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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锅饭是一种社会化的解决吃饭问题的方式
每个人都要吃饭。要吃饭，就得做饭。做饭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个人或家庭为单位的小锅饭方式；另一种是大锅饭方式。
曾几何时，“大锅饭”三个字成了恶名，某些人用“大锅饭”来比喻性地描述一种据说是错误的经济体制的特征，据说，这种以“大锅饭”为特征的体制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真的是这样吗？
如果我们将大锅饭与小锅饭作个对比，就会发现，大锅饭不如小锅饭的地方是：它“产权不明晰”。大锅饭把张三、李四等个人的米煮在了一口大锅里，饭煮出来以后，我们无法分清哪些是张三的米煮成的饭，哪些是李四的米煮成的饭？所以，当张三、李四等人从同一口大锅里盛饭吃的时候，难免有人会吃亏，有人会占便宜，如果张三、李四等每个人都光想占便宜不想吃亏，他们就会尽量少地向锅里下米（留着米偷偷地做自家的小锅饭吃），这样，大锅饭就会越煮越稀，从干饭做成了稀饭，最后做成了米汤。小锅饭就不同了，各家的米下在各家的锅里，谁也占不着谁的便宜，所以，每个人都有往锅里下米的积极性。
但是，大锅饭也有它的优越性：它省劳力、省燃料，尤其重要的是，大锅饭可以通过让少数人专门做饭的方式，使大多数人能够从做饭的必要性中解放出来，去一心一意从事其他活动。
大锅饭古已有之。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个体生产方式，与此相适应，以家庭为单位的小锅饭做饭方式也占据着主要地位。但是，中国古代也存在着大规模的集体劳动，如中国古代留下的许多宏伟的建筑物，都是大规模集体劳动的成果，又如古代的矿石开采和冶炼、大规模的手工工埸等生产领域，也存在着规模相当大的集体劳动，凡是有大规模集体劳动的地方，通常都是用大锅做饭的。更不用说，古今中外的军队作战中都得用大锅做饭，没听说过古今中外有哪支军队的士兵每人身上带一口小锅，行军打仗时每个人自己做饭吃。所以，凡是有大规模集体劳动或活动的地方，总是少不了大锅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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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锅饭问题上，某些人抨击最厉害的是我国1958年人民公社化时出现的公共食堂，有些人甚至将其认定为1959年至1961年发生全国性饥荒的主要原因之一。其实，1958年的时候，农村在大办公共食堂，城里也在大办公共食堂，后来，农村的公共食堂垮掉了，而城里的公共食堂绝大多数坚持了下来。我们只要看一下我们周边：机关、学校、厂矿、建筑工地、军队，只要人数略多的单位都有自己的食堂，而且也离不开食堂，如果我们哪所大学宣布取消食堂，让每个大学生下了课以后都去自己做小锅饭吃，行吗？
1958年我国农村建起来的公共食堂之所以垮掉了，主要是三个原因：
一是违反了毛泽东当时所说的那个价值法则，实行了吃饭不要钱。所以，当时的农民们都生怕自己吃亏，拼命地要求多打饭，放开肚皮拼命地多吃，宁愿吃不了倒掉，也不愿意少打点饭，结果是浪费严重，即出现某些外国人评论的所谓非理性消费；
二是干部特殊化。生产队干部、食堂管理干部和其他食堂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多吃多占食堂的东西，他们往往给一般群众吃差的，而等到群众都上工去以后，自己偷偷在食堂做好的吃。在粮食紧缺的年代，这是最让群众深恶痛绝的；
三是食堂管理不善。很多食堂用粮无计划，有粮的时候放开让大家吃，等粮食吃完了又束手无策；有的食堂不知道变花样，一年四季让社员吃“糊涂面”；有的食堂工作人员嫌找柴禾、用柴禾麻烦，烧麦草方便，便一年四季烧生产队的麦草，结果弄得生产队的牲口无草喂，等等。
而当时城里的食堂则普遍实行了饭菜票制度，欲在食堂吃饭者，先到食堂管理员那儿，用钱和粮票交换饭菜票，再用饭菜票到食堂买菜打饭，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想多吃的多买点，想少吃的少买点，想吃好菜的，多花些菜票，想节约的，买个便宜小菜，一切符合价值交换的法则。再加上当时城市各单位普遍对干部约束较严，管理水平较高，所以，城市的食堂普遍坚持了下来。这就说明，大锅饭行不行得通，不取决于大锅饭本身的性质，而是取决于其他的一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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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上海等许多地方，大多数机关、事业单位、企业都实行了向员工免费供应午餐的制度。即供应“吃饭不要钱”的大锅饭。对这些单位来说，免费供应午餐是有好处的：如果让每个员工每天中午都各自回家做小锅饭吃，员工来回路上的时间，加上做饭、吃饭、涮锅洗碗的时间，没有3个小时下不来，如果在工作现埸免费向员工提供午餐，中午只需要停工1个小时（实际吃饭往往只需要半个小时，还有半个小时可以让员工略作休息），有利于使员工在工作中更加精力充沛，归根结蒂对企业有利，对生产有利。我们还看到，在这类免费供应午餐的埸合，通常菜的供应是有限量的，每人一份，而饭则不限量，管饱。从企业的角度而言，不在乎员工吃得多，吃饱了干活有劲；对员工来说，也极少会发生象1958年时农村食堂里的那样遇上不要钱的饭拼命地吃。宁愿吃不了倒掉，也要多打饭的情况，因为毕竟物质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已经极少有人在吃饭这种事情上斤斤计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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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们所说的“大锅饭”，更多地是一种比喻性的说法，他们用“大锅饭”来比喻大规模的集体劳动。前面说过，大锅饭比不上小锅饭的地方，就在于它将张三、李四等许多人的米都煮到了一口大锅里，所以，当张三、李四等人个个都怕自己吃亏的情况下，就会严重影响这些人往锅里下米的积极性；大规模集体劳动之所以不如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劳动的地方，也在于这种方式把张三、李四等许多人集合在一块儿劳动，以致劳动产品已经分不出这是张三劳动的产品还是李四劳动的产品，在张三、李四等人个个都生怕自己吃亏、觉得“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情况下，就会严重影响这些人的劳动积极性。
但是，以大规模集体劳动取代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个人劳动或家庭劳动，是生产社会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社会生产发展的方向。在历史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所以推动了生产力的巨大进步，首先就是由于资本家将大量手工业者集中在同一个手工工埸里，实行大规模的集体劳动，从而引起了生产方式的变革。在资本主义工埸手工业中，从劳动者的简单协作迅速发展为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当工埸手工业通过分工，将制造某个产品的复杂的劳动分解为几十道、上百道简单操作的工序时，就为机器的发明和应用提供了技术基础。所以，近代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是以大规模的社会化劳动代替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劳动开始的。
很多工业产业，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大规模的集体劳动的基础上的，例如象冶金、建筑这类传统产业，又例如象化工、机械制造、造船等绝大多数近代现代产业，没有大规模的集体劳动，这些产业便无法存在。象纺织业这类产业，如果用传统的手工工具生产，是可以建立在个人或家庭劳动基础上的，但是如果用现代化的机器生产，也必须建立在大规模集体劳动的基础上。
在社会化大生产中，劳动产品已经是许许多多人共同劳动的结晶，没有哪一个个人可以指着劳动产品说：“这是我的产品”；在社会化的集体劳动中，劳动集体中的每个成员都成为“总体劳动者”的一个器官或肢体，每个成员的个人劳动都只是作为集体劳动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存在，所以，在社会化的大规模集体劳动中，特别强调的是劳动者之间的协同性以及劳动者个人的组织纪律性，也就是如今很多企业在招聘员工时要求的“团队精神”，对于那些在劳动中斤斤计较、总是生怕自己吃亏的劳动者，本质上是不适合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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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大锅饭是一种社会化的解决吃饭问题的方式，而生活消费方式的社会化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即使在今天，人们社会生活中的许多地方是离不开大锅饭的；某些经济学家用“大锅饭”来比喻大规模集体劳动方式，而大规模集体劳动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一个重要方面，用大规模集体劳动来取代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劳动方式，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方向。我国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时代里，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劳动方式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小农经济的思想影响在我国农业劳动者头脑里根深蒂固，成为我国生产社会化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障碍。而我国某些经济学家迁就这种小农经济意识，把“大锅饭”当作错误生产方式的代名词，将“打破大锅饭”当作理所当然的经济口号，实际上是走入了思想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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