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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自他上任做了直隶总督后，所面临的不再是义和团和八国联军，而是一场前所未有的钱荒。那个时代，对袁世凯而言，没钱是他所面料的最大问题之一。但他却设法度过了这一难关。那么他又是如何度过的呢？
袁世凯在1903年5月1日给中央的紧急报告中，描述道：“承平时，（天津）业钱行者仅百余家，自经庚子之变，地面久未归还，官吏无从过问。于是奸商恃无限制，乘便逐利，作伪售欺，一时钱业骤增，几及三百家之多。”国难当头，本就形同虚设的监管更是无影无踪，终于令天津也成了“冒险家的乐园”，“奸商”们迎来了他们的黄金时代。
当时的天津，已经到了只要是个公司，就能出具“钱银贴”（发行本票）的地步，“金融”成为全社会门槛最低的产业。在正规钱庄发行的票据急剧增多的同时，“有若许小钱铺皆开钱票，过于原本”，更有人“冒充银号开写银元票，乘隙荒闭，各商吃亏甚巨”。货币信用体系彻底糜烂，终于成为袁世凯所痛斥的“买空卖空之市面”。
袁世凯深知，博傻游戏之下，“岌岌不可终日”，只要击鼓传花的鼓声停下来，定时炸弹就立即引爆，那时被殃及的，绝不仅仅是怀抱炸弹的人，或许还将搭上整个天津、乃至直隶的维稳大局，当然，还包括袁世凯这位刚刚成为“疆臣领袖”的政治新星的前途。[
市场几乎崩溃，各界都十分清楚，以投机获利的“贴水”（如存入90两白银，得到100两的兑票，到兑现本票时给100两），是这场危机的罪魁。袁世凯在写给中央的报告说：“自臣接收天津之后，中外远近各商，咸纷纷以禁止‘贴水’为请。”
袁世凯的第一个救市动作，就是增加流动性，先稳定住几家主要的金融机构。他设立“平市官钱局”，筹集现银100万，以月息5厘（0.5%）借给重要的钱商，以资周转。与之前动辄高达30%的“贴水”相比，这是个相当低廉的利率。
随后，袁世凯在1903年1月下令，严禁“贴水”。作为金融票据的“钱银帖”，必须与现钱、现银等值使用。如此一来，票据的信用迅速上升，但那些已经将“贴水”作为主要收益、甚至唯一收益的钱商，彻底断了财路，相继倒闭。后人因此指责袁世凯的救市用药太猛，导致危机扩大，而这正是其休克疗法。
休克疗法迅速淘汰了一批“无本之商”，市场参与者开始变得相对纯净，袁世凯随即注意，一些真正的钱商，也受到了池鱼之殃。袁世凯坦承：“殷实钱商与若辈（无本之商）交易往来者，亦或受其拖累。”因此，他放缓了力度，一方面宣布“旧欠推缓”（放缓清理之前的三角债的步伐），另一方面则严格票据管理，规定只有拿到特别执照的钱商才能出具票据；而更为关键的，是他计划继续加大财政资金的投入，“据各钱商环请拨借官款以资接济”，给金融业输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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