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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东亚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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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前沿] [转帖]美国专家：未来20年中国有望成头号经济强国 [推广有奖]

11楼

zwh7059 发表于 2005-5-30 15:51:00

王安石：“中国社会保守成风，儒家及神圣教条对人们心理的束缚太严重了，法家又教会人们阿谀奉承和对权力的信仰、钻营，结果，谁要搞改革，改变一下一潭死水的局面，谁就会引来万箭穿身。我当年针对长期战争带来的财政危机和日趋严重的土地兼并，以及农民生产、生活状况的不断恶化，提出了理财、发展生产、抑制兼并之道，主要推行了均输法――官方有偿就近调拨物资，以减轻各地运送贡品的烦劳；青苗法――在青黄不接时贷青苗钱给农民，以对付高利贷的盘剥；免役法――过去承担各种差役的农户可免去服役，只要缴纳免役钱，一向不承担徭役的大户官僚也要征收助役钱；市易法――官方设立机构，经营收购、赊购商品业务，以打击商人资本的投机活动；方田均税法――对土地丈量，按肥瘠程度平均土地税的负担，此外，还有保甲法、保马法、置将法等等军事制度，都是有利于富国强兵的。但是，新法遭到了官僚、文人、大地主们的强烈抵制，连学识渊博的司马光、苏轼也成为反对改革的代表。他们反对的理由只是，新法破坏了祖宗的制度，扰乱了人心！连华山山崩、彗星出现、久旱不雨，都说成是我的罪过，有个叫郑侠的大臣甚至担保说：罢去新法，老天十天之内准会降雨，如果不验，可砍掉我的脑袋。在这样一片吵吵嚷嚷中，新法终于寿终正寝，祖宗制度得以恢复！如今我对此还是耿耿于怀呀！”
谭嗣同：“王安石先生的名言‘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可谓振聋发聩，是我等改革者的座右铭，虽粉身碎骨，也要把改革坚持下去！”
众神仙一边议论着，一边乘云驾雾，到达灵女山，俯视茫茫林海，又见躬耕的农夫，大家忘却了刚才的饶舌之苦，一齐往下界周游探视一番。
 
 
 
 
 小农经济
 
 
中国数千年来，社会经济形态虽经原始的商品经济、货币经济以及近代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冲击，但始终脱离不了小农经济的模式。随着这种经济模式的固化，社会也停滞不前。可以说，小农经济一直是影响中国经济、社会的决定性因素，官营国有、极权专制、散漫安贫现象等无不与此紧密相关。中国这种小农经济的特点是：土地块小而散乱；生产资料分散；土地私有并不断发生兼并和分割；经营方式趋于分散；沉重的租税剥削和超经济的压迫；脆弱的佃农、自耕农如汪洋大海；极易涌现破产逃亡、背井离乡之潮；小农业辅之以家庭小手工业……。
土地兼并是导致历代王朝覆灭的重要因素，失去土地的农民很容易响应“均田地”、“打土豪”的号召，揭竿而起，从而建立起一个新的王朝，分得一些土地。中国历史可以说就是这样一部土地兼并和分割史。土地兼并本来是土地的集中过程，意味着经营的规模化，如英国的圈地运动将分散的土地合并，诞生了产业化经营的农业资本家，但是在中国，恰恰相反，由于佃农和小自耕农忍受沉重的剥削，实际地租率在二分之一以上，另外还有大量的苛捐杂税，使得农民贫困不堪，至多只能小片经营，维持简单再生产；佃农无力多租，也不敢多租土地，天灾人祸、横征暴敛可能使他血汗白流，更加衣食无着；自耕农则往往磬其所有购买田产，加上官府盘剥，因而也就没有能力扩大经营规模了，相反，许多人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全部或分割变卖已有的田地；中国古代还实行多子平分继承田产的制度，这样即使父辈有些规模的田产，经过多子分割，也就更加块小了；即使是地主官僚，有不少的土地，但由于封建政治的严酷、不测，他们很容易失势、衰落，土地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转让、变卖、兼并和分割了。这样在中国，随着土地兼并的激烈进行，经营规模反而可能变小，经营方式趋于分散。
却说面对着几千年不变的小农经济和现代资本主义的冲击，众神仙也很迷惑，下凡遇着胡鱼，听胡鱼讲述小农经济的弊端和对商品经济的排斥作用：
小农经济在中国虽然长期延续，但它的基础却异常脆弱，分散的土地和经营、残酷的剥削、对自然的依赖，由此而使农民普遍陷入贫困，同时也就只能维持一年不如一年的简单再生产了。这种小生产方式本身就是阻碍经济发展的强大力量，它排斥任何先进的生产力因素，不可能有资本的社会积累，不可能出现社会化的劳动、协作，不可能采纳先进的技术和促进科学技术的运用。不但如此，当遇着灾荒、战争时，这种简单的再生产也要被打断，于是出现“饿殍千里”、“人与人相食”的悲惨局面。而中国又是一个灾荒、战争频繁的国家，据汉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统计，在过去2200多年间，中国总共发生大水灾1600多次，大旱灾1300多次，这还不包括区域性的小灾，所以，外国有人称中国为“灾荒之国”。同时，中国还是一个“内战之国”，出于并不复杂的原因――极权统治；权力本位；权力与富贵的紧密联系而导致对权力的渴望和角逐；残酷的剥削压迫而使农民揭竿而起；统治者疯狂而血腥的镇压……，使得中国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血与火中度过的。这些灾荒、战争往往造成社会经济的大倒退，有时要几十年、上百年时间才能恢复过来。中国历史上，东汉末年、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时期、宋末元时都曾出现“赤地千里”、“白骨蔽野”的全国性经济崩溃。而且可以说，小农经济是之所以成为“灾荒之国”、之所以出现周期性的经济崩溃的重要原因，它的脆弱的再生产基础，简陋的生产条件，在大自然面前的无能为力，单个的劳动者不能联合，以及农民在贫困和死亡线上挣扎，没有余力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等等，使得社会经济危机四伏、险象环生，一遇到灾害或战争的打击便很快土崩瓦解，滑向了灾难的深渊。
小农经济还是延滞商品货币经济发展、阻碍中国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的主要因素。中国小农经济以小农业为主，辅之以家庭小手工业，我称之为“农工互补型”或“家庭耕织结合型”，所谓“男耕女织”，即是典型的小农生产形式。正因为农工的紧密结合，自给自足，既没有商品生产的能力，又没有较大的市场，也没有对商品的大量生产和需求的渴望，即使有这种渴望，更没有资本投入，没有资金购买，因此，早已萌芽的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得不到正常发展，不可能发展到原始资本积累的阶段；由于没有广大的需求市场，到了近代，连外国廉价的商品也难以侵入，不能开拓中国的市场，可以说，西方资本主义在中国一直遭遇着前所未有的最顽强的抵抗。
实际上，中国的商品货币经济的出现是很早的，只不过一直没有什么发展，大部分时期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即使偶有繁荣，又遇到王朝更替，便摧残净尽。春秋战国时，商品经济就比较发达，出现了商业资本的积累和商人阶层，这一点，你司马迁最清楚，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述得很详细……
司马迁点点头，说：“计然、范蠡、白圭，你们不都是那时的富商巨贾吗！你们赶着好时代了，后来朝代大商人可就少了”。
章太炎评论道：“就象‘国家不幸诗家幸’的说法一样，在中国还可以说，‘国家不幸商家幸’，必须要等到社会混乱，文人、商贾才有得意之时、施展才华之机！”
严复纠正道：“应该说，专制统治放松对经济的控制，或者没落到无能为力时，同时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中国才会出现文学、商业的繁荣，如唐朝、宋朝、明末之时”。
胡鱼接着说：秦末汉初、东汉之初、东汉末年，战争和抑商政策都使商业趋于凋敝，到魏晋南北朝，前后四百年动乱，使“钱货无所周流”，商品经济更是陷入毁灭之中。唐朝初中期商业繁荣，出现了兼营金融业务的邸店和代替金属货币的汇票――“飞钱”、“便换”，对外贸易也大量发展，可是，安史之乱后便日趋衰微。又经过黄巢起义及统治者残酷的镇压，过去繁华的商业都市如广州、扬州等，便“焚荡殆尽”了。后来又是五代十国，导致“人烟断绝”，“饿死者千万计”。宋时商业又趋繁荣，并且有所发展，那时大街小巷，店铺鳞次栉比，庙会兴起，钱庄兴隆，纸币也出现了。但是，随着畜牧掠奴的元人的入侵，商品经济再遭严重的破坏，直到形势稳定下来，才又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繁荣局面，但与宋时相比，已是江河日下。明时商品经济再度活跃，明末更是商贾如云，清时康熙开了海禁，可实质上闭关锁国仍是主流，商品经济仍然受到压抑，直到鸦片战争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小农经济仍然强烈地抵制着外来的市场经济，近代之落后、挨打也就不可避免了。
胡鱼的话让众神仙萎靡不振，商鞅曰：“那么，当代中国之发展，如何？”
胡鱼领着大家，穿越时空，走马观花似地游历了北洋政府时期、蒋介石时期、反右文革时期、改革开放时期，然后，回到“独立斗室”、“苍茫斋”，众人热烈地议论着。

寄寓客家寂寞寒窗空守寡迷途远避退还莲迳返逍遥蒋建波

12楼

zwh7059 发表于 2005-5-30 15:52:00

效率与公平
 
 
容闳：“中国落后了。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文化、科学，我们都大大落后于先进国家。现代以来，又经历了这么多的灾难，让人感到比封建时代还可怕。‘文化大革命’将人性的阴暗面、民族的劣根性暴露无遗，丑恶的表演达到了极点，使我怀疑国人是否精神不正常、脑子有问题？”
梁启超：“中国的落后关键在于体制，封建式的集权、人治的政治体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靠国家吃饭的计划经济体制与靠天吃饭的自然经济结合，导致了经济上的浪费、没有效率。当然，体制的落后还有思想文化上的更深层的原因。比如，过去理解的‘社会主义’与传统文化竟那么相符：平均主义――‘不患寡而患不均’；没有竞争――‘君子不争’；保护弱者――‘存养鳏寡孤独’；还有集体主义、无神思想、实践理性、历史辩证思维、伦理道德、清官草民心理、集权官营、个人崇拜、仁性关怀、暴力革命、自觉性、存公去私、非法律意识，等等，都分不清哪些是‘社会主义’的，哪些是传统文化的？当然，中国人对社会主义又有了新的思考，以上很多东西实际上不是社会主义的。这个我同意，国人就该学会自己思索！”
顾炎武：“我听人介绍说，中国人实际上是非常聪明的，美国的一流科学家中，有三分之一是华人；东南亚诸国，华人都控制了他们的经济，如泰国华人占该国总人口的10％，却拥有90％的商业和制造业资产；印尼华人占4％，但10个最大的公司均属华人；菲律宾华人占不到1％，可他们公司的贸易额占67家最大公司贸易额的三分之二；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华人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台湾、新加坡的中国人都获得了成功。西方有句谚语：‘金钱在犹太人的袋子里，智慧在中国人的脑子里’；可见，中国人是了不起的，对市场经济也是适应的，只是不良的体制、制度，阻碍了人们积极性的发挥，甚至造成了‘文革’那种窝里斗”。
胡鱼：“诸位讲得都很深刻！我有一种看法，认为当代中国发生的错误，关键在于没有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改革开放后，经济起飞，也就在于这一对关系把握得好。可以说，公平与效率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一对难题，最重要的一对关系，处理它，很容易失之偏颇，甚至栽跟头；早期资本主义太重视效率，忽视了公平，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是，两极分化，贫富不均，工人群众陷入绝对的贫困之中，工人运动风起云涌；而传统的社会主义又正好相反，过于重视公平，忽视了效率，搞计划经济，结果平均主义、官僚主义泛滥，资源配置主观随意，社会发展趋于停顿。其实，早在十九世纪，就有大量的报章评论，认为过于理想化的社会主义必然导致懒惰、浪费、缺乏效率。现在，中国社会主义在进行改革，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在社会主义的公平之外，加上市场经济的效率，达到公平与效率的相互妥协和最佳结合。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后达到共同富裕’，其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就是针对效率而言的；‘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后达到共同富裕’，就是针对公平而言的。邓小平还说：‘社会主义的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富裕’，他也是就公平与效率来阐述的。可见，新社会主义应当是同时解决公平与效率两者，并侧重于公平的制度。资本主义也一直在改革，从经济制度上来说，从早期自由市场经济的盲目追求效率最大化过渡到了现代市场经济的效率与公平兼顾，主要发生了四大变化：
一是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十九世纪下半叶德国的宰相俾斯麦首创福利制度，而后各国对之不断加以完善，1948年英国宣布建成世界上第一个‘福利国家’；以后，资本主义国家你追我赶，纷纷仿效，尤以北欧国家，如瑞典搞得最为完善。瑞典等国号称把人的一生‘从摇篮到坟墓’全包下来了，各种补贴、救助、保险足以使全体国民养尊处优，没有大患。
二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从少数人私有过渡到了‘全民私有’，称之为‘人民资本主义’或‘全民资本主义’，美国人口中即有约65％的人直接或间接地手中握有股票，股票即是所有权的证明。尽管许多人持有的股份不大，但毕竟从‘无产阶级’变成了‘有产阶级’或称之为‘中产阶级’；这一变化是从十九世纪末开始的，那时，股份制从银行、贸易公司转而大量进入西方企业界，先是跨国大公司，后是其它大中型企业纷纷进行了股份制改造，这一进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为迅速，日本企业很多都是这个时候搞的股份制。现在，洛克菲勒、福特、奔驰、松下等公司，创业的老板最多拥有5％的股份，而其他的股民都成了‘老板’；这一变化是极其重要的，它表明人民大众不仅拥有了生产资料所有权，而且可以通过三大权力机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进行决策，实行监督。
三是人民‘参与的权利’扩大了，如上所述，股份制、现代企业制度的‘三权分立’保障了人民民主的权利，使得企业从个人私有制变成了‘共有制’，或者称之为具有另一种实现形式的‘公有制’，这样，可以公民参与，公民作主，公民监督；另外，许多国家制定了‘工人参与制度’，或者说通过了这种类似的法案，以确保几乎没有什么股票的‘工人’的权利，如德国法律规定：除特小企业外，多数企业的监事会至少应有三分之一的工人监事，主管工资、福利的企业副总经理必须是工人代表。公正地说，这样一些措施，改变了工人受压迫、无权利的地位。
四是市场经济有了宏观调控、国家干预，克服了全局性的经济危机，人民的生活、工作也就有了更大的保障。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经济是‘保守主义’的，绝对排斥政府干预，认为干预的结果，会有损于社会的民主与自由；直到二十世纪初，凯恩斯才改变了这一想法，他奉行积极的国家干预；1929年西方经济大危机，美国总统胡佛对之束手无策，富兰克林·罗斯福上台后，根据凯恩斯的理论，政府大胆地介入经济运行，不仅扭转了美国的经济颓势，而且创造了‘现代市场经济’模式，此后，西方经济进入现代市场经济时代。自此，特别是二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除了发生了石油危机所引起的经济危机、局部的金融危机和市场经济所固有的经济周期性波动――‘繁荣――萧条――繁荣’外，再也没有出现类似于十九世纪马克思所看到的或者类似于1929年的经济灾难。
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些改革，突出了公平性。可以说，现代资本主义就是兼顾效率与公平，但更加偏重效率的制度。我这个观点还可从政治制度方面来考察：
西方的成熟的多党制归根结底为‘左’、‘右’派二党制或‘左’、‘右’二个党派集团制，左派思想的核心是‘公平’，有的信奉民主社会主义，有的信奉马克思主义，有的信奉‘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有的信奉类似于社会主义的主张或修正了的社会主义；右派思想的核心是‘效率’，有的信奉自由资本主义，有的信奉人民资本主义，还有的信奉种族主义等等，不一而足。英国的左派政党是工党，右派政党是保守党；法国的左派政党是社会党、共产党，右派政党是保卫共和联盟、保卫民主联盟；日本的左派政党是社会党、共产党，右派政党是自民党等；美国的左派政党是民主党，右派政党是共和党，当然，美国的整个政治倾向偏右，因此，其左派政党也较右倾。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西方的左派有时也有右倾的主张，如让经济自由化，私有化，搞‘人民股份’，减税，促进竞争，削减福利；右派有时也有左倾的主张，如加强国家干预，非私有化，搞工人集体股份以增强投票效果，增税，增加就业，改善福利，等等。左右派的政策是没有绝对的界限的。只是相对来说，左派具有社会主义――重视公平的倾向，右派具有自由资本主义――重视效率的倾向。每到大选，左派政党许诺公平，如就业、福利等，右派政党许诺效率，如私有化、减税等；若左派上台了，执政几年，社会更加公平了，但增税、增加就业、改善福利的结果是，挫伤了投资、劳动的积极性，社会劳动生产率下降，因此，下一次大选，很有可能右派上台。右派执政几年，效率倒是提高了，但又出现失业率高、老百姓对福利不满等问题；这样，再下一次大选，左派又可能重新组阁了。可见，西方的多党制是通过轮流执政来轮流解决公平与效率的政治制度”。
李鸿章问：“那么，胡先生，当代中国人是不是如邓小平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也在致力于妥善地解决公平与效率呢？他们总不至于还是对公平抱着理想主义的态度，对竞争分外抵制吧？”
胡鱼：“理想主义者、浪漫主义者还是大有人在！譬如，不少人指责改革产生了资产阶级和财富不平等现象，他们不懂得公平与效率是不可能同时达到最佳的，要绝对的公平，只能效率为零。不过，许多人还是支持改革的，股份制这一能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制度在中国推广，即是明证。
股份制自从19世纪末大规模进入工业企业之后，便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它作为现代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具有这样一些优点：它可集中居民手中的闲散资金用于生产建设，帮助企业集资，降低集资成本；它可分散投资风险，并且使投资者仅承担有限责任；它可做到产权清晰、所有制关系具体化；它可政企分开，实现企业的民主化、法制化管理；它可增强企业的凝聚力，保证企业行为的长期化；它可促进企业的联合兼并，使企业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有助于企业向跨国集团方向发展；它可规范地操作，有利于企业吸收外国成功的经验，参与国际竞争；它的治理结构科学化，可实现对企业领导的有效监督，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
可以说，股份制既可克服传统的国家所有制之产权模糊、无人负责、缺乏监督机制等弊端，又可消除传统的私有制之个人垄断、损害工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病症。
不过，股份制也还存在着诸如可能造成社会财富分配不均、不利于社会效益高但经济效益低的企业的发展等缺点。只有大力推行‘中华股份制’，才可在公平与效率两个方面都取得真正的突破。
中华股份制是公平的企业制度中华股份制强调社会个人公平持股和工人联合持股，一般不搞个人垄断股份，因而，社会个人在所有权和分配权方面是大致相同的；它重视完善治理结构，以实现对企业的有效监督，因而可以比较有效地遏制企业内的腐败这一最大的分配不公。
中华股份制是高效率的企业制度中华股份制做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因而是高效率的现代企业制度。
以往的国企改革没有在转机建制方面取得突破，因而，企业的产权界定不明确、政企职能不分、组织制度不健全、风险机制缺位等弊端依存，国有资产流失仍然严重，企业亏损难以遏制。而推行中华股份制，将能扭转这一状况，从根本上搞活国家经济。中华股份制做到持股的公平性，能落实法人财产权，实现两权分离；能建立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相互监督制约的机制，保证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能制止一些企业领导人不负责任、损公肥私的行为，确保企业资产的保值增值。这些都说明，大力推行中华股份制是搞活国家经济的重要途径，是解决公平与效率的良好手段”。
李鸿章：“股份制的好处我在一百多年前就有所认识，那时我积极倡导，沪上也风气大开，每一新公司起，千百人争购之，以得股为幸。1898年，甲午战败，我还发行了‘自强股票’；不过，那时很多守旧官僚加以抵制，加上搞得不规范，因而总体上算是失败的”。
众人又七嘴八舌议论起民国的股份制实践，或感叹，或摇头……。
天黑了，神仙们腾云驾雾回到各自住地，翌日再来苍茫斋。

寄寓客家寂寞寒窗空守寡迷途远避退还莲迳返逍遥蒋建波

13楼

zwh7059 发表于 2005-5-30 15:53:00

社会主义经济
 
 
 
胡雪岩第二天一见到胡鱼就说，他做了一个梦，梦见毛泽东，他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豪情满怀，指挥着“大跃进”，在天安门层楼上向排山倒海的红卫兵大军微笑招手……，号召千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农业学大寨，战天斗地……，真可谓气吞山河！因此，胡雪岩想听一听有关社会主义实践和毛泽东的经济活动的内容。胡鱼请来俄罗斯学者亚夫林斯基，首先请他讲述了苏俄社会主义的历史：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十四国进行武装干涉，同时在乌拉尔、西伯利亚等地发生了暴乱，于是，列宁宣布全国成为一座军营，按军事方式组织生产；接着是，没收私有财产，取消商业和货币，实行余粮征集制，建立分配站和消费公社……，这就是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征集余粮时，有许多极端的做法，如凡有余粮而不运到粮食收集站或私自用粮食酿酒者，一律宣布为人民的敌人，许多人被枪毙；后来，又组织工人征粮队，拿着枪，到农村征粮，结果，把农民的口粮等都拿走了。为此，酿成了多起叛乱事件。1919年，还通过了“关于消费公社”的法令，规定把所有商品、店铺、仓库及分配事务交与消费公社，所有的国民都必须成为社员，按“阶级原则”分配，工人的配给标准最高；这时，公共食堂也迅速发展，1920年人民委员会还通过了免费用膳的法令；后来，不仅食品，连日常消费品、住房、邮电等都不收钱了。列宁、托洛茨基等人都主张废除货币，并加以实行。
由于人民不满的情绪增长，1921年3月，列宁主持召开了俄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否定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一次改革开放，主要内容是：将雇工在20人以下的小企业退还给原企业主；对国内外资本家实行租让经营；恢复企业经济核算；允许利用外资；恢复奖金制；在一定范围内恢复贸易自由；用实物税代替余粮征集制；取消消费公社，等等。新经济政策实行的效果非常好，获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可是，列宁于1924年去世，苏共爆发了激烈的争论。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左派认为，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只是策略性的退却，一旦叛乱消除了，局势稳定了，无产阶级应当重新转入进攻，用强制手段对付农民，以便获得高速工业化所必需的粮食、原料和积累；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右派认为，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不是暂时的策略，而是战略性的转移，因为资本主义在苏俄发展得很不够，市场经济不发达，生产力水平低，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实行与马克思的主张不完全一样的新经济政策。左右两派争论的结果是，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后来被暗杀，布哈林在以后的肃反中被枪毙。斯大林迫于形势和舆论的压力，一开始表面上同意布哈林的主张，可后来却重新实行了类似于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1929年开始了全盘集体化、国有化运动。斯大林说：为了实现工业化，必须让农民多交一点税，在购买工业品时多付一些钱，而在出卖农产品时少得一些钱。因此，对农民还是强制剥夺。集体化遭到广大农民的抵制和反抗，农民大规模地屠宰牲畜，使耕畜数量严重不足。在“消灭富农”的方针下，数以万计的富农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如此的高压手段的逼迫下，集体化才得以加速进行，可是接着就发生了大饥荒，死亡700～1000万人。组成集体农庄后，农民对生产和经营都丧失了自主权，农产品都必须以很低的价格“义务交售”给国家。与此同时，对工业生产也进一步加强集中管理。1929年联共中央通过“关于改组工业管理的决议”，成立管理局，组织企业的产、供、销，负责任免企业的领导人；企业资金由财政无偿拨付，收入几乎全部上交。这样，逐步建立起了国家垄断、行政指挥的、严密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人治的、官僚管理的体制在初期是十分有效的，斯大林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当时西方一片惊呼！印度则开始“学习”苏联，在私有制基础上搞计划经济。可是，缺乏法律监督和有效的群众监督的行政体制的高效率注定了是暂时的现象，总有一天会松懈、失效（严复插话：中国古代王朝循环就是这种现象，一开始生机勃勃，雷厉风行，克勤克俭，后来就不可避免地失去效率，贪污腐化，土地兼并，民不聊生，于是改朝换代，这就是所谓的“靡不有初，鲜克而终”），还有，再聪明的领导人也不可能知晓各方面信息，何况计划经济时信息就不流通，因此，只能主观地配置资源和生产力，或者，拆东墙补西墙，或者按照主观想象上马项目，结果，造成巨大的浪费。斯大林的经济高速增长就是以经济结构严重畸形、人民生活很少有改善为代价的。比如，那时重工业、军事工业快速发展，兴建起许多军事工业城，这倒为后来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所以，有人说，计划经济是一种战备经济、国防动员经济！在紧急情况下是暂时有效的。这种讲法有些道理！
斯大林于1936年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于是在1937年就开始了大规模的震惊世界的“肃反”运动，三次大审判，从政治局到基层支部，共约有60％～70％的成员被枪决，这是集权的经济、政治制度所带来的恶果。赫鲁晓夫上台后，虽然反对斯大林，进行经济改革，但仍然作出急躁冒进、浪漫主义的经济决策，宣布到1980年要建成共产主义。勃列日涅夫篡政后，思想保守，恪守计划经济模式，不敢越雷池一步，国民经济的活力愈加窒息，譬如每卢布生产基金生产的国民收入由1960年的72戈比，下降到1970年的55戈比。于是1971年，苏共24大提出国民经济要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以提高经济效益。可是，计划经济本身就是一个主观配置资源和生产力的浪费的体制，这个体制不变，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只能是空谈、梦想！这样，苏联经济江河日下，不可遏制，到1990年，每卢布生产基金的收入下降为28戈比，国民经济出现负增长。其实，苏联经济在此之前的多年就是负增长了，只是当时瞒报虚夸以及非市场经济的统计方式掩盖了事情的真相而已。本身经济体制缺乏效率和活力，占当时世界四分之一的科技人员，占当时世界三分之一的新技术发明都在这种体制下浪费了，而又要与美国争霸，把仅有的钱大都投向了军工，最后苏联崩溃也就是必然的……。
亚夫林斯基讲完，在座的众仙都唏嘘不止，颇感郁闷、伤心！
郑观应又问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如何？
亚夫林斯基说：与苏联的发展都大同小异。由于经济搞不好，前南斯拉夫1950年就开始改革，搞“市场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工人自治等，但反反覆覆，进展也不大；匈牙利1957年改革，酿成“反革命暴乱”，现在叫“人民起义”，苏联派兵镇压了。后来，还是进行了一些改革，1968年废除了短期计划体制，但1972年后就发生了倒退；前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改革，倡导“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多元化”、“党政分开”，导致“布拉格之春”民主事件，苏联也出兵镇压了，制止了改革；波兰1956年开始改革，当年就发生了工人与警察对峙攻击的波兹南事件，事件平息后，经济也窒息了……。
亚夫林斯基说完后，胡鱼又请来当代经济学家范商讲述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状况，范商曰：
中国基本上是完全照搬了苏联的经济制度。从1953年开始，中国进行了三大改造，进展神速，斯大林化了8年时间才完成的国有化和集体化的工作，毛泽东只化了3年时间。这其中当然有群众拥护、配合的因素，但是，当时确有这样一些情况：不管是否适合于国有，适合于集体，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得拥护；强制的成分多，一刀切的情况多，盲目攀比、无限上调、一大二公的思想严重，以为公有制甚至国有制成分越高，就越是社会主义；凡是希望保留一点多种经济成分，便是反对社会主义，便是反革命。因此，一些不适合于公有的便民的小商业、农民的小块菜地都被改造了。这样，到1956年就建立起来了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以实物周转为中心，以行政手段来配置资源，产、供、销全由政府包办，全国成为一个大工厂，各企业只是生产车间，丧失了经营自主权。这种大一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初期是有效的，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这时便滋生了冒进主义和浪漫主义情绪，掀起了惊天动地的“大跃进”运动，要一步跨入共产主义。全国刮风，浮夸，“放五星”，声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河北徐水县发射了一颗亩产山药120万斤，小麦12万斤，皮棉5000斤，全县粮食亩产2000斤的高产“卫星”，毛泽东得知后很高兴，来到徐水，听县委书记汇报：全年要收粮食12亿斤，夏季已收9000万斤，毛泽东说：“秋季要收11亿斤啊！”并不责怪他吹牛，反而问：“粮食吃不完怎么办？”书记一时不知怎么回答，毛说：“一天吃五顿也行嘛！”那时，《人民日报》还报道这样的消息：市民唐明科家中养的苏北种老母鸡，从今天早晨六时起，仅用两个钟头，就生了八只红壳大鸡蛋……。看来，鸡也受到人的激情的感动！还有报道三斤六两重一根大蒜，16斤重一个甜瓜，7两多一粒蚕豆的……。《人民日报》报道：安徽舒城县培养出亩产达万斤的早稻。马上湖北孝感声称他们的早稻试验田亩产超过万斤，朝阳乡的一块地亩产达13408斤！
1958年8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会议，毛泽东提出要把钢铁作为全党第一位的大事来抓，于是号召全民大炼钢铁。工人、农民、学生到处找铁，家里的锅砸掉，火钳、铁锹扭弯，称砣上交，一时间城乡炼铁炉星罗棋布，炉火日夜不息，中央领导人则在家里与卫兵一起“炼钢”。那时，农村树木被砍光，成熟了的稻谷无人收割，甚至被践踏。彭德怀诗云：“青壮炼钢去，锄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与人民鼓与呼！”果然，不久就发生了大饥荒。饥荒过后，人口普查的结果是：人口净减2500万！当时，年成是好的，丰收在望，没有什么大的“自然灾害”。所以，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大跃进”算河南省闹得最凶。西平县放出小麦亩产7320斤的“卫星”，新乡地区放出日产钢铁120万吨的“卫星”。1958年，全省粮食产量只281亿斤，可省委吹牛为702亿斤，于是开展大规模的“反瞒产”运动，为追逼粮食，捆、绑、吊、打、捕。
 “大跃进”的教训后人要吸取啊！教训之一是，浪漫主义不可以搞经济。过去，靠发动群众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后来，靠大规模的群众批判运动赢得了政治上的丰收，但是，经济有其内在的规律，不能违反，浪漫空想的诗人气质是从事不了经济建设的。中国有“大跃进”运动，朝鲜不断掀起“千里马”等运动，可是，到头来，经济发展又怎么样呢！可笑的是，一些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的人却热衷于浮夸、“假”“大”“空”、瞒骗百姓，看来，这有制度上的原因！或许正因为制度上的缺陷使得人们往往不实事求是，所以要提倡实事求是？！教训之二是，权力不可以没有监督，不能搞一言堂。1956年时，周恩来提出反冒进，可是，在1958年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把它说成是方针性错误，他说：“这三年有个曲折，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距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右派来了个全面反冒进，什么‘今不如昔’、‘冒进比保守损失大’，研究一下，究竟哪个大？反冒进，六亿人民泄了气。一九五六年六月一篇反冒进的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象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不是一个指头有病。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我为什么看？”会上，周恩来、陈云、刘少奇受到批评。1959年庐山会议，因对“大跃进”有异议，彭德怀受到批判。自此，党内很难再听到不同意见了。教训之三是在没有市场的情况下，如果又放弃行政控制，那就无疑会产生灾难。从经济管理模式方面来说，“大跃进”的特征就是盲目地下放权利。轻工业部门所属单位，除四个特殊纸厂和一个铜网厂外，管理权全部下放；重工业所属部门，大部分下放；铁道部所属工程局、管理局，实行中央和地方双重领导；邮电部企业大部分下放……，到1958年底，88％的企事业单位权力都下放了。除管理权下放外，计划权、财权、税收权、基本建设审批权等都脱手了，这样就形成了既没有多少宏观计划，又没有任何市场引导，企业盲目生产，地区分割的局面，“三年困难”的到来也就不可避免了。到1961年，国营企业亏损额高达103.2亿元，其中工业亏损46.5亿，相当于三分之一的工业税利。教训之四是在所有制问题上，盲目追求“一大二公”，取消私有、个体经济，限制集体经济，以为这样很快就能进入“共产主义”。教训之五是在分配制度上，实行供给制和食堂制，大搞平均主义，刮“共产风”。这些都严重地破坏了生产的发展，挫伤了企业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1961年～1965年，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工作，实行“调整、整顿、充实、提高”的方针政策，加强以集中统一为主的体制调整，收回下放的权力；调整国民经济的各种比例关系，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压缩重工业，加强农业；回笼货币，稳定市场，实行财政平衡；提高管理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品质量。这样，国民经济得以恢复，到1965年底，各项经济指标都达到或超过1957年的水平。但是，收回权力的弊端到后期越来越显露出来，企业缺乏经营自主权，活力被窒息，手脚被捆死，劳动生产率不断下降。这就是计划经济时期没有市场，只能在权力收放上做文章所造成的“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病症。
在调整时期，左的思想仍然居于主导地位。邓子恢提出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实行包工到组、包产到户，结果，受到批判，说成是“单干风”，“走资本主义道路”。1963年，又发动起“清思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的“四清”运动，以打退所谓的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猖狂进攻。这时，农业方面大批“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的“三自一包”，商业方面对市场管严卡死，工业方面批判“利润挂帅”、“奖金挂帅”和“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政治方面大搞阶级斗争扩大化。65年开始，经济工作又转向战备，按分散、靠山、隐蔽、进洞的原则进行基本建设。
1966年，“文化大革命”伊始，就批判起政治与业务结合的“二元论”，只许抓所谓“革命”。尔后，红卫兵大串联，导致运输吃紧，交通堵塞，大批生产物资积压待运，直接影响到生产建设。随着“文革”由“文斗”向“武斗”，由开展“四大”向“打倒一切”，由政治向经济领域进一步发展，经济工作基本陷于瘫痪。上至国务院各部委，下至各厂矿企业领导班子，都毫无例外受到冲击、改组，有的甚至被撤销；各级领导干部绝大多数受整埃斗，“靠边站”。长期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和规章制度，如《工业70条》、《商业40条》、《科技14条》等被当作“修正主义”的“管、卡、压”和“复辟资本主义”的条例加以批判，鼓吹建立不要领导、不要管理、没有规章制度的“三无”企业。厂长负责制被批为“取消党的领导”，总工程师制被批为“推行专家治国”，“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被批为“利润挂帅”，“只算经济帐不算政治帐”；在经济工作中提倡尊重科学，尊重知识，被批为实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专政；搞四个现代化，被批为“为资本主义准备物质基础”；实行按劳分配的措施，被批为“强化资产阶级法权”；关心群众生活，被批为“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学习国外先进技术，被批为“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到1976年，长达10年的破坏，国民经济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国有企业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税，由1966年的34.5元下降到1976年的19.4元；商业方面，资金利用率下降为9.7％，远低于1957年的20％；每百元积累所增加的国民收入由“一五”时的35元，下降为“四五”时的16元；农、轻、重比例更加失调，由1965年的37.3：51.6：48.4发展为30.1：44.1：55.9；人民生活水平不断下降，如果以1952年的平均实际工资为100，那么，1957年为130，1966年为120，1976年为113.9。
胡雪岩听完亚夫林斯基、范商的介绍，心情沉重地说：“斯大林式的经济实践，以及极左的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极端主义、浪漫主义试验，苏联人、中国人为之付出了血和泪的代价，它的失败教训后人应当认真吸取啊！”

寄寓客家寂寞寒窗空守寡迷途远避退还莲迳返逍遥蒋建波

14楼

zwh7059 发表于 2005-5-30 15:54:00

市场经济
 
 
 
众神仙听说，1978年之后，中国开始了市场经济导向的改革开放，正在进行五千年未有的全方位变革，大家兴趣盎然，问这问那。
张謇：“中国一直在小农经济、计划经济的老框框里打转转，现在突然要实行市场经济，行得通吗？我那时搞点民族工业可真难呀！说三道四的人，贪赃枉法的人，抵制掣肘的人多得很啊！”
胡鱼：“改革是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步到位的。当代中国的改革有四大特点，一是自下而上地进行，老百姓在实践中摸索出新的做法，成功后再加以推广，搞成既成事实后，保守派也不得不接受。当年安徽凤阳小岗村18个农民带头分田到户，签了血书，冒着杀头的危险；省、地、县的左派势力一片反对谴责之声，幸亏万里支持，才得以由小范围向大范围发展。承包制、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也都是由民间先搞起来的。这也是以民促官吧！或者用官腔说，是发挥了群众的创造性。二是由外到内地进行，包括两个方面，其一，由体制外冲击体制内，譬如在体制内改不动的时候由发展非国有经济这一新体制来促进国有经济的改革；其二，在地缘方面，先给优惠政策于沿海地区，如创立了特区，让他们向市场经济先走一步，作出示范，然后逐步带动内陆地区。1979年，政府决定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1980年，正式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大特区；1984年，14个沿海港口城市对外开放；1985年，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区划为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成立海南特区；1990年，上海浦东开放；1992年，武汉、重庆等内陆城市进一步对外开放，以后，沿边城市又加快了开放步伐。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由沿海向内地的辐射过程。改革的特点之三是，重大改革先试验，后推广。特区本身就是一块‘试验田’；各项改革也都有它的试验之地，如股份制先在广东、上海试验，养老制度、医疗制度、住房制度改革都是从几个城市、几个地方做起的。特点之四是，全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了渐进式的演变。1979年～1984年，推行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体制；1985年～1989年，提出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并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目标模式，这时离市场经济只有一步之遥了；1990年～1992年，经济体制发生倒退，坚持所谓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实际上是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1992年10月开始发生突破，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可那时争论是非常大的。有人谴责‘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这些左派卫士们总爱在意识形态上做文章，实际上是斗争哲学在他们头脑里的反映。他们不管人民死活，不管对人民有没有好处、人民欢迎不欢迎，总是拿大帽子吓唬人，似乎他们永远垄断了真理；而且他们似乎是靠喝西北风维持生命的，所以总是以意识形态的理由去否定人民生存、发展的需要。”
康有为：“胡先生，我听说俄国、东欧是采用激进的‘休克疗法’，咱们中国采用渐进式的改革，到底谁的办法好呢？我当年也是采用比较激进的改革主张，结果遭到了失败”。
“你的改革相比于孙中山先生的推翻帝制来，温和得多!到底是采用‘休克疗法’还是采用渐进式的改革，很大程度上是由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即国情所决定的。俄国的计划经济十分严密，国有企业庞大，结构极为不合理，甚至形成了许多畸形发展的重工业城；过去镇压资本家，使人民心有余悸，不敢搞个体、私有经济，市场无法形成，而政治经济形势深度恶化；这些迫使俄国的政治家选择了激进的改革路线。而中国的计划经济水平不高，计划体制松散，又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破坏；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很低，为生存所迫，热衷于尝试新体制、发展多种经济成分；还有，改革时，中国的经济政治危机并不十分严重，因此，没有必要采取重大的稳定措施或激进的改革路线。激进、渐进两种改革方式各有利弊，‘休克疗法’一次付出的代价很大，但因所有制等改革到位，以后的阻力、代价就相对小些，可谓‘长痛不如短痛’；而且，整个体制变迁至少理论上是一次签约，因而交易成本较小。不过，‘休克疗法’一下子将众多社会成员的既得利益剥夺了，因而会遇到较大的抵触、反抗，会造成较大的损失也是想象得出的。而渐进的改革要在较长的时间里完成制度变迁，战线拉得长，抵触和反抗也就较小，短时间内风险不大；但是，两种体制并存，使得要经过多次‘谈判’、‘签约’，才能达到改革目标，因而改革的累积交易成本很大，而且，这种双重体制为‘寻租’――以行政特权将差价收入据为己有的腐败行为提供了机遇。还有，由于没有实行股份化、私有化的改造，象中国面临着产权不清、政企不分、职责不明、管理不善的严重问题，国有企业的改革很难取得成效。由于国有企业改革举步唯艰，再加上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造成权力失去监督、腐败蔓延，整个改革的成果有可能一夜之间被一场动乱所葬送。所以，两种改革方式都要趋利避害，谨防大的社会动荡。”
管仲：“胡先生，大家都搞市场经济改革，从事实上看，市场经济有哪些好处呢？”
“现代市场经济可以带来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可以迅速积累物质财富、增强国力。从欧美到日本，到亚洲‘四小龙’，到南美、南非、以色列等国，众多的事例说明谁搞市场经济，谁就发展得快！谁更早地搞市场经济，谁就更早地进入富裕行列！日本在明治维新时开始学习西方体制，如今成为第二大经济强国；‘四小龙’在二战之后搞市场经济，结果，迅速摆脱了贫穷落后的局面；巴西等国在1960年代走市场化道路，后来出现了经济快速发展的‘巴西奇迹’；相反，苏联、东欧、中国、东南亚三国、朝鲜、古巴搞计划经济，结果，都陷入了困境；计划经济能使经济一时快速发展，但注定了会发生效率低下、结构畸形、粗放发展、官僚主义、缺乏法治、特权腐败等病症；印度等国虽为民主政体，但学习苏联，搞政府管制的经济，结果经济发展也十分缓慢，在80年代不得不开始改革。还有众多的亚洲、非洲国家，都搞国家管制的经济，无一不举步唯艰，落得贫穷愚昧！市场经济不仅能使国家富裕，还能带来政治、社会的最终变革。市场经济就是民主经济，就是自由经济，就是法制经济！韩国、泰国、巴西、阿根廷等国都从军人执政过渡到了文人治国，从专制独裁发展到了民主自由。当然，一些国家在从专制――计划体制向民主――市场体制过渡的过程中出现了动乱、危机，但这不是新体制造成的，而恰恰是旧体制的弊端如长期权力集中而无法治无监督、盲目投资重复建设不讲效益结构畸形、一时形成不了健康的市场等造成的。一些人不明白这个，误把市场经济当作罪魁祸首，这是何等的错误！除了上述之外，市场经济还可――解放人民的思想，通过开放交易，人们的眼界宽了，信息多了，思想境界自然能提高；――还可打破计划经济中长官命令、长官特权的官僚体制，形成平等社会；――还可通过股份制、私有制以及明晰产权，落实人民的财产所有权，从而保证人民的政治权力；如果人民大众永远是‘无产阶级’，不掌握财产、生产资料，或者让别人代为掌管，那么，人民不可能改变无权的地位；――还可克服腐败，建立法制社会。腐败从本质上来说是计划管制经济所遗留的行政长官掌握特权而又缺乏法律及其它形式的监督所造成的寻租现象，市场经济通过削弱、取消行政权力，加强法制、监督，终究可建立清明廉洁的体制。”
晏婴：“胡鱼，你所讲的让我茅塞顿开，学到了很多。那么，到底什么是市场经济呢？它的历史怎样呢？”
“许多人把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混为一谈，认为中国几千年来就搞了市场经济，现在的改革有什么了不起！他们的错误在于，封建时代所存在的是局部的、零散的商品经济，而市场经济是从西方近代化以后、英国的亚当·斯密之后才兴起的。具体地说，商品经济是初级形态，仅有商品进入市场，只存在零散的交换场所和市场；而市场经济是生产社会化的产物，一要所有的生产要素如资本、劳动力、土地、信息、技术等皆进入市场，二要形成全国甚至全球统一的、不被分割的市场，只有这样，价格信号不被阻断，价格才能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三要让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中心，让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来配置资源和生产力，协调供需关系，进行国民收入分配。此一市场经济思想在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富论》中首次得到了完整的阐述。亚当·斯密认为，国家财富来源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应发挥人所共有的功利主义和合理主义本性，即人人希望以最小的代价，以最佳的、合理的手段获取最大的利益，为此，应设立让各种生产要素、商品进入其中自由交易的统一的市场，同时抑制国家的干预，让‘看不见的手’发挥全面的作用，并通过完善法律、规范市场，来达到‘自然秩序’；亚当·斯密还认为，这种自由经济是完美的、公平的，它也能公平地进行收入分配，譬如，若工人的工资要求过高，资本家则会选择别人，不雇佣他；若资本家所给的工资过低，工人又会走掉，因此，最终双方会达成妥协，劳资双方都满意。可见，亚当·斯密对之抱着理想主义的态度。他的市场经济思想还是建立在自由主义、自利主义和经济人的政治哲学观的基础上的，他认为，应保障社会平等、个人尊严，充分尊重个人的自由权力和自利行为，无论是自由竞争、自由择业，还是自利性的交易、分工，都能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为了确保人民的自由权利不受妨碍，必须遏止政府对资源分配的干预，形成大社会小政府的局面。亚当·斯密的这一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在西方各国获得了实行，结果是，社会生产力空前提高，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物质财富大量增加；不过，到19世纪初中叶，问题也突出地显露出来了。因为市场经济的特点是，资源、财富不断地从低效率处流向高效率处，故而造成严重的破产失业、两极分化。为此，掀起了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劳资双方对抗激烈，社会趋于动荡。这时，出现了两种相反的思潮，一种是以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主张维护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但政府介入，以税制解决不平等；另一种是以马克思(Karl Marx)为代表，主张废除市场经济制度，代之以整个社会利益平等推进的计划经济、社会主义。马克思的观点为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所继承。但是，当时的西方人绝大多数赞成保留市场经济，只不过应当对之加以修正。后来，德国宰相俾斯麦(Bismarck-Schonhausen)首创福利保险制度，以解决贫困者的生活问题；同时，股份制也大量进入企业界，许多无产者获得了股票即生产资料拥有权，变成了有产者；尽管有马歇尔(Marshall)等人在理论上、从数学角度进一步论证自由市场经济的均衡性、合理性，但凯恩斯(Keynes)第一个指出了它的不均衡，即市场经济并不能自动地达到均衡，特别是需求不足，常会造成大量失业，因此，需要国家利用财政、货币政策对经济加以干预；其中财政政策最重要，为了刺激有效需求，应当奉行赤字财政，政府通过举办大规模公共工程，甚至扩充军备，来实现充分就业。凯恩斯的理论为美国的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总统所信奉和实施，由此，自由市场经济过渡到了具有宏观调控的现代市场经济。现代市场经济理论也是层出不穷，百花齐放，如有萨缪尔逊(Samuelson)的新古典综合派、主流经济学，弗里德曼(Friedman)货币主义，熊彼特(Shumpeter)的创新经济学，以及理性预期学派、公共选择学派、产权经济学、新经济学等等。至于说咱们中国，还没出现过真正的市场经济，也没有这方面的独创的理论。民国时的经济形态是商品经济＋畸形的市场经济＋封建买办官僚经济＋自然经济。”
晏婴点头不语，章太炎说：“咱们中国人的理论思维能力都退化了，不仅不辨是非，总是走错路，而且反省能力很差，理论升华能力很差，咱们的老祖先可不是这样！”
李鸿章说：“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我们还是放眼往前看，只要走上了市场经济这条路，中国就有了希望”。

寄寓客家寂寞寒窗空守寡迷途远避退还莲迳返逍遥蒋建波

15楼

zwh7059 发表于 2005-5-30 15:55:00

股份制中国
 
 
范蠡听说股份制引起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和权力结构的革命，使众多的“无产者”变成了“有产者”，“被压迫者”变成了“股东”、“老板”，于是，对之发生了巨大的兴趣。他查资料、看报纸，欲了解其本质秘密。
资料说：60％的美国人直接或通过基金间接拥有股票，英国这一比例为25％，法国为16％；美国股份有限公司的资产占全国总资产的85％，销售额占全国企业总销售额的89％；中国股市市值约为国民生产总值的14％，美国为90％，英国为160％，日本为80％。说明中国的股市发展还不够；股份制首先出现在贸易、银行业和冒险性领域，16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登台，它即是股份式的武装掠夺性贸易公司。1694年，英格兰银行成立，为最早的股份制银行……。
范蠡看了二天资料，仍觉得无所收获，正郁郁寡欢，胡鱼提议：“众贤何不到股份制最发达的上海、深圳去实地考察一番？”大家一听，顿时欢欣雀跃，连袂而行。在两地，仙人们仔细了解了股份公司、股票市场的运作，请来了经济学家马明睿先生谈传统企业的弊端和股份制的优点，他说：
中国企业一直是畸形地、不规范地发展着。从20世纪初到1949年，我国中小企业多为合伙制和独资制，家庭企业、手工作坊、个体业等数量众多，资本很少，技术极其落后；而大型企业多掌握在外国或政府官僚的手中，如1928年，中国各港口轮船航行总吨位中，中国只占22％，仅日、英、美三国就占66％。1935年，日、英公司的纱锭占43％，布机占52％。1946年，政府控制的工业资本占80％。从公司体制上来说，这些企业尽管有现代股份制的成分，但主要是原始的、近代的企业制度，采取的是封建专断式管理，工人没有股份，没有权力，而且工资低，劳动环境恶劣。1949年～1978年，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国有制、集体制企业占几乎全部份量，这些企业只是政府机关的延伸和附属物，政府控制着企业的人、财、物、产、供、销，甚至人事、分配、劳动用工权等，企业几乎无任何自主权；企业内部组织臃肿复杂，实行指令式的管理，等等。许多人认为，这一时期中国实际上“无企业”，企业都不是独立的法人，只是政府的生产部门。1978年之后，中国企业进行了改革，从扩权让利到以利润包干为主的经济责任制，再到利改税、扩大企业自主权、承包制、转换经营机制、产权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资本经营、股份制……，经过了这么多的努力，国有企业仍难有根本的好转。一度迷信的承包制，其实仍然政企不分，产权不清，组织不健全，短期行为严重，负盈不负亏，生产要素不流动；转换经营机制，要求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这只是做表面文章，在产权机制等不改变的情况下根本是空谈！后来的产权改革倒是接近深入到了所有制的实质，但界定产权，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的分离，政资分开，建立产权市场等皆受各方面因素的牵扯，无有大的突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确可以使中国企业与世界接轨，可是，产权如何能清晰？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中，职责如何能明确？政企又如何能分开？管理体制又如何能科学？股东大会或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三权分立的体制在中国往往会走样，仍然是一元化领导，仍然是决策不科学，风险无人承担。资本经营的改革也是不错，企业经营要以资本的保值增值为中心，要实施资本联合与集中，破产、并购、组建集团，恨不得一蹴而就；可是，它们都以配套改革为基础，譬如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建立起来，破产、并购等几乎是空话。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改革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中国特色”明显，违规操作、公款炒作、股东无权、监事无事、上级任命董事长、书记领导、强迫入股、侵吞国有资产……，可以说五花八样，弊端丛生，致使股份制这一现代人类文明的辉煌成果无法在中国推广！经过了这么多的改革，传统企业的弊端，如产权界定不明确，政企职能不分，企业组织制度不健全，风险机制缺位，经营目标多元化，没有一个得到了根本的改变，国有企业仍然低效率，大亏损！总结起来，我们的企业改革至少存在着三大缺点，一是深入不到所有制这个核心层面，总在让利、承包等分配制度上打转转；而所有制以及产权制度未解决，收入分配也解决不好，如化公为私、损公肥私等腐败现象就制止不了。二是没有突破计划经济制度下政府管企业的基本框框，改变的只是具体形式，所以仍是政企不分，管理体制不科学。三是政治改革及配套改革落后，延误了企业改革。政治体制依旧，企业就不可能独立其外而使组织管理制度科学化，也不可能落实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三权分立与制衡；这样，企业领导人的乱指挥、不负责任、贪污腐化依旧。配套改革如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严重滞后，保险种类少，覆盖面小，不能从企业保障转为社会保障；劳动用工体制改革落后，企业冗员多，辞退难，再就业难；金融体制改革不到位，银行乱贷款，企业集资融资困难；财税体制改革不到位，乱收费，乱摊派，企业税负不等，造成不公平竞争；外贸体制改革不到位，企业无外贸权，出口指标计划性分配，用汇困难；政府机构改革不到位，政企不分，官僚主义，企业围着政府打转转……，这些都说明企业改革不可能单兵突进，必须对国家的各种体制都进行一番“手术”。
股份制本来是优越的制度，这已为先进国家所证实。它有利于集资融资，可降低集资成本。过去，我国企业主要靠银行贷款，既不容易对企业进行监督，又成本高，使得企业负债累累；股份制可利用居民的闲散资金以促进生产，有利于将消费基金转变为生产基金，可控制通货膨胀；可分散投资风险，不使风险全部集中在银行，而是分散到持股人的手中。每个持股人又都只以股份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和风险。这样就不会出现象我国、日本银行呆坏帐严重的问题。日本企业仍然主要靠银行贷款来集资，股份制不发达。还有，股票可避免存钱、购买债券所面临的通货膨胀的风险。更为重要的是，股份制可明确所有权，明晰产权，形成人民“共有制”，是最有效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它使人民手握财产权，从无产变为有产，从无权变为有权，从对企业无人关心变为人人关心。它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牵制了挖企业墙角的行为，将企业资产置于社会的监督之下。它可保证企业行为的长期化，避免象承包制那样的短期行为。因为股票一般都没有期限，只要公司不倒闭，股东可永远参加分红，所以，大中股东是用手投票，关心的是企业的长期利益；而只有小股东是“用脚投票”，跑来跑去，关心的是股市升跌的差价。股份制有利于产业调整，可打破条块分割，促进企业联合、兼并、分离，使得企业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它有利于组建跨国集团，收购国外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也有利于外商对我投资，外商只要投资股市即可。规范的股份制还可实现政企分开，可落实法人财产权。董事长由股东大会产生，而不应当由政府任命，决策也应当由股民及其委托的企业头头来作出，与政府无干。当然，如果政府是股东，政府可以通过规范的操作来行使自己的权利，但不应当乱干预。股份制还可实现对企业的有效监督，其横向制约与纵向授权相结合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及其授权的经理层、监事会三权分立的治理结构，分别行使立法权及重大决策权、执行权及行政权、监督权及查账权，从而可克服国有制之立法权、决策权、执行权、行政权、监督权聚于“领导”一身，授权关系不清、责任不明、无人承担风险、无人监督的弊端。
可是现实中，我们的股份制搞得怎么样呢？要么把股票当债券，要么非法集资，要么产权仍然不明，要么搞翻牌公司，换汤不换药；要么政企仍然不分，董事长由上级任命，股东们鼓掌通过；要么大小权力由董事长一人掌握，长期不开股东大会，总经理向董事会负责变成向董事长负责；要么借机侵吞国有资产，要么做假帐欺骗股东，而监事会形同虚设；要么盲目扩大规模，致使濒临倒闭；要么长期不分红不配股，自己肆意挥霍；要么搞平均主义，或平均股权，或平均投票权，形成新的大锅饭；要么黑箱作业，内线串通……。在中国搞股份制，难！中国人太聪明，歪点子太多，对策太多！
但是，中国企业的希望在股份制，在现代企业制度，我们别无选择！
 
马明睿先生的宏论让范蠡、管仲、张謇等既兴奋又沮丧，他们纷纷提出问题，把所见所闻中的不明白现象一一呈列，马教授则当场作答。然后，众人来到北京，继续研讨中国经济的过去与未来。

寄寓客家寂寞寒窗空守寡迷途远避退还莲迳返逍遥蒋建波

16楼

zwh7059 发表于 2005-5-30 15:56:00

增长之忧
 
 
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经济发展实行的是战备战略：优先保重工业，保战备，自给自足，高积累，高速度，高投入；因而，也是高消耗，高成本，高亏损，高污染，同时低效益，低质量。
1978年之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虽然从战备转向了改革，但仍然重蹈粗放发展的覆辙，经济战线长，摊子大，重复建设严重，主要靠增加生产要素，即增加积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来扩大规模，增加产品数量，结果，弊端丛生：
高消耗――我国每增加1美元国民生产总值的能耗是美国的4～5倍，日本的6～7倍。
高浪费――“八五”期间基本建设交付使用率仅65％，大量的停建缓建工程、浪费工程。由于重复建设，企业生产能力大量闲置，彩电生产闲置1/2,冰箱2/3,汽车3/4,VCD3/4,电话机1/2,洗衣机3/5,自行车2/5,钢材3/7。
高贷款――1979～1993年，GDP增长15.9％，而贷款每年增长20.1％。可见，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投入推动的。
小规模――我国工业企业500强的产值仅相当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一家的产值；我国电子工业100强的产值仅相当于IBM产值的五分之一。我国汽车厂数世界第一，可总产量仅为通用或丰田产量的1/5。我国钢产量世界第一，但1700家钢厂，只有4家达到400万吨的最小经济规模，没有一家进入世界十强。我国多数行业4～8个最大企业所占市场份额即产业集中度只有20％，而发达国家约70％。说明中国仍然处于群小竞争的状态。
低效率――我国工业劳动生产率平均只及发达国家的2～9％，轻工业只及美、日的2％。农业劳动生产率只及美国的0.8％。
低效益――国企大量亏损，明亏、潜亏达70％。90年代与1978年相比，社会净产值率（国民收入/社会总产值）、工业资金利税率均下降了十几个百分点。
低科技贡献率――科技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贡献率、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20％、10％左右，美国为80％、60％。我国大约每300名职工中才有一名工程师，美国为4人中1人。
低技术水平――我国县及县以上工业企业生产设备达到国际水平的仅3％，国内水平的13％，比改革初期的10多年前反而下降了十几个百分点。我国技术开发支出占产品销售收入比仅1.1％，国际上认为这一比例至少应达2％，企业才能生存，国外大中型企业一般应达10％。我国每投入1元技术引进资金，仅花0.04元消化吸收,国外为3元吸收费。我国企业的技术开发机构和人数还每年减少，一年要减少10多万人。
低质量――我国的产品合格率为60～70％，存在大量的假冒伪劣制品。由于产品质量不如人意，在国际市场上只能以同类产品价格的四分之一销售。
章太炎听罢上述材料，慷慨激昂地说：“我中华欲实现现代化，必须从工业实业起！工业搞不好，产品质量差，曾经在甲午使中华国败师亡，含垢忍辱，后人不可不反省痛思，深以为戒呀！那时，北洋水师为东亚之冠，士气旺盛，丰岛海战时，我军曾多次击中敌舰，济远舰的一颗直径15公分炮弹击中日旗舰吉野，贯穿钢甲，一直进入机器间，可没有爆炸；相反，在后来的黄海海战中，吉野一再击毁击伤我致远等多艘舰艇。北洋水师的伪劣炮弹太多了，有的炮弹里装填的是泥沙、洋灰，或者竟是空弹；有的铁质不好，尚未出膛先行爆炸；有的铜箍太大，挫小了方能填进炮膛；有的拉火不灵，即使击中也不爆炸……，此皆与中国人并肩战斗的美国人马吉芬所说的北洋水师‘必败之道’！如今，如果我们还不注重产品质量，那么在未来的竞争或战争中，中国人必然还是失败的下场！”
胡鱼有感于章炳麟之忧国忧民之可贵，撰文论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性和应采取的措施，文曰：
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的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带来了经济效益低、资源浪费严重、生态环境问题突出、产业结构不合理、技术进步缓慢、产品质量低、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等一系列的问题，因此，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经济转变乃当务之急，也是长远的任务。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并不慢，但是实际效益差，财政赤字和债务负担很大，国有企业负债率达80％，大部分国有企业亏损严重，“八五”比“七五”亏损面增加了20％。
若按传统的增长方式，要保证未来的经济持续发展，无论是资金、原材料还是能源都将出现较大的供需矛盾。譬如，未来若要达到经济增长率为8％，能源供需至少相差20％。而且，由于我国耕地、水和各种矿产资源的人均拥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值，所以，靠高投入、高消耗来支撑经济发展已经是难以为继了。
长期以来，我国工业的发展热衷于上新项目，铺大摊子，搞了大量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忽视现有企业的改革、改组、改造和内部管理，因而造成不少企业亏损严重，技术进步缓慢，生产能力闲置，经济结构畸形等问题。一方面是重复建设，另一方面是一些领域发展不足，如金融保险、信息咨询、医疗保健、交通电讯、社区服务、生产服务、律师会计师评估师业等“三产”在我国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左右，而发达国家为60～70％。
工业的粗放经营势必挤压农业，造成农业投入不足，国家对农业基建投资在总投资中的比重由1980年代以前的10％以上逐步下降到3～4％。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仅应当改变长期以来农业未受应有重视、农业向工业提供积累、牺牲农民的利益保工业化的斯大林做法，而且工业应当通过多种形式帮助和支持农业，从而加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
传统的经济增长要靠大量的能源消耗来维持，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二大能耗大国，仅次于美国，可是，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资源的过度消耗加剧了环境污染，破坏了生态平衡。我国百分之七十的河流、百分之五十的地下水被污染，淮河、太湖、滇池、巢湖、辽河、海河等皆污染严重，甚至发生上百万人无水喝的事故。黄河断流一年比一年时间长，很有可能成为内陆河；长江泥沙淤积，河床日高，水灾严重。北京、沈阳、西安、广州、上海等城市污染加重。这些都说明，不改变粗放的发展方式，即使经济上去了，人民的生存状况不但不会改善，还会恶化。
致力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做到：
加速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体制。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对应的，集约的经济增长则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前苏联只强调转变增长方式而不转变经济体制，结果落空。所以，应尽快建立与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计划体制、投资体制、金融体制、社会保障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并着力进行政治改革，转换政府职能，加强民主、法制建设，遏制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进行权力监督。
优化产业结构，引导国有企业走内涵集约增长之路。应努力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提高整体结构效益，促进产业结构关系的协调。在一产中，应增加农业基本建设、农业科技和水利投入，加快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和农业产业化工作；在二产中，努力推动企业技术进步，降低物耗、能耗，减轻对基础产业的需求压力。我国国有经济存在着涉及面宽、战线过长、重复建设、盲目建设的问题，以后，要大力收缩国有经济战线，对中小企业通过拍卖、股份化等措施放活。在三产中，要着力提高教育、科技、基础设施等部门的发展水平，贯彻“科教兴国”战略，大力促进科技、教育与经济的紧密结合。
加强企业的改革、改组、改造和管理工作。企业改革重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即股份制、公司制，转换经营机制，搞好资本经营；企业改组要通过生产要素的流动，资本重组，形成一批大的企业集团，提高产业集中度；企业技术改造特别要重视对老工业基地的改造，致力于提高整个行业的技术水平，推动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企业管理要把重点放在与市场的衔接上，并向科学管理要效益。
加强宏观调控、法制建设，为集约增长提供政策保障。应充分运用税收、信贷、价格、计划等经济手段，以及法律、行政手段，规范市场行为和企业投资行为，保护生态环境；应制定效益、质量、资源、环保等指标体系，限制粗放经营；制定有利于企业家脱颍而出的政策，着力培育懂管理、善经营的优秀企业家队伍；在政策方面向重点产业和企业倾斜，扶植科教事业，鼓励规模经济的发展，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政策配套和落实工作，真正做到政企分开，塑造市场主体，增强需求约束，并妥善解决集约化生产经营可能带来的部分职工转岗下岗问题，实施再就业工程。
 
胡鱼的文章也引起了热烈的讨论，魏源曰：“西方的先进文化、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应是一个整体，事实证明，只学其中一部分是不会成功的。譬如，只引进技术设备，象洋务运动那样做，只会失败；或者只引进市场经济制度、现代企业制度，不搞现代化政治，贪腐问题就解决不了，乱投资、不负责任、失职渎职的问题就解决不了，群众有冤不能伸、有苦不能诉、有愿望、意见不能反应的问题就解决不了。学习西方，这也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终究中国会成为经济强国、政治强国、文化强国，谁也不能小觑我们！”
容闳曰：“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犯了不少错误，交了巨额的学费，但愿能使自己聪明起来。现代化本身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摸索的过程，不过，有一些人认为，中国可以不遵照人类文明的现有成果而去独自摸索‘中国特色’，同样可以实现现代化，这就大错特错了。就像魏老所说的，现代人类文明是一个整体，只采纳其中一部分，没有哪个国家不出问题的，迟早也得补上”。
盛宣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看来是个系统工程，它牵扯到经济制度、政治制度。譬如与所有制很有关系，公有制实际上是‘公无制’，大家都是名义上拥有，实际上没有，所以，大家都不关心，都不负责，公有财产成了无主财产；这样，有权力的就贪，有机会的就占，有‘本事’的就拿，贪腐成风，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乱投资，瞎指挥，导致资产损失，而当官的是不心痛的。因此，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要解决所有制问题，要搞人民共有制、股份制！要保护私有制！”
众神仙你一言我一语，热烈讨论着，直到深夜，仍不肯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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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楼

zwh7059 发表于 2005-5-30 15:56:00

僚国揭密
 
 
却说东方云海深处有一国，名叫“僚国”，其国民对官位、权力不只是崇尚，甚至可以说是顶礼膜拜。僚国社会分为九品，即九个等级，完全依权力大小来划分，一品为国王，九品为无权无势的百姓以及奴隶。“官大一级压死人”，在僚国确是这样，下品者绝对服从上品者，上品者的话就是“神谕”、“指示”、“法律”！因此，该国完全废除了宗教，代之以“上级指示”；也废除了曾经实行过的法律，宣称“人高于法”。特别是那个国王，名叫日惹，被说成“真理化身”，“无所不能”，他利用自己精心构筑的庞大官僚体系发号施令，为所欲为，曾经发动了对强大邻国――律国的突袭，虽功败垂成，但名扬四海。一日，国王驾崩，其淫乱的儿子日辉继位，这家伙更加狂放暴戾，有恃无恐。他把先王祭为“永远神”，奉其言语为“真谛”，令百姓对之迷信崇拜不已。稍有异议、不满的人，他便将之作为“异类”、“反动分子”予以镇压。他生活腐化，行为诡秘，权欲熏心，使得全国官僚们上行下效，争相比附，把个僚国弄得贫穷落后，经济崩溃，人人争权夺利，尔虞我诈，贪赃枉法，而对外却一再宣称“国泰民安”，“蒸蒸日上”。
顾炎武听了僚国之事，曰：“我中华切应引以为戒，不可与僚国为伍也！”又与众贤八人一起赴彼国考察了一番，以了解落后、腐化之因。
原来，僚国实行一开始“官控经济”，一切经济活动均归官员筹划、掌握、指挥，不许擅自从事经营商业活动，不许有民间的买卖。企业皆为国有或称官有，按官僚的决定进行生产，统一配给原材料、分配产品、调拨物资。这种做法在起始时效果还可以，人们不太相信一位僚国持不同政见者的话：“官僚主义、贪污腐化正虎视眈眈，等待着意志松懈、体制失灵之时”。后来，果然世风日下，官僚们利用手中的权力贪腐成风，令民怨沸腾；国王日辉眼看事态的发展危及自己的权力，于是号召官员“誓做公仆”，“为国王尽忠”，并搞起“自我纠正”、“长官监督”的运动。可是权力仅靠自觉尽忠的宣传和体内自我监督，并不能去其弊，相反，官僚们个个学会了口头上“尽忠”、“为民”，声称“上对得起国王，下对得起百姓”，而实际上他们迫不及待地蝇营狗盗，损公肥己，结党营私。正因为权力能给攫取者带来丰厚的利益，所以，普通百姓也对之垂涎欲滴，啧啧称善。顾炎武对一位僚国官员说：美国的官员都是任期制，当官随时可能下台、失业，所以，美国社会流传一句话：“三流的人从事政治！”该官员闻所未闻，怒火冲天，指责顾氏试图侮辱他这个四品官，于是将来客驱逐出门。自此，众贤都沉默寡言，不敢在异国多开口了。僚国由于官僚的瞎指挥、不负责任，也导致经济领域里浪费巨大，财政亏空，效率低下，停工停产的状况。此时，整个国家一派暮气沉沉、衰败破落的景象。国王无奈，只得搞起了“革新”，甚至学习中国引进外资，试验股份制，改革产权，结果问题又出来了一大堆。
一是“化公为私”严重，管理混乱。一些人在承包、合资、出租、股份制改造时低估、贱卖国有资产；国有企业高价购买原材料和集体、私有公司的零部件、产品；开办私人公司，利用国有企业的营销网络开展业务；无偿使用国有资产，把国有资产无偿划进私人公司；让亲戚朋友开办店铺，或者虚开发票，或者专店购买，或者大吃大喝然后报销；专购假货，索取回扣，等等。这些行为都是为了得到贿赂、利益和分赃权。由于管理混乱，全国小金库泛滥，帐外设帐，帐实不符，帐帐不符，各单位往往都有两本帐，一本是应付检查的，另一本是内部使用的。这也为不正之风和贪污腐败打开了方便之门。
二是分利集团化。利益分配形成了各自的集团，势力庞大。一些集团获得了较多的既得利益，一些集团正在贪婪地攫取过分的利益，他们似乎结成了“统一战线”，对触及到自己利益的改革采取一致的抵触、反对的态度。地方主义、宗派主义、太子党、特权阶层等就是分利集团。
三是权力异化和软政权化。权力通过与金钱的进一步勾结，出现了权力入股、权力资本、权力万能、权力导致人性丧失的现象；同时，由于分利集团和地方主义的掣肘，官僚主义的积习，法制的不健全，中央税收的减少，使得政权对社会的控制和应变能力、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弱化、软化，行政命令的贯彻能力退化、实施效率低下。
 
顾炎武等归国后，痛感僚国“国将不国”，我中华须引以为戒，于是在报刊电视上大声疾呼，要求加大改革力度，特别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他并且指出，产权、所有权改革迫不急待，必须改变产权边界不清、财产责任不明、无人承担风险、资产流动困难、经营效果缺乏客观评价的弊端，从对资产的实物管理转到价值管理的轨道上，加强监督，强化法治，建立权力制衡的现代企业制度，从而遏制公亏私盈、企业明盈暗亏、大量投资浪费的现象。

寄寓客家寂寞寒窗空守寡迷途远避退还莲迳返逍遥蒋建波

18楼

zwh7059 发表于 2005-5-30 15:57:00

梁启超访问西方
 
 
梁启超随顾炎武从僚国考察回来后跃跃欲试，要再访问西方国家，以了解当代世界的经济、政治发展动向，于是，他邀上王安石、谭嗣同、章太炎、邹容，乘飞机达到澳大利亚的悉尼，然后转到美国、加拿大，又到欧洲的法国、英国、德国、丹麦，最后从瑞典回国，历时一年有余。在这期间，他曾赋诗曰：
 月辉满袖浪三洲，
 破帽遮颜更风流。
 戊戌哭声又入耳，
 异国寂寞今放喉。
 九年面壁达摩死，
 二度漂洋刘郎愁。
 学取南朝慷慨士，
 今朝有酒不能留。
他还作新诗一首，以表达对祖国的眷恋：
 为了你的歌声
 我的忧愁比天空还蓝
 为了你的眼睛
 我的寂寞比大海还深
 
 蓝天柔软如无边的草坪
 日夜生长着我的思念
 海洋是一枚宽大的绿叶
 覆盖着渴望的心灵
 
 哦，我的忧愁比天空还蓝
 我的寂寞比大海还深
梁启超在异国感受颇多，特别是西方的社会党、工党、社会民主党以及民主社会主义的保护工人权益、促进社会平等的行为，令人惊叹。邹容曰：“极左的社会主义虽然失败了，但马克思的公平思想被西方普遍接受了，成为西方左派政党的理论柱石，这大概是马克思的真正贡献吧！”
梁启超了解到，西方许多国家特别是北欧国家实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混合所有制”、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市场与政府调节相结合的“混合经济”。民主社会主义者宣称：“我们时代的特点之一是几种所有制可以同时并存”，瑞典的社民党理论家卡尔松说：“当今世界不同的社会制度，就其本质来说，都实行的是混合所有制，资本主义国家在扩大经济中的国有化成分，社会主义国家在不断扩大经济中的私有化成分”。而且，民主社会主义者曾经主张“完全消灭私有制”，后来主张“部分消灭私有制”，最后转变为“保护和促进私有制”。前法国社会党总书记、总统密特朗曾经宣布，为了制止剥削，必须“着手消灭私有制”，并提出“与资本主义决裂”，因而法国政府于1982年宣布对3000多家大型企业和90％的商业银行实行国有化，以高价收买了大部分冶金工业、军事工业、电力工业，他们称这种实践为“结构改革的社会主义”、“法国式的社会主义”。但是，1983年迫于右派势力的压力，政府不得不宣布国有化“停顿”。1986年，社会党政府下台，希垃克右翼政府推行私有化，尽管密特朗总统拒绝在有关法令上签字，但希拉克援引宪法，最后还是实行了私有化。英国工党在对所有制的认识上也经历了几个阶段，1945年到1951年，工党艾得礼政府将英国经济20％的基础部门收为国有，经过60年代的沉默，70年代工党又掀起了第二次国有化浪潮。但80年代保守党一直占上风，推行私有化，获得了国民的欢迎，工党也就放弃了国有化的主张。瑞典社民党人一开始也主张所谓的消灭私有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却成为反对“全面国有化”的“北欧派”的代表。他们肯定私有制，大力鼓吹私有制，说它“符合人的自由天性”。
民主社会主义虽然不主张“全面的国有化”，但认为必须发挥国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即通过“民主计划”来避免市场经济的危机。他们指出：“生产必须是为全体人民的利益而计划的”，“需要对经济作有效的民主管制”，但是计划在整个经济过程中只起辅助的作用。正象德国社民党《1975～1985年经济政策大纲》中指出的：“社民党经济政策的手段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制度，辅之以对竞争的法律调节和社会约束”，可见，民主社会主义混合经济的本质是以自由市场来主导经济的发展，而国家干预起着辅助的作用。他们指出，这种以市场经济为主导，外加国家调节的经济，既可保留“自由资本主义”的优点，又可避免它的缺点，也就是说，私人关心利润，国家关心社会福利，既可照顾效率，又可解决公平。
民主社会主义把争取“经济民主”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最高目标，他们声称十分重视企业职员的“参与决定权”，即通过立法规定职工有权参与对企业的经营管理。
“经济民主”思想的最先倡导者是瑞典前财政大臣韦格福斯，他着手制定了旨在实现“劳动民主化”和“管理民主化”的政策。“社会党国际”成立时，也提出了包括“经济民主”在内的“四大民主”理论。1975年，瑞典社会党党纲提出的经济民主有以下两个内容：一是通过立法使职员取得对企业的参与决定权，二是通过职工参与企业的集体股份，以确保他们的影响得以发挥。为此，瑞典人发明了“职能社会主义”和“基金社会主义”理论。职能社会主义由厄斯登·翁登首创，阿德勒·卡尔松加以了总结。他们认为，一方面要保留私有制的基本制度，另一方面要对私有制进行限制和权力的制衡，为达此目的，可以在保护资本家所有权的同时，剥夺其“所有权职能”――即与所有权相联系的实际管理、处置生产资料的权力，相当于财产权。这样，资本家有如现代国王，有名无实，从而达到了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卡尔松认为，所有权o是可以分割的,它可表达为所有权职能a、b等之和：
 o=a+b+……+n 
所以，不需要像马克思主张的那样整个地没收o,而只要将a，b，……，n中最重要的职能实行有利于社会的限制，或者使a，b，……，n 成为权力制衡的主体，就可造就一个既有效率又公平民主的社会。
基金社会主义由瓦尔特·科皮、麦德内尔等发明，其目的是逐步地剥夺资本家的所有权，将股份转为工人集体所有，从而“实现社会主义”。他们设计：每年从资方超过50万克朗利润之外的超额利润中提取20％交与基金会，用来购买企业股份，再将雇主为职工代交的养老金增加1％，那么，只要企业的利润率为5％～10％，基金会可在35年～25年内占企业股份的一半，这样，通过“无声的革命”，改变了所有制，从资本家所有变成了工人集体所有。如此的“雇员投资基金”计划竟然在1983年12月12日由瑞典议会通过，成为法律，于1984年1月1日正式生效。在此之前，草案曾交10万工人讨论，获得了热烈的欢迎；但资本家于1983年10月4日组织了一次7.5万人游行抗议，开创了数千年历史上资本家上街游行的先例。
在美国，职工持股也引发了“地震”。1995年，拥有7.5万名职工和500多架飞机的世界最大的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将掌管权交给了职工，因为职工们掌握了55％的股份。环球航空公司和西北航空公司也分别将45％、38％的股份转让给了员工。员工们于是可以联合起来，在股东大会上以一个声音说话，从而可以取得主导决策权。
德国早在原西德时期，1951年就确立了劳资双方共同决定企业管理的制度，1976年联邦议院又通过了《共同决定法》，规定：一般企业监事会必须有三分之一的成员是职工代表，企业主管工资福利的副总经理也必须是职工选举产生的。
民主社会主义还大力倡导“福利国家”。所谓福利国家，指在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基础上，通过立法将国家税收的一部分转移到公共部门，以形成“全民福利”。民主社会主义者声称，通过这种形式的国民收入再分配，可以实现“收入均等化”，以消除贫富差距。
由政府实施大规模福利的做法始于德国宰相俾斯麦，他于1883年搞起官方社会保险，给丧失了劳动能力的工人一定的医疗津贴和生活补助。1889年德国又通过法案，使得几乎所有70岁以上的工人可领到养老金。后来，许多欧洲国家都建立了福利制度。但现代“福利国家”的产生却是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1942年，牛津大学教授贝弗里奇提出了一份关于社会保险的著名报告，1945年英工党上台后参照这一报告中的思想，先后通过和实施了社会保险、工业伤亡、家庭补助等福利法案。1948年，英工党政府宣布英国已成为“福利国家”，从此，福利国家这一名称风靡西方。
在1951年《法兰克福宣言》中，有关福利的思想被称作“社会民主”，声称社会党人的任务是使人民享有“八大权利”，即工作的权利，医疗与生产福利的权利，休息的权利，因年老、残废与失业而不能工作的权利，公民经济保障的权利，儿童享受福利的权利，青年依照其才能而接受教育的权利和拥有适当住房的权利。
“福利国家”的典型是瑞典。瑞典社民党人宣称把一个人的一生，“从摇篮到坟墓”全包下来。诸如病人津贴，做父母津贴，寡妇抚恤金等等，福利的名目繁多。特别是，瑞典一直把“充分就业”看作是最基本的福利，政府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是保证失业率不超过1～2％。据统计，瑞典繁荣期的失业率在1.5％左右，危机期一般不超过2.5～3.0％，这个数字比美英等国的失业率要低得多。瑞典的另一项福利措施便是“收入均等化制度”，也就是实现从高收入阶层到低收入阶层的“垂直再分配”和从私人部门到公共部门的“水平再分配”。瑞典政府一方面推行减小工资差别的政策，如以平均工资为100％，则他们已把工资距离由30％缩小到15％以下。另一方面，政府推行高税收的政策，收入愈多，交税愈多，平均税收占总收入的比例达60％。这样高的税收严重削弱了劳动积极性和企业的投资积极性，到90年代以后经济出现了负增长；而且，高税收仍然难以支持高福利，政府又不得不借债，其国债总额居西方十国之首。可见，效率与公平的确是一对矛盾，一个国家把公平做极端了，就会导致效率的滑坡。不过，不管怎样说，西方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践，确实是西方人公平思想的反应，是人类的一种进步。
王安石曾问社会党人：“你们如何看待前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呢？”
对方说：“我们西方人称共产党实行的制度为共产主义，一般不称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专指我们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有时也指印度的尼赫鲁社会主义。伯恩斯坦曾经说：极左的社会主义是封建主义的隔代遗传，这就是我们的看法”。
王：“那么，你们如何看待中国的社会主义或者你们说的共产主义呢？”
“我希望中国能向真正的社会主义过渡！”
梁启超从西方考察回来后撰文指出：“中国人在20世纪50～70年代实行的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国家主义。社会主义就应当回归社会，让社会自身通过民主的途径去解决社会问题；社会主义应当为社会而主义，为社会而选择真理！应当以社会为主义，以社会、人民的利益为真理标准！”
 
 
 
 王安石演说
 
 
 
王安石以在国外的所见所闻和认真研究，回国后到处发表演讲，声称中国应当一手抓资本经营，一手抓技术创新，使两者相互促进，和谐统一，以达到扩张资本和提高市场占有率的目的。他说：“资本经营是市场经济的轮子，技术创新是企业发展壮大的动力。没有资本经营，技术创新会困难重重；没有技术创新，资本经营只能创造一时的辉煌；只有资本经营与技术创新结合起来，才能使企业有稳定长远的发展”。
王安石还指出：过去中国搞承包制，只注重了利税指标，不重视对资本的组织、管理和运营，对企业资本保值增值没有硬性要求，因此，企业只对上保利税，不进行技术改造，不维护设备，不管国有资产的流失，盲目争贷款，上项目，结果，国家损失巨大，企业包袱沉重，难以发展。
还有一些企业，尽管效益不行，甚至亏损了，但靠吃国家的资本来提高个人所得。他们千方百计搞贷款、发行股票、卖土地、卖设备，目的只是进行个人或者小集体分配。其结果，企业被这些蛀虫们掏空了。
为改变企业的这些短期行为和损公肥私行为，必须规定企业领导人要对资本的保值增值负责，企业必须进行资本经营。
听众问：什么是资本经营？
王：资本经营就是说，企业对内要搞好资本的管理和运营，对外通过兼并、分离等活动来聚集和分散资本，一切经营活动都以资本盈利最大化为目标。
听众问：人们谈到资本经营，似乎就是破产、兼并、重组，对吗？
不对！资本经营主要应是围绕着资本来搞经营，树立资本中心的概念，摒弃利税中心、产品中心、只对上级官员负责的观念，要在资本保值增值的前提下创造效益。
听众问：一切以资本为中心，这不就是资本主义吗？
资本主义一词或许正是这个来历吧？不过，我们说的是经营上要以资本为中心，而进行经营的是人，所以，人又是中心的中心。因此，我更提倡“人民主义”。如果认为“人民”这个词有重视集体忽视个人之嫌，那么，也可以叫做“重人主义”。
听众：还是请王先生说说如何进行资本经营吧！
要进行资本经营，企业和有关部门应当做到：完善企业法人制度，落实法人财产权，政企分开，使企业能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承担资本的保值增值的责任。也就是说，国有企业国家拥有所有权，但企业应当拥有法人财产权，即根据所有者的授权和委托，由企业领导人对经营管理的资产行使占有、使用及依法处置的权利，所有者则可以进行监督，要求使资产保值增值，而不可滥干预。还要建立资本管理体系，从制度上规范资本的操作，对资本的投向、投量、投入、产出、资本结构进行有效的监督约束。尤其要加强对资金运行的管理，加速企业资金的循环和周转，防止贪污腐化。国有资本的监管，既要政资分开，国家行政管理与国有资产管理分开，又要按市场经济的要求监管国有资产，所有者到位，责任者到位；既要发挥股东大会、监事会或职工大会的监督作用，又要建立科学规范的企业财务管理体系及会计核算制度，充分发挥财务会计的检查和稽核职能。还要改革企业的日常管理制度，变行政管理为资本指标管理，变职能管理为事业部制、公司制管理，进行独立核算，权利监督。还要优化存量资本，确定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的合理比例，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加大资本中的技术含量。合理分散资本，死一块活一块，将能运营的资本都运营起来。对资本重组和联合的形式，如兼并、嫁接、股份化、委托经营、租赁经营、拍卖、破产等进行大胆的实践。还要建立健全资本流动机制，规范股票等资本市场，组建多种形式的存量资产交易中心如机器设备交易中心，完善交易法规，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另外要加快银行体制、财政体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实施再就业工程，妥善安排因资本重组而下岗的职工。
除了搞好资本经营外，还要搞好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工作。
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我国一些企业没有认识到科技进步的作用，只热衷于要投资，铺摊子，管理粗放，经营不计成本，因而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工作常常无人问津；即是有人过问，也由于企业负担过重和缺少科技人员，只能从事小改小革和模仿引进等低水平工作，自主创新能力十分薄弱；一些企业盲目引进技术和设备，只看眼前，只图个人好处，不对市场进行预测，不重消化吸收和创新，结果反而因技术改造而负债累累，陷入了“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恶性循环中；另有一些企业在与外商合资时，自动或被迫裁减、撤销技术开发机构，成为外商的廉价加工单位，不能有新的发展。
据统计，我国技术研究开发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很低，且连年下降，从1990年的0.67％下降为1996年的0.50％,而美国、日本均为3％左右，我国一年的投入还不到西方一个跨国大公司一年的投入。我国只有27％的科技人员分布在企业，而美国为75％，日本为68％，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仅6～8％，西方为50％左右。我国技术引进经费与吸收经费之比为1:0.04,而发达国家一般为1：3，可见，我国技术引进的消化吸收工作之困难。尽管如此，1996年，我国大中型企业比上一年技术开发机构减少了10.8%,开展技术开发活动的企业减少了10.9%,从事技术开发人员减少了9.8万。1996年大中型企业共有工程技术人员301万，仅27.8%投入到技术开发活动中去了。在企业每年开发的6万多项新产品中，仅2.5%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此时，听众哗然，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有人说：“以前只听到成就、捷报，很少听到问题、缺点，结果盲目自信，不知寻找对策、改正缺点。‘捂着盖着’，问题非但一点也不可能减少，相反，工作不可能改善，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很难缩小”。
另一人说：“报喜不报忧，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可是不知忧之所在，喜终将成为幻影”。
王安石：是啊，揭短也是民主监督的方式，通过它，社会弊端才会逐渐消除。为了改变上述科技进步工作的落后状况，我们要求大家提问题、提措施。我考虑，应当做好这些工作：第一，强调技术进步工作的重要性，强化技术创新意识，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以市场带动创新，以机制保证投入。逐步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形成以市场为导向、以产品为龙头、以效益为中心、以管理为基础、有限科技资源得到优化配置、有利于自主创新的企业技术进步机制。第二，积极探索产学研联合途径，鼓励高校和科研院所与企业共建企业技术中心，形成科研――产品――市场――科研的良性循环。第三，增加技术开发投入，加大技改投资力度，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和推广速度，努力开发新产品。第四，积极利用国内外资金来强化技术改造工作，不断改造旧设备，采用新设备，革新生产工艺，消化吸收先进技术，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第五，健全和完善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探索项目专家负责制，完善岗位公开竞争机制；搞好企业人才培养和岗位培训工作，建立健全人尽其才，优秀人才脱颍而出的人才培养、使用和评价机制，努力改善科技人员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使知识分子过着受人尊重的体面的生活。
王安石还说：还应当处理好资本经营与技术创新的关系，资本经营实际上是对资本进行新的优化配置，而技术创新是提高现有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并创造新的资源，因此，两者是统一的。搞好资本经营要求做好技术创新工作，技术创新也应当围绕资本增值和企业的长远发展来展开。
资本经营与技术创新又是相互促进的。资本经营决定着企业的效益和规模，由此而影响到企业创新的能力和对市场的控制力。企业的资本收益率越高，对技术创新的投入才可能越多；企业的规模越大，技术创新对市场的影响才会越持久，当然，企业规模又不能达到垄断、无竞争的程度。技术创新也影响着资本经营，它能产生新的资本，提高资本中的技术含量，进而推动着资本的聚集与扩张。
现代企业应追求资本经营与商品经营的和谐与统一，商品经营的持久主线便是技术创新。通过技术创新，改善商品的生产与销售，不断提高市场占有率，企业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王安石在各地演讲，赢得了广泛的欢迎。有人还问起宋朝时经济的状况，王一一作答。
 
 
 
 
 谭嗣同魂对斯密
 
 
 
谭嗣同对市场经济情有独钟，于是在英国拜访了亚当·斯密的魂灵，俩位先贤夜雨对床，亲切交谈了三天三夜。谭嗣同认为，中国应当吸取美、日、德三种市场经济类型的优点，创造出既有效率又兼顾公平的经济制度。亚当·斯密认为，市场经济以美国的为标准模式，最有效率，也最公平，其它的只是变种，虽有优点，但最终比不过美国。俩位先贤争论颇多，可仍然欢声笑语，充满宽容谅解、和善友好的气氛。
亚当·斯密说：“美国的市场经济才是自由的！它的生产要素高度流动，资本大进大出，股市发达，雇员经常转换工作，企业不断并购、重组。它成立公司容易，即使是股份公司，一个人也可作发起人，其它国家一般要五个人以上。当然，由于竞争激烈，美国的公司倒闭也多。1997年，美国有83384家公司破产，兼并交易额达1422亿美元。美国还没有全国性的经济计划，只个别的州、县制定了经济计划，但也只作为政府的参考，对企业没有任何约束力；美国也基本上没有产业政策，只对农业、环保等个别领域有政府监管。美国还禁止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过度结合，规定银行不得持有非银行公司5％以上有投票权的股票。但美国的各种民间基金发达，它在全国对企业持股达39.8％。美国企业的股份也大多掌握在老百姓的手中，企业属于‘公共公司’，受大众股东的主导。美国实行的基本上是我理想中的自由市场经济”。
谭嗣同：“美国的体制别人很难学得来。我承认，自由市场经济的效率很高，但是否牺牲了公平呢？”
亚当·斯密：“没有！由于美国的企业多为公共公司，多数公民手中握有股票，所以，经济发展、效率提高，老百姓大多都能得到好处。再说，美国两党轮番上台制，一个侧重效率，一个侧重公平，因此，公平问题解决得还是不错的！”
“可是，中国的报纸经常揭露美国的贫富悬殊现象啊！”
“这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美国的确有众多的亿万富翁。一个社会不可能没有差距，没有差距就没有效率！没有财富私有，也没有效率！美国有众多的世界一流的跨国公司，其主要持股人即所谓大资本家，必然是亿万富翁。没有亿万富翁的国家，不搞私有，纯粹国有，不可能有效率，因此也不可能有世界一流的跨国公司。所以，跨国大公司、经济强国、大富翁是三位一体的，不要梦想在平均主义的制度下成为经济强国，也不要想象在国有的企业制度下造就世界一流的跨国公司。二是不能以1％、5％、10％的富翁与贫穷者比较，得出贫富差距悬殊的结论。如果是这样，中国的富翁与数千万赤贫者比较，恐怕会得出贫富差距世界第一的错误结论，要知道美国的贫困线是户均年收入一万五千多美元，约合十多万与元人民币，而中国的赤贫者户均财产不足百元。国际上公认的衡量贫富差距的方法是‘五等分法’，即人口20％的最富者与20％的最穷者之比，这样得出的结论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359美元的贫穷国家贫富差距最小，为5.9；人均2501美元的中收入国家贫富差距最大，为14.9；人均22166美元的发达国家贫富差距较小，为7.1。中国约为13，中国台湾为5.1，美国为7.9,巴西为32.1。可见，美国的贫富差距虽然大，但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并不大。发展中国家普遍贪污成风，钻空子发财，由于要追赶发达国家，不得已要效率优先，也就来不及着重解决这些不公平问题；其不成形的多党制，形成不了侧重效率或公平的规范的两党轮流上台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软政权化，行政命令的贯彻能力低，宏观调控能力低，法律松懈等等，都是中收入国家贫富差距大的原因”。
“中国虽然还属于低收入国家，但贫富差距已接近中收入国家，这倒值得警醒啊！我看中国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是，分配制度不完善；法制不完善，执法不力；税收征管不严；二元体制导致寻租；没有建立起现代民主制度、现代企业制度，因此整个社会缺乏监督机制，致使国有资产流失严重，贪腐严重！咳！还是讲美国吧！斯密先生，美国是怎样进行宏观调控的呢？”
“美国的市场经济是消费型市场经济，它鼓励居民消费，政府也大肆花钱，形成巨额财政赤字；它宏观调控的准则是消费者的利益，而很少关照生产者；它干预经济的方法也主要是调节消费。政府采购制度即是很好的调节手段之一。再者，美国通过财政预算、联邦储备委员会进行财政货币干预”。
“我虽然反对全面采纳自由市场经济，但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调控经济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其公开市场操作就是通过不断买卖国债，对货币供应量及利率作调节。我们的中央银行也应当这样做。我们还要学习德国联邦银行的做法，它独立于政府，不接受政府的指令，避免为政府的短期行为服务，只按照理事会的决议行事，以保证币值稳定为目标；对于联邦银行的决定，政府不得拒绝执行，只能推迟；中央银行的行长由总统任命”。
“其实德国的市场经济很不完善，其国家干预繁多，譬如铁路、邮电的价格由政府规定，煤炭等基础工业由国家加以保护，予以补贴；其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达人口的七分之一，议会也是西方最庞大的。在德国，政府审批一个建设项目，必须参照200多个法规，填写3公斤重的申请表，签字120余次。德国也有国家计划，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有50％左右由国家支配”。
“不过，我在中国听说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很有特色。它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人民生活富有，无后顾之忧，连上大学都免费。它的劳资关系好，工人可组成企业委员会，参与企业管理。我认为，这些正是中国学习的榜样”。
“但是，德国的股市不发达，大企业虽然都是股份公司，却不上市，股份多数为银行拥有，是典型的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结合型。不象美英大企业都是正式上市的‘公共公司’。企业为银行拥有，使得企业重视投资收益率之长期利益，但对市场压力的反应迟钝”。
“银企关系是中国应当审慎对待的。日本银企结合导致严重的银行不良债权问题。我看，银企不结合不行，结合应有个‘度’，可以规定银行持有企业股份的最高比例限额”。
“日本银企之间的关系过于紧密，企业70％的资金来于银行。这种专注资本虽然稳定，但易于形成银企资金恶性循环。日本的‘行政导向型市场经济’，政府干预太多，产业政策太多，虽保护了国内市场和企业，但也让外资望而却步，削弱了自身的竞争力。日本的社会福利也不发达，使得人民拼命储蓄，消费因而不足”。
“日本企业的横向合作制度值得中国人学习。日本的企业大都是相互参股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他们能横向合作，防止过度竞争。譬如，中国企业出口时竞相压价，自相残杀，窝里斗，为此国家每年损失巨大，而日本企业却能合作制定出各自的价格，从不出现内耗式的价格战。还有，日本企业的‘三大法宝’：基本终身雇佣，但在企业内部流动频繁；年功序列工资制，论资排辈，逐级晋升；企业工会，劳资易于协商，相互妥协，等等，虽有弊端，但对中国是可以借鉴的。另外，日本自下而上的禀议制建议、决策，人人负责的参与管理，都对我们很有启发”。
亚当·斯密说：“与其说日本的经济体制中国人该学，不如说日本现代化的决心和措施中国人该学。日本人也是被西方的船坚炮利轰开闭关锁国的大门的，但他们睁眼看世界后，不像中国人仍然华夏中心，抱残守缺，或者中体西用，或者声称精神文明在中国，物质文明在西方，而他们谦虚地学习欧美，1868年开始明治维新，提出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口号，当时天皇也主张‘求知识于世界’；在对外开放之初，日本无关税自主权，但他们不惜经济奴役、被半殖民化，也要学得先进管理方法。而且，日本人从一开始就不只是学西方的技术、管理，还学习他们的根本实质即文化之长，出现了像福泽渝吉这样的思想家。最初，日本的近代化也是付出了代价的，工人每天工作12～14小时，‘过劳死’严重。直到1907年日本才开始生产机床，确立了产业资本，到1928年，日本机器生产额也只有美国的1.5％，德国的6％。之后，日本侵略中国，二战时日本损失了国民财富的三分之一。但在此之后，日本人又进行了继明治维新以来的第二次革命――‘战后民主化’，开始了第二次创业。他们实行‘经济民主化’，分割大企业，股份化改造，银企脱钩，土地改革，劳动立法……，又实行有泽广提出的‘倾斜生产方式’，重点发展煤炭、钢铁、电力等部门，还实行美国人提出的‘道奇路线’，紧缩财政金融，鼓励储蓄节约，取消补贴……，终于出现了经济起飞。1968年，日本经济规模超过德国，居西方第二；1987年，人均国民收入超过美国。我看，日本人正是中国人学习的榜样，其文化也与中国相近，谭先生，你说呢？”
谭嗣同：“我不反对学习日本之长，他们重视教育，令人称道！明治维新时他们就强制小学教育，到20世纪初与英国同时普及了小学，70年代普及了高中。日本最漂亮的是小学房子。日本的教育经费仅次于美国，技术人员的比率居世界第一。中国人虽然古代就有科举，重视教育，日本学习儒家传统，但没有采纳科举制度，可是现代日本人从‘武士’变成了好学民族，‘唯有读书高’的中国人反而不学习了！文化大革命时，中国的知识分子被批判、批斗、改造，成为牛鬼蛇神。改革开放后，知识分子虽然有幸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处境仍然相当尴尬。我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寒酸而羞愧呀！不重视教育的民族是个愚蠢的民族！只口头上重视教育的民族是个虚伪、堕落的民族！”
“谭先生忧国忧民，令人敬佩！”
“刚才你说到中日文化的相近，许多人都是这个看法。其实，中日文化的实质、核心相差很大。中国是大陆文明，崇尚安静、闲适、稳定，日本是海洋文明，由于经常发生海啸、地震，因而国民崇尚‘征服’、力量、武士道精神，崇尚不平衡、不圆满，具有危机感，欣赏转瞬即逝、哀情余恋、死亡美；中国封建社会是变态类型的，基本没有分封制、没有世袭爵位圈占奴隶的贵族领主，只有地主，而人身控制权全归皇帝，这与西方、日本的贵族领主制炯然异趣。因而中国的封建社会是极其顽固、超稳定的，而西方、日本的封建社会是不稳定的脆弱的结构。还有，中日语言属于不同的语系，日语是字母式的，有时态等变化。可见，中日文化表面上类似，实际上不同”。
亚当·斯密：“如果中国人都像你具有敏锐的思想和创新意识，头脑开放，不固步自封，敢作敢为，那中国就真的会成为强国了！”
谭嗣同：“在中国，比我强的人多得是！只是落后的体制把中国人束缚住了，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积极性浪费掉了！”
亚当·斯密：“十多亿中国人，那是怎样的力量啊！东方睡狮如今还是睡眼惺忪，但我相信终究它会站起来怒吼的！”
谭嗣同激动不已，又是彻夜难眠。

寄寓客家寂寞寒窗空守寡迷途远避退还莲迳返逍遥蒋建波

19楼

zwh7059 发表于 2005-5-30 16:00:00

农民大国
 
 
 
谭嗣同第二天又拜访了亚当·斯密，俩位先贤谈起中国的农民和农业现代化问题。
谭嗣同：中国一直是个农业和农民大国，可就是搞不好农业，农民也成为历代王朝的最大威胁。这是为什么呢？
亚当·斯密：关键是没有条件去遵循市场原则搞大农业。没有条件是指，中国政治文化上专制、高压、大一统，不允许搞自由经济；人口剧增，兵员庞大，官员众多，使得政府不得不重视吃饭问题、粮食问题；饮食结构畸形，人们把吃饭完全等同于消费植物性“粮食”，而把肉奶类当作奢侈品，由此导致农业结构畸形，林、牧、副、渔业发展缓慢；租赋等剥削沉重，农民只能进行简单再生产；政府抑商，不可能形成成熟的市场，等等。
谭嗣同：中国从1949年到1978年，农业发展屡经挫折。50年～52年土改，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了土地，可是接着搞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运动，农民失去了经营自主权和对土地的支配权。大跃进时，“以钢为纲”，几千万农民上山找矿，土法上马炼钢，结果造成农业生产连续三年大幅度下降。几千万人饿死。1960年，政府提出把农业放在首位，减少了粮食征购任务，增加农业投资，提高农产品价格，恢复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贸市场，使得农业生产在后来几年获得了发展。可是不久，“四清”、文化大革命等运动又开始了，批判“唯生产力论”，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强调“以粮为纲”，“农业学大寨”，不许搞多种经营，导致农民越垦越穷，越穷越垦。亚当·斯密先生，您说，这其中的教训是什么呢？
亚当·斯密：教训很多，只是中国人不知道从中反省！核心的一条是，要发挥老百姓的积极性，同时遵循市场的客观规律。人民公社化，“一大二公”，搞大规模的公有制、国有制，剥夺普通百姓的支配权，必然会打击其积极性、创造性。大跃进、割尾巴、学大寨，又都违背经济规律，自然会失败。我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是如此的空想和浪漫？
谭嗣同：一个理论的空想加上一位领袖的浪漫，自然就造就了当代中国人的“豪情”。只可惜的是，它的代价太沉重了！
亚当·斯密：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农业和乡镇企业虽然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而且，农业生态环境急剧恶化。比如，耕地大量被侵占，曾经每年减少2000万亩；森林被砍伐，植被遭到破坏，水土流失严重，每年流入江河的泥沙量达五十亿吨，相当于全中国耕地被刮去1厘米厚的土层；由此，流失化肥约4000万吨，使土地日益贫瘠。还有，中国土壤沙漠化速度惊人，每年以1000万亩的速度扩展，北京被联合国列为受沙漠化威胁的地区；由于过度放牧，不加养护，草原退化也相当严重，已退化了五分之一以上。黄河淤积，长江浑浊，水灾频繁，等等，都已经越来越威胁到中国人的生存。
谭嗣同：环境虽然破坏了，但是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之低和生产条件之差，令人瞠目！与二千年前的肩挑背扛、手耨牛耕相比，没有什么改善。生产技术的停滞正是传统农业社会落后和贫困的主要原因，农民世世代代都同样地耕种和生活，年复一年地耕种同样一块土地，播种同样的作物，使用同样的生产要素和原始技术，长期形成一套墨守陈规的制度，维持着简单再生产。
亚当·斯密：中国虽是农业大国，却又是农业弱国。美国农民人均产粮28万斤，中国农民人均产粮2000斤；美国农民人均生产肉类1.3万斤，中国150斤。中国对农业的投资也很少，农民自身的资金积累能力又很差，因此，平均每年每亩土地的投入仅几元钱，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中国农机具价格昂贵，农民要比发达国家的农民多付出5倍的粮食，才能获得农用器具，这样也就阻碍了农业机械技术的推广和运用。还有，农村电力不足，柴油短缺，农机不配套，耕地块小分散，每块地平均不足1亩；农民文化素质低下，文盲半文盲占30％，小学文化程度的占40％；农民收入低，贫困人口多，这些都是农业现代化的巨大障碍。与之相比，我们西方大为不同，西方流传着一种说法：“一流的人才学农业！”说明农业是对人才水平要求最高的行业，所以，西方农民的素质高，收入也高。农民实际上大多是农场主，实现了生产的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储存的科学化，销售的市场化。农忙季节，农场主则雇佣城里来的工人帮忙。农业为什么说是水平要求最高的行业呢？因为，农业的作业场地分散，更难管理；它要承受市场和自然双重风险，易于受到损害；农产品易腐，更难储存、运输；农业管理涉及自然、生态、生物、机械、电气、市场等各个方面。文化素质低，怎么可能处理得了这么多的事情？
谭嗣同：中国是农民大国，除了上述农业问题之外，农民的问题也还多着呢！譬如，户口对农民的限制相当不合理。现代世界的潮流是城市化，美国在十九世纪90％是农民，可如今农民不足3％；俄国、法国等国过去也都是农民大国，现在城市居民占90％左右。一些人虽然指出城市过度发展存在很大的弊病，比如导致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等，但毕竟城市是现代文明的焦点，国家经济的中枢，创造财富的中心，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所在，所以，即使在发达国家城市化不但没有停步，反而由于道路的四通八达，交通工具的先进和多元化，信息传输的快捷，互联网的运用，使得市郊、农村也成为现代城市的一个部分了。因此，西方的“非城市化”本质上是进一步的城市化。
亚当·斯密：你说得对！所谓的“城市病”，靠科学的现代化的管理完全可以解决，现代西方的超级大城市比起规模小得多的十九世纪的城市，社会问题要少得多。
谭嗣同：可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一直在逆世界潮流而动，在进行“农村化”。1959年、1964年、1966年，以及后来的上山下乡运动，总共将5～7千万城市居民送到了农村。改革开放后，这种状况虽然改变了，但户口制度仍然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或者农村里。即使农民办了企业，进了工厂，也难以脱离农民的身份，称为“农民企业家”、“农民工”；难怪有人自豪：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可不是吗？别国的农民进了工厂，立即就为城市居民；办了企业，就与其它的企业享有同样的名称、身份、权利；整个世界也只有另外二个贫穷国家实行中国式的户口制度，规定农民和城市居民的不同身份、不同权益，有如贵族制、奴隶制，从上辈人那儿继承而来；如果错投凡胎，进了农村，几乎不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中国城市与农村差别之大，又堪称居于世界之前列。包括医疗、住房等福利在内，城市居民收入比农村居民平均高出4倍以上。
亚当·斯密：一些西方国家的人不了解中国城乡存在的鸿沟，往往被北京、上海的现代化速度所震惊，以为中国全国的局面都如此“一派大好”，欣欣向荣，中国已经跻身于发达国家！殊不知城乡巨大差异之二元社会结构是中国的主要国情，这是几辈人都难以解决的。
谭嗣同：是呀，二元社会结构是问题的关键。城市居民医药费报销、有医疗保险，农村居民多数无依无靠，遇有病灾，或倾家荡产，或不加治疗而亡；城里人享有分配的住房，农村人只得满山遍野乱建劣质房屋，没有什么集中规划；城里人用洁净的天然气、煤气，农村人砍树烧柴，既脏乱又对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还有，农村生育失控，人才缺乏，学龄儿童流失，教学条件恶劣；乱收费，乱摊派，农民不堪重负；生产资料假冒伪劣，粮食流通不畅；恶人横行乡里，官员欺压敲诈百姓，等等，可以说，中国农民吃够了苦头！
正在两位先贤高谈阔论之时，忽听一声霹雳，黑云翻滚，狂风大作，顿时地动山摇，暴雨倾盆。良久，风止雨歇，从云端下来一群仙人，他们准确地降到亚当·斯密的住所，纷纷自报家门。他们是：毛泽东，孙中山，邓小平，李嘉图，萨伊，边沁，马尔萨斯，蒲鲁东，穆勒。毛泽东说：我听你们在议论中国农业，大骂我的政策，我就邀约他们几位，有政治家，有经济学家，来与你们共同讨论哟！邓小平说：我们民主讨论，开一个天国中的研讨会吧。
亚当·斯密、谭嗣同及众仙人都表示同意。亚当·斯密开玩笑地说：你们真不愧是曾经叱咤风云的大人物，来我这里还要先行雷霆、施云雨，惊吓得我们差点躲起来！
众人哈哈一笑。
研讨会开始后，毛泽东首先发言：我承认过去在经济建设中犯了左倾错误！
邓小平纠正道：不要再提“左倾”、“右倾”之类的词了！以你为主，还包括我在内，那时出现了认识上和指导方针的错误。我们信息不灵啊，不知道人家是怎样搞建设的。一个是不知道公有制的弊端，以为越公越好；一个是不知道计划经济的弊端，运用主观主义和浪漫主义搞建设。
孙中山：还有，民主、法制没有搞好！结果，搞成了封建主义复辟，而不是资本主义复辟！
毛泽东：我们还是讨论一下经济发展吧！
李嘉图：中国农民的希望在于市场化、产业化、民主化、现代化。为了实现农村现代化，我认为应当：1、建立大农业。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山水田树路综合治理，利用当地的资源优势和一切可利用的条件，改变产业结构，使多种产业相互促进，以提高产量，维护生态，增加收入；还要加大经济规模，鼓励种田能手集中承包，提高粮食单产，发展两高一优农业，转变农业增长方式；要重点发展生物技术、土地节约型技术，通过培育良种，推广优秀耕作制度、耕作方法以及用水、用药、用肥、合理密植等田间管理技术、栽培技术来提高产量和质量；还要有选择地推进农业机械化，对土地规模大、劳动强度大、商品率高、劳动力不足的地区优先发展机械化技术。2、实现农业产业化。搞好科技兴农，提高劳动生产率，走规模化、专业化、贸工农一体化、市场化、集约化、服务社会化的路子，将对农产品加工、深加工的利润留给农民。3、加快“乡镇企业”的发展，加强农村市镇建设，将农业与农村工业、第三产业的发展结合起来，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4、加强基础建设，大力发展教育、医疗、养老保险等事业，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搞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大江大湖的治理，发展交通、邮电等，改变农村的闭塞状况。
邓小平：谢谢斯密先生对中国的指导！您说的都很重要。
穆勒：我要强调的是，其中，转变农业增长方式特别有意义。目前，中国灌溉用水的有效利用率不到40％，化肥的有效利用率只有30％，每个农业劳动力承担的耕地只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7％，生产的谷物只相当于美国的0.8％。要扭转这一状况，根本的出路是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农业投入中的科技含量和农业劳动者的素质，也就是说，必须加快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而实现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最重要的是抓好农业产业化和科教兴农两件大事。
萨伊：是呀，我同意你的看法。推进农业产业化，通过龙头企业一头连着农户、一头连着市场，实行合同化管理，贸工农形成利益共同体，对农业实行企业化经营和管理，可根本上促进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使农业生产逐步达到规范化、标准化。农业产业化应当做好这样一些工作：加速市场培育，完善市场体系。市场是农业产业化的起点和归宿，因此，要加快农产品市场和农业要素市场的建设，大力培植市场中介组织，组织和引导农民进入流通；要建立公平、开放、统一、有序的市场运作机制，规范市场主体和中介组织的行为，使产业化有良好的市场环境。
要选准农业开发项目，建设农产品生产基地，选好龙头企业。一方面应以市场为导向，以本地优势的农业资源为基础，选准农业开发项目，建立稳固的农产品生产基地，另一方面应积极支持对初级产品进行深度加工的龙头企业的发展，搞好拳头产品的开发和营销工作，使产业化既有依托又有骨干。还要强化合同化管理，引导乡镇企业的发展。农业产业化的关键在于一体化，在于整个产业链要利益均沾，风险共担，因此，应鼓励各类企业到农村发展农产品加工，通过与农户签订产销合同，返还工商利润，发展农产品生产；还要引导乡镇企业与农业紧密结合，鼓励从事农副产品开发、农用生产资料生产、病虫害防治、社会化服务等农村工业的发展，使农业及其关联工业成为未来中国最有竞争力的产业。
孙中山：科教兴农也是我国农业发展要抓的头等大事。没有农业科技的进步和农民素质的提高，不但农产品产量和农民收入不可能增加，而且农业的增长方式也难以实现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农业基础也就得不到加强。
邓小平：所以，一要加强农业科学技术研究，推广农业先进实用技术。农业能否有一个更大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业科学技术研究能否取得突破性进展和农业科技成果能否及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因此，要紧紧围绕农业产业化建设急需解决的一些重大课题，组织力量攻关，特别是要加强生物技术研究、农业重大技术的应用研究和农用工业的开发研究，力争在基因工程实用化、自然灾害综合防治、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区域农业综合开发、优质复合长效化肥等方面取得突破；还要紧紧围绕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加大先进实用农业技术的推广普及力度，重点抓好优良品种、节水灌溉、配方施肥、病虫害综合防治、作物栽培与管理等的推广，促进农业生产不断上新的台阶。二要抓好农民技术培训，搞好科技扶贫。为了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加强农民的技术和技能培训，因此要深化农村教育改革，增加职业教育的比重；组织科技人员深入农村传授科技知识，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教育和科技普及活动；充分利用现有农科院校和县级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开展培训工作。而科技扶贫，要因地制宜，推广符合当地实际的增产增收技术，加大乡镇企业东西合作工程的实施力度，增强贫困地区的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能力。三要发挥科技在农业产业化中的先导作用，提高农业综合效益。首先，龙头企业要面向市场开发科技含量高的拳头产品，以科学的管理和先进的技术增强市场竞争能力，从而带动整个产业的发展。其次，农产品基地建设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健全服务体系，发展规模经营，走专业化、集约化的路子。第三，加强农产品储存、运输、保鲜、加工技术的研究与推广，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四要依靠科技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要制止工业和城市建设乱占滥用耕地，加强重点地区环境监测和综合治理，通过工程技术和生物措施相结合等多种方法，控制农业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要搞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改善灌溉条件，从根本上改变靠天吃饭的局面。要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以改造中低产田为重点，加大资源开发力度，加强对山地、草原、海洋等各种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
蒲鲁东：可见，农村的确需要大量的有知识的人，需要科学技术。农业的发展与管理比工业更复杂，在未来也日益显得重要。
边沁：中国是个农民大国，历来农民稳，中国稳；农村乱，社会乱。这个经验教训必须吸取，农业工作一定要做好啊！
毛泽东：我虽然搞了个“以粮为纲”，但还是没有搞好农业，对不住农民呀。
 
 
 
 
 金融危机
 
 
 
众仙人自此次聚会后，频繁相聚，举行讨论会。
穆勒说：自1997年7月2日，泰国政府宣布放弃泰铢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由此，一场横扫东南亚、波及港台、席卷韩日、震撼世界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了。我们讨论一下这次危机吧？
众人首肯，情绪高涨。
边沁：这场危机致使一些国家和地区股市暴跌，货币大幅贬值，整个国民经济倒退了至少十年时间，使美、欧、南美、非洲的经济增长率也大幅下降。
毛泽东：这场危机有四个“想不到”。一是影响面之广，想不到。它波及全球，并且成为俄罗斯金融危机的诱因之一；它由金融危机发展为经济危机，并进一步酿成政治、社会危机，导致了印尼、日本等国政局的巨大变化，印尼发生的五月暴乱令举世震惊。二是它的持续时间之长，想不到。随着日元不断贬值，日本危机的加深，东南亚诸国雪上加霜，形成一轮又一轮新的危机。三是危机的中心最后在日本，想不到。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的日本，曾大肆宣扬试图“卖下美国”，后来却陷入经济衰退，并危及东亚的经济，令人深思。四是危机对我国的影响之大，想不到，至少困难想得不足。不过，我们会保持经济的发展。
邓小平：这场危机成为我们的“反面教员”，对我们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启示很大。
蒲鲁东：亚洲金融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内因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金融内部存在着致命的弱点。亚洲（东亚）国家经济发展粗放，没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量发展的是竞争力差的产业和泡沫产业，导致企业效率低下、亏损严重，银行呆坏帐剧增。例如，泰国银行乱贷款，把大量的资金投到了加工出口业和物业领域，造成数量型扩张和虚假繁荣的局面，而对高科技和基础设施的投资明显不足。泰国当时出口产品中初级产品占30％以上，商品房闲置率达40％，银行呆坏帐达300亿美元。泰国80～90年代经济平均增长8％，但投资率保持在40％以上，其中，房地产贷款占很大比例。正是由于象这样投资不当，投资质量差，致使东亚特别是东南亚诸国经济结构失衡，经济发展缺乏后劲。
边沁：亚洲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也有其内在的缺陷。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一些东亚国家主张对市场经济进行繁多的干预，对国内企业和市场进行严密的政府保护，这在一定的时期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后来，冷战结束，经济竞争加剧，国际经济日益自由化、一体化，这种“东亚模式”便暴露出固有的弱点。例如，日本的政府、银行、企业联系过密，政府对银行往往具有业务命令权，银企关系由“主银行制”确定，这样不可避免导致乱投资、乱贷款、高负债的局面发生；又如，韩国企业在政府的保护下大力发展“国际化”和“出口导向”的经济，但由于竞争力较弱，结果，高负债，低利润，例如，1996年韩国前40位企业营业额高达4400亿美元，但利润仅有6500万美元，由此，发生诸如韩宝、起亚集团倒闭的事也是预料中的。危机表明，亚洲一些国家再也不能继续政府盲目保护企业、政企不分的做法了，必须完全对外开放，促进竞争力的提高。
萨伊：亚洲国家金融政策失误，也致使危机潜伏其中。日本自泡沫经济崩溃后，不良债权曝光，金融市场出现信誉危机，但政府此时优柔寡断，加上内阁更换频繁，经济政策不连续，金融改革未能一贯地进行下去。东南亚国家则长期实行本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政策，而美元近年一直走强，日元、人民币又曾大幅贬值，当地货币未加调整，因此造成币值高估；泰国等国还以高利率吸引外资，遏制通货膨胀，但也致使大量游资进入，它们随时可能抽逃，造成对金融的冲击。而且，东南亚所吸引的外资也多流向了证券股市和房地产业，形成虚假的繁荣。高利率又使企业债台高筑，大量企业破产，银行呆坏帐剧增。泰国等国还过早地开放了资本市场，允许买卖泰铢等兑换美元的期货合同。在1997年2、3月份泰国就发出了150亿美元的远期合同，结果八、九成落到了乔治·索罗斯等投机者的手中。
马尔萨斯：亚洲一些国家的短期外债比例过大，贸易经常项目赤字严重，也是造成危机的主要原因。韩国当时外债1000多亿美元，短期外债达650亿美元，1997年底还本付息达200多亿美元。到还债高峰时，资金一时难以到位，因此出现偿债危机。泰国外贸一直是逆差，1996年出口为负增长，由此导致外汇不足，泰铢一路下跌。
邓小平：金融的电子化、一体化，金融监管的缺陷，政治不廉明，财政政策失误，企业亏损严重等都是造成亚洲金融危机的内因。
穆勒：产生亚洲金融危机的外因有：美国经济持续走强，美元升值；日元币值，日本出口竞争力增强；金融投机家索罗斯利用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金融体制和经济内部的漏洞兴风作浪，直接诱发了泰国等的危机。其中后者尤为人们所关注。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就曾多次点名谴责索罗斯，说他“像毒品犯一样，摧毁了贫穷国家的经济”，“我们努力了三、四十年发展起来的经济，突然被人凭着数十亿美元的投机和见不得人的手法，在短短数周之内便摧毁了我们的成果。我现在证实，那个人就是美国的乔治·索罗斯”。马哈蒂尔还说：“索罗斯的行为已伤害了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的平民百姓”，但是，“世界上没有把索罗斯视为罪犯”。
毛：那么，索罗斯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
穆勒：索罗斯1930年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犹太人家庭，1950年就读于伦敦经济学院国际金融系，1956年进入纽约华尔街证券公司交易所当职员，做套汇生意。他在不同国家的市场上买卖外汇，赚取差价，十几年成为百万富翁。1969年，索罗斯辞去交易所工作，与他的朋友、后来被称为“奥地利股市之父”的吉姆·罗杰斯联手，合资400万美元成立了“双鹰基金”，在货币、股票、证券市场上投资，大获成功，基金从猛增到11亿美元。后来，索罗斯将基金更名为“量子基金”，以纪念海森堡在量子物理学上的贡献――测不准原理；索罗斯认为股市也“测不准”，因此，与其理性投资，不如短线投机；同时，他希望基金的钱象量子裂变一样成倍地增长。果然，到1981年，索罗斯旗下就拥有120亿美元的财产；1993年，美国《金融世界》杂志曾估计，索罗斯的财产超过联合国会员国中42个小国家的财富之和。索罗斯投机致富有自己的理论，称为“混乱致富理论”，“走在曲线前面”理论：他喜欢市场混乱，特别是地市旺盛，股价飚升，泡沫经济，这时他可以发起“狙击战”。他“走在曲线前面”，投下巨额资本，推动市场价格上扬；当市场价格疯狂攀升，摇摇欲坠时，他又“走在曲线前面”，带头抛售，引起人们的恐慌，致使市场顷刻崩溃，他由此赚取差价。运用此种理论，索罗斯“一人打败了英国中央银行”，“一人打败了泰国”。1992年，索罗斯敏锐地发现，英镑坚挺难以维持。因为自1979年以来，欧共体把11种货币兑换率“绑”在了一起，规定各国货币汇率在不超过2.75％的范围内浮动，这样，英镑随马克攀升，而当时英国经济不景气，所以英镑肯定要贬值。于是，索罗斯以量子基金10亿美元作担保，以5％的保证金方式借了相当于200亿美元的英镑，然后抛售换成马克，这时引起人们纷纷抛售英镑，结果英镑大幅度贬值。他又趁低价位买回英镑还债付息，一个月净赚15亿美元，创造了一项世界金融记录。而欧共体各国为挽救英镑和意大利里拉共损失60亿美元，最后，英国中央银行不得不放弃了联系汇率制。1994年，索罗斯等人又注意到墨西哥在金融体制方面的问题，于是向墨西哥比索发起了“狙击”，结果导致墨西哥金融危机，比索贬值50％，影响波及整个南美。1997年以后，索罗斯针对东南亚诸国病态的金融市场和国内经济，首先选择在泰国投机。他大借泰铢，购买房地产股票，兴风作浪，哄抬价格，然后又大笔抛售股票，并将泰铢兑换成美元，引起股市暴跌，泰铢下滑，房地产公司纷纷倒闭，银行呆坏帐剧增。这时，索罗斯趁低价购买泰铢还本付息，仅一个月就赚了20亿美元。
毛：好厉害的索罗斯哟！一个人的资本力量超过一个国家！诱发了一场世界危机！
邓小平：亚当·斯密先生，你看中国的金融体制、经济建设存在着什么问题呢？
亚当·斯密：中国的金融体制弊端丛生。由于地方主义作怪和地方政府的乱干预，各银行分行不考察企业资信状况、偿还能力，而乱贷款；企业又不考虑是否有偿还能力，上马的项目产品有没有市场，只是盲目争贷款，患了“投资饥渴症”，这些使得中央银行管不住货币；过去的计划经济又使企业成为小社会，承担着社会的职能，为了保持社会安定，银行也只能与企业维持资金喂养关系。还有，财政不足往往通过银行补，银行发挥着准财政的功能。下级银行没有钱了，向上级银行要；上级银行没有钱，向总行要；总行没有钱，向中央银行要；中央银行于是不得不多发钞票。就这样，形成了自下而上的倒逼机制，这些都使得银行呆坏帐比重大，通货膨胀严重。以后，应当学习西方国家，保持银行独立于各级政府包括中央政府的地位，以防止政银不分，从而保持币值稳定。还要将专业银行完全转变为商业银行，把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分离，对商业银行进行企业化管理，按照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的原则自主开展经营。
萨伊：中国企业用汇仍然不方便，汇率必须逐步地自由化。要取消中资和外资的不同待遇，鼓励平等竞争。还有，金融业务要电子化，支付手段要现代化。要大力发展基金、保险、信托等业务，分业管理，开展多元化业务。
李嘉图：中国要避免危机，必须大力整顿乱投资、乱集资、重复建设的问题。这是一个长期性的任务。中国曾经在1993年，投资比上一年增长50％，但基础设施投资只增长了4％，大量的资金浪费在重复建设和房地产开发上，导致报废工程、停建缓建工程多，生产力大量闲置。据统计，中国每年中途停建的工程占12～18％，日常消费品生产能力闲置约二分之一。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大量的国有企业存在着，没有非国有化、股份化、私有化，政府包揽风险；没有确认责任体，建立投资风险机制；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薄弱，投资服务体系不健全，政策性与商业性业务混淆，无法追究责任，以及地方保护主义我行我素。
穆勒：中国加快投资建设服务体系的建立十分必要而且迫切。应当着力发展工程咨询、设计、施工、监理、审计、建设管理等公司。
邓小平：政企分开、政银分开一定要落实，否则难免重蹈日本、韩国的覆辙！我们喊了多年的“简政放权”、“两权分离”、“把企业推向市场”、“转变政府职能”，但由于经营目标与行政目标混合，企业领导人的业绩评价行政化，以及既得利益者的阻挠，使得政企不分仍然阻碍着改革。只要政企不分，政府机构就庞大；政府机构庞大，办事的效率就高不了；有的地方办一个建设项目，要盖1000多个图章！政府机构庞大，我们的企业税收负担也轻松不了，每年的行政事业费占40％，财政成为“吃饭财政”。所以，政企分开是向旧体制堡垒的攻坚战，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所在。
毛泽东：我也有个数据哟。我国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过去的30％左右下降到现在的10％多一点，而世界平均为40％，美国为35％，法国为46％；我国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只有40％左右，而世界平均为60％，美国为60％多，法国为80％多。可见，我们的生产总值虽然增大了，约为美国的1/10,但财政收入仅为其1/30。这也部分地反映了我国企业的效益之差。还有，因为我国中央的财政收入太少，中央的权威就难以保证，也难以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这个问题事关重大，必须逐步地解决！
马尔萨斯：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启示很多，首先中国应当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步伐，大力发展有竞争力的产业。应优化产业结构，提高整体结构效益，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更好地利用外资，大力发展知识经济，发展高科技产业，推动企业技术进步，防止泡沫经济的产生。还要加大企业扭亏改制的力度，降低负债率，增强出口能力和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提高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邓小平：我看要进一步转换政府职能，加速政企、政银分离，制止政府对企业、银行的滥干预行为，增强企业、银行的自主能力和抗风险能力。绝不能重蹈韩国政府盲目保护企业、日本政银结合的覆辙，要让企业、银行在较为充分的竞争中壮大自己的实力。我国也在实施资本重组，鼓励发展世界级的企业集团，方向是对的，但一定要避免行政撮合，“拉郎配”，避免过多的政府保护，否则会出现低效率、高风险的状况。还有，我们企业的国际化步伐既要快又要稳，不能象韩国企业在政府的保护下盲目加速国际化，结果高负债、低利润，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亚当·斯密：还要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金融体制，改革银企关系，防范金融风险。中央银行应通过准备金率、利率、公开市场业务等增强对商业银行的调节功能，商业银行应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增强它的风险意识，制止乱贷款的行为。银企之间要靠利益联合，主办银行制决不能形成日本式的不良债权现象；应加快发展股份制和资本市场，分散金融风险；还要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建立完善呆帐准备金的计提和冲销制度，使贷款现值能及时反映出来。要进一步整顿金融秩序，加强对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规范股市汇市，谨慎开放资本市场。中国的人民币在盯住美元的基础上应保持它的灵活性，以防币值高估；货币是否贬值，应当由经济关系来决定，不应当由政府承诺。人民币的利率也曾太高，吸引了一些外来游资，针对这一情况，中国已多次下调利率，措施是及时有效的。以后，应更加鼓励外资投向基础产业、高科技产业，避免外资大多流向房地产、股市而造成泰国式的经济泡沫。
谭嗣同：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中国最终能经受住考验；同时，对中国也是一次难得的机遇、一个反思的机会。
孙中山：是啊，它表明中国必须进一步改革开放，否则不可能提高国家的竞争力，不可能抵御住金融风暴的冲击；中国的经济体制、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应当是与国际接轨，走市场化、一体化的道路，但步子要稳，要循序渐进。
邓小平：它还表明中国不改革不行，改革太快了不行，太慢了更不行；不开放不行，不保护国内市场、民族工业不行，但过于保护更不行。
毛泽东：还是小平有办法，懂得掌握平衡，这大概也是中庸之道吧！中国人嘛，就应该记住祖宗的中道、中和、中庸，走中间道路，而不能像我那么极左、极端，否则，我们的国家不叫中国，叫“极国”了。
众仙人为毛泽东的诙谐、诚恳所打动，个个面带微笑，点头、夸奖不止。
孙中山提议：我们都离开人世很久了，很想回去看看，何不找胡鱼先生教教我们穿越阴阳世界边界的本领？一旦学得功夫，咱们就结伴而行，既可以亲眼目睹变化中的中国，也可以瞧瞧现在的西方！
大家都说是好主意，正欢欣不已，管仲、晏婴、商鞅、司马迁、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也闻讯到来；诸位大师正好相约，得以一起携手腾云去寻胡鱼，这时耳边传来了美女天仙悠扬哀婉的歌声，它来自深邃的天空尽头：
 我从哪里来
 
 莫非来自遥远的星球
 莫非来自海市与蜃楼
 莫非来自宇宙爆炸的刹那
 莫非来自恐龙灭亡的不久
 
 来自荧火闪烁的骷髅
 来自胼手胝足的怪兽
 来自生于土死于土吃于土住于土的蚯蚓
 来自哭于天笑于天斗于天败于天的秃鹫
 
 我从汪洋大海走来
 我从原始森林走来
 我从天琴星座走来
 我从太阳风中走来
 
 我的祖先是植物
 植物原来也有太多的忧愁
 我的祖先是石头
 石头里有血在流
 
 啊，请解剖我的细胞
 那是一个动荡的宇宙
 请制作我的标本
 那是曾经思想着的猿猴
 
 我从哪里来
 我往哪里走
 
 空间让灵魂扭曲
 时间让生命腐朽
 可是子孙不断的人群哟
 仍然热衷于权势金钱的追求
 
 我安寝的卧床是地球
 我呼吸的空气是乌有
 我给人看的是面具
 我踽踽独行在荒丘
 
 哦，我从天上来
 我向太阳走

寄寓客家寂寞寒窗空守寡迷途远避退还莲迳返逍遥蒋建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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