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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Engle是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纽约大学斯顿商学院特别殊荣教授，参与过2012年达沃斯峰会，对中国经济有深入研究。 美国至少还需要4万亿美元来降低系统性风险，也就意味着，中国如果希望自己的系统性风险得以降低，至少也需要相近的金额
“此次‘钱荒’，我觉得中国ZF的表现是正确的，因为如果这次ZF又立刻救市，及时拯救了银行和金融机构，那么下一次，中国金融机构和市场甚至整个中国经济，都将面临更严重的系统性风险。”近日，美国纽约大学斯顿商学院Robert Engle教授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Robert Engle首先从近日的中国钱荒谈到中国ZF确实应该让市场稍微“惩罚”一下长期寻求ZF庇护的中国银行业和金融机构。
系统性风险上升
什么是系统性风险？Robert Engle表示，日常我们监控的经济和金融风险，大多是从具体的数据来看，然而，数据与数据之间是什么关系？不同指标之间的矛盾和差别又代表了什么？它们共同反映了经济更深层次的什么问题？这些问题却很难回答。而“系统性风险”正是以各个经济运行指标相互关系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是将经济作为一个系统、一个整体共同来分析风险。
例如，目前中国的贷款已达到1410亿美元，然而这些贷款反映了什么风险，对于整个经济和金融系统而言，这些贷款意味着什么？随着中国贷款的下降，去杠杆化渐渐见成效，这又反映了什么系统性风险？
“除了系统性风险本身之外，通过对比系统性风险与GDP，可以更精确地判断一个国家的经济现状和前景。”Robert Engle分析。例如，塞浦路斯必然要退出欧元区，原因是塞浦路斯的系统性风险与GDP的比重全球最高，已远远超过了可以拯救的水平。然而，系统性风险并不能盲目地用于判断一个国家的经济前景，还需要对风险背后的原因做深入分析。同样系统性风险很高的瑞士，却是由于本国经济和金融的特色，外资流动性高，并不代表瑞士的经济将走向衰退。
全球系统性风险最高的国家是哪些？首当其冲，当然是日本，而且风险仍然在继续大幅度地上升，因为日本国内债券严重超发，债券价格远远超过其本身的实际价值。其次，就是美国。中国呢？“很悲哀的，中国拥有与美国同等级别的系统性风险。” Robert Engle表示。这代表什么？Robert Engle表示，美国至少还需要4万亿美元来降低系统性风险，也就意味着，中国如果希望自己的系统性风险得以降低，至少也需要相近的金额。
地方债危机凸显
说到中国债务，就不得不谈到中国的地方债务危机。“2008年，中国的地方债务只有1.7万亿美元，仅仅3年后，到了2011年，中国地方债务危机已经上升到10.7万亿美元，占到中国GDP总额的27%。更严重的是，其中8.5万亿美元已经逾期。”Robert Engle表示，中国的地方ZF没有权利借贷，因此他们与房地产公司“合作”，然而房地产公司的贷款很大一部分都成为银行呆账坏账。中国银行系统呆账坏账的程度已经与债务危机的欧洲和日本同级。即使是同样金额的呆账坏账，中国也比欧洲和日本面临更严重的问题，因为中国银行系统不可能破产，债务不可能毁约，只能被转期。而有了ZF作“后台”，中国经济的泡沫和危机都一时被掩盖，被严重低估。
Robert Engle指出，这又导致更严重的危机，那就是到了2011年贷款转期时，银行不愿意再贷款给房地产公司，不愿意贷款给私营企业，因为贷款给国企央企更安全。然而，国企给中国经济的贡献，给中国市场的推动力远远小于私营企业。与此相对应的是，私营企业无法贷到款，如此恶性循环，中国经济的泡沫被越吹越大。
中国ZF不仅掩盖了中国经济泡沫，还阻碍了市场创新，因为ZF亲自指定贷款给谁，而不是按照债务和市场本身的规律。“幸亏，中国正在进行改革，但是外汇储备的改革并不容易，因为外汇改革将导致人民币升值，而这不是中国ZF想要看到的。” Robert Engle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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