但这里的制度选择标准并不唯一，由“诺斯悖论”可知，由于国家目标的二重性，国家有时可能选择低效的制度安排，有点“好心办坏事”的意味。就纵截面而言，用马克思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就可说明制度的选择标准。结合二者，又引申出另一个话题，制度是认为设计还是自然演进的？

你的问题中似乎并没有说制度在个人与人类之间的选择问题，当然，从历史的某一时期来看，国家的选择也就是统治者及其代表集团的选择,倘作此理解，也差强人意。

关于制度的演进（发展）问题，可参阅青木昌彦的研究。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5-30 18:49:57编辑过]

无论以何种形式发展，制度本身的发展过程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我关心的暂时还不是这个。比如一个数学问题，首先需要构建模型，然后才是算法。在制度领域，它的模型应当如何呢？

1）制度可能有两种：一种是目标制度（我自己定义的，不一定准确）：影响的是人的需求（高层次需求吧）；其二是工具制度，是如何最大化地满足已知需求。目前大多数的理解可能可能都是第二个层面上的，尤其是在物质/经济层面，但我想甚至在其他层面，也应当是这样的。

2）市场（或者说一种科学方法论）通过引入纠错与可证伪机制，使得我们可以很好地满足已知需求（不仅仅是物质方面的）。它的机理可能是通过避免犯错误而实现进步。

3）但是如何判断对错呢，又如何影响人们的判断标准呢？这似乎有点形而上学了。呵呵，也许我也不一定表达得清楚。比如，基督教会教导一套标准/儒家有一套标准，但是因为它是超验的，我们如何检验它呢？或许我应当好好看看康德。抑或有没有一种超验制度能够实现对判断标准的证伪呢？

比如说是应当本着现实主义的态度，尽可能让当下存在的人的需求得到满足，还是抑制一部分需求（但究竟是哪部分需求呢？怎么判断它们应当受到抑制呢？）；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细水可以长流，现代制度是可以实现当前的利益最大化（如美国），但是难度利益最大化就是指当前的利益？人类长期发展/存在是不是一项更大利益呢？（当然，我不知道答案。）是否我们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呢？

白浪的答复似乎比较多的强调了“有效制度的选择问题”，而我要问的是，什么是“有效”，难道制度研究只考虑有效？或是由于技术限制只能考虑有效？

学术上有一些窍门的。

遇到你解释不了或想不通的问题，先想机会成本，

再想不通，就想“制度”

再想不通，就想“文化”

再想不通，就想“时间”

建模型，就要区分（甚至人为生硬地划分）内生变量与外生变量，如果我们不能明确分开两类变量，模型未必是一种好方法。

个人愚见

1）中国的物质文明首屈一指于世界的时期是中国的封建时期。中国的繁荣在于封建的君主专制制度，使得拥有土地的地主阶级的利益（索取权）得到保护，最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和国家财政的盈盛。这也因为中国的统一，这要归功于先秦文化的发展和秦始皇的魄力。

2）我认为西方国家近几百年来飞速发展的力量源泉在于其民主政治与自由经济制度。民主制（政治制度及相应的经济制度）在今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会是最优的制度。

3）我觉得最能够将个体的利益动机统一到经济发展的制度是最好的制度。国家的存在既有对内统治的成分，又有对外竞争合作的成分。就一国之内来说，我觉得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最好的制度：让（or引导）某人做他最想做的事，并且这件事是与国家的利益一致的。做不到这一点的制度，即使自身可以稳定存在，也是有损效率的，结果只能是受到其他国家的侵犯。

最后，我想讲一个故事，某教室既开着空调又开着窗户。为什么呢？因为靠窗户的人开窗子会更凉快。因而，如果老师想不让人开窗子，并不需要下严厉的命令，只需要让耐热的同学靠窗子坐就行了。我觉得一个制度能做到这一点，就是最好的制度。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6-2 23:36:10编辑过]

[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有一些与国家制度相关的论述。

以下是引用heartsicker在2007-6-2 14:52:00的发言：

无论以何种形式发展，制度本身的发展过程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我关心的暂时还不是这个。比如一个数学问题，首先需要构建模型，然后才是算法。在制度领域，它的模型应当如何呢？

1）制度可能有两种：一种是目标制度（我自己定义的，不一定准确）：影响的是人的需求（高层次需求吧）；其二是工具制度，是如何最大化地满足已知需求。目前大多数的理解可能可能都是第二个层面上的，尤其是在物质/经济层面，但我想甚至在其他层面，也应当是这样的。

2）市场（或者说一种科学方法论）通过引入纠错与可证伪机制，使得我们可以很好地满足已知需求（不仅仅是物质方面的）。它的机理可能是通过避免犯错误而实现进步。

3）但是如何判断对错呢，又如何影响人们的判断标准呢？这似乎有点形而上学了。呵呵，也许我也不一定表达得清楚。比如，基督教会教导一套标准/儒家有一套标准，但是因为它是超验的，我们如何检验它呢？或许我应当好好看看康德。抑或有没有一种超验制度能够实现对判断标准的证伪呢？

比如说是应当本着现实主义的态度，尽可能让当下存在的人的需求得到满足，还是抑制一部分需求（但究竟是哪部分需求呢？怎么判断它们应当受到抑制呢？）；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细水可以长流，现代制度是可以实现当前的利益最大化（如美国），但是难度利益最大化就是指当前的利益？人类长期发展/存在是不是一项更大利益呢？（当然，我不知道答案。）是否我们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呢？

白浪的答复似乎比较多的强调了“有效制度的选择问题”，而我要问的是，什么是“有效”，难道制度研究只考虑有效？或是由于技术限制只能考虑有效？

与计量经济学相比，制度经济学在模型化方面确实还有较长的一段路要走，据我所知，制度经济学家一般都是讲故事的高手，通过形象的案例来阐述制度的要义。目前，在制度经济学领域，似乎还没有统一的建模范式，当然，随着计量的引入，这一情况已得到扭转。个人认为，经济学发展到今天，似乎已经进入从假设出发，进行数学和逻辑推理的套路，而很多的理论问题并未真正解决。技术上的问题并不难解决，而理论上的正本清源似乎难上加难。

1）的确，目前经济学的研究仍局限于第二层面，即物质层次，根据马斯诺的需求层次论，这并不难理解。

2）市场制度，根据哈耶克的观点，它是自发形成的“奇迹”。这一点，米塞斯也有精彩的论述。你所说市场的纠错与可证伪机制到底是什么呢？价格（制度），作为传递市场信息的信号，一定程度上扮演了这样的角色，但除此之外，应该还有其他的机制？

3）基督教义与儒家文化是不是超验的？我看未尽然，文化同样有自己的演进规律，耶稣与孔子是自己创立了自己的教义或学说吗？还是类似于“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在他们之前，这种文化已经悄然形成，只是他们将其变成一种规范的体系？另外，人们自身的判断标准，抑或行为规范，说到底还是制度（文化也是一种制度）约束的结果，试问制度可以实现对自身的检验吗？

你后面的问题就涉及到长期利益与当前利益的关系，从消费的跨期选择理论来看，人们为了一生的效用最大化，权衡之下，会舍弃部分的眼前利益，至于舍弃哪一部分，这就要涉及到替代问题了，包括横向的替代和纵向的替代，因此，我们仍可以乐观的相信，作为万物灵长的人是向前看的，某些人的选择可能是短视的，但整个人类的选择是代表历史的大方向的。

经济学永远寻求最优，退一步，也是寻求次优，制度研究当然也不例外。在制度集合中，挑选出使交易费用最小的制度，或是对人们的激励最大的制度等，总之，设计制度的目的似乎也是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此种意义上，它依旧是遵循新古典模式的。

以下是引用GeneralD在2007-6-2 23:31:00的发言：

3）我觉得最能够将个体的利益动机统一到经济发展的制度是最好的制度。国家的存在既有对内统治的成分，又有对外竞争合作的成分。就一国之内来说，我觉得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最好的制度：让（or引导）某人做他最想做的事，并且这件事是与国家的利益一致的。做不到这一点的制度，即使自身可以稳定存在，也是有损效率的，结果只能是受到其他国家的侵犯。

最后，我想讲一个故事，某教室既开着空调又开着窗户。为什么呢？因为靠窗户的人开窗子会更凉快。因而，如果老师想不让人开窗子，并不需要下严厉的命令，只需要让耐热的同学靠窗子坐就行了。我觉得一个制度能做到这一点，就是最好的制度。

很赞同GeneralD的观点，囚徒困境告诉人们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而如何解决这个冲突，实现斯密意义上的“私利即公益”的美好图景呢？解决的方法之一，就是设计一项制度安排，在满足个人理性的前提下，实现集体理性，这或许就是制度重要的一个佐证吧。压抑个人理性，不满足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要求，最终也会损害集体利益。

你的故事让我想起另一个故事，叔本华豪猪的故事。在一个寒冷的冬天，一群豪猪偎依在一起取暖，然而，困境在于，挨得越近，虽然越暖和，但彼此的刺扎得越深，疼痛感也就越强烈，但是，挨得远些，寒冷又会袭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不用说，大家肯定能猜到，豪猪们在不断调整中肯定能实现一种使整个豪猪群体福利最优的均衡。但如果有一个豪猪头领，均衡又如何实现呢？

这是个很有意义的故事，哲学家叔本华看到了人类的困境与悲哀，经济学家又看到了什么呢？这只是一个引子，由故事引出的故事，期待讲故事的高手从经济学的角度将其继续演绎下去？

以下是引用白浪一帆在2007-6-3 9:27:00的发言：

与计量经济学相比，制度经济学在模型化方面确实还有较长的一段路要走，据我所知，制度经济学家一般都是讲故事的高手，通过形象的案例来阐述制度的要义。目前，在制度经济学领域，似乎还没有统一的建模范式，当然，随着计量的引入，这一情况已得到扭转。个人认为，经济学发展到今天，似乎已经进入从假设出发，进行数学和逻辑推理的套路，而很多的理论问题并未真正解决。技术上的问题并不难解决，而理论上的正本清源似乎难上加难。

1）的确，目前经济学的研究仍局限于第二层面，即物质层次，根据马斯诺的需求层次论，这并不难理解。

2）市场制度，根据哈耶克的观点，它是自发形成的“奇迹”。这一点，米塞斯也有精彩的论述。你所说市场的纠错与可证伪机制到底是什么呢？价格（制度），作为传递市场信息的信号，一定程度上扮演了这样的角色，但除此之外，应该还有其他的机制？

3）基督教义与儒家文化是不是超验的？我看未尽然，文化同样有自己的演进规律，耶稣与孔子是自己创立了自己的教义或学说吗？还是类似于“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在他们之前，这种文化已经悄然形成，只是他们将其变成一种规范的体系？另外，人们自身的判断标准，抑或行为规范，说到底还是制度（文化也是一种制度）约束的结果，试问制度可以实现对自身的检验吗？

你后面的问题就涉及到长期利益与当前利益的关系，从消费的跨期选择理论来看，人们为了一生的效用最大化，权衡之下，会舍弃部分的眼前利益，至于舍弃哪一部分，这就要涉及到替代问题了，包括横向的替代和纵向的替代，因此，我们仍可以乐观的相信，作为万物灵长的人是向前看的，某些人的选择可能是短视的，但整个人类的选择是代表历史的大方向的。

经济学永远寻求最优，退一步，也是寻求次优，制度研究当然也不例外。在制度集合中，挑选出使交易费用最小的制度，或是对人们的激励最大的制度等，总之，设计制度的目的似乎也是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此种意义上，它依旧是遵循新古典模式的。

个人觉得，制度经济学似乎不需要统一的建模模式，因为即使是对于“交易费用”的定义角度而言，也是分歧很大的。由于人们对于现实世界的无知性，所以经济学分析必然需要从假设出发，即便是宣称“从真实世界出发”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可能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可能更接近于现实，但是在某种层面上影响了进一步分析的思路。加里森对于奥地利学派的货币理论进行了数学模型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奥地利学派的分析框架原本的一部分魅力，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使解释力增强。

在哈耶克的分析框架之中，似乎他的观点是总体是扩展秩序，局部是建构理性，通过价格机制传导信息，来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也有助于社会分工，但在局部层面，哈耶克也是支持集权的。

基督教和儒家思想当中个人感觉既有超验的成分，也有经验主义的观点，在现代经济学当中应该即受到了康德的思想的影响，但同时也受到了大卫.休谟的经验主义的影响。

个人感觉，制度永远是一种事后纠错的概念，因为在现实世界当中总会有一些难以预知的因素，制度只可能是尽可能地减少信息不对称性和不确定性。

而且制度也未必是有效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认知能力，也不排除整个人类社会认知能力达不到使社会进步的可能性。

“悍然提高印花税”批判

政府首先要明确，什麽是“过热”或“泡沫”？

“过热”或“泡沫”并非是指经济绝对量，而是某种经济行为造成的相对量。具体到股市，则是 “借壳”、“圈钱”、 上市公司信息误导等等违规违纪乃至违法行为造成的“虚假繁荣”。 纵观中国之股市风云，股本结构的中国特色暂且不论，绩而差上市者有之，皮包公司上市者有之，各种包装、欺诈、炒作成功者有之，凡此种种，早就充当了股市“过热或泡沫”的主力军。除此而外，还有什么因素在推波助澜呢？大家一定还记得中国证监会发行监管部发审委工作处副处长王小石一案：王小石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据知情人士透露，王小石每出售一份发审委委员名单，价钱在二三十万元。在职期间，王小石向众多企业出售了这样的名单，获利总额近千万元。中国企业上市的“规矩”就是，要想A股上市，就要拿出少则几百万多则几千万元的“公关费用”，这在证券业内早已不是什么新闻。难怪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史美伦卸任后说：“我刚到证监会的时候，已经听说外面有很多传言，说发审委怎么黑暗，怎么贪污，其中提到发审委委员，也包括证监会人员……。”试想，监管人员的权钱交易意味着什么？由此引发的不是股市的“过热或泡沫”又是什么？

古人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在等级森严的当代社会，这一古训仍不失其现实意义。面对王小石这样的“家丑”，管理层如果不是投鼠忌器，政府如果还是纳税人的政府，那就应该反躬自问：王小石一案是偶然的吗？他所暴露的是不是制度性腐败的冰山一角？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证监会在股市“过热或泡沫”的形成上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通过分析，人们就可以发现，加大查处和打击上述两种行为的力度才是有的放矢，才是维护股市秩序，才是促其规范健康发展。不是吗？与提高印花税同日公布的查处“广发借壳”事件，同样是对股市的“利空”或“打压”，同样是一次风险教育，同样起到了调控作用，为何股民没有唾骂，舆论没有哗然？就因为它是激浊扬清，对症下药，“最广大人民”当然拍手称快；反之，针对所有股民的盲目打压，与政府任意提高所有公民的税负一样，只能是苛捐杂税，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 “最广大人民”当然要喝倒彩！一位学者说得好：一座楼有垃圾，就要咂毁整座楼吗？

悍然提高印花税的确是管理层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了政府的态度。但是，目的、态度是一回事，采取的方法、措施却是另一回事！在堂而皇之的目的后面，采取的是囫囵吞枣、盲目打压的手段。无独有偶，2200多年前，秦王曾因来自韩国的使者蓄意削弱其军事力量而下令驱逐所有外国使者，但后来闻过则改，收回成命，为不久统一六国打下重要的人才基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现今股市对于市场经济的形成和中国经济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早已彪炳史册，勿庸赘言。如果一句“维护股市秩序，促其规范健康发展”就可以不择手段，就可以“非秦者去，为客者逐”，那就是弱智的诡辩！就会成为贻笑天下的股市“逐客令”！

古人说，苛政猛于虎。但人民不会忘记：失去民意、冷却民心的“虎”不过是“纸老虎”！只是管理层的自残行为！因为提高印花税虽然使股市受挫，管理层日进斗金，但有识之士早就指出，老百姓对强权行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政府轻举冒进，视自身形象和公信力如同儿戏，其损失远比股民的损失大得多！

行文至此，又闻某放言“资本利得税”云云，这不禁让人想起了鲁迅先生的话：“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未曾阔气的要革命，正在阔气的要维持现状。”唉，不回避上述“过热或泡沫”的两大症结，岂不是断了官员们“寻租”的财路吗？

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