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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还是“契约”？——也谈首富村为何要控制村民的私有财产
梁正(北京)
看罢朱新美君的《首富村为何要控制村民的私有财产》一文（以下简称朱文），第一个感觉是钦佩。钦佩作者独到的眼光，能于人们熟视无睹的事实中发现那些被忽略了的“共性”；第二个感觉是遗憾。遗憾的是作者给出的答案，价值判断重于逻辑推理，在笔者看来，有“邀宠”于读者的嫌疑。
华西村、前宋村、南街村，这几个分散在中国各地的“首富村”，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控制村民私有财产、限制个人私有产权的现象。而且，它们的控制手段也大同小异，无外乎“第二年薪”、年终奖、集体福利和“入股”这几种方式。它们的共同特点，一是“延期支付”，一是“与身份挂钩”。仅这几点共性就足以说明，这一现象的出现决非偶然，其背后必然有着共同的原因。
实际上，如果我们稍加分析就可以发现，以上几个“首富村”，尤其是华西村和南街村，都是所谓坚持走“共产”道路的典型。它们都是将已经承包到户的土地重新收归集体统一支配，并且将集体积累投入到发展乡镇企业之上，才走上了今天的致富道路的。
除了“共产”，这几个村子的另一特点就是“平均分配”（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平均），比如，南街村的所有干部都拿统一工资——250元。而如果我们放眼世界，像这样的“共产主义孤岛”并非中国所独有。在以色列的基布兹，所实行的也是“共产”制度。基布兹的土地归集体所有，成员由集体统一安排工作，有的从事农业、有的在集体投资建立的工厂工作。基布兹成员只保有很少的个人财产，其家庭生活用品，由集体统一配给。农庄有自己的食堂，成员可以免费就餐，而所有的福利，从医疗、养老到子女教育，也都是由集体按统一标准免费提供的。
我们再来看另一个集体控制个人收入的例子——西班牙的蒙德拉贡合作社。与华西村和前宋村类似，蒙德拉贡合作社成员的部分工资，也是作为股金存在合作社，并投入扩大再生产当中去的。实际上，正是靠了这一部分股金，蒙德拉贡才建立起了自己的银行，从而成为世界上少数比较成功的合作社。而在合作社内部，实行的是按劳分配和按资（股金）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其收入差距很小，不会超过我们所说的几个“首富村”。
为什么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环境差异如此之大的东西方，都出现了这些数量不多，但却具有许多共同特征的“公社”组织呢？让我来具体分析。
试想，在一个大体推行“平均分配”（包括由收入转化为资本的集体积累）的组织中，如果其成员有随时提取属于他自己那份资产的权力，也即有“自由退出”的机制，那他的理性选择是什么呢？当然是“偷懒”。因为他知道，由他一个人“偷懒”所带来的损失，对于整个集体而言可以忽略不计。换而言之，这一损失由其他所有成员“摊薄”了。这是典型的“搭便车”行为。如果每一个成员都预期其他成员也会这样做的话，他的理性选择必然是尽早提取自己那份资产，其后果就是整个组织的崩溃。由此证明，平均分配与财产共有存在着逻辑对应关系。从这一角度来看，首富村也好，基布兹也好，对个人财产的控制实际上是一种约束机制。
那么，这样一种机制是否具有激励作用呢？是的。我们看到，首富村居民的相当一部分收入，如前宋村的“加成”，华西村的“股金帐户”，并不是完全不可动用的，而是带有“延期支付”的特点。实际上，这样的制度设计，与美国企业的职工持股计划，经营者来源于期权的收入，日本企业的内部退休金等等，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它们的目的都在于为组织成员提供长期激励，从而避免其“机会主义”行为。
至于与“身份”相联系的做法，古已有之。清末山西票号的“老帮”（经理）、副帮（副经理），直至得力的伙计，大都顶有不同数量的“身股”。“身股”没有实际价值，只是年终分红比例的依据，一旦脱离了票号，“身股”也就自动消失。这样一种机制，正是晋商票号延揽人才、称霸天下的秘密武器。无独有偶，传统日本大企业所推行的“终身雇佣制”与“年功工资制”，也与雇员的身份紧密相连，工资与退休金的数量均与员工服务于企业的年限直接相关，而员工一旦跳槽到另一个企业，其待遇则要从头算起。这种制度，正是日本企业员工忠诚度、责任心的源泉。
朱文所说的一点是对的，那就是，首富村对村民财产的控制，并不是建立在平等契约基础之上的，而往往体现为“带头人”的个人意志。村民一旦“解约”，甚至有被“扫地出门”的危险。如华西村的孙浩文，他所受到的惩罚，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应有的限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和“带头人”对着干的结果。
我的疑问是，既然是一种不平等契约，村民们为什么会接受它呢？大家都知道，首富村的出现，与“带头人”的才能和素质密切相关。华西村的吴仁宝、南街村的王洪斌，既是基层党组织或村委会负责人，又是出色的企业家和管理者。正是在他们的带领下、在他们的“独裁”下，原来的穷乡僻壤才变成了今天的“首富村”。决大多数村民是不具备这种素质的，他们清楚的知道，如果没有“带头人”的领导，自己的状况只会更差。对他们而言，接受这种“不平等契约”，让渡部分财产权利，带来的是“帕累托改进”，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再来看“带头人”。他们也清楚地知道，农村致富的出路在于发展非农产业、尤其是工业，而乡村工业的最薄弱环节就是资金匮乏，在这样一种“起点”上，除非通过强制手段提高积累率，乡村工业发展的资金劣势不能得到弥补。因此，加成、第二工资、股金帐户，凡此种种，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动员自有资金，降低筹资成本。从这一角度来看，“首富村”对村民财产的控制，是契约双方在经济计算基础上博弈的结果，谈不上是对个人财产权的侵犯。
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早已发现，产权的分割与弱化是经济中的常态，而产权契约的缔约双方，其地位是由各自的禀赋（包括财产、知识、才能，风险偏好程度）与相关的权力结构所决定的。唯其如此，我们才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同样一个企业中，既有拿固定薪金的普通员工，又有收入与利润挂钩的高层经理。朱文的作者显然不是学经济学的，所以才会将对个人财产权的控制一味地视为“侵权”。
但该文的确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建立在“带头人”个人才能和意志基础上的“首富村模式”，能够长久吗？根据媒体报道，随着吴仁宝的“退居二线”，华西村的领导层发生了不小的变动，几个“元老式”的核心成员相继退出。而在南街村，“挑头单干”的村民已有相当数量，其中不乏原来的领导班子成员。新一代的村民，尤其是年轻人，对形式化的教育方式和严密的财产控制，也早已心存不满，很多选择了外出创业的方式。我们看到，对于已经走过了“创业期”的首富村，在外部市场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村民个人素质、眼界、经济实力都明显提高的今天，原有的那种控制方式还能够维系下去吗？
著名的法学家亨利·梅恩曾经说过：任何一个社会的进步，最终体现为从身份到契约的变化。而我们看到，首富村村民所持有的，实际上是一份“身份契约”，也许，真正有意义的问题时：在内外部环境都已变化了的今天，如何通过修改这份契约，来使“首富村”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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