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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由主义为主线，对西方政治传统作贯穿始终的“宏大叙事”般的梳理，实非易事。弗雷德里克 沃特金斯早在半个多世纪前承包了这样一项浩大工程，并以流畅笔法写出了《西方政治传统——近代自由主义之发展》一书。该书的完成时间是二战结束后，故而充满一种厚重的危机感，读来更像是一部批判的自由主义发展史。深有所感，记之于此。
一元社会：法律下的自由
许多伟大文明发端于官僚体系的形成与扩张，运用该体系维护民族自决、创造财富、享受闲暇。“希腊—罗马”为代表之西方文明较之其他文明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后者往往借助于军事与官僚组织发展起强大的中央集权传统，剥夺地方资源和利益、以牺牲地方社群为代价建构文明，而前者则能够在社群而非官僚基础上发展出高度文明。
古代西方建基于城邦制，所谓城邦即公民组成的社群，因城池规模较小，故大可不必如幅员辽阔的东方帝国一样费尽心思纠缠于求解行政上的效率问题，而把精力专注于政治设计。在此背景下，法律就成为凝聚社群精神、团结城邦社会的唯一力量。苏格拉底时代的哲学论辩已经达到相当的程度，而其时的东方社会正注重于伦理教化。东方思想家们更相信道德伦理的教化作用，相信重复的惯行要远胜于理性的教诲，儒家十分强调“礼”，“礼崩乐坏”意味着社会传统的颠覆、秩序和谐的丧失，为此，必须“克己复礼”。
希腊人创立了“法律下的自由”的城邦制度，但未能提供进一步对外辐射的国际秩序基础。城邦普遍不愿将公民权利延伸至疆界之外，故在联合低于蛮族侵犯的过程中，各城邦无法协调各自的法律体系。在征伐过程中疆土扩大，但城邦不愿将公民权延伸至疆界之外，只好求诸武力维持霸权，使臣属领地在法律上处于次等地位。
同为城邦制，但罗马对公民权所持态度与希腊社会大不相同，他们热衷于对外拓殖并坚持将其制度、习俗与法律带到各地，法治的普世化得于推行。罗马又有久远的贵族共和特色，元老院在政治活动中占据重要地位。元老院议员志在仕途，并投入相当精力研究法律，为获得选民提名为行政官员，议员们大都乐于为民间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而在贵族内部也习惯于聘请他们作为法律顾问以解决司法上的难题。这样，一个强大的法律技术阶层迅速崛起并对罗马帝国的政治运行产生了强大影响。
希腊和罗马文明最终都衰落下去。政治上讲，希腊文明衰亡在于民众对政治参与的过分热情最终演变为争取仲裁时占据优势而作空泛甚至偏执的文字游戏，在催生一部分人走向诡辩的同时也导致了另一部分人靠近犬儒，从而都远离了实际政治；由于缺乏民众公意对政府官员的有效控制，日常政治活动沦为党派争夺的行政控制权的角斗场，公意在此过程中被消耗殆尽，法律对权力的约束力也逐渐丧失。而罗马文明的衰亡原因则恰相反，在广阔的帝国疆土上，尽管理论上讲每一公民都有同等的政治参与权，但实际的执行却受制于空间距离；公民距离政治活动中心越远，对公共事务和政治责任越缺乏兴趣，这使得普遍的公民权流于形式，权力在不受制约情况下的肆无忌惮再次出现。
二元共治：凯撒与上帝
“恺撒之事归恺撒，上帝之事归上帝”，基督教自其初始便奉行的这种灵活态度。奥古斯丁把世俗之城和上帝之城截然划分，前者是欲望的满足和肉体上的幸福，而只有后者处才有精神上的幸福，那是人的道德的最高境界。这便开启了物质与精神领域的二元共治。
宗教起源于畏惧。原始宗教起源于维持某一个特定个人或群体的历史性存在进而保卫既得的物质福利，同时也是为了免于某一种族在严峻生存环境中的分崩离析。这种基于“救亡图存”的原始宗教无法满足更大规模的政治扩张，文明的进步往往也就牵涉到更为复杂的宗教革命。佛教试图通过否认人类的历史性存在及其历史意义来消解人们对现世的关心，劝告人们通过神秘冥想突破永恒轮回，最终掌握宇宙本质和达到真正幸福，借以化解原始宗教的多元化特征可能导致的分裂倾向。基于深厚犹太传统的基督教虽也存在神秘主义的倾向，但相对其他宗教来讲却十分重视历史性存在，关注现世价值，作为上帝的选民，犹太人将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在世俗世界的兴衰视为其执行宗教义务成败的反映。
基督教对犹太教进行了改造，她继承了其普世主义的救赎思想，同时建立了全新的历史坐标，否定了传统神秘主义的机械循环论。基督教认为人生并非无意义的循环，而是如同一场有意义的戏剧，有开始、中间、结束。对单一个体来说，貌似是生死的循环，但对人类整体而言，则是唯一一次的历史性救赎。因此对每个人来讲，必须以对历史负责的积极态度入世，在世俗世界升华人性，积累功德，以迎接“末日审判”的到来。如此，则最卑微的个体生命也由于参与了伟大的历史进程而被导入一种戏剧性的紧迫感。
这种紧迫感体现在此生与来世的二元对立之中，神秘主义与唯物主义（更准确说是物质主义）这两极之间的强大张力无时无刻不影响着基督教的走向。中世纪早期的神学家以冷酷无情的态度通过逻辑上的论证对抗着世俗与宗教间的偏差，维持着此岸与彼岸的平衡。由于基督教信仰传播范围的扩大带来的思想上的争执以及神学家之间的争端，需要有一个权威的裁决机构，严密的教会组织遂应运而生。教会的崛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打破了古代社会的一元结构，并对政府对公共事务的垄断提出挑战——因为教会不仅掌握了道德指导权，更具有鼓动民众对不合格的世俗国王采取讨伐行动的强大力量。面对教会对世俗领域越发频繁的热心和干预，中世纪的世俗权力开始以中央集权与之进行了长期的对抗。包括联合崛起于繁荣都市的商业阶层共同支持学术和艺术领域的人文主义思潮及随后的文艺复兴运动，这就打破了教会对这两个领域的垄断。
世俗化转向：议会民主
文艺复兴增进了人们的现世感受和生活乐趣，但也增加了基督教内在的此生与来世的张力。基督教虽然有强烈的世俗性，但其对来世的强调也是一贯的。十字架就是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标志。它的意义在于警示信众，痛苦和羞辱是通往完满的必由之路。死的不仅是一个神，也是一个人，要过凡人的生活，忍受肉身的痛苦。诚然许多宗教都曾宣扬和渲染救世主的死亡，但未曾想到强调其死亡时肉身所受的惨不忍睹的痛苦，也很少有宗教用导致其救世主死亡的刑具作为信仰的标志。为了使人类对耶稣受难的意义更加了解，印象更深，必须强调人世生活最不愉快的一面。有人甚至就此主张耶稣的肉身必极为丑恶——因为非如此不足以体验到肉身的极恶；还有一位知名画家把耶稣受难的一幕描绘下来，极为惨烈，画面上展现的十字架上的耶稣显然患有梅毒，这种惨景怕是最震颤人心和最具威慑力的了。
《西游记》中写到孙悟空大闹天宫遭遇如来佛祖与之论理的一段时，如来对想要篡位的孙猴子说：“你那厮乃是个猴子成精，焉敢欺心，要夺玉皇上帝尊位？他自幼修持，苦历过一千七百五十劫。每劫该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你算，他该多少年数，方能享受此无极大道？你那个初世为人的畜生，如何出此大言！”故事是假的，道理却可相通。早期的基督教在未经历世俗化宗教改革之前，极端强调其神秘的一面，强调人们关注来生的价值，较忽略现世的价值。为了一个美好的来世，需要在人间忍受各种痛苦和羞辱，静心修道。
不过，启蒙运动后随功利主义及其影响下的古典自由主义的兴起，逐渐将这一观念修正为尽管仍然认可来世可能会更幸福，但在今世，人类也有获得世俗幸福之可能与权利，这又与趋乐避苦的理性人特征结合起来，古典经济学传统就得以在文化上形成理论基础。从偏重来世转向偏重现世，宗教改革中的保守的天主教派耶稣会和激进的新教教派加尔文教恰是两个极端。后者甚至极度关注现实生活，强调努力工作之精神，鼓励财富积累，支持商业和高利贷，崇尚节俭和克制欲望；同时也热衷现实政治，想利用国家权力来抵挡天主教派的攻击，甚至发展到后期还要监视政治权威。
这就完全开启了基督教世俗化的转向。这一转向在政治学意义上，就在于直接影响了议会取代教会制衡（王权）政府的进程；在经济学意义上，则促成了人们对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对古典经济学诞生不无影响；在文化意义上，则如韦伯所言，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塑造，功莫大焉。
稳定的社会需要各种不同力量间的有效制衡，需要各利益集团都有自己畅通的意见表达渠道。中世纪的西方用教会制约政府，文艺复兴后促发的宗教改革使得教会势力式微后，轮到中产阶级用议会来制约政府，但议会在代表的广泛性和组织的严密性方面都不及教会，故而真正能如英国光荣革命一般成功把财政权与立法权收归议会并将政体推至君主立宪的欧陆国家，几乎没有。
对抗到对话：社群共和
启蒙运动的核心是“进步”。哲学家们未必否认来世价值与基督教，但他们基于对当时刚刚兴起的近代科技的强大信心——特别是医学在克服疾病痛苦和商业在消除物质贫困方面的信心，对世俗生存前景极为乐观。他们信奉理性的力量，认为无知是恶的根源，要以理性的解放克服无知，实现历史进步。启蒙运动最大的一个目标是使人民免于匮乏和贫困，故而他们对于大工业生产所带来的规模效应以及由此引发的市场繁荣和消费品物价低廉倍感振奋，这种基于个人奋斗的“独善”动机与基督教的人道主义“兼善”意识实现了完美契合。
中产阶级站起来了，但还没有站稳——精密的官僚体系与人口占多数的农民阶层都有相当的影响力，因此为了自身的利益，中产阶级必须或与官僚贵族推行改革方案，或与平民阶层推进社群合作以制约官僚贵族。事实上当时的欧洲中产阶级也先后尝试了这两种选择。一方面，当他们自认为可以有效影响乃至掌控专制君主的时候，他们就尽量支持开明专制——因为从理性算计的角度讲，说服一个独夫也许比说服广大未经“启蒙”的民众容易得多。君主一方之所以愿意合作，也在于他清楚中产阶级的强大有助益于工商业繁荣和国库的丰实（这在重商时代是第一要务），更重要的是这样还可以制约地方自治体的分离倾向。另一方面，当中产阶级无法与专制君主达成妥协而是产生剧烈利益冲突时，就会联合其他平民阶层（主要是农民阶层）以暴力革命手段改变社会状态。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前者是由于殖民地中产阶级与宗主国专制君主间的利益冲突不可调和，后者则因为法国中产阶级影响力实在太弱——法国有着深远的重农主义传统并缺乏商业领域的流动性，故而中产阶级欲建立政权，必须担当起全民的代言责任。
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促成了启蒙运动的转向，从热衷于精英政治到寄望于绝对民主，对理性的信心从基因于少数受过启蒙教育的精英转移到纯朴、高尚的民众。但这种转向的严重后果很快就显现出来。在美国，革命胜利后，中产阶级大权旁落，全民直选的各州议会掌握了无限权利，民主原则或是简单多数的投票原则取代了理性思考，各种贸易保护壁垒、扩张债务并刺激通胀等政策纷至沓来，国内市场四分五裂，结果是中产阶级在影响力尚存的情况下推动恢复共和宪政的传统理念并以之限制和指导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使之不至于产生多数的暴政而无视甚至牺牲少数的利益。在法国，革命胜利后，革命中的领导核心中产阶级就与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农民阶层开始分裂，政治上废除特权进而人人平等的激烈革命的成功刺激一些极端分子进一步提出在经济上均贫富——平均财产权，改革走向激进，矛头指向了改革的发动者，中产阶级遂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一派混乱之中促成了拿破仑帝国的诞生。
早期倡导宪政共和是为了调和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冲突，但随底层民众及其他阶层参政意识的觉醒以及由此产生的巨大的倒逼效果，至后来此一制度则经由具有广泛代表性的议会协商论辩模式而演为创造广泛公意的基础。由于任何一个阶层都无法独揽大权，这就一方面促使贵族集团通过倡导保守主义对传统价值之珍视，鼓动农民群体对抗都市中产阶级、抵制其由于对技术进步与制度变革的绝对信心导致的对社会生活惯性与传统习俗的破坏；另一方面促使新兴中产阶级在为了推动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改革之时必须顾及社会传统和底层利益，学会“夹着尾巴做人”与“闷生大发财”。于是议会中出现了各个不同派别，他们之间有斗争更有妥协，利益集团运用议会民主这一平台进行充分博弈，并联合制约政府。
这一发展逻辑概括起来就是：保守主义扶持君主专制最终危害中产阶级利益导致不断革命，自由主义支持中产阶级专政导致贵族和农民反抗。这使得双方都把议会作为虚拟战场，争夺议会权力，在宪政框架下维权。然后，贵族以煽动农民情绪替代了影响专制国王，而中产阶级则以参与政治竞争替代了单一性的控制自由市场。继而，激进派与保守派各自在议会中为所代表的同盟阶级争取参政权。最终，二元政治结构的得以恢复并维系。东方木匠
阅读书目
[美]弗雷德里克 沃特金斯.西方政治传统：近代自由主义之发展[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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