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 class=quote><B>以下是引用<I>释放自己</I>在2005-5-30 12:35:13的发言：</B>
中国的发展势头值得肯定,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DIV>
<P><FONT size=5><FONT face=宋体> </FONT></FONT> <p></p></P>
<P > <p></p></P>
<P > <p></p></P>
<P >公元一九九九年四月四日，正是反物质世界――神仙世界的“反历”二万八千四百四十四年九月十九日的“反省节”，已仙逝的名流管仲、晏婴、商鞅、计然、范蠡、白圭、孟轲、司马迁、桑弘羊、贾谊、晁错、王安石、徐光启、顾炎武、黄宗羲、魏源、容闳、李鸿章、胡雪岩、盛宣怀、郑观应、张謇、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邹容等在四川丰都鬼城聚会反思阳间经济思想、活动的得与失。与会期间，他们时而魂游峨嵋，时而乘风而至蓬莱，浪迹天涯，逍遥自在，或为赋作诗，或高谈阔论，或抒发人世情感，或纵评三千年来的民生经济；这其中虽不免生出好恶、歧义，但好在诸神仙胸中全无滞碍，因而没有人世间的纷扰争执和烦恼忧愁。胡鱼有诗赞曰：<p></p></P>
<P > <p></p></P>
<P > 朝看园中花草开，<p></p></P>
<P > 暮随孤鹤倚云台。<p></p></P>
<P > 俗轻道重伴吕祖，<p></p></P>
<P > 人少酒多皆李白。<p></p></P>
<P > 煅铁成金笔底字，<p></p></P>
<P > 摧枯拉朽胸中才。<p></p></P>
<P > 书生自古多磨难，<p></p></P>
<P > 姑射神人月下来。<p></p></P>
<P >却说在神仙会中，邹容对封建时代统治者的经济决策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指出：<p></p></P>
<P >“秦始皇以集权主义统治天下，严刑峻罚，世袭帝位，设置郡县，焚书坑儒，虽在当时加强了国家的统一，有进步的意义，但百代皆行秦政制，天下被其毒久矣；他使得专制日酷，王朝腐败，百姓受屠戮，文化被扼杀，民族的创造力和生机窒息殆尽，到二十世纪以至于被列强瓜分豆剖！论罪责嬴政当为祸首！<p></p></P>
<P >在经济方面，秦始皇抑制工商，搞国家垄断经营，也开了后世之先河。他不仅限制私商，还对工商业者严厉打击，把商贾等同于罪犯，将其迁到最偏远地区居住，并且重征徭役。”<p></p></P>
<P >梁启超补充说：“管仲首创了盐铁官营的制度，商鞅、韩非重农抑商，抑制的是私商。秦汉时期皆打击商人，以后，商贾要末寻求官府庇护，要末官僚为商，官商合流，弄得政治腐化堕落，权钱结合，商场畸形发展，污浊不堪！古代不仅盐铁兵器等重要物品官营，就连日常用品、宫廷玩好往往也官家垄断，其产品即使粗制滥造，百姓也只得高价购买。因此，官营大都无效率、成本、市场的观念，造成了物品短缺、不讲实用、技术停滞等痼疾。”<p></p></P>
<P >邹容接着说：“任公讲得好！我中华不能国富民强，在于无民族之工业；无民族之工业者，在于不能鼓励竞争，优胜劣汰，不能让私营的工商业者、让众多的百姓获取利益，承担风险！这是自秦始皇以来，特别是自近代以来中国的错误。需要指出的是，秦始皇还搞了一个‘名田制’，他在全国统一后颁布‘自实田’的律令，令拥有土地者向官府报告占有土地的数量，从而从法律上、名义上承认了土地私有，但秦始皇的贪婪和繁税重赋使得农民的生活难以为继，不得不卖掉土地，地主则乘机收购兼并，把土地聚于一身；因此，名田制名为共有，实为少数地主官僚私有，这就形成了典型的剥削制度。到汉朝，文景之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又从文化上把一个大好中华搞得万马齐喑，僵化保守，民智堕落。百家罢后无奇士，永为神州种祸胎呀！中国由此形成了淘汰精英的文化机制，凡是敢想、敢说、敢做的人皆无立锥之地！与这种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加强专制相对应的是，汉武帝在经济上也强化了控制，他下令盐铁专卖，后来发展到酒类也专卖，不准私人酿酒！需要说明的是，汉武帝这一时期在经济上的作为和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是决定性的，比如还形成了系统的‘经济专制’的理论――轻重论，也出现了自由主义的经济主张，可惜不被采纳。就这些，桑弘羊、晁错、司马迁先生可否一述？”<p></p></P>
<P >晁错：“所谓‘轻重’，指中央政府对社会经济的控制、支配能力的大小。汉初托名而成的《管子》称：轻重之势，是‘王者的大辔’，是‘民无不系于上’的‘国权’、‘君柄’；只有经济上掌握了‘轻重’，政治上的‘势’才能确保，否则，就只不过是‘名罗于为君’而已，毫无实际的权势可言。为取得轻重之势，《管子》一书主张‘杀征商贾之利’，即剥夺商人的利益，使‘大贾蓄家不得豪夺吾民’，替而代之的便是由国家直接经营工商业。这种国有官营、政府干预、政企不分的思想的确在历史上影响至巨，恐怕在二十一世纪还会对中国经济的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不过，我当时是支持轻重论的，我的其它的主张也有一些错误，如我否认珠玉金银作为货币的作用，认为它们‘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只会影响国家推行的贵本贱末的政策，没有什么使用价值。我这完全是小农自然经济的观点，不懂得商品的属性和货币的属性，不懂得商品存在着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因素，也不懂得使用价值不仅仅在于食和衣两个方面。可是，历代统治者以我的错误观点为依据，否定商品货币经济，维护自然经济，由此来说，我的错误大矣！还有，我极端地重农贵粟……”。<p></p></P>
<P >商鞅：“晁错弟不必过于自责，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说起重农贵粟，应首推我商鞅呀！我第一个提出‘本末’概念，以农为本，以工商业、游谈业为末；为了贯彻农战政策，我以为必须‘事本禁末’，具体的做法有：用赋税、徭役手段抑制商业；运用价格政策打击商人；禁止商人经营粮食等。我之后，儒家传人荀况进一步提出‘强本论’，主张因地制宜，发展五谷及林、牧、渔、猎各种生产，并要求选用良种，改良土壤，兴修水利和改进农具质量。荀况在‘强本’之外，也有‘禁末’的提法，但是，‘末’并不等同于工商业。可是，韩非子比我和荀况走得更远，他之崇本抑末，‘本’仅为‘粟’，仅为粮食生产；‘末’专指工商，因此，抑末成了抑工商的同义词了，这为统治者奉作圭臬。而韩非子的崇本贵粟也为历代所恪守，这时人们的眼睛只盯着粮食搞粮食，把林、牧、副、渔及经济作物等都忽略掉了，大量开垦土地，造成生态破坏，水土流失，地力贫瘠，黄河改道；结果，越垦越穷，越穷越垦。这种贵粟论一直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还成为中国的主流思想，那时，‘农业学大寨’，‘以粮为纲’，盲目开荒，不允许搞多种经营，结果，反而连粮食生产也上不去。”<p></p></P>
<P >司马迁：“商君果然博学多才，竟然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事！反思中华经济活动的历史，我认为主要有两大错误教训，一是盲目地贵本贱末，狭隘地看待农业，没有大农业的观念，对工商业抱着歧视的态度，这样，中华文明也就定格在农业文明，或者准确地说粮食文明的档次上，不可能有新的进步，工业革命也就自然不可能首先在中国发生。其实，在商朝时，中国的畜牧业、商业都是比较发达的，可是，农祖后稷的后代周武王夺取天下以后，随着人口的剧增，为解决吃饭问题，便大量开荒，鼓励单一的粮食种植业，抑制畜牧肉类之生产，这种情况到了春秋战国时尤为严重。后来，由于对流通、服务、加工等业的作用认识不足，以及出于政治、文化专制的原因，便又开始了禁商，中华经济的活力由此而被窒息，劳动生产率逐年、逐代下降，到清末时人均产粮仅及汉朝时的三分之一。与中国的经济结构、农业结构单一化一致的是，古代中国人的饮食结构也单纯化了，以食草本的谷物为主，而把肉类看作‘奢侈品’、‘享乐品’，因而并不大力生产。这与西方人对牧渔业的重视，主要食用肉类、奶制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差别的影响是深远的，譬如在军事上，由于马匹少，中国军队以步兵为主，而步兵的战斗力是有限的，这样历代都靠军队的规模来赢得相对的优势，哪个朝代都有二、三百万之众的军力！又由于步兵的快速反应能力差，庞大军队的粮食等给养便成问题，因此，中国军事家讲究‘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而西方古代的军队从来以精悍的骑兵为主，亚历山大远征欧亚，只有三、四万人，古罗马时也不过二十万兵力，同样依恃骑兵的中国少数民族英雄成吉思汗以十万军队征服了大半个世界；他们共同的作战特点是，以骑兵风驰电掣般快速机动，给养靠喝马奶、杀马吃，因此，基本上不存在‘粮草先行’的问题。以上讲的是两大教训之一：重本抑末，教训之二是，中国人过于强调国有官营、政府干预，它的危害是严重的，譬如导致技术传播难、技术停滞和失传、监督渠道单一乏力、市场难以发育、流通不畅、产品开发无动力、商品短缺、商品质量差等问题。在二十世纪末，这种行政干预的‘东亚模式’更是引起了日本、韩国的金融经济危机。与上相反，我曾提出经济自由主义理论，与‘轻重论’的官营、干预论同时出现而主张大为不同，有人认为，我堪称市场经济的鼻祖；可惜的是，二千年来中国走了一条与我的主张相反的道路。我认为，经济的发展是有其内在动力的，此动力便是人们天生的求利求富的欲望，即‘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军士‘不避汤火之难’，奸人‘不避法禁’，歌女‘不择老少’，猎人‘不避猛兽之害’，以及农工商贾从事各项活动，都是为了‘求富益货’、‘奔富厚’；由此，我得出结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利’、‘欲’是人的合理要求，也是社会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动力。可是，二千年来，中国人视‘利’、‘欲’为洪水猛兽，尽管暗地里个个都是利欲熏心、唯利是图、不择手段之辈！我们的文化就是这样理论与现实相背离，一方面‘君子不言利’，‘存天理，灭人欲’，看起来一个个道貌岸然，充满了理想主义精神，而另一方面‘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物欲横流’，人们贪婪自私，社会如一盘散沙。与此不同的是，古希腊和文艺复兴后的西方却公开地肯定‘利’、‘欲’和人的本性，并将经济发展建立在此基础之上，同时，以‘民主’对多数人的要求加以制度化，以‘法制’对人性中的弱点加以制约。<p></p></P>
<P >我所赞成的经济制度就是西方式的放任主义、自由主义，或者叫无为主义。我认为，整个社会的经济不需要谁去命令、召唤，而会自动地运转，趋于平衡。人们‘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自出’，因此应当采用自由主义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即最好的办法是顺应自然，听之任之，其次是以利益加以引导；‘开关梁，驰山泽之禁’，使万物‘商而通之’，这样，‘上则富国，下则富家’；当然，在必不得已时，国家也可对经济加以干预，也可国有国营，不过要尽量减少，所以我说‘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与之争’，即下策是劝戒，再下策是强制、干预，最下策是国家直接经营工商业。我所倡导的价格机制是自发调节的，‘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也就是说，商品价格低时，就会导致价格上涨，从而变高；商品价格高时，就会导致价格下跌，从而变低，这样价格就可自发地对生产、供求和流通起着调节作用，不必加以干预。我对当时政府采取的平抑物价法――‘平准’不甚苟同，认为正是‘诸官各自市，相与争’，才引起了物价的‘腾跃’；我的这种类似于市场经济的思想还表现在财富分配方面，我主张按照市场机制自动分配利益，这样才‘不违物之理’，‘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在这些领域中通过诚实劳动而致富，都是正当的、合理的，故‘贫富之道，莫之予夺，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贤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因此，国家对财富分配进行调控是违背市场规律的。不过，对于那些通过非法、不正当途径致富的，则应‘严削’以‘齐之’；我认为：‘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即从事农业、工商业致富均可，而从事‘弄法犯奸而富’可耻！<p></p></P>
<P >我还考察了各行业的获利水平，‘百万之家则二十万’，无论是经营‘牧马二百蹄’，还是种‘千亩亩钟之田’，都可获得相当于二十万钱的收入。由此，我得出结论：‘佗杂业不中什二，则非吾财也’，即盈利不到十分之二的行业，就不是我所说的生财之业，所以，应当把20％的利润率作为投资、经营的低限。<p></p></P>
<P >一旦投资成功之后，应当如何守财呢？我将‘守财之道’概括为‘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即致富要从工商业入手，获得财富后购买土地、房产，则可保住自己的财产。<p></p></P>
<P >在自由竞争中，我还认为‘富者必用奇胜’；我在《货殖列传》中采用了大量的事例加以说明：秦国破赵后，强迫赵国人卓氏等迁蜀，其他人都贿赂官吏，要求迁到近处，而卓氏反而请求远迁到临邛。到临邛后，他经营铁矿，成为滇蜀首富。宣曲地区的任氏在秦朝灭亡时不像其他人去争夺黄金玉器，而是贮藏粮食，在楚汉相争时米价飞涨，结果黄金玉器都落到了任氏之手。吴楚七国叛乱时，列侯、封侯向富商借贷，因其封地战事未决，无人肯贷，只有无盐氏看准了机会，拿出千金出贷，利息是本金的十倍，等到吴楚之乱平定后，他囊括了关中地区财富的一半。<p></p></P>
<P >以上就是我的自由主义经济观，可惜这些主张与中华主流的专制集权思想背道而驰，因而必然不被重视”。<p></p></P>
<P >范蠡：“我的老师计然也提出商品经营的一整套思想，我用之而成巨富，可惜后人并不了解这些，长期搞自然经济、计划经济，使得人们智力退化，不知道如何开发产品、占领市场。譬如，计然老师要求掌握时机，储备待乏，又说‘汗则资舟，水则资车’，意思是，天旱时应造舟船，以便水灾时及时售出；水灾时应造车子，以便天旱时尽快占领车子市场。计然老师还强调‘积著’，增加货物，并‘务完物’，保证商品的高质量。又说：‘腐败而食之货勿留’，应及早抛售。因此，经营食品要格外谨慎，把握时限。商人还要能预测价格，‘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并且按照物极必反，‘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而不可‘居贵’，贪高价而留货。在这里，老师实际上看到了供求规律的作用。老师还主张加速商品和资金的周转，‘财币欲其行如流水’，‘无息币’，这样，在一定时间内可经手更多的货物，同量的资金可产生更多的利润。这个道理看起来简单，可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工业的劳动生产率低，一个重要的原因也就是资金周转慢，产品积压，没有销路，有的行业资金竟然五年周转一次！”<p></p></P>
<P >桑弘羊：“我所处的汉初时期是二千年中国封建经济史的决定性时期，汉武帝在政治上为强化皇权，加强集权统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改革了官制，取消了军功贵族的特权，削弱了相权，采纳了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规定诸侯王除由长子继承王位外，还应在原封地内将其余诸子封侯，新封的侯国直接由郡县来管理，不再受原王国的控制。这一措施名义上是皇帝‘推恩’，实际上剥夺了诸侯王的权力。那时文化、意识形态方面，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且把教育体制、用人制度与独尊儒术结合起来，他兴建‘太学’，完全用‘五经’为教授内容，设五经博士，培养儒家人才，学习成绩优秀的选入朝廷做官。这样，儒学成为士人进身的阶梯。与这种政治、文化上加强控制相对应的是，汉武帝在经济方面也推行集权，他改革币制，将郡国的铸币权收归中央，搞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均输平准（官营贩运贸易，平抑物价），等等。其中一些措施也是在我的主持下竭力推行的。当时对经济进行控制、干预，可以说，总体上有利于贫民百姓，可以遏制豪强势力的形成，增加国库收入，可是，由此也形成了对后世影响极大的愚昧保守经济倾向，那时我的所言所行不能辞其咎呀！譬如我主张‘排富商大贾’，使‘商贾无所贸利’，还认为官营工商，可以严格管理，改善品质，提高效率，降低物价，后来证明这都是一厢情愿。在汉昭帝时召开的盐铁会议上，反对官营的‘贤良’、‘文学’们就此进行了批判，指出：官营工商，效率极低，劳动者松懈怠工，没有积极性，‘卒徒烦而力作不尽’；产品质量差，‘民用钝弊’；不考虑市场和顾客的需要，‘远市田器，则后良时’，‘多为大器……不给民用’；价格高，贫民买不起，只得‘木耕手耨’；产品积压时，摊派强卖，‘铁官卖器不售，或颇赋予民’……。这些真知灼见由于与当时的专制政治、强制经济格格不入，因而自然不会为统治者所重视。不但如此，汉元帝时还出了汞禹、桓宽二人。汞禹主张废钱禁市，倒退到纯粹的自然经济，消除掉商品、货币经济因素！他认为，富人骄奢淫逸，‘积钱’‘厌足’，商人‘好衣美食’，‘不出租税’，农民受尽盘剥，穷而为盗，‘其原皆起于钱’；而‘病其末者绝其本，宜罢采珠、玉、金、银、铸钱之官，无复以为币，市井勿得贩卖……’；可笑的是，他的这种因噎废食、视商品货币为万恶之源的愚昧思想不仅在封建时期为许多人津津乐道，而且直到十九世纪、二十世纪还有人对之倍加向往憧憬。有人提出‘主义’，为消灭剥削，于是废除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要劳动者‘凭着本人为社会提供的劳动数量和质量相等的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取自己需要的消费资料’；苏俄十月革命胜利后进入‘战时共产主义’，搞分配站、消费公社、公共食堂，取消了货币和贸易。虽然后来列宁否定了这种做法，倡‘新经济政策’：将小企业退还给资本家经营，实行租赁经营，恢复企业经济核算，恢复商业网点，恢复奖金制，允许利用外资……，但是好景不长，列宁去世了，斯大林开始了他的全盘集体化、国有化，商品、货币的运用降到了最低水平。在中国也一样，陈伯达早就提出取消货币，‘大跃进’时也搞起了公共食堂，‘文化大革命’时把商品贸易当作‘资本主义尾巴’要割掉。这些都是封建经济思想遗毒的反映，也表明人们没有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啊！<p></p></P>
<P >还有一个桓宽，他著《盐铁论》一书，成为古代经济思想由积极向保守、由相对丰富向封建正统教条化发展的转折点。在书中，‘贤良’、‘文学’借着对我桑弘羊的批判，一再强调了尊儒抑法、贵义贱利、强本抑末、黜奢崇俭等‘圣王之道’，提醒说：‘夫为君者法三王，为相者法周公，为术者法孔子，此百世不易之道也。韩非非先王而不遵，舍正令而不从，卒蹈陷阱，身幽囚，客死于秦。夫不通大道而小辩，斯足以害其身而已’，所以要求‘远浮利，务民之义’，以防止‘民淫’、‘民侈’、‘为非’；书中还宣扬‘民朴而贵本’、‘工不造奇巧，世不宝不可衣食之物，各安其居，乐其俗，甘其食，便其器’的古朴安分的生活。本来，孔子虽然强调先义后利，义重于利，可他也说：‘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要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可见他是关心利益的，但在《盐铁论》中，圣人之道始终是‘防塞利门’，‘以礼义防民’等；‘重本抑末’原本是法家的主张，可是书中也变成了儒家先王之道，不可不信奉，否则就是‘非圣无法’，这样，原先含有或多或少积极成分的贵义贱利、强本抑末、黜奢崇俭等思想完全神圣化、教条化、绝对化了，成为后来经济发展、国富民强的严重桎梏。”<p></p></P>
发帖
雷达卡
</P><P>要警惕美国人，他没按什么好心！[em01][em01]</P>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278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