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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财经12月14日讯 2013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今日在北京举行，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url=]微博[/url]）在论坛上表示，我要说的实际上中国税收体制主要问题，我们现在主要攻击的就是国家税收太多了，在我来看并不多。中国的税收现在占GDP20%多，是非常正常的水平，它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是税收以外的非税收入，所以加起来以后到了30%多。
以下为华生演讲实录：
大家下午好！
今天的题目是讲财税，昨天为了参加这个会，我专门看了一下网易关于年会的说明，还有我看把前几年的会议都附上去了。我有一个感觉，现在政府都开始不说空话、套话、假话、大话，开始扭转了，但是我看看我们年会上的话，财经界也基本上是空话、套话挺多。当然是不同形式的套话，那边的套话是从马列主义开始带一大堆，我们每年说的话，我看前几年的发言拿到今年也一样可以用。所以，因为今天下午的分组我不能参加了，答应人家到山里面去，虽然下雪了，但是答应人家的还是要去，我讲完了就走。
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呢？现在媒体办的研讨会，很多话我都不太懂，比如网易年会的标题是“重返民富之路”，我昨天琢磨了半天，我没有懂这是什么意思。“重返民富之路”就意味着我们曾经有过民富的时代，最近没有了，原来民富过，现在不富了，所以要“重返民富之路”，但是就我活了几十年，我不记得以前有什么民富之路，所以不知道往哪重返。这几年如果公告的说，比如农民工，农民工前几年都是几百块钱工资，现在是几千块钱工资，由于劳动成本上升，一些企业家说生产成本太高了，所以很多移到东南亚了，所以一线的工人的工资是增加了。富人是不是变得比较穷了？也不是，前两天我看计量司的年度经济任务，大佬们赌一件事情，一赌都是拿一个亿赌，现在贫困县一年财政收入恐怕也不到一个亿，所以富人也很富。所以，我就是没有明白，我们今天讲“重返民富之路”是说的什么意思。
再回到这个分论坛，我首先给主人提个建议，叫做“深化财税分权”，这个我也没有太明白，财税分权这是政府的事情，政府研究财税分权，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经常开会，他也不请我们去，人家自己把这个问题该讨论的都讨论了，真是用不着咱们帮助他们操心。中国的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比例关系，如果和起来国家比起来，比例也很正常，跟别人差不多，中央财政占的比例也不算高，转移支付的情况其他国家也存在，我在英国生活很多年，他的集成度比咱们还高，转移度更大，这个有没有问题？有问题，但是显然不是我们要研究的真正问题。财政税收体制有没有问题？肯定问题，而且有大问题。可惜就像我们现在城市化的问题、收入分配的问题、证券市场的问题，我觉得媒体上讨论的基本上都不是讨论的真问题，基本上都是说一些空话、套话、大话，重复以前的一些形式上的话。
就我来看，我们先讲财政体制，中国的财政体制现在首要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我认为中国财政体制现在有三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要解决卖地财政问题，就是我们的财政收入其中相当大一块是非税收入，还不是税收收入。非税收入这么大，这个跟其他国家相比是不正常的。同时，我们这个非税收入非常主要的一块是靠倒卖土地来的，我们学的是香港的办法，香港的地本来就是官地，就是港府的地，我们这还不是自己的地，我们是收了农民的地倒卖，所以我们准确的说咱们不是土地财政，我们是“倒地财政”，这个“倒地财政”我觉得是财政体制要改革的第一件事情。明年要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没有这个毅力，有没有这个决心来动这个“倒地财政”，这是对新政府第一个最大的挑战。很可惜我们媒体，包括学界对这个问题说法也不一，起码没有把它作为首要问题。在我来看新一届政府改革能不能有突破，在经济上面能不能有突破，第一个试金石，第一个最重大的考验，就是对“倒地财政”采取什么态度。就目前来看，基本上卖地财政在新型城镇化的口号下还在继续蓬勃发展，我看媒体上也在推波助澜，媒体上基本上炒作的都是这一套。
原来我们倒卖土地的财政是和旧城市化配套的东西，新型城市化是不能搞这个的，这是我们帮助媒体都没有搞清楚的事情。那个东西就跟计划经济一样，计划经济是专门为那个时代配套的，现在这个时代倒卖土地的财政是不能给新型城市化配套的。因为新型城市化建设，我2006年就给领导提出了建议，我说新农村建设这个事情不是龙头，龙头是新型城市化建设，新型和旧型的区别在什么地方？这是我们现在基本没有讨论的问题，什么叫做新型城市化？原来那个旧在什么地方？这个新又新在何处？我觉得政府没有明白，我们媒体和学界有责任要把这个说清楚。我当时提新型城市化，最主要说的新型就是新在新要解决人口，先要解决户籍，旧城市化核心问题就是我们会讲到的土地的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脱节，现在要搞新型城市化的核心就是要让你的土地为外来人口的落户服务。但是，我看了直到今天的所有的中央文件基本没有这个内容，基本上还是包括开发商怎么疯狂的拿地为了迎接新型城市化，我说那不是迎接新型城市化，那是迎接旧型城市化，因为新型城市化首要是解决人落户的问题，土地制度的改革怎么转过来，从过去为大楼、大广场服务、为开发商赚钱服务、为城中村和成交农村补偿服务，转到为城市化的主体，农民工主体、以及外地来移居的人口服务，这才是新型城市化。
财政体制要为新型城市化服务，我认为要打的第一个大仗就是改变倒卖土地的财政，但是现在我们在这方面可以说没有任何准备。如果没有这方面动作和准备，我觉得所谓的新型城市化最后必然还是旧城市化，还是少部分人获益的城市化，大多数人被排挤在外的城市化，就是我们今天的状态。所以，我认为财政体制要改革的核心，第一仗就是要动摇买卖土地的财政。动摇这个东西后面带出来一系列的问题，因为批评它是容易的，但是要替代它，问题是很大的。我们现在土地还在招拍挂，如果按照中央文件里面说的“严格区分公益性和非公益性征地”，当然这个口号我认为也是不对的。假定按照这个口号去做，就不能招拍挂了，不能卖地了，卖地就结束了，但是现在我们在这方面没有做任何准备。按照现在这条路走下去，因为这种招拍挂的模式必然会抬高城市土地价格，必然会造成一部分开发商的暴富，中国财富榜上有那么多大开发上，在世界上都是少有的，这个只有香港有，因为我们是从香港学来的拍地模式，这个模式就是把少数土地资源给少数大开发上，所以我们福布斯排行榜很多地产商在上面。所以一说新型城市化，地产股都上涨，我说这完了，这不是新型城市化，这是旧型城市化。所以我们的财政体制用什么来替代过去我们称之为土地财政的模式？土地如果不用拍卖的方式是用什么方式？现在又有新的建议，说是政府和农民是双轨制的方式，双轨制的开头跟我有关系，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搞双轨制我是反对的。实际上无非就是在政府卖地财政的同时允许城中村和城郊村农民分享一个更大的蛋糕，等于是政府、开发商和城中村和城郊村的这些既得利益者做进一步分脏而已，这是解决不了新型城市化的问题的。
所以，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倒卖土地财政的问题，现在在发达地区和大城市已经占很大比例，如果不从根本上动摇这一块，而且设计一套新的技术完全替代这一块，那么我们新型城市化拉动经济发展就会完全落空，因为靠少数人发财拉动不了中国GDP，只有几亿农民工和他们在农村的家属、留守的儿童，还有大量丛中小城镇到沿海一线大城市转移过来的外来人口，这些人的安置，这些人有土地权利，有住房权利，才会真正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才能够实现可持续增长。所以，我个人认为财政体制第一个问题，最大的挑战就是对倒卖土地财政的态度和措施。
财政体制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财政资源歧视性的分配。我说的这个可能都不是现在媒体讨论的热点，但是我认为这是主要问题。我们中国之所以现在贫富差距大到今天这个程度，除了市场本身的马太效应以外，很重要的是因为我们财政资源分配加重了一部分人更好、一部分人更差。我们财政资源的分配首先跟刚才说的有关系，就是我们的住房，我们城市保障房主要是对户籍人口，外来人口基本上住在地下室和工棚里面。教育方面现在还在争论外来人能不能参加本地高考的问题。医疗更是向城市人口，特别是向体制内倾斜。这个加剧了我们整个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这个在我们国家跟计划经济是相关联的，因为我们从计划经济时代保的就是这批城市人口，当年很困难的时候，城市人口有布票、有粮票、有油票，保证了至少最基本的供应，但是其他人是没有的。我们的公共医疗资源主要是集中在城市，而且主要是集中在体制内，用掉了医疗资源绝大部分。所有这些过去习以为常的东西，跟我们财政体制都是有关系的，就像广州市稍微公开一点，马上公开出来说他的财务里面有一部分资金，几千万是拨给省立或者市立幼儿园的，就是他财政资源分配是严重不均等的。别人的财政资源的分配可以减弱市场本身分配所造成的差距，而我们的财政分配从整体上强化的资源分配的不平等，这是我们财政体制的一个主要的问题。
当然，这个改起来非常不容易。因为财政体制现在的分配完全是有利于城市居民的，完全是有利于体制内的，这样会触动巨大的既得利益，而且包括我们各界精英，不光是权力精英，包括我们的财经精英，艺术精英，体育精英，都是这个体制受益的，要动摇这个是难度很大的。所以，我一直说收入分配的改革第一步是做不了的。这是我认为财政体制第二个主要问题，就是我们财政资源歧视性分配，严重的强化了我们的贫富差距。
第三个问题，这个就更难了，就是我们财政资源的特权分配。现在我们开始新一波的反腐败，腐败是非法的，特权是合法的权力的滥用，特权是法律给你的。因此反腐败要深入，最后肯定涉及到特权，实际上从开头已经涉及到了，比如说过去领导一出门要封路，现在不封路了，实际上这个碰的是什么？这个碰的不是腐败，碰的是特权。但是，概念上可以区分，一个是反腐败，一个是反特权，这两件事做了，政治提出已经做了一半了。
这个特权在我们原来财政分配体制里面，它是向特权倾斜的。举个例子，我们的办公楼，最近有人把地方办公楼搞的富丽堂皇，比人大会堂还气派，不光是它，全国办公楼都膨胀，这就涉及到权力。我去日本议会议员办公室，日本议会议员不是我们人大代表，谁在议会里面议员多数就组成政府，他们是真正执政党的精英，他的议会议员至少相当于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他们的办公室，每个议员一间房，当中挂一个布帘隔一下，秘书坐外面，他坐里面，我还上了一趟厕所，厕所很小，不太方便。所以，我们在财政资源上面大量得用在特权方面的太多了，从办公楼到各种各样的楼堂馆所，到各种各样的培训中心、疗养中心，到给各种各样的人安排的休息、修养、出游、出巡的地方，这块耗费了我们财政资源相当大的部分。所以，反腐败的深入必然是要碰到对特权的限制，包括对办公面积的限制，更不要说办公以外大量的设施。我去参加美国国务院的会，美国国务院没有地方招待，找一个公关公司给你安排在宾馆里面，会议厅都是在外面，我们基本上都是用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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