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何新：经济学家搞垮中国！惊醒！

无语

这个时代的是非功过只能留给后人评说了.我们身在局中,试问有几个能看清?

很久没看到何新的言论了，我在高中的时候是他的粉丝，但现在却对他的很多理论不敢苟同，比如文中所说的“自由派说什么只有“民主化”才能根除腐败问题，纯粹是胡扯！国家再放任不管，越民主越腐败！不要忘记，当年那个民主的古希腊，就是毁在彻底的政治腐败手里。”为什么我们只看当年制度不完善的古希腊而不看看当今欧美各国（特别是北欧）呢？当官员们手中没有那么多权力资源时他们又凭什么来腐败？不过我依然对何新表示尊敬，因为他是在自由思考而不是为利益集团代言，他在关心中国的命运，而且他的很多观点都发人深思，只是我已不是一个国家主义者。

未必搞垮

不过那些在机关坐久了的经济学家确实思路有点狭隘了

经济学这东西,研究的再透彻,还是要实务的支撑

有点偏颇吧

经济学家是搞不垮一个国家的，但如果政治家只听信经济学家的主张，没有以人民的利益为主，那么这个国家是不长远的，至少这个政权是存在不了多久的。

理论联系实际，为人民服务，这些口号永远不会过时……

希望经济学家多为平民考虑

何先生的大作读过不少，确实与众不同，见解超群，平实朴素。

另一种视野，另一个思路。

何新

自从80年代以来，何新先生的文化研究，经济和国际问题研究，他所首先倡导的一些基本观念，已汇为思潮，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的文化和社会发展。受到支持者和反对者的广泛注意。人们可以不赞同他，但是不可能不重视他。何新的学术在80—90年代中国政治与文化这一巨大转变时代留下了深深的思想印迹。 在今日中国知识分子当中，最具争议及传奇性的人物非何新莫属。多年来，他在理论上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其中最有影响的一次是1990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他的长文《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他的许多文论曾送到最高领导层，受到广泛注意。 何新没有读完大学，但他曾被中国国家权威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聘为研究员。他不是共产党员，但在理论方法上却信仰马克思主义。 何新1949年12月出生于浙江温州苍南，5岁随父亲定居北京。他在北大荒生活过9年。在这9年中，他从事过多种职业。当过农民，铸造工人，由于写信反对江青而成为反革命，挨过斗、坐过牢。这个时期最戏剧化的一段经历是1970年，他在北京流浪了一年。流浪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在当时重新开放的北京图书馆里阅读书籍。在这流浪的一年中，他经常每天只能吃两个烧饼一碗豆腐汤，栖息于地下防空洞。但在北京图书馆的阅览室里，他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黑格尔的著作，以及意大利思想家克罗齐的美学著作和南斯拉夫政治家德热拉斯的著作。 1975年以后，他成为黑龙江省一个小县城友谊县的教师。1977年恢复高考，他被录取到黑龙江一所大学，但不到一年，便自动退学，回到北京。他认为自己已不必要在大学里耗费4年时光，谋取一个文凭。命运证明他的自信是对的。1979年他应聘到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任代课老师，教授古代汉语及古代财经文选。一年以后到中国社科院。先在科研局作零活，由于陆续发表了一些有影响的论文，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1981年他受聘担任历史学家黎澍的助手。1982年以后开始独立从事研究工作，先后在近代史所、研究生院、文学所工作，被聘为助理研究员（1985），副研究员（1987），研究员（1990）。这些职称，每一次都是由于他在学术上的杰出表现而被中国社科院学术委员会破格特别批准的。 1991年何新进入全国政协，被特殊安排为专职委员。他除了以大量精力从事历史、考古、语言、神话方面的研究外，同时也密切关注着对于我国国家发展、民族生存最紧迫的现实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问题的研究。并随时将其研究成果和建议，直接向党和国家领导提出报告。 1990年秋，他应日本著名人士德间康快之邀访问日本，会见了后来成为日本首相的参议员宫泽喜一。归国后就日本对华政策动向向国家最高领导作了汇报。在归国后写的研究报告中，他在国内最早地揭示了世界上三大货币经济集团（美元、马克、日元圈）的分化和崛起。 1992年3月他应古巴亚太研究中心和驻华大使格拉先生之邀访问古巴，卡斯特罗专门安排会见他，与他共进晚餐并在我国驻古大使的陪同下，极其破例地与他进行了9小时的长谈。归国后他将古巴经济、政治社会情况向中央作了实事求是的报告。并提出了援助和贸易的建议。卡斯特罗曾希望他到古巴担任亚太研究中心主任。 1993年在日本富士电视台专程安排下，在北京对他和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联席进行了特邀采访，在与托夫勒的对话中，何新展示了他对21世纪人类前景和面临问题的预测和展望。 何新以自己卓越的才华和独到的眼光奠定了他在中国学术界的特殊地位。他在1987年预言苏联改革必会失败以及国家将解体，在1990年与日本教授的谈话中指出中国面临的经济主要问题不是“需求大于供给”而是生产过剩，他在1993年向邓小平及中央上书指出当时过热的房地产业可能成为"泡沫经济"；他提出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权首先是温饱权、生存权、发展权"的观点被广泛采纳，成为中国回击美国人权攻势的武器；他的许多经济学观点尽管在理论上不居于主流地位，但由于密切联系现实和具有务实的可操作性，而深刻地影响了国家的某些经济决策。 由于何新的特殊影响，他一度成为海内外各主要新闻机构追逐采访的对象。采访过他的包括美联社、纽约时报、共同社、ABC、NHK、美国之音、路透社、独立报、费加罗报等世界著名传媒。1994年后，何新主动拒绝与一切内外传媒作直接接触。也不再出席公开会议，讲课讲演。从公众视线中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