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八大地产大腕的发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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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是中国地产界的大腕，在地产经济暴热的今天，他们能呼风唤雨，能影响中央政府的决策，也能让商业银行的行长、地方政府的官员们登门造访。他们的发迹，是靠运气、关系、不法手段还是他们的努力，让我们回到1988年这个时间的拐点，去发现他们如何“野蛮的生长”。之所以从这个时间点开始追寻，是因为那个时候房地产刚刚起步不久,恰似就要经历“初夜”，如今在房地产行业挥斥方遒、纵横捭阖、耍尽阴谋手段、翻云覆雨的众多房地产大腕们，那时候还是“此间的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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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地产 发家史 房地产行业 地方政府 翻云覆雨 中国 大腕 发家 大地产

王石

    万科董事长

    军人出身

 

1984年下海办企业，1988年企业更名万科

    王石

    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父亲从部队转业后在郑州铁路局工作，其母是锡伯族。曾有人怀疑，王石是王震将军的孩子？其实，老王的家庭背景很普通的，和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家庭差不多，平平凡凡、勤勤恳恳的双职工。1968年，那是个军人吃香的年代，老王能顺利入伍，多少说明家里还有一点关系。在新疆做了五年的汽车兵后，王石被推荐上了兰州铁道学院。那学校在西北也算还不错，所以老王参加工作时也是个大学本科。

    1980年代初期王石到深圳发展。王石的第一桶金是靠做饲料中介商，通过倒卖玉米(1644,-10,-0.60%)得来的，这让他赚了300万元。用倒玉米赚来的钱王石开办了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经营从日本进口的电器、仪器产品，同时还搞服装厂、手表厂、饮料厂、印刷厂等等。用王石的话来说，“就是除了黄、赌、毒、军火不做之外，基本万科都涉及到了。”

    1988年，企业更名为“万科”。那时候，王石正忙着对“万科”进行股份化改造，忙着倒腾家电、忙着生产录像机配件、忙着折腾遥控电气开关。1988年的11月，万科参加了深圳威登别墅地块的土地拍卖。拍卖场上，万科经过白热化争夺，终于胜出。在签订土地出让合同时，负责拍卖的官员望着王石，劈头就是一句：“怎么出这么高的价？简直是瞎胡闹。”按照拍卖的价格计算，楼面价格已经高于周边地块的住宅平均价格。就在这一刻，目前的中国房地产龙头企业、未来有可能成为世界最伟大企业之一的万科，就这样懵懂、鲁莽地冲入了房地产行业。其黑马姿态，一点不比后来高价拿地的顺驰差。这一年王石37岁。

    1989年初，万科完成了企业发展历史上的重要一步，完成了股份化改造，成功募集到了2800万元资金，这一步的重要性此后怎样抬高也不为过，须知没有当年敢为人先的股份化改造，就没有今日的地产龙头。

    1991年1月29日，万科正式在深圳交易所挂牌上市，代码0002。由此拉开了万科万亿市值的伟大征程。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众多地产大腕的众多公司中，万科是最早完成股份化、完成上市的。在1991年的环境下，这么早能做到这一点确实具备一些高瞻远瞩的意味，也正是因为万科这样早地完成了上市，才保证了以后在发展过程中，能有一条宝贵的资金渠道，这对资金密集型的房地产企业来讲，其重要性怎样强调也不为过。但在当时，王石也未必有这样的认识。当年万科是深特发的下属公司，深特发看王石不顺眼，觉得王石不听话，王石也觉得深特发这个婆婆烦人，万科之所以这样早的股份化上市，多少存着王石计划通过股份化，跳出原大股东深特发控制的意图。可喜的是，他得手了。王石跳出了大股东的控制，万科获得了宝贵的资金渠道。

    在这两年间，在南中国的阳光下，王石带着万科野蛮生长、狂奔乱舞。他们确立的发展目标是“综合商社”，做商贸、做制造、做运输、建商场、连矿泉水都有。

    此间，万科还投资拍了部好电影——《过年》，该片当年在东京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两项大奖。

冯仑

    万通董事局主席

    讲师出身，做过官员

 

1991年创建万通，从此发迹。

    冯仑称得上是高学历创业的大腕了。1984年，冯仑25岁，他从中央党校研究生毕业，第一份工作是留校任教，后主动要求到武汉挂职下放锻炼，一年后返京。因为既有理论素养，又有实践经验，冯仑进了中宣部，后又进中央体改委下属的体改所。那时，海南刚刚建省，冯仑身先士卒，主动请缨带两三个人去海南筹建海南体改所。临行前，体改所没有开办费给冯仑，就给了冯仑1万台彩电的批文作为开办费。

    1988年，海口。冯仑将1万台彩电批文递给一个外贸公司老总。外贸公司老总拍出了30万元，冯仑用这笔钱建起了海南体制改革研究所。那段时间，冯仑整天开着海南省委借给他的破面包车，跑遍了海南每一个市县，一心想为海南发展出力。此时的冯仑还是满心的壮志凌云，从童年起就有的指点江山、誓要为全世界受苦人民有所担当的豪情还在强烈的燃烧着这个男人。但可以想象，理想与现实已经开始出现巨大的落差，而这落差正将冯仑那火热的心残酷的冰冻。这一年，冯仑29岁。

    1989年因政治原因体改所解散，冯仑也“失业”了几个月。此后，他投靠了当时闻名全国的南德集团老总牟其中。最初担任政务秘书，月薪250元。一年后，冯仑成为牟其中的第一副手，工资也涨到850元，但冯仑很快体会到家族企业的弊端，于1991年离开牟其中，此后牟其中锒铛入狱。从这里，我们不得不承认，冯仑的嗅觉还是非常灵敏的，这时候的牟其中那还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呢。冯仑已经在一片花团锦簇中，看到了南德衰亡的前奏。

    离开牟其中，冯仑在1991年8月注册成立了万通。这时候，冯仑正忙乎着一件“大事”。就是拿着仅有的3万元人民币和一家信托投资公司老总谈着海南房地产的投资。

    冯仑是讲师出身，跟那个老总又是谈机会，又是讲能力，几句话就赢得了对方的信任，又让对方隐约感觉到自己的实力。

    初步取得对方认可后，冯仑开始和对方讲他也刚刚闹明白的新名词“按揭”。冯仑告诉对方这是一种全新的做房地产的形式，用很少的钱，就可以做很大的项目。对方听得似懂非懂，懂与不懂都不要紧，只要隐约感觉这是一种先进、流行的方式就行。

    冯仑谈话的目的当然是从对方那里拿到钱，“做生意，从别人那里拿钱，无异于夺人贞操。”冯仑拿钱的本事在于他的“懂人”和“会说”，他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找到打动对方的那一句话。“就那么一句，不会说，说一辈子，也说不出来；会说，3分钟就能将这句说出来。”“尽管时间少任务重，但决不能照直说：‘我就缺钱，你给我投钱。’这就像谈恋爱，不能照直说，还得先要谈风花雪月，谈理想，谈未来，而最后实际就缺一个老婆。”

    谈完马上就能赚到的钱，冯仑盯着对方的眼睛说，“这一单，我出1300万，你出500万。我们一起做，你干不干？”

    对方点头同意，冯仑立即骑着自行车跑出去写文件，在最短时间内将手续做完后，冯仑让创业伙伴王功权负责将钱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回来。王功权是谈判高手，他在最短的时间拿到了500万。万通拿着这500万，立即从银行贷了1300万。这就是冯仑说了半天，对方似懂非懂的“按揭”。这单生意，冯仑的确出了1300万，但这1300万要用对方的500万现金作抵押才能从银行贷出来。如果没有对方的500万现金，冯仑手中只有3万人民币，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做大生意必须先有钱，第一次做大生意又谁都没有钱。在这个时候，自己可以知道自己没钱，但不能让别人知道。当大家都以为你有钱的时候，都愿意和你合作做生意的时候，到最后，你就真的有钱了。”

    他们用这1800万，买了8栋别墅，重新包装之后，就卖了出去，大约赚了300万元。这就是冯仑他们在海南的土地上刨出的“第一桶金”。

潘石屹

    SOHO中国董事长

    国家干部出身

 

1989年左右跟从冯仑在海南炒地产，1992年左右进军北京，从此发迹。

    潘石屹，是一个活生生的苦孩子奋斗成功的例子。老潘生在甘肃天水麦积山附近的一个贫困的村子里。1979年，高考前8天，潘石屹竟然被一辆卡车撞断了肩胛骨。高考结束后，知道自己没考好，他立即偷偷在另外一个县，以“石屹”这个名字报考中专，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兰州培黎石油学校。之后，潘石屹又上了石油职业技术学院。大学毕业分配到国家石油部工作，成了一名国家干部。不过老潘的这个干部也是相当的清贫。据说，老潘辞职离开北京去深圳时，把自己所有家当变卖了，也只有八十多元钱。

    1988年，潘石屹已经在深圳和海南折腾了一年多了。老潘这时25岁，已经和冯仑有所联系。冯仑创办的海南体改所编制120人，40人是正式编制，其余80人被称为改革编制，所谓改革编制就是要自己养活自己。海南体改所因此自己办了一个公司，在深圳不如意的潘石屹已经南下海口，做了这家公司的副总经理。

    1989年，潘石屹还在海南岛。还管着一个很不景气的砖厂，经常被当地的小流氓骚扰。有人指点老潘，以后“烂仔”要找你的麻烦，你千万不要再找一群“烂仔”对付他们，要找派出所，找级别和境界比“烂仔”更高的。于是，老潘和民警交起了朋友。此时老潘的主要烦恼可不是SOHO中国上市，而是如何给民工弄吃的，如何对付小偷。那时因为刮台风，所有工程都停工，民工在挨着饿，老潘就自己掏钱出来为民工买米，吃了一袋再买一袋。对于小偷，老潘的记忆刻骨铭心：那时的海南岛非常缺电，照明用的电都是自己的发电机发的，一天晚上，我正在灯下看书，突然电灯灭了，我想肯定是小偷把我们的小型发电机偷跑了。我们三五个人就一直追出一两里地，直到小偷放下小型发电机自己跑了。我们抬回了发电机，接上后灯又亮了。

    1991年下半年，海南的经济正遭受着第一次低潮。和许许多多的淘金者一样，潘石屹和冯仑几个人成天混迹于海口的街边排档，沙滩浴场，“无聊的时候骑着自行车绕岛一周，回来时已经满脸胡子。”有一段时间，一位女士和他们几个人走得比较近，大家自认为意气相投，常常一块喝酒聊天。直到有一天，这位女士来到潘、冯注册的“万通公司”办公室参观了一番，从此不辞而别。多年以后，当潘偶然再次遇到这位女士时，不忘对此问个究竟。女士坦言，“你们惟一的一张办公桌上都是厚厚一层尘土，和这样的人交往，实在怕惹是非！”

    在成立海南万通之前，潘石屹、冯仑等人的计划是承包一家叫做“大地公司”的国有小企业，双方约定，潘冯每年向原来的厂长缴纳数千元管理费，大地公司由潘冯经营。合同签订，潘冯接手了大地公司的印章，正准备开展业务，不料第二天，老厂长便骑车赶了过来，要回了印章，撕毁了合同。原来，经过一夜反思，想到他们的境况，稳重的老厂长还是觉得不妥，“不能因为几千块钱惹了大麻烦！”这也才有了后来重新注册的“万通”。多年以后，这位老厂长特地跑到已经发迹的潘石屹的办公室里叙旧，“早知道，当年就让你们干了，现在大地也成大企业了！”双方相视大笑。

    1992年，在海南地产泡沫爆发的前夕，老潘他们果断地撤离了海南，杀回北京。1995年老潘与其妻共同创立了SOHO中国有限公司。

孙宏斌

    融创集团董事长

    清华高材生

 

大学毕业后进入联想，很快成为联想企业发展部主管， 1994年创办顺驰，从此发迹。

    1988年，这一年孙宏斌25岁，刚从清华大学硕士毕业进入联想，很快成为联想企业发展部主管，分管联想北京以外的所有业务。其时，郭为是联想公关部主任，杨元庆是联想一名工程师。

    1989年，在孙宏斌、杨元庆、郭为这群年轻人的努力和柳传志滴水不漏的“运筹帷幄”之下，计算所公司正式改名为联想集团，联想之名正式浮现江湖，联想集团的营业额开始爆炸似地增长起来。这年10月，孙宏斌在联想的企业部正式成立，并迅速建立13个独资分公司，营业额达到2400万元。正少年得志的孙宏斌，肯定没有想到，自己人生最大的劫难正在下一年，张开血盆大口等待着他。

    1990年，柳传志在西山宾馆召开联想高层会议，主要目的是把孙宏斌从企业发展部主管的位置上调开。

    按照公开报道的说法，当时经过调查，柳传志认为孙宏斌的问题确实严重，独立倾向明显。“孙宏斌努力想形成企业体外的循环，不在监控之下进行他们的运作，已经有财务失控的问题。他们说这种运作的成果还是会归到企业旗下，但是在我们是不允许的。至于是不是真的像他们所说会归到企业，这不好讲，因为他们成立了一个集体(坏的词就叫‘帮’)，外地分公司的人都由他来选拔由他来负责，这种做法很危险。”

    柳传志此后找到孙宏斌，让孙把几个吵得凶的下属开除。孙宏斌不同意。类似的谈话进行过几次，孙宏斌的态度都很坚决：不同意。最后一次，柳传志说：“小孙你是要我还是要这几个‘青瓜蛋子’？

    “我要‘青瓜蛋子’。”孙宏斌说。“柳总，开除他们的理由不充分，这么做，我在这个部门还有什么威信？不是他们不能开除，是不能因为这件事就开除。只是给你提了点儿意见嘛。”

    更为重要的是，孙宏斌和他的手下随后在北大芍园聚餐，饭局上大家的情绪都很激动。在联想2004年作出的《联想就孙宏斌事件的说明》里，提到“当时在孙宏斌的团队中有一些人存在着更为严重的问题，他们放言要将公司款卷走”。孙宏斌说，当时，“卷款逃走”之类的话他手下很多人在很多地方都说过，在芍园餐厅也说了，但孙自己没有说过。这次愤怒的聚会被传了出去。

    在创业早年间，一个商人蒙了老柳5万块，急得老柳团团转。这会可不是5万，孙他们一伙控制的金额远超于此。老柳没法不急。柳传志决定再跟孙宏斌谈最后一次，谈崩了，第二天孙宏斌就“失去了自由”。随后，他被送到了看守所里。

    1992年8月22日，法院以“挪用公款13万元”的罪名判处孙宏斌有期徒刑5年。“收到判决书我也不认为自己有罪。”孙宏斌说。

    两年后，孙宏斌刑满释放，请柳传志吃饭，并向柳传志承认自己当年思想不成熟，老柳对他的评价是：“坐了4年牢，还没有沉沦，态度还很积极，年轻人能这样很不容易。”因此，他对孙说：“我从来不说谁是我的朋友，但是你可以告诉别人你是我朋友。”此后，在联想的支持下，孙宏斌创办了顺驰公司，从此走上成为一代地产枭雄的道路。2003年10月，海淀区法院撤消当年的判决，改判孙宏斌无罪。有报道称孙宏斌评论这事情时说：“那是一段痛苦的经历，但如果没有这件事，也就没有后来的顺驰。”

    现在，尽管顺驰被卖掉了，但从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角度来看，顺驰的出现，极大地加剧了行业的竞争程度，让房地产行业的整合明显加速，可惜，最后自己被整合了。

朱孟依

    合生创展董事局主席

    包工头出身

 

 1992年创办合生创展集团，从此发迹。

    与前面几位相比，当今业界所认可的最富有、最低调、最神秘的朱孟依朱老板，在1988年，怕就已经是最有钱的了。据说，1980年代中期，在老家广东丰顺县城，20岁出头的朱孟依凭借着敏锐的见识、独到的眼光，挖到了第一桶金。那时丰顺县城商业刚刚兴起，不少人都去摆摊做生意，朱孟依想：要是能够将摆摊集中在一个地方，既热闹又方便。于是他去找镇政府，提出愿意帮助建设商业街，回报只要业主的租金分成。把开发与经营捆绑在一起进行策划，从这开始，朱孟依事实上已经成为了原始的地产开发商。1988年的朱老板29岁，已然身价百万。但值得注意的是，朱老板的学历是已经提到几位大腕中比较低的，可能是高中学历。

    1990年，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朱老板已经来到香港，获得了香港永久居住证。1992年他与张荣芳、陆维玑夫妇一起在香港创办了合生创展集团。此后，朱孟依以低廉价格抢先在当时尚属偏僻的广州天河区购买到大批农田，令合生创展仅土地资产在此后几年即以数倍乃至10倍以上的级别增长。然而这只是朱老板的一个小手笔，真正看得出朱老板大智慧、大气魄的是他挖人的本事。合生系的高层人物，几乎都是朱从各个竞争对手处挖角而来，中海、万科简直成了合生的预备役。中国海外集团的项宾、万科集团前总经理姚牧民、万科深圳公司副总经理、恒基中国公司总经理谢世东以及广东城建集团总经理，都曾让朱耐心等待过许久。

    不过地产江湖，挖人似乎是通例，万科2001年索性推出了“海盗计划”，明目张胆地从中海挖人，到2004年，万科统计显示集团40%的一线公司总经理都是从中海挖来的。亏的中海大、底子厚、老总也是个人物，换个企业这样被挖墙脚，不死也是重伤。

    据传，1999年“珠江”老板朱孟依想请谢强(当时北京京洲房地产公司的副董事长)帮助开拓北京市场。谢强提了三个条件：第一，做三年总经理；第二，宣传形式必须符合北京的房地产；第三，开发必须适应北京本土化。朱老板全都答应了。于是谢强创建北京珠江房地产公司并担任总舵主，先后拿下了珠江骏景、珠江罗马、珠江绿洲、珠江帝景、珠江国际城总计5500亩的土地资源。后来谢强在实际工作中与朱老板草根性强、偏于逐利的经营理念存在着巨大冲突，离开了珠江帮。

    朱老板样样气魄都大，挖人都是国内商家顶级魄力的。2005年，朱老板以中国房地产界最高年薪(500万)+认股权(2000万)聘请金融要员出身+政府高官背景的武捷思出任其旗下香港上市公司合生创展的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武捷思曾担任过深圳市副市长、广东省省长助理等职位，曾主刀被认为是“亚洲有史以来最大及最复杂”的债务重组——粤海集团重组。把市长都挖过来了，谁还有这样大的气魄挖过人？

许荣茂

    世茂集团董事长

    证券经纪人出身

 

1989年进入房产，从此发迹。

    1988年，这位福建商帮的重要代表人物——许荣茂，还在做着纺织生意。许荣茂本质上是个金融家，70年代到香港寻求发展。因为是学中医出身，所以许荣茂打的第一份工是在药店里当伙计，只几天的光景，因为不能适应粤语，就又跑到工厂去了。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当上了证券经纪人。几经辛苦，有了积累后，他自己开设了一家金融公司。从1981年到1983年，两年光景他赚得人生的第一桶金。之后开始做纺织出口——他的家乡就以此著称。

    许荣茂对外界回忆自己的发家历程时表示，首先不否认在证券市场淘得第一桶金的说法，“70年代初，我赤手空拳到了香港，起先是靠证券交易获得最原始的积累，但这笔钱绝没有外界传说的5个亿那么多。事实上，我后来的资金主要还是靠实业积累起来的，这就是深圳和兰州的制衣厂。”

    1989年，这一年，许荣茂38岁。当无人看好中国内地房地产时，许荣茂出巨资在家乡福建进行了一系列项目开发。有人对许荣茂的评价是，商海30年，基本没犯过错误。能做到这一点的，古往今来商海能有几人啊？是否溢美之词先暂且不提，光通过1989年的商业行为对比可以发现，许荣茂确实是个非常牛的商人，几乎是在市场最低位，以最低的成本切入了房地产市场。眼光精准，做生意的时机拿捏的妙到巅峰。《天龙八部》萧峰大战聚贤庄，同样一套启蒙的“太祖长拳”到他手里便威力无穷，打遍天下群雄；同样是盖楼、卖房，许老板做的就是漂亮。1988年，他进入房地产业，那时他投资120万美元在家乡建一个织布厂。一些人说，他本来准备投资建个酒店，但是当时私人投资酒店是被禁止的。

    有消息说，当时许老板告诉所有的人，他建得是一个工厂，但事实上，是在建酒店。整个项目都是按照酒店的设计和标准建造的。当工程完成时，政府的政策发生了改变。许荣茂成为首位中国三星级酒店的私人老板。一个项目建设周期一般是18个月左右，时间跨度还是比较长的，从酒店这个案例可见许老板对政策把握之超前，对相关信息的预测、了解能力，项目的建设时间同样把握刚刚好，即抢在了所有对手的前面，也充分利用了政策的擦边球，从程序上毫无违规之处。随后，许荣茂投资数百万美元在福建兴建了住宅和度假村。

    1990年，整个国家的GDP只有3.8%，许荣茂见在福建的生意已经发展空间已不大时，便举家移民澳大利亚，在那开始投资房地产。完美的高抛低吸，不愧是证券行出身。

张玉良

    绿地集团董事长

    村干部出身

 

1992年下海，从此发迹。

    现在上海滩最大的本地房地产企业就是绿地集团，全年的销售量已经连续突破百亿，其中主要是房地产收入。在1988年，这家国企连影子都还没有呢。绿地的当家人张玉良正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农业委员会住宅建设办公室任职，正管单位盖房子、分房子。张玉良的主要任务就是把房子盖起来，盖的时候当然是用最少的钱把房子盖最多，然后分给系统的干部。通过对比可以看到，在1988年，张玉良似乎是和房子打交道最多的业内人士了，这一年张玉良32岁。

    张玉良出生于上海郊县。高中毕业后，有过回家务农的经历，回乡两年，张玉良就做到了村支部书记，当时他只有25岁。两年以后，赶上乡镇搞改革，提倡干部要年轻化、知识化，于是张玉良凭着在当地已经算不错的高中学历，被提拔到乡党委当组织委员、党委委员，成为了乡领导班子之一。其后，领导又派他到上海农学院干部专修读经济管理。这在上海企业界算是很难得了。1989年，张玉良已经在上海农委上班，不过就是一个普通干部。

    1992年，张玉良36岁，时任上海市农委住宅办副主任，副处级。一种说法是，按照张玉良当时的年纪、级别以及不高的学历，仕途前景不会太美妙，于是有野心的张玉良决心下海。另一种说法是，1992年，一纸任命书让张玉良下海了。面对任命书，张玉良当时也犹豫过，觉得机关里旱涝保收，但最终还是下海了。

    张玉良事后自己回忆说：1992年下海以后，什么都没人管，就是给了一张任命的纸头，然后自己去借房子，自己去买车，自己去发展。最初的时候，当然还比较原始，什么能赚钱就去怎么做。“下海以后第一个项目我印象很深，我觉得我在机关有关系资源，当时而且上海开始要大规模的城市改造，缺动迁房，我一想动迁房要离开市区近一点，这样老百姓可以搬迁能过去，另外我还得找一个我关系比较熟的。我在农委的时候，人缘还比较好，也交了不少朋友，所以我第一个项目是在浦东的六里镇，现在已经市区化了。”也正是旧城改造这个特别复杂、需要人脉、需要耐心和投入、也利润巨大的项目，成就了绿地的伟业。

    因此，后来有人评价说，张玉良的成功是因为他的政府背景。但有着更深政府背景的人不在少数，而能在业绩上超越张玉良的人恐怕少之又少。也有人说张玉良是因为工作非常辛苦，用他下属的话说，张玉良是一个从来不休息的人，送走一批人迎来另一批人，开完一个会还有一个会；永远有人需要他接待，永远有事情在等他处理。但同样辛苦工作的人多了去。

    不过，张成功的根本原因还是有高人发掘了出来，就是“做政府想做的事”。绿地的第一桶金也印证了这一点。

楼忠福

    广厦集团董事长

    建筑工人出身

 

1984年出任东阳三建经理，从此发迹。

    谈到这位楼总，还是得先追溯下他的出身。楼忠福的父亲楼茂春是浙江省东阳市一位普通的铁匠，当1954年3月楼忠福呱呱坠地时，楼茂春已经37岁了，在楼忠福年仅5岁的时候，楼茂春被当作反革命分子抓去劳动改造。楼忠福在什么样的境况下长大，可想而知。所以楼的最初学历也就是小学，不过后来有了钱上了大专什么，那就是后话了。

    1978年，楼忠福在浙江东阳城关建筑公司做建筑小工。不久之后，楼忠福被工程队破格提升为材料科科长。但雄心勃勃的楼忠福在做好本职工作时，一直向往着更高的平台。到了1984年，也就是楼忠福到公司的第6年，公司经理到了退休年龄，需要确定接班人。楼忠福回忆当时的情形是，“按照传统做法，就是从公司里论资排辈提拔出一个经理。当时，资历比我深的人有的是，但我认定的东西就一定要得到。”

    于是，楼忠福找遍了当时有权决定经理职位的领导，向他们表达自己的想法，并受到了一些领导的青睐，但这还不足以让他名正言顺地成为新的公司经理。

    “当时，公司经理的儿子跑来和我论理，觉得自己的资格比我老，结果被我的一句话说得哑口无言。”楼忠福说，他当时声色俱厉地说道，“你爸爸当我领导时都听我的，你以什么能力来和我争抢经理的职位？如果你一定要争的话，等于给你爸爸脸上抹黑。”志在必得的楼忠福更是快刀斩乱麻。在部分领导的支持下，东阳城关建筑公司宣布楼忠福为公司新经理。但任命书宣读过后，台下一片哄乱。这时，楼忠福取出公司的公章，用一把刀在公章上“嚓嚓嚓”砍了三下，然后大声宣布：“从今天开始，盖了这个章的事情我才认账，其他概不负责。”这一举动把大家镇住了，交接仪式这才顺利完成。

    1988年，此时34岁的楼总已经做了三四年东阳三建(广厦前身)的经理了，不过还处在包工头的行业地位上。这一年，楼总过的并不安生。东阳三建在这年内，一下子连续出现了五起安全事故，死了四个人，重伤了一个，另外还有一次造成财物损失的火灾。伤亡者几乎都是东阳本地的熟人。连续的安全事故，不仅给公司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也给楼忠福带来前所未有的舆论压力和精神压力。

    楼忠福从整个公司的角度思考安全问题后，感觉到公司这几年的发展步伐太快了。这时的东阳已经扩张到了浙江全省、上海、北京、陕西、江西、青海、湖北等省市，职工人数也超过了5000，承包工程队有57个……过快的发展和过长的市场半径，让原来的管理架构和体制已经不适应发展的现实需求。所以，到了1989年，楼忠福给迅速膨胀的公司做一次‘一分为三’的减肥手术——把东阳三建分成东阳三建、吴宁建筑公司和城关建筑公司。这个手术的目的，一是为了理顺和加强内部管理，二是分散风险，保护东阳三建的核心力量，尽早争取企业升级。

    楼忠福企业调整的步伐，恰好和1989年经济放缓的步伐吻合。1988年不幸事故引发的反思，反而让楼忠福在1989年得到了幸运。有时候，企业的发展，运气真是冥冥中的左右者。

    现在，楼忠福正折腾着天都城，这个号称是中国最牛的卫星城，自诩项目重大，意义非凡。

好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