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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1965年，巴黎结构主义革命如火如荼。这一年，法共理论家阿尔都塞发表《保卫马克思》。此书以结构马克思主义为号召，公然挑战卢卡奇的革命主体论。以阿氏之见：马克思1845年后的革命思想，科学严谨、自成体系。而卢卡奇“只要一听到科学字眼，就大叫实证主义。所以我们在理论上有权、在政治上有义务，使用并保卫科学这一哲学范畴”。（阿尔都塞，1984：226）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非意识形态！历史乃一无主体过程！阿尔都塞登高大呼，新左派激动不已。此际，法国老左派领袖，那个倔强善辩的萨特在干啥？老爷子正埋头赶写《辩证理性批判》。这部巨著的导论《方法问题》，早于1960年发表。在其中，萨特秉承卢卡奇的人道精神，提倡其实践方法，并以大段热情文字由衷赞美卢氏贡献如下：
“马克思主义在像月亮潮汐一样吸引了我们、在清算了我们头脑中种种资产阶级范畴之后，它突然把我们丢弃了”。何以如此？原来是苏联人割裂理论与实践，将其“变成僵化知识”。更可悲的是：他们失去了对于人生意义的总体把握。是卢卡奇，那个西马创始人，率先批判苏联教条：“二十年的实践，赋予他全部必要的权威，从而将那种假冒哲学直呼为唯心主义”。[1]
此刻，卢卡奇的法国弟子戈德曼，也在研究卢氏思想。1970年戈德曼因病去世，遗稿《卢卡奇与海德格尔》1973年面世。该书称“本世纪哲学的转折点”是存在主义与马克思辩证学派同时诞生。
众所周知，20世纪哲学桂冠分属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戈德曼说：除去分析哲学这一支孽障，另两派竟是孪生子：它俩均有新康德主义基因，都从古典哲学娘胎里呱呱坠地。（戈德曼，1977：2-6）
戈德曼新说饶有兴味，但苦于证据不足。就在他的遗著发表前夕，大批物证不请自来。1972年夏，联邦德国某银行：有个小职员正在死寂一片的金库里值班。为了消磨时间，他拿起一份《左曲线》，阅读其中介绍卢卡奇的文章。卢氏战斗生涯，反衬小职员生活的刻板无聊。猛然间他眼前火花闪烁，疾步走向一个标明Georg von Lukács的保险箱。从中赫然发现：卢卡奇曾于1917年11月7日，委托该银行保管他的个人文件，其中有1600多封书信，卢氏早年日记，以及他在海德堡时期的大批文稿。援引这一发现，再加上卢氏临终前口述的《生命纪录》，西方学界对于青年卢卡奇的研究，于是便有进展如下：
金粉往事
欧美学者目中，卢卡奇学富五车、英气逼人，不愧“最有才华的思想家”；其理论精湛程度，堪称西马极高之品位。（阿雷托，1979：104）英国学者安德森说：卢氏代表那一代革命家本色，他以书生双肩，担负学术与政治重任。投身革命之际，还保持了“与资产阶级文化的双边关系”。（安德森，1984：16）
1885年4月13日，卢卡奇生于布达佩斯一个富商家庭，乳名Gy?觟rgy。[2]他祖父原是维也纳工厂主。父亲则从银行家变成奥匈帝国的册封贵族。母亲出身德国犹太名门。她下嫁卢家后，素以德语管教子女。礼仪之争，导致母子冲突不断。卢卡奇《自传》称：“我出生在布达佩斯富人区，来自一个资本家家庭。通过父亲，我们频繁接触达官显贵。所以我很自然地产生拒斥心理，并将反抗情绪从政治向文学诸领域扩展开去。”（卢卡奇，1986：18）
1902年卢卡奇入读布达佩斯大学。攻读法律经济之余，他却喜欢上戏剧和美学。当时欧洲戏剧富含社会批判，其中尤以柏林和巴黎自由剧场最受民众欢迎。于是小卢创立剧团，与同学排练易卜生、高尔基、斯特林堡等人作品，公演达百余场。1906年他获法学学位，不久又写出《现代戏剧发展史》，荣膺哲学博士。一连串的成功，令小卢发现自家学术天分。于是他不断前往柏林，去旁听席美尔、韦伯、狄尔泰的讲座。
师从席美尔 1906年冬，小卢前往席家，加入他和韦伯领导的社会学社团。此时德国社会学尚无合法地位。席美尔提出：社会学研究对象是社会关系。其主攻方向当为社会化过程。[3]他在《金钱哲学》中，将自己信奉的生命哲学与唯利是图的金钱哲学并置一处，对后者痛加挞伐。
席氏称：文化当令生命富足。譬如一棵野梨树，天生结酸果。可在人工培育下，它会结出甜美果实。故此，文化类似培植，即将人从自然提升至完美。他又说：启蒙时期的欧洲市民社会，尊重个性、提倡自由，堪称主观文化。19世纪后，人际关系受金钱支配，日益变作一种冷酷无情的客观文化：它倒行逆施，榨取人的单一潜能，导致其他资质荒废。
此一客观化（Obejktion）过程，竟将欧洲人亲手打造的现代文化变作一种异己之物：它违背其意愿，封闭其心灵出路。这文化愈是繁荣，人的精神就愈加贫乏。如此人与文化的严酷对峙，便酿成“文化悲剧”。[4]
悲剧何在？席氏称：“客观文化由人类活动专门化造成。其手段区分得越细，劳动者所表现的人格就越少”。请注意：此说明显呼应马克思异化论。但席氏并未说明异化的根源，反将人类精神自由寄托于文艺创新。在他看来，社会功能化角色剥夺个性。但也有例外，譬如歌德、伦勃朗等艺术家，仍可发挥个人创造力。总之，惟有在精神王国中，个人方可抗衡社会。（席美尔，2004：459）
一段爱情悲剧 谁承想，席老师口中的悲剧文化，竟在小卢身上应验如神。1908年冬，他和女画家伊尔玛一见钟情。第二年夏天，他俩结伴去意大利旅行。关系亲近至此，小卢却像个哈姆雷特王子：一来他自小缺乏亲情，害怕家庭生活；二来他认定自己负有学术使命，所以爱情和工作只能取一。伊尔玛劝说无效，只好另嫁。可她婚后痛苦不堪，一日跳进多瑙河，以身殉情。
小卢受此震撼，诅咒自己要像迈达斯王那样悲惨终生：希腊神话中那个呆王，自从酒神处获得点金术，日日得意忘形。当他爱上一位美女后，他的拥抱却将那姑娘化作一尊金像。[5]
痛苦中，小卢将其随笔编成《心灵与形式》，献给初恋情人。书中10篇杂文，题旨不一，点评如下。
《心灵与形式》 席美尔命题，即文化产品一旦客观化、或被赋予形式，就会与人分离。所谓形式（Formen），源出柏拉图理念。柏拉图称：与诗人的骚动心灵（Seele）相对，这形式严整有序，乃一切生命再现之最高法官。
根据康德《判断力批判》，美的形式予人快感。可它神奇莫测。小卢发现心灵渴望创造、永远处于“未完成状态”。另外，它有各种外化可能，可在形式制约下，通常显得僵化乏味。只有某些瞬间，它才惊鸿一瞥、大放异彩。
《杂文的本质》，大讲评论（Kritik）之形式。小卢主张：与文学创作一样，学术批评亦应不拘一格、标新立异。杂文如何？随笔又如何？但凡写得好，便是艺术品。从古至今，这方面的典范，先有柏拉图对话、蒙田杂文，后有尼采哲学、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卢卡奇，2004：120-122）
接着他又侃起克尔凯戈尔。此公面对爱情，先是中断婚约，继而针对康德“绝对命令”，语无伦次，写出一本《非此即彼》的哲学大作来。[6]
据此，小卢将那人生之旅，比喻为“道德与幸福”分道扬镳：一条路奔向崇高理想；另一条则尾随众生，浑浑噩噩。[7]前者乃真正生命，后者为现实生命。（卢卡奇，2004：124）对于小卢，“女人和母亲恰是美好憧憬的对立物”。（卢卡奇，2004：156）戈德曼指出：卢氏文字游戏，与海德格尔分割存在（Sein）与存在者（das Sein），实出于同样伎俩。（戈德曼，1992：65）
再看关键一篇《悲剧形而上学》：现实生命混沌可悲，生不如死。真正生命便表现为否定形式：死亡。（卢卡奇，1974：159-161）普通人怕死。可在希腊悲剧中，死亡凸现生命意义。悲剧功能，在于揭示现实生命中的“伟大瞬间”。（卢卡奇，1974：154）
说白了，小卢的悲剧英雄，乃一挥舞独孤九剑的浪漫文人：仅那一瞬间迸发的强光，足令他抛弃碌碌，走向搏杀。戈德曼称此文是《存在与时间》先兆。卢氏生存观与海德格尔暗通。“在那世纪末的绝望中，他俩为否定荒谬日常生活，双双发起一次朝向绝对者的跳跃”。（戈德曼，1992：160）
华丽家族
伊尔玛死后，小卢1912年移居海德堡。此地为何吸引他？原来20世纪初，新康德主义分别在马堡、海德堡形成中心。所谓“新康德”，无非是一批精神苦闷的德国哲学家，为了抗击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联手围剿，不得不试以康德反思精神，重新研判黑格尔，从中寻求出路。
在海大，小卢旁听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的历史哲学。文氏呼吁“正确理解康德”、注重精神价值。他病逝后，李氏沿用其说，区分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8]对比柏林大学，小卢发现一个张力场：其中传统与新学竞争，哲学与社会学对话。所以他来海大，等于加入德国学界华丽家族，进而获得资格，评判欧洲前沿思想。其中重大一案，便是狄尔泰挑战康德。[9]
狄尔泰VS康德 18世纪启蒙学者维柯，曾在《新科学》中表示：与科学真理不同，人文历史属于“人类自己造就的世界”，因而当有一项关注“人类心灵”的研究方案：它既非数理公式，亦非笛卡尔的自明标准。它是什么？狄尔泰亢声答曰：生命哲学！生命（Leben）包容人类生活，其中有社会组织、文化形式，也有人类心灵的各式外化（形式化）表现。
20世纪初，欧洲实证主义排斥情感，蔑视历史。狄尔泰遂向康德发难：“该用历史理性批判，代替纯粹理性批判。”（狄尔泰，1989：21）在他看来，生命虽与时间相关，可它并非机械单位，而是人生喜怒哀乐。为此他强调：人类生命活跃在历史进程中，彰显于黑格尔的时代精神（Zeitgeist）。
《历史理性批判》未果，却引出狄氏对康德本体论的凶猛改造：[1]他抛弃先验假设，视人为一种历史存在；[2]他称生命世界并非纯粹知识之再现，而是一种在思想与感觉互动中赋予我们的现实。一旦突出生命历史性，狄尔泰便激活了康德哲学中的两大范畴，即人生有限性、偶然性，二者均指向西方思想争议焦点。
20世纪初欧洲人重新发现黑格尔，主要归功于狄尔泰。1905年他发表《青年黑格尔》，引起小卢兴趣。他循此考察马克思，后写出一本同名著作。[10]阅读狄尔泰，亦令小卢痛感哲学与现实脱节。他后来承认：他迷信先验、崇尚精神，故而“在永恒价值与历史运动间，留下了致命伤口”。[11]
与韦伯交往 1908年韦伯因病辍教，改在海大家中设坛。1911年他召集胡塞尔、席美尔、文德尔班诸公，发起《逻各斯》杂志。[12]尾随席美尔，小卢来到韦家，与一干新秀往来酬酢，其中有哲学家拉斯克、美学家鲍姆加登、社会学家滕尼斯、精神病学家雅斯贝斯。当年景象难以再现。打开《逻各斯》，却可读到席美尔《文化概念与悲剧》、李凯尔特《生命价值与文化价值》，其中还有小卢的《悲剧形而上学》，及其追念狄尔泰的华丽悼词。
短短六年，经由席韦二师耳提面命，小卢从一介贵公子，俨然成为德国学界冉冉上升的一颗新星。早期成果有：1914年将博士论文两章改名《现代戏剧社会学》，刊发在韦伯主导的《社会科学》上；同年撰写《艺术哲学》，后因世界大战服兵役，被迫中断；1916年为申请海大教席，小卢重写《海德堡美学》，继于1916年发表副产品《小说理论》。
二人交往中，韦伯先是赞赏小卢才华，助其显身扬名，继而殷殷关切他的前程。小卢转向革命前夕，韦伯与之频繁对话，形同忘年。对于小卢，韦伯学问深邃，处世老道，仿佛黑暗波涛中的灯塔。这一对老少对话，可惜未见专题研究。根据文献中的散乱线索，我谨提示如下：
[1]面对西方理性化趋势，韦伯由精神入手，提倡中立客观的社会学方法。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称：理性化源自17世纪加尔文教徒，即一批吃苦耐劳的上帝选民。其成功发财经验，倡发一种精于计算的工具理性，后者于不期中演变为资本主义合法精神。
韦伯称此精神为一种斯多葛式的工作伦理，即把工作当天职、借此摒弃精神诉求。从此，西方人迎来一种机械刻板的生活。对比马克思《资本论》，韦老师的“文化决定论”，一度令小卢困顿：只因它无视阶级斗争，亦无法解释席卷欧洲的战争与革命。[13]
[2]韦伯另一贡献，是他在《社会与经济组织原理》中开创的官僚制研究。在他看来，人类社会组织，依次以神权、王权、法权为基础。作为现代理性产物，官僚制（Bureaucracy）起自法文Bureau，即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通过文牍传递实现合法治理。其理想社会学模式是：科层组织、森严等级、非人化管理、长期聘用专家、建立薪金制。
对此韦伯冷嘲曰：普鲁士官僚自称社会公仆，可谁又能阻止这帮“小马基雅维利”从中攫取权势？结论：官僚制好比一个囚禁精神、窒息生命的铁笼子。而它自身蕴含的潜力，将决定现代社会的走向。任何革命或改良，都阻挡不了“官僚的进军”。[14]
韦伯关于现代性的阴暗诊断，因其价值中立（Value Free），反带有一种令人绝望的深刻性。小卢在理智上被迫接受，可在情感上郁闷不已：韦老师此说是否现代人的终审判决？难道世上一无任何变革希望？
布达佩斯烽火
1914年，小卢转向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小说中发现一种超越现实的可能。这便是《罪与罚》中的索妮娅、《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阿廖沙：他们告别悲剧人生观，竞相以果敢行动，追求生命之丰盈。
同年，小卢结识俄国女子叶莲娜：该女16岁参加革命党，一度怀抱婴儿与炸弹，行刺沙皇重臣。事败后她流亡巴黎，幸得小卢接济，两人闪电结婚。婚后叶莲娜移情别恋，小卢继续资助她，并将《小说理论》题献给这个“炸弹女郎”。
韦伯夫妇与小卢家人一齐劝阻这桩婚姻。1918年，韦伯讲演《作为职业的学术》，勉励小卢专心治学。不料小卢刚同叶莲娜离婚，又同她一道加入共产党。1919年1月，德共领袖卢森堡在柏林起义中牺牲。韦伯闻讯大惊，发表《作为职业的政治》。小卢此刻身在疆场，偶见此文，难免悲从中来。1920年韦伯去世，小卢仍在其政治著述中没完没了地与之争论。
针对此案，西马哲学家布洛赫说：通过结婚，小卢“拥抱了陀氏的俄国”。美国女学者格拉克称：与叶莲娜邂逅，标志小卢挣脱韦伯铁笼，转向激进主义。[15]而我以为，小卢投身革命，与中国李大钊、周恩来如出一辙：他们满腹经纶，衣食无忧，偏能于乱世中心系天下，继而从书本走向革命。说到韦伯与小卢关系，想想巴金笔下的觉新与觉民，也就大致是了。
《小说理论》 小卢思想转折，反映在《小说理论》中。专家将此书与本雅明《德国悲剧起源》并列为现代文艺批评典范。卢氏现实主义文论，国人耳熟能详，殊不知他早已玩腻了现代派，且是此中顶级高手。小卢称该书动机是“背离康德、走向黑格尔”。（卢卡奇，2004：7）
为何背离？“康德的星空犹如纯粹知识的黑夜”，它迫使小卢摈弃永恒形式，走向黑格尔“美学范畴的历史化”。（卢卡奇，2004：11）根据黑格尔，精神在历史中显露自身。各时期的艺术，从史诗、悲剧，直到现代派小说，均为精神之不同外化形式。
其中小卢首推希腊：“在那幸福年代，世界广阔无垠，却是人的家园”。（卢卡奇，2004：3）荷马史诗提供了最丰盈的生命形式：在那万物和谐的天地里，一无历史，二无个体，三无主客分离。可惜那个美好的总体境界，已被资本主义残酷粉碎了：“生活错乱，一切均被破坏无遗”。（卢卡奇，1974：151）为了弥合裂变，现代戏剧竭力保留一个完整内心世界，小卢称之为内涵总体性。
小说代表外延总体性。小卢称：在这“绝对罪孽的时代”，惟有小说赋予主角一种精神探索使命。这个乱世英雄，先以唐吉诃德面目出现：他外出游荡，追寻真谛，却发现世界陌生、人心不古。随后他进入福楼拜的《情感教育》，托梦给一个现代庸人：此人仅靠回忆与幻想，寻觅久违之光。那光芒最终在陀氏小说里，粲然照亮了索尼娅、阿廖沙的人生。
红军政委卢卡奇 读懂小卢心曲，此后变化顺理成章：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次年奥匈帝国瓦解。
同年底，小卢申请海大教授失败。可他蓦然发现：以孔贝拉为首的一批战俘从俄国返回，火速建立匈共。小卢12月入党，2月当选中央委员。
原因是：[1]他对资本主义“憎恶至极”。[2]他经由缜密学理，接受马克思学说。[3]他出于道德考虑，仰慕党的使命。[16]
1919年3月，匈共组建苏维埃政府，小卢出任教育副人民委员。上任不久，西方列强唆使反动军队进攻匈牙利。小卢亲赴前线，带兵作战。为了阻止一次战场溃退，这位红军第五师政委面不改色，下令枪决7名逃兵。
战至8月，红色政权失败，共产党人大批撤离布达佩斯。小卢奉命坚持地下斗争。直到战友被杀、组织遭破坏，他才开始流亡生涯。
马克思主义学徒期 小卢逃至维也纳，遭当局逮捕。朋友请愿，韦伯斡旋，免其一死。此后他创办《共产主义》杂志，发表《论议会制》，号召决死抵抗。此文受列宁批评，斥为左派幼稚病。1921年小卢去苏联出席共产国际大会，受到列宁接见。从此他对马列经典愈发精研细读、渐入佳境。[17]
1923年小卢出版《历史与阶级意识》。次年列宁病逝，他与柯尔施前往莫斯科，参加国际五大，竟遭季诺维也夫打压。小柯不服，被开除党籍。[18]小卢回家检讨，复推出《列宁：总体思想研究》。1929年他化名勃鲁姆，为匈共起草政治报告。根据他对列宁策略的理解，《勃鲁姆纲领》力主匈共联合社民党，实施工农民主专政。不料又被上级打成“取消派”。
小卢从此转向学术研究。1930年他前往莫斯科，参与辨认马克思手稿。后以专家身份，进入梁赞诺夫主持的马列编译局。1931年他返回德国，以左翼批评家身份，在《左曲线》大量撰文。1933年希特勒上台，他受奥地利政府驱逐，返回莫斯科，成为苏联科学院院士、哲学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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