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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中国是部金融史
作者:陈雨露、杨忠恕
出版: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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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经济学思维演绎历史,一个新的视角。书中所言理论谓之“金融”略显泛泛,可能以说“货币制度”理论更恰当合适些。
无钱的西周,“信”、“忠”才是血族时代的幸福观。所谓“信”是对普通人而言,不能食言而肥,不能互相欺诈。若一个人可以欺骗同类,当然可以欺骗上天。基于对上天惩罚的恐惧,“信”才成为最基本的行为准则,这种不为今人所理解的“一言九鼎”其实是周朝的常态。至于“忠”不是大家要向谁效忠,而是家族之长要忠于家族、国家之君,要忠于国人(上思利民,忠也)。
获取财富的途径必须是道德,义利并重才是财富的结晶,更是金融乃至任何一个时代经济秩序的根基。
皇帝与诸侯之间是一种“压力双向传导机制”。若皇帝政令对封国不利,诸侯为了自身利益可以驳回命令,压力传导到最末端的小农就会逐步衰减。封建官僚是一种“压力单向传导机制”,压力只能逐级向下传导,封建官僚不但不会分散压力,而且会为了自身利益扩大这种压力。这样,压力传导到最后的小农便会呈几何级数扩张。
吕后《二年律令》实现了孟子“百亩之田、五亩之宅”理想。国人分六等,侯(113个)90顷,大夫(第二等级)25顷,最低级的庶人1顷,犯有轻罪的犯人在释放后可获半顷田。各级ZF先统计刘邦时代得到田地的退役士兵,对未得到土地的人登记造册,长期没有土地的人排名在前,最后县令根据名册给无地之人授予土地。税收政策为“十五而税一”,相当于庶人个人收入所得税税率为6.6%,而且没有累进税率。文帝时期降低到“三十税一”,直至免征农业税,“口赋”(人头税)也从一百二十钱降低到四十钱,国人整体税负降低到2%以下。
“财政分权体制”是倍受学界(姚洋、林毅夫等)赞扬的成功的改革措施,优点是创造了区域经济竞争发展格局。其实,这种体制在汉文帝时期已经存在——帝王与诸侯之间就是垄断与竞争关系,帝王要想让诸侯听从命令必须先有强势的经济,而诸侯也要在经济建设上挑战帝王经济强势,最终出现了帝王与诸侯在各自地盘上大搞各种“减税、劝农”运动。汉文帝不仅勤俭节约,而且全面开放经济,甚至开放铸币权(国定标准,自由铸币)。帝王与诸侯之间的竞争格局终于迎来了“文景之治”。但是,景帝削藩又打破了这种分权竞争的发展格局,缺迎来了“七王之乱”,汉武之梦最终破坏了汉帝国最好的发展体制。历史也证明,“发展才是硬道理”。
王莽“王田制”废黜土地私有制,所有土地国有,任何人不得买卖“王田”,不满八口之家占田不得超过百亩,余田分给邻里乡亲,ZF授予无地流民每家百亩田。王莽土地改革终因无干部队伍执行而失败,汉帝国终于“国弱、民贫、独官富”,流民泛滥终失国。
东汉看到西汉因官僚强势而失国,故弱官僚而兴坞堡。封建官僚弱势,又无法抑制自由竞争产生的贫富分化,更无法有效集中资源,帝国失去了统治国家的能力,也难以应付强大异族挑战。经济发展要摆脱封建官僚的羁绊,也要自由竞争激发活力,但弱势官僚没有能力解决自由竞争中产生的社会问题,也无法建立强势军队。“先安定、后发展”是经济增长中优先级的条件,历史已经证明“稳定压倒一切”是正确的。
古之善政,贵于足食;将欲富国,必先利人;为国之道,莫不家给人足;圣人积不涸之泉,王者用无穷之府;清净之政,同归清净,共守玄默。
帝王无为、无事、好静、无欲,庶人自然、自化、自富、自正、自朴,我无事而民自富。
曹参相齐,贵于清净。清净则不扰,不扰则和平,和平则不争,不争则知耻。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如果一个企业可以获得财政无偿拨款,那么这个企业就不会关心生产,从堂官到胥吏,大家只关心自己如何捞钱,久而久之这样的企业必将损害社会利益。如果一个企业依靠ZF强制力排除任何人染指自己的行业,那么这个企业就会把掠夺的触角伸向社会每个角落——这个企业不但会损害社会财富增量,还会侵蚀社会财富存量。如果一个企业存在的基础是强制性公共权力,那么这个企业就是公权力伸向社会财富的触角。
唐玄宗宰辅李林甫定向对社会底层增发货币措施:和籴——朝廷每年以高于市价的价格收购农民粮食,按农户土地面积给农户一个比例(占地越少的农户得到的和籴份额越高),即对贫困农户的直接补贴;和雇,即废除徭役,河工、官粮运输等按市价付农民工资;废除“府兵制”,改行“募兵制”,给士兵发粮发饷。此外,李林甫整理、增补大唐法律,约束官僚权力,主要法律条文沿用至清末,《唐六典》是中国史上第一部行政管理法。
杨炎面对晚唐土地兼并格局,提出“两税法”(每年6月和11月向土地所有者收税)改革思路。既然“耕者有其田”已绝无可能,那么就应彻底免除所有穷人的一切税收、徭役,帝国税收该“唯以资产为宗”、“按财计税”——谁拥有更多土地就向谁收取更多税,即纵向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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