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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2001年的年底，由汤敏发起，我们五个人出资三十多万元，创办了“富平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专门帮助贫困地区的妇女来京就业。次年初就招生开学。同时我们又投资三万元创办了富平家政服务中心，负责毕业学员的工作分配和上岗后她们的权益保护。五年来一共培训了一万多名妇女，基本上百分之百都有了工作。现在她们的平均月工资已经达到一千元。如果这一万人都继续在工作，一年创造的GDP将超过一亿元，为政府创造税收约两千万元。她们的辛勤劳动解除了许多北京家庭的后顾之忧。这是一个由私人创业，多方面造福社会的活动。
家政服务中心保证上岗就业，还为她们维权，处理与客户的纠纷。我们创办人还募款近十万元，建立急救基金，帮助服务员发生意外困难时急救之用。每到周末还组织服务员到故宫，颐和园等地游玩，组织免费的电脑培训，请专家讲授各种知识。富平家政中心已经成为富平服务员之家，深得大家的信任和喜爱。几年来虽然我们没有从中得到分文收入，但是不惜继续投入自己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我们多次到贫困地区招生，在萨斯病疫期间学校亏损几乎倒闭。我们以百折不饶的精神克服了办学中的重重困难，换来了贫困同胞的快乐。如果没有富平家政中心的服务，农村妇女来到北京，举目无亲，信息不通，就业将非常困难，更谈不上上岗后的权益保护了。
不幸的是今年春节前几天，我们的一位服务员看护的两岁孩子从客厅里的沙发上掉到地板上，头部受伤，到医院急救，次日不幸身亡。先是孩子呕吐，服务员为她换衣服，并去洗手间拿墩布。在这几分钟的时间内发生了孩子摔倒的事故。在客户自己家的客厅里发生这样的事，所有的人都认为是意外，或者说不是责任事故。即使服务员在场也未必能够防止。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尽一切努力，安慰孩子的父母，送他们去乡下散心，替他们另外租房子以免触景生情。对出事的服务员，也尽量保护。因为她觉得出了这么大的事，自己又完全没有能力承担责任，只好以命抵命，想要自杀。我们派了两个人昼夜看护，还请了心理医生为她做心理治疗。后来让她的父亲把她安全接回了家。出于保护弱势群体的目的，她的一切后果完全由我们来承担。
争端就此发生了。客户知道服务员很穷，没有任何经济能力。就对我们提出了赔款要求。先要求我们赔款100万，后来又说要150万。最后把我们告上了法院，要求赔款50多万元。在法院调解时又降低到40多万元。但是我们认为数额太高难以接受。一个成年的劳动者死亡也不过赔款二三十万元。而且事情并不是我方的责任，至少不是我们的全部责任。客户家里在孩子活动的地方没有地毯，家具陈列不安全，也有部分责任。调解不成，只好由法官裁判。没想到的是法官居然判我们赔款53万元，超出了对方调解时要求的数字。对一个没有责任的“错过”作出这样严厉的惩罚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惩罚的意义在于防止今后。给我们这样严厉的惩罚难道能够防止类似意外事故的发生吗？
如果我们有赔款能力，多赔一些也未尝不可，因为安慰孩子的父母也是应该的。问题在富平家政是以扶贫为目的的机构，创办人不但从来不分红，还不断自己掏钱经济贫困。我们除了周转资金根本没有积累。碰到这样的无妄之灾，我们心急万分。一个注册资金仅仅三万元的小机构怎么赔得起55万元。如果我们把富平家政关门，以后穷困地区的妇女怎么就业？他们去找谁能真心诚意地帮助她们？
家政服务业是低收入群众的一个主要就业途径。北京有约三十万在此行业里就业的农村妇女，有近两千家家政服务公司。几十万个在岗工作人员，时间长了难免会发生各种意外。如果都要承担这样沉重的意外罚款，绝大部分家政服务公司都只好关门。这对低收入群众的就业是极为不利的。北京的家庭想找保姆也会非常困难。
过去我写过一篇题目是“对法官的无奈”的文章，说的是别人的事。这次的无奈轮到我们自己的头上了。我最烦心的是这53万块钱从哪儿去弄，弄不到的话如何应付法院的判决。如果停办我们在农村做的招生宣传如何交待，我们在册的几千名家政府务员有谁来保护她们的权益，中心和学校的上百名员工立刻面临失业。一项有益于社会各方面的好事做成这样的结果，实在是出乎我们意料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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