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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兩次藏書共約八萬冊、分別間接賣給倫敦大學和哈佛大學的福思威，其生平堪值一記。
一八六八年，福思威十九歲，獲倫大文學士，同年考入劍橋大學聖約翰書院，獲域威（Wherwell）獎學金，研讀國際法；一八七四年獲選聖約翰院士，一八九八年因結婚按章退出；一九○五年改例准已婚者當院士，即恢復院士銜，福思威保持此身份直至去世為止。一八七五年，他為劍大倫理學講師。當馬歇爾一八七七年因結婚而不當劍大聖約翰院士時，福思威算得上是劍大最「標青」的青年學者。馬歇爾婚後赴布里斯圖（Bristol）大學任經濟學首席講師，後來又赴牛津大學任教（接替湯恩比歷史學講師之職），至一八八四年才回劍大。
在馬歇爾離開劍大不久，福思威以劍大校外課程經濟學講師身份四出講學，至一八八一年接下哲逢士的遺缺，成為倫敦經濟學院（ＬＳＥ）的政治經濟學講座教授，但仍在劍大講授經濟學，他希望成為劍大講座教授之心，路人皆見；可是，此職位一八八五年為馬歇爾奪得！
自此之後，福思威雖然仍在劍橋定居（為凱恩斯鄰居，兩人私誼甚篤，他病故後凱恩斯曾寫了那篇真情露流的紀念文章），但工作主要在倫敦，而於學術研究上，他除了對李嘉圖抨擊甚力之外（福思威收集經濟學書籍的其中一個原因，是要證明除李嘉圖以外，英國尚有其他方面的經濟學著作和成就），漸漸「遷怒」發揚李嘉圖學說的馬歇爾，甚至和反馬歇爾的學派結盟；他任教的倫敦經濟學院慢慢成為反對馬歇爾最力的學術重鎮！
福思威雖然成為反馬歇爾主將，但他想得到劍大經濟學講座之心未死。到了一九○八年馬歇爾六十六歲退休時，五十九歲的福思威以為此「最高榮譽」會落在他身上，可惜為馬歇爾屬意的高足庇古（A. C, Pigou，一八七七—一九五九；香港前財政司夏鼎基爵士為他的「關門弟子」）捷足先登，雖然他那年僅三十歲！庇古一九○一年才在劍大英皇書院畢業，同年留校任經濟學講師，成為馬歇爾最忠實信徒、馬歇爾學說最佳闡釋者和推廣者，但學者認為他在一九○三年出版的《關稅》（Tariff），一九○五年出版的《工業和平》（Industrial Peace）和一九○六年出版的《入口稅》（Import Duties）並沒有什麼突出成就，「與他獲講座教授職位無關」，可見馬歇爾確有徇私成分；不過，從庇古其後確立以馬歇爾學說為主體的劍橋經濟學派以至創立「福利經濟學」上看，馬歇爾確具拔識天才的慧眼！
福思威在經濟學上沒有什麼重大成就，這可能是他在反馬歇爾上花耗太多精力所致；福思威對未能當上劍大經濟學講座教授耿耿於懷，亦加深了他和馬歇爾以及馬歇爾學派的不和，直至一九二九年，他以八十歲高齡獲選為地位崇高的皇家經濟學會主席時，這種「宿怨」才漸漸消除。
凱恩斯的藏書亦豐，其侄兒米路斯所編的《論凱恩斯》（Essays on J.M.Keynes）一書，收有劍大英皇書院院士兼圖書館館長蒙比（A. N. L. Munby）以藏書家角度寫凱恩斯一文；原來凱恩斯在伊頓公學時便對古書有興趣，在劍橋，他因經常光顧在劍橋居住過的「讀書人」無人不識的「大書店」，與其主人Gustave David成為莫逆。
凱恩斯從大一起便在買回來的書上記下「買入價」，有助研究書籍價格走勢；他曾以半個基尼（guinea，二十一先令）購得阿當．史密斯所藏元前羅馬拉丁詩人Virgil（公元前七十至十九年）一套三冊詩集；他以四先令購入牛頓第一版（一六八七年）《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Mathematical Principles of Natural Philosophy），並在扉頁上這樣寫道：「一九○五年在大處買書，四先令；大說他的入貨價為四便士。」
凱恩斯為福思威的鄰居，對其藏書知之甚詳；因此，凱恩斯藏書以哲學類為主。凱恩斯死後，其遺孀將其藏書悉數送給劍大馬歇爾（經濟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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