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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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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从一些最细微的地方渗入生活，告诉你改变的开始。人开始安静，甚至对气味都变得敏感起来。洗发水的花香、松子的味道本都是淡的，却一直萦绕不散，身上不复穿行地铁、拼抢公交、到处游走后的那种杂味，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想象明天、后天该干什么……这里熟悉、安逸，也庸常、蜚短流长。一些人会对她说：哦，我去过北京，我不喜欢那个城市。她没有办法跟他们解释那个城市的一切，他们作为旅游者去过，感受了那里的污染、拥堵、大而无当，但并没有真正到达过那里。
工作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甚至不太需要脑子。在单位的办公室里，那些中年人喜欢把能量释放在发掘别人的隐私上，谁的家庭有什么背景，谁又和某个老板、市委某个领导沾亲带故。杜若从来不参与这些，也从不提及自己的家庭。有一次，一个领导来到办公室，意味深长地看着她说：小杜很神秘。
每当有人介绍她“是从北京回来的”，她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复杂感受，这时候一些老记者会出来打圆场：“小杜是XX校的高材生，以前在XX报，被我们领导骗过来的！”她感到一种被体恤的温暖。而更多时候，她戴着耳机坐在电脑前，扮演了一个失语者。办公室的男同事们会把说荤段子当成工作甜点，等到快讲完了，他们就会说：不要讲了！人家小杜还没结婚呢！杜若知道他们在观察自己的表情，但只好装作什么都没听见。有一天午休，众人提议看娄烨的电影《颐和园》，杜若之前看过，知道一场关于黄色镜头的讨论在所难免，于是说去散步主动回避。回来后，他们正在热烈讨论着“80年代的年轻人会不会光屁股”等问题，杜若忍不住说了句“其实这片子有很强的政治寓意”。说完，她知道自己话多了，就又出去回避了。
小城的中年妇女特别热衷于牵线搭桥，杜若在这里最大的社交生活便是相亲。作为记者，杜若早已练就了迅速和陌生人热络起来的本领，“我不大习惯冷场，再说也要对得起人家的一杯茶啊，于是我就主动说话。”结果她发现，小城男子并不钟爱这款，“可能是对方担心你的能力和智商在他之上吧。”后来，她就顺从长辈的意思，穿得跟韩剧女主人公一样去相亲，然后一言不发，只是坐着微笑——“很奇怪啊，他们对这种形象的女孩子非常有兴趣。沉默和微笑，让这些男子相当自信，会滔滔不绝将索然无味的话题继续下去，而我早已如坐针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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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也曾在小城寻找文艺青年，只发现了一群热爱古琴国画的文艺中老年。小城有一家先锋私家书店，杜若刚发现这里时，很高兴地约同学去狂购。可书店日益萧条，去年春节前，她去买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帐篷》，发现书店的格局缩小了大半，老板说，生意不好准备关门。
“日常生活乏味得直让人叹气，”她在日记里写道，“每天去公园跑步成了最快乐的辰光。和潇洒的老头擦肩而过。小年轻在我眼皮底下交换口水，左边累了换右边。小孩子满地跑，惹得我母性大发。下班就回家，回家就上开心（网）。豆瓣上新鲜事真多，让我觉得自己偏安小城也没有与首都文青拖节。和朋友网聊是最兴奋，我可能得了网络依赖症，按前阵子时髦的讨论，这也是种精神病。我一直觉得，爱情、毒品、SEX，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是让人暂时忘却现实，达到愉悦的。现在。网络也被划入其中。可喜可贺。这是最安全的毒品。代价也就是近视、颈椎病、自闭、肌腱炎。”
回到N市大半年后，北京生活的片段开始闪回。眼睛睁着，某个场景就刷地掠过大脑，有时候是在二环三环上奔驰，更多的时候是在走路。杜若吃惊于自己的记忆力——当时站在街的哪侧，哪辆公交车从眼前闪过都那么清晰。搬过那么多次的家，住过的南、北、东三个区域，那些街道，多半是她独自走过的，或大，或小，或明晃或暗沉，或燥热或寒冷。她自问：“为什么这些都清晰地刻在潜意识里，胜过很多所谓重要的事件和时刻？为什么，现在总是没有前兆的、不分时机的切入脑海，像一次神经混乱的病毒来临？好像，那些日子，我只是从一条街向另一条街，用腿或出租车。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沿着环在地上奔驰，或笔直地在地下穿行。被堵着、看时间、总是迟到，在地铁下车时被卡住腿、以为自己要挂了……难道，我那些年做的事情，就是位移？”
张连滨回到家了
就算以后赔光了底裤也不出去了
本刊记者 王年华 发自大连
张连滨怯场。从小学开始，不论上台答题还是表演节目，他都低头含胸，一副放不开的样子。2004年，大学毕业一年多的他逞了一回强，从家乡大连只身来到外贸业发达的广州，要看看这边的“倒爷”究竟有多精明。两年半后，他没带回大把的票子，也没卷走多少客户资源，平淡无奇地离开了广州。
还好有一个收获：在广州他勾兑了一个姑娘——现在的妻子。这是唯一有关幸福的收获。
两个人的外贸公司
2009年底，张连滨在大连市青云街租的一家商住两用房到期了，房主要将房屋出售不再与他续租，他只能用同样的价格在黄河路市中心地带租了一间60平米的屋子作为办公地点，同样是每个月1700元，面积却比之前的小了一半。
他的合伙人廖斌就住在公司。原本他也住公司，方便半夜起来与有时差的国外同行、客户交流，及时发现商机。
“狗屁商机，两年半了，只做了7单生意，裤衩子都快没了！”采访的一整天，张连滨只接了两个家里打来的电话，而办公室那台带有来电显示的座机始终沉默着。两副名片，名头很大的“大连联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廖斌和总经理张连滨同时也是业务代表员、报价咨询员、产品推广员、会计、出纳、前台……
从2007年6月，两人支撑着这家外贸公司的一切。“之所以叫‘集团’是想着以后可以做大、做强。”2008年，他们从杭州采购了一批汽车防滑链，收购方是匈牙利的一家汽车制造工厂，一共发了4个集装箱12万美金的货，最后平均5000元人民币每箱的利润让张连滨在全球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刻稍微喘息了一下，而且还看到了外贸“对缝”的希望。其实这是7单生意中最大的一笔。他们还“对”过200个卡车制动件，利润700元，再经银行一道手续费的划扣之后，折腾了一个多月，两人赚了20元。
在那之后，客户们失踪的失踪，破产的破产，跑单的跑单，张连滨又急又恨，加之一次意外让妻子怀孕，自己卖血攒奶粉钱的心都有。
即便如此，也绝不离开大连，这是他现在的想法。“能去哪？再去广州？也拉不下那脸啊。”还是过不了自己心中从“老板”回到“打工仔”那道坎。
“糟糠面肚子，的确良裤子”，这句大连话就是指不管在家吃得多么差，出门在外一定要衣着光鲜。张连滨和其他人一样，被问及家乡时绝不说自己是东北或者辽宁的，直接提“大连”，后面还要跟个感叹号。在公交车上接到外地客户的电话也不好意思讲普通话，这样会引来一片轻蔑或不屑的眼神——外地来打工的吧？
自从大连的广场多过工厂、足球成为城市名片的时候，各地火车站都能在候车室看到无休止的大连市政形象广告。而大连人向西安人炫耀自己的城市已经建市百年的笑话，让很多年轻人感觉到这座城市的浮躁与浅薄。
当投资与务工纷至沓来时，更多的大连年轻一代选择出走，到一个真正的大城市去积累，张连滨也曾是其中一员。
两年半的曲线救国
2003年，22岁的张连滨从大连外国语学院的外贸英语专业毕业，不甘心只做服装贸易的他萌生了到广州试试身手的念头，公司许以派驻美国的条件也没能留住。
转道沈阳，只买到站票。忍受不了各种味道混杂在一起的污浊空气和插不进脚的逼仄空间，只能挤到餐车。磨蹭着吃完一顿不知道滋味的饭菜后，被撵出了唯一可以安放屁股的地方。两包烟抽完，列车抵达广州站。
投奔了高中朋友之后，他开始联系各种外贸公司的工作职位。终于，一个月后在一家生产、出口电子模具的公司开始上班，8小时外有两小时在上下班的路上。
他还记得朋友租住的地方叫芳村。其实那里并不芳香，记忆中只有楼下大排档廉价的“虾酱通菜梗”和比北方逊色很多的烧烤味道，但起码有菜有肉，还有“虾酱”这么一道“海鲜”了。时常一人一瓶二锅头，叮咣一顿滥喝，咒骂了生活也压抑了性欲。回去之后两人争着将头拱进马桶，抬头说“可惜了一晚的食”，无知觉地将自己丢在各自的床上。第二天照旧刮胡子、套西服，上班跑业务。
一年之后，他从普通业务员被直接提升为业务经理，工资也从2500飞涨到6000。但他就是感觉少些什么。
南方的农历一月二十九日，回南天。天、地和人心都是阴沉沉湿漉漉的。满屋的积水，衣服似乎永远无法晾干。穿着西装走在回到公司宿舍的路上，不知道家在何方——广州城区的房价让他已经不再奢望，而自己又不想让父母帮助一分；也不知道姑娘在何方——他很少交际，只是跟男性喝酒胡侃，被朋友带去唱歌时也不好意思主动跟女孩子套磁。
张连滨经常大吞一口酒，说，高中班主任曾经教导，“将来有一天，遍地都是大学生！不考大学是没有出路的！”“遍地”这个词，感觉就像满山的油菜花那么壮观。而公司里的确净是1999年扩招之后的“80后”大学生、研究生，个个都削减了脑袋往上爬，他不善钻营，只能憋闷。
1970年代末开始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对“80后”独生子女一代造成的一个直接影响是：这代人无法彻底离开父母。张连滨的父母自然不愿意离开自己的生活圈子，去到一个说话拖着尾音的南方城市。他的朋友曾经恨恨地说：如果有个弟弟或妹妹，我就可以完全放心地出来走，想去哪就去哪。他说：你血里有风，所以喜欢漂泊不定，我注定是要回去的。
这次对话的半年之后，他准备返家，和火速热爱上的女同事一起回大连，不再回来。女孩是福建龙岩人，喜欢广州的繁华，却更向往大连的曼妙。
回来时，张连滨又发现了一个现实的问题：大连的房价已经高得离谱，有的甚至比广州的同等地段的房价还高很多。女友也迟迟觅不到合适的工作。离开了会飞的“小强”、3月满屋的积水、永远拥挤的广州大道，还有经常迷湿眼睛的灰霾，他开始怀念这个包容力很强的城市。“但注定那里不属于我，我也不属于那里。两年半，研究生也该毕业了，我就当过去体验了生活，镀了金。毕竟，广州让我见识了各种门道，对我自己做事来说有利无弊。”
即将做父亲的孩子
对于广州的印象，张连滨记得方正高耸的中信大楼，那时还没有在大连设店的卡地亚、蒂凡尼珠宝，各种叫不上名字的高档服装，两岸灯火通明的珠江……一片繁华之后还是厌倦。
回到大连，马路上动辄闪过Q7、途锐、霸道，都是些大气得可以的车，优雅又傲慢地超越为了显示传统而保留的老式有轨电车，随处可见的透着暧昧的高档洗浴场所，电视里几档节目的主持人没有了大连话的“海蛎子”味，而是改成了时下流行的东北腔……从繁华回到繁华，实在是无奈。
毕竟家在这里，张连滨再也不担心有人查他暂住证，他可以马上回敬对方：我，大连的。起码，即将出生的孩子的户口有了着落。入托、入学问题也能解决了。“如果在广州，可能他一出生就是个黑户。”
三十而立，张连滨却觉得他们这一代人大都还懵懂得像个孩子，被60年代、70年代的人拉着，被90年代的人赶着，来不及思考人生就做父亲了。“不思考了，现在只思考奶粉钱在哪。我打算跟孩子商量下：崽儿啊，谁让你爸是80后，谁让你生在中国呢，凑合喝国产奶粉吧。”
半年前，他以为孩子是一个奇迹；半年后，他知道父亲才是一个奇迹。
张连滨怯场。只有一次，在高中班会上大声发言，说出自己的梦想：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现在他明白，自己只是个俗人，大起大落的小概率事件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他只想呆在家乡，慢慢经营自己的外贸生意。他相信，一条道走到黑，总能见到亮的。
他爱说“会好起来的”，只是，担心孩子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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