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美国救市阶級实质

wulanu 发表于 2013-4-24 23:06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10月2日的文章也只能说：把社会底层的人“排除在救市计划之外既不明智也不公平。但对 ...

“排除在救市计划之外"就是政治

斯蒂格利茨：中国的问题在于市场太多ZF太少
作者：斯蒂格利茨 发布时间：2014-04-04 来源：Project Syndicate 字体： 大  |  中  |  小
事实上，中国当前很多问题都是由于市场管的过多而ZF管的过少。换句话说，虽然ZF的确做了一些它不应该做的事，但也有一些应该它做的事没有做。

　　据Project Syndicate网站报道，诺贝尔奖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撰文指出，中国不要走美国的老路，美国的过度消费造成铺张浪费，私营医疗体系低效而且成本高昂，金融去监管化屡屡造成灾难性后果。他认为，要吸取2008年金融危机的重大教训，因为市场不会自我监管。中国很多问题在于ZF做得不够，不能把医疗和教育推给市场，应该进行税收政策改革，征收环境税、高累进收入税和房产税，然后扩大对城镇化、医疗和教育等公共品的开支。
　　以下是斯蒂格利茨评论文章全文翻译。
　　在人类有记录的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过去30年那样实现如此快速的增长，以及让如此多的人口脱离贫困。中国经济上的成就主要归功于其领导者愿意在必要的时候对经济模式进行改革，哪怕遭到既得利益群体的强烈反对。现在，中国正在实施一系列新的根本性改革，而既得利益者已经开始抵制。这次改革者能否再次胜出呢?
　　中国面临的更深层次问题：ZF与市场的问题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记住一个关键点，与过去一样，当前这一轮改革不仅仅是对经济进行重构，也是对既得利益进行重构。后者将为未来的改革设定框架，甚至于决定改革是否可能发生。今天，虽然一些高调的措施赢得广泛关注，比如ZF大规模的反腐运动，但中国面临的更深层次问题是ZF与市场的角色问题。
　　30多年前，当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方向是非常明确的：市场需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到更大的作用。现在这一点已经实现的了，私人部门比以前要重要得多。而且，现在有一种广泛的共识，认为市场需要在许多国企垄断的领域扮演官方所谓的“关键角色”。但市场在其他板块以及整体经济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呢?
　　事实上，中国当前很多问题都是由于市场管的过多而ZF管的过少。换句话说，虽然ZF的确做了一些它不应该做的事，但也有一些应该它做的事没有做。
　　比如说，环境污染的恶化导致人们生活质量下降，收入和财富的不均已足以与美国并驾齐驱，同时腐败现象在ZF机构和私人部门都大行其道。所有这些都破坏了社会内部以及对ZF的信任，这一点在食品安全问题上尤其明显。随着中国调整经济结构，将出口主导的增长模式转向服务和家庭消费，部分问题可能还会恶化。显然，中国的个人消费还有增长空间，但效仿美国人那种挥霍无度的享乐主义生活方式对中国、乃至于这个地球都是一场灾难。中国的空气污染已经威胁到人们的健康，如果碳排放进一步上升，也将威胁全世界。中国可以有更好的策略。首要的一点，如果中国将更多的资源用来缓解医疗和教育的巨大不足，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可以也必将得到改善。在这里，ZF应该扮演主导角色，而且大部分市场经济国家都应该这么做。
　　中国不应该追求更加市场导向的医疗体系

　　美国的私营医疗体系是昂贵和低效的，相比欧洲国家，花的钱多得多，效果却差得多。中国不应该追求更加市场导向的医疗体系。最近几年，中国ZF在提供基础医疗方面迈出了一些重要步伐，尤其是在农村地区，部分人将其与英国模式相提并论，即，将私营医疗服务叠加在公共基础医疗之上。相比法国式的ZF主导型医疗体系，到底哪一种更优，可能还有待讨论。但如果采取英国模式，那么关键就在基础医疗的比重。英国的私营医疗部分占比相对较小，因此基本上还是属于公共体系。
　　同样，虽然中国在从制造型经济转向服务型经济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2013年服务业占GDP的比重首次超过了制造业)，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很多行业正在经受产能过剩之苦，没有ZF的帮助，要实现有效的、平滑的重组并非易事。
　　中国的结构调整还表现在另一个方面：快速的城镇化。要确保城市的宜居性以及具有环境上的可持续性，需要ZF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来提供充分的公共交通、公立学校、公立医院和公园等公共品。
　　金融危机的教训：市场不会自我监管

　　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了我们一个重大教训，那就是市场不会自我监管。市场总是有产生资产和信贷泡沫的倾向，而且必然会崩溃(通常发生在跨境资本流动突然转向的时候)，并带来巨大的社会成本。
　　美国热衷于去监管化是危机的起因。有人认为问题出在去监管的步伐和顺序，但最终的结果同样重要。存款利率的自由化导致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出现储贷危机。贷款利率的自由化鼓励了剥削贫穷消费者的掠夺性行为。银行监管的弱化并没有带来更高的增长，只是造成更高的风险。
　　应改革税收政策 不要过分依赖土地财政

　　我们希望中国不要走美国的老路，这是一条充满灾难的路。中国领导者的挑战在于设计一套符合自己发展阶段的有效的监管体系。
　　这就要求ZF扩大筹资来源。中国的地方ZF过度依赖卖地来获得财政收入是经济中各种扭曲脱节以及大量腐败的根源。实际上，ZF应该征收环境税(包括碳排放税)、更为累进的收入税(包括资本利得税)以及房产税，来提高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应该提高国有企业的利润上缴比例(这可能会损害国企经理人的利益)。
　　问题在于，在控制信贷扩张(可能导致资产价格突然反转)、全球需求低迷、调整经济结构和大力反腐的情况下，中国能否实现较快速的增长(显然比过去的高速增长要低)。在其它国家，如此严峻的挑战早已造成瘫痪，而不是进步。
　　中国应遵循的“成功经济学”是显而易见的：提高税收，用来增加城镇化、医疗、教育的开支，可以同时刺激增长、改善环境和降低贫富差距。如果中国的政治家能够实施这一议程，中国和全世界都将受益。
　　作者简介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1943-)，1979年获得约翰·贝茨·克拉克奖(John Bates Clark Medal);1988年起他在斯坦福大学任经济学教授，成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93年开始成为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团的主要成员，并且从1995年6月起任该团主席。在此期间，他是克林顿总统顾问班子的关键成员;1997年起任世界银行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2001年因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信息经济学的创立做出的重大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大学研究称美ZF由富人和权贵利益统治
2014年04月18日09:23  参考消息 我有话说(234人参与) 收藏本文
　　参考消息网4月18日报道 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4月16日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西北大学开展的一项新研究认定，美国ZF不代表该国大多数公民的利益，而是由富人和权贵的利益统治。

　　这份题为《美国政治的检验理论：精英、利益群体和普通公民》的研究报告采用1981年至2002年间的大量数据，以实证方法确定美国政治体系的状态。


　　在仔细查阅美国1981年至2002年间颁布的近1800项政策并将其与普通美国人、富裕阶层及大型特殊利益群体所表达的政策喜好作比较之后，研究人员认定美国由该国经济精英主导。

　　这份研究报告称：“从我们研究中浮现的中心点是，代表商业利益的经济精英和有组织群体对美国ZF的政策拥有强大的独立影响力，而基于大众的利益群体和普通公民的独立影响力很小或不具有独立影响力。”

　　研究人员认定，美国ZF的政策极少符合大多数美国人的喜好，但确实照顾了特殊利益群体和游说组织。这份报告称：“当大多数公民与经济精英或有组织的利益群体意见不一致时，前者通常会输。此外，由于美国政治体系根深蒂固的‘安于现状偏差’，甚至当绝大多数美国人支持政策改变时，他们通常也无法达成目标。”

　　强大利益群体的立场“与普通公民的政策喜好没有多大关联”，但普通美国人与富裕美国人的政治立场有时会重叠。上述报告称这只是一个巧合而已。

把造成危机的、最有能力承受经济危机的亿万富翁做为救市的救助目标，却把危机的受害者、最无能力承受经济危机的劳动大众排除在救助之外，这就是美国救市的实际情况。

美国贫富差距逼近最近100年来最高水平
作者：杨舒怡 发布时间：2014-10-19 来源：北京青年报 字体： 大  |  中  |  小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珍妮特·耶伦17日警告，美国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已经逼近最近100年来的最高水平。
　　在波士顿一次会议上，耶伦没有谈及美国货币政策和金融市场动荡，却着重强调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及其对美国经济的影响，邀请人们共商促进社会公平的办法。
　　耶伦说，美国贫富差距在过去几十年间持续扩大，仅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因富豪资产缩水、ZF对普通民众补贴增加而有所缓和，“随着经济复苏、股市反弹，(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现象继续加剧”。
　　在她看来，美国劳工市场复苏缓慢，工资收入增长较慢，房价涨幅不足以弥补人们在次贷危机中的损失。另外，随着学费上涨，学生贷款总额骤增，从2004年的2600亿美元升至2014年的1.1万亿美元。
　　耶伦提醒，学生贷款负担过重，意味着穷人家的孩子可能读不起大学，以致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公。
　　一些分析师介绍，耶伦较为重视促进就业，被外界视为“鸽派”;而美联储内部的“鹰派”则主张维持低利率。耶伦曾说：“尽管我们利用金融市场推进措施，但我们的目标是帮助‘主街’(意指实业领域)而非‘华尔街’(意指金融领域)。”文/杨舒怡 本栏文据新华社
　　附文：
　　斯蒂格利茨：美国贫富差距日益悬殊是政治产物
　　作者：斯蒂格利茨 发布时间：2013-11-21 来源：纽约时报
　　收入不平等不仅是宏观经济力量的产物，还是政治的产物。有人说不平等是全球化不可避免的副产品，是劳动力、资本、商品和服务自由流动的副产品，是偏爱技术更高、受过更好教育雇员的技术革新的副产品，这些话并不确实。
　　美国贫富差距日益悬殊并非巧合
　　[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众所周知，在多数富裕国家，特别是美国，收入及财富不平等的情况在近几十年急速恶化。不幸的是，这一现象自大衰退(Great Recession)以来更加严重。但是世界上其他地区情况怎么样呢?随着中国、印度的经济发展使数亿人脱离贫困，国与国之间的这种差距是否缩小了呢?在贫穷和中等收入水平国家，不平等现象是有所改善还是更加严重呢?我们是在走向一个更加公平的世界，还是一个更不平等的世界呢?
　　这是一些复杂的问题，而世界银行(World Bank)经济学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与其他学者共同进行的一项新研究为此提供了一些见解。
　　自18世纪以来，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为欧洲及北美洲带来了巨大的财富。这些国家内部的不平等现象当然惊人——想想19世纪20年代英格兰利物浦和曼彻斯特的纺织工厂，再对比19世纪90年代曼哈顿下东城和芝加哥南城的高楼大厦——但作为一个全球现象，富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差距到二战前后进一步加大。到如今，国家间的不平等要远远超过国内的不平等。
　　但自从20世纪80年代末共产主义崩塌，经济全球化步伐提速，国家间的差距开始缩小。1988年到2008年“可能见证了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公民间全球不平等程度的首次降低”，米拉诺维奇在去年11月出版的一篇论文中写道。他出生在前南斯拉夫，著有《富与贫：全球贫富差距简异史》(The Haves and the Have-Nots：A Brief and Idiosyncratic History of Global Inequality)。虽然一些地区间的差距在明显缩小——比如，亚洲和西方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差距——巨大的鸿沟仍然存在。以国家为单位来计算，全球平均收入水平在过去几十年间，尤其是借助了中国和印度强劲的发展之势，已逐渐缩小差距。但从个体角度来看，人类整体的平等性却鲜有改善。(衡量不平等水平的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从2002至2008年仅提高了1.4%。)
　　因而，虽然说亚洲、中东和拉丁美洲地区的国家从整体上来说可能在逐步赶上西方水平，各地的贫穷人口仍被发展所遗忘，即便是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那里的贫穷人口已经受益于生活水平的提高。
　　米拉诺维奇发现，自1988至2008年，世界人口中最富有的1%人群，他们的收入增加了60%，而最贫穷的5%，收入则毫无变化。在近几十年收入中位数得到了极大提高，而严重的不平衡现象仍然存在：8%的人得到了全球50%的收入;其中最富有的1%就得到了15%。收入提高幅度最大的是世界各地的精英阶层——富裕国家的金融和企业行政人员——以及大批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西的“新兴中产阶级”。谁错过了这一切呢?米拉诺维奇发现，是生活在非洲、拉丁美洲一些地区以及前共产主义东欧和前苏联地区的人们。
　　美国更是一个反面教材。由于在许多方面，美国经常“引领世界”，如果其他人也仿效美国，那么未来情况不容乐观。
　　一方面，美国不断加大的收入及财富差距代表了西方世界的潮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2011年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现象在20世纪70年代末及80年代初的美国和英国(还有以色列)开始出现。这一趋势在80年代后期开始更加普遍。在过去10年间，收入不平等现象甚至在传统秉承平等主义的国家，如德国、瑞典和丹麦也有所增加。除个别国家以外——法国、日本、西班牙——多数发达经济体中10%收入最高人群赚得更多了，而排名收入最少的10%人群则愈加落后。
　　不过，这种趋势并不代表普遍真理，也不是不可避免的。同样在这些年，智利、墨西哥、希腊、土耳其和匈牙利等国大幅减少了收入不平等的现象(在其中一些国家，这种不平等的程度极严重)，这表明，收入不平等不仅是宏观经济力量的产物，还是政治的产物。有人说不平等是全球化不可避免的副产品，是劳动力、资本、商品和服务自由流动的副产品，是偏爱技术更高、受过更好教育雇员的技术革新的副产品，这些话并不确实。
　　在全球发达经济体中，美国出现了一些最极端的收入和机会差异，这种差异在宏观经济领域引发了致命性后果。过去40年里，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增长了四倍多，在过去25年里，则几近翻了一番，然而，如今众所周知的是，其中的利益都归于最高收入人群了，而且，这种利益越来越集中于最高收入人群中的最富有人群。
　　去年，美国最富有的1%人口得到了全国22%的收入;最富有的千分之一人口得到了11%的收入。美国自2009年以来增加的所有收入，有95%都流向了1%最富有的群体。最近公布的人口调查数据显示，美国的收入中位数已几乎有25年没变动过了。普通美国男性的收入(在扣除通胀因素之后)比45年前要低;高中毕业，但没有获得四年制本科学位的美国男性，比40年前拥有同等学历的美国男性少挣近40%。
　　30年前，美国人的收入不平等开始逐渐加大，与之相伴的是富人的税收削减，和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放松。这不是巧合。随着我们削减对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网络的投入，这种不平等加剧了。不断上升的不平等侵蚀了我们的政治体制和民主治理，继而又加剧了不平等。
　　欧洲似乎急不可耐地想要重蹈美国的覆辙。从英国到德国，奉行财政紧缩政策正导致欧洲失业人数高企不下、工资不断下滑、收入不平等日渐加大。近日获得连任的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和欧洲央行(European Central Bank)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等官员认为，欧洲的问题是庞大的福利开支造成的。可是，这种思路只是把欧洲带入了经济衰退(甚至是萧条)。对欧盟内的2700万失业者而言，经济也许已经见底——即衰退也许已经“正式”结束——算不上是什么慰藉。在大西洋的两岸，痴迷于紧缩政策的观点还在大行其道：要取得繁荣，我们就得吞下这些苦涩的药丸。可是这是谁的繁荣?
　　在世界最发达经济体中，英国被称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最不平等国家，而过度金融化要为它这样的坏名声承担一定责任，它也同样要为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负责。在许多国家，不得力的公司治理和日渐消失的社会凝聚力，已让首席执行官和普通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按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的估计)，美国规模最大的公司中，这一比率为500比1，尽管许多国家的这种差距还没有接近这一数字，但是依然要比经济衰弱前的差距级别要大得多。(已经限制高管薪资的日本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外。)美国人在寻租方面的创新已传播到全球各地：致富不是靠把经济馅饼的尺寸做大，而是靠操控制度来攫取更大的份额。
　　不均衡的全球化还将恶果带到了全球。流动的资本迫使工人在工资上做出让步，迫使ZF在税收上让步。结果导致了竞次。工资和工作环境受到威胁。苹果(Apple)等开创性公司的业绩有赖于巨大的科技进步，其中的许多进步都由ZF资助，这些公司在避税方面也显示了巨大的灵活性。它们愿意索取，而不是回馈。
　　儿童中的不平等和贫穷是一种特殊的道德耻辱。他们的存在是对右翼所说的贫穷是懒惰和选择不慎的结果的一种蔑视;儿童无法选择他们的父母。在美国，每四名儿童之中，就有近一名儿童生活在贫困中;在西班牙和希腊，这个比例大约是六比一;在澳大利亚、英国和加拿大，每十名儿童之中就有超过一名生活在贫困中。这些贫困没有哪一种是不可避免的。一些国家已经做出选择来创造更平等的经济制度，半个世纪前，每10位韩国人里，只有一位拥有大学文凭，今天，韩国的大学毕业率在全球名列前茅。
　　因为这些原因，我认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分化的世界，这种分化不仅体现在富人和穷人之间，而且还体现在出手干预分化的国家和袖手旁观分化的国家之间。一些国家将在创造共同繁荣方面取得成功，我认为，这是唯一一种真正可持续的繁荣。其他国家会让不平等现象肆意泛滥。在这些分化的社会里，富人会守在封闭式社区里，几乎和穷人完全分开，穷人的生活对他们而言几乎是无法理解的，反之亦然。我曾经探访过看似已经选择了这条道路的社会。不管是在它与世隔绝的富人区也好，还是令人绝望的棚户区也罢，这种社会，都不是我们中的多数人想要生活的地方。

美国贫富分化不断加剧 政治体系无视穷人诉求
2014-10-27 09:08:00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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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是大硅谷地区的一部分，是全美最富庶的地区之一。”随着一些利益集团掌握更大的公共政策话语权，越来越多的金钱左右选举和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美国的政治体系对于穷人的诉求愈发冷漠。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是大硅谷地区的一部分，是全美最富庶的地区之一。近代史上的淘金热和现代信息技术革命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财富神话。但在这座城市里，流浪者、卖艺者、乞讨者之多，也令人惊讶。旧金山的街头，一名中年男子向路人乞讨：“请给一美元吧，我要买三明治。”过了一个街口，另一名女性的乞讨声传来：“请给50美分！”……乞讨声无情地诉说着美国贫富鸿沟越来越大的现实。

　　作为美国经济的最大亮点，硅谷代表着这个国家的活力，然而街头的乞讨声则反映出美国社会的一个困境

　　旧金山被视为美国创新的温床、名副其实的百万富翁制造工厂，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旧金山也是全美贫富分化最严重的城市之一。根据旧金山市ZF机构的一份报告，该市的收入不平等状况甚至比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还严重。衡量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一个指标是基尼系数，数值越高表示财富分配越不均。美国人口普查局最新数据显示，2012年美国的基尼系数是0.477，而旧金山为0.523，比非洲卢旺达的0.508还高。另外，最新数据显示，从1968年至2013年，美国的基尼系数上升了23%。

　　技术变迁其实是一把双刃剑。技术创新对创新者、风险投资家们无疑是福音，但对中低技能的工人，可能意味着“高科技诅咒”，因为技术进步导致了对中低等技能工人需求的下滑。贫富分化，以及占美国社会多数的中产阶层的挣扎，都与此有关。旧金山当地人这样说，如果你不是高科技世界的一部分，在旧金山越来越“居不易”。

　　美国财长雅各布·卢不久前在纽约经济俱乐部演讲时，不无担忧地指出：“美国能否维持强劲的增长，是个疑问；技术、创新和经济繁荣的福祉能否被广泛分享，也令人怀疑。”

　　硅谷作为美国经济的最大亮点，代表着这个国家的活力，街头的乞讨声则反映出美国社会的一个困境

　　大衰退结束5年来，美国工资水平勉强跟上通胀，家庭收入从低谷有所回升，但远低于危机前的峰值。

　　旧金山的情况，实际上是美国贫富分化加剧的一个缩影。来自官方和民间的研究报告都证实了美国贫富分化加剧的现实。

　　瑞士信贷银行10月发布的2014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世界上有12.82万“超高净值”富人，即净资产超过5000万美元的人。这一数字比一年前的9.87万人增加了不少。“高净值与超高净值人群的数量在最近几年迅速上升，再次印证了人们的一个观点：富人在经济好转的情况下获益更多。”瑞信分析师写道。这些在金字塔尖的富人们都住在哪儿？数据显示，有62800位超高净值富人住在美国，相当于整个群体总人数的49%，这比2013年中期多了9500人。与富人财富节节攀升相反，穷人和中产阶层美国人的收入和财富水平长期停滞。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威廉·贾斯顿撰文指出，在美国的大衰退结束5年来，美国工资水平仅勉强跟上通胀，家庭收入从危机时的低谷有所回升，但远低于危机前的峰值。工资和薪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处于半个世纪以来最低水平。危机后找到工作的大多数人，发现挣得比危机前还少，想要全职工作但只能干兼职的人的比例非常高。种种趋势预示着中产阶层前景不妙。“没有理由预期经济增长的果实会被广泛分享，或者中产阶层会反弹。”

　　10月17日，美联储主席耶伦在一个会议上说：“美国不平等的程度继续加剧，令我非常忧心。”她质问，这种趋势是否与备受推崇的机会平等这一美国价值观相背离。作为中央银行行长，耶伦加入关于社会不平等的政治辩论，显得颇不寻常。

　　收入不平等达到极端的程度，将在长期内伤害经济可持续增长，而美国目前正在接近这样的门槛

　　事实上，美国贫富分化和不平等的加剧，不仅成为一个道德和政治问题，许多经济学家也都指出，这种不平等拖累了经济增长。标准普尔和摩根士丹利公司今年8月和9月分别发表的报告都指出，美国不平等程度上升，而且这对美国经济带来破坏性影响。标普报告指出，收入不平等达到极端的程度，将在长期内伤害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而美国目前正在接近这样的门槛。

　　分析美国贫富鸿沟拉大的原因时，摩根士丹利经济学家指出，美国经济日益从制造业经济向服务业转型，较低工资的工作岗位成为就业市场的主导。2010年美国就业市场开始复苏以来，新增就业岗位大部分集中在低收入行业。低收入者依赖于工资收入，经济危机以来，工资增长极其缓慢。而美联储刺激经济，带动了金融资产和房地产价格快速回升，持有金融资产和不动产的大多是富人，他们成为宽松货币政策的主要受益者。美国家庭财富分配出现了“斜坡效应”。

　　在《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马丁·沃尔夫看来，不平等的加剧带来的伤害远不止在经济方面，其最大的代价在于侵蚀共和主义的政治基础——政治上的平等主义。

　　尽管贫富分化成为美国一个政治、经济和社会议题而引起广泛关注和不安，但在其体制的惯性下，特别是在政治极化、党派纷争造成的僵局之下，人们只听到无休止的争吵声，要做出政策上的矫正，绝非易事。

　　位于纽约的“民主”智库专家艾米·特劳布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社会不平等的加剧折射出美国体制的弊端。“大量的证据表明，美国的政治体系日益被富有的利益集团掌控。”随着一些利益集团掌握更大的公共政策话语权，越来越多的金钱左右选举和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美国的政治体系对于穷人的诉求愈发冷漠。

外媒：调查显示九成美国家庭26年财富未增

美国ZF宣布了7000亿美元的救助计划。美国ZF大谈7000亿美元救市政策的必要性和正确性，却闭口不谈其救市政策的阶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