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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mulation 2015-4-17 01:05
《“福利赶超”与“增长陷阱”:拉美的教训》读书笔记要点 问题提出: 为什么拉美国家在经历了战后二三十年增长的黄金时代之后,增长陷入停滞,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已有解释: 1.殖民者留下的坏制度的影响。 2.语言民族的多样化不利于经济增长。 3.政治不稳定导致宏观政策环境扭曲,影响投资率和投资者信心。 4.实行了违背比较优势的经济“赶超战略”。 5.实施了超出国家经济水平的社会福利政策。 拉美民粹主义综述: 二战后至20世界80年代,拉美流行一种强调再分配而忽视财政限制的民粹主义宏观经济政策。80年代该政策产生的危害全面暴露后,民粹主义并没有销声匿迹。有的拉美国家将民粹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结合,抛弃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只实行政治民粹主义,如秘鲁;有的国家则坚持传统的民粹主义,如委内瑞拉。由于经济和政治改革未能见效,在那些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国家,民粹主义正卷土重来。基于这一点,学者对拉美的发展前景普遍感到担忧。 福利赶超与拉美增长陷阱: 1. 福利赶超的原因:,包括大多数人处于贫困状态、快速增长的市民阶层不断增强的政治诉求和社会主义运动当时给人们展示的美好前景等等。 2. 民粹主义政策的核心:通过政府主导的收入再分配和超出财政承受能力的补贴政策,学习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和就业保障制度,以达到提高低收入者收入,缩小收入差距的目的。 3. 表现:包括滞后工业化与过度城市化、经济中的国有化、过度就业保护导致的大量非正式就业、极其高昂的政府社会支出(90年代末平均达到公共支出的47.8%) 4. 后果:停滞的经济增长、居高不下的贫富差距(基尼系数0.52,贫困线以下人口41.4%,2005年) 福利赶超战略下的宏观经济周期: 1. 宏观政策初战告捷:产出水平、实际工资与就业都很高 2. 经济增长遇到瓶颈:商品开始短缺、外汇不足、通货膨胀、财政赤字恶化,但工资仍在上涨 3. 全面短缺、通货膨胀恶化、外汇极度不足、资本外逃、预算赤字恶化、实际工资大幅下降 4. 民粹主义政府破产,新政府实行稳定计划,工资大幅下降后长期不变 几个案例: 1.智利:政府支出占GDP比重从1970年26.4%到1973年44.9%,财政赤字从1970年的2.7%到1973年的24.7%,政府下台。 2.巴西:1970-1994,GDP的13%用于社会支出,该时期财政赤字水平达到GDP的8.08%。 3.阿根廷:1973年宏观经济稳定,工资上升,但赤字不断增加。到1975年下半年,宏观经济指标恶化,到1976年,实际工资下降到1973年的51.4%。 4.秘鲁:类似巴西 对福利赶超的进一步说明: 1. 盲目扩张财政赤字,改善民生福利,导致未来的债务危机和宏观风险。 2. 大幅提高实际工资,但限制物价上涨,同时又拒绝货币贬值,无视市场规律。 拉美教训的总结: 1. 忽视发展阶段的经济赶超。 2. 忽视财政限制的福利赶超。 3. 忽视市场机制的政府主导。 对中国的政策含义: 1. 重视初次分配的重要性。 2. 社会保障水平与发展阶段相适应。 3. 打造民生工程应尊重市场机制。 个人觉得拉美的民粹主义政府的执政风格只能用浪漫来形容。如果要实行“赶超战略”,首要的条件就是保持高的积累率。按照中国经典“三位一体”策略中扭曲产品和要素价格的做法,首先就是要压低工人的工资,而拉美则刚好是反其道行之,不仅给工人以高工资,还实行高福利政策;中国面对重工业化带来的就业不足问题,采用的严格的户籍制度,而拉美则是鼓励农民进城,结果一方面是福利政策群体扩大造成财政负担过重,另一方面则是过度城市化带来基础设施不足、失业等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同时,大量的城市非正式就业意味着大量的剩余没有投入到重工业发展当中。以上这些问题表明拉美国家实施的经济战略即便以“赶超战略”的目标来衡量,也依然是低效的,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很多南美国家为了维持重工业的高投入,不得不借债发展。另外,非正式经济大行其道意味着大量的资产缺少“合法表达”而难以转化为资本,使得即便是符合比较优势的经济部分也处于一种低效率当中。 记得林老师上课开过一个玩笑,说拉美之所以发展不成功是因为那些去美国学经济的留学生回国当了领导人。不过看起来,拉美的经济环境中几乎是处处充满了违背经济逻辑且自相矛盾的政策组合,倘若其领导人真是从美国学经济归来,恐怕也只能怪自己学艺不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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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新生代对冲基金“头狼”阿克曼:行动主义的黄金时代
产业投资 2015-3-15 09:09
新生代对冲基金“头狼”阿克曼:行动主义的黄金时代
前言: 美国对冲基金经理比尔·阿克曼(Bill Ackman)是新生代对冲经理中的佼佼者。作为潘兴广场(Pershing Square)管理基金的创始人及CEO,他执掌公司以32.8%的年收益率,荣登2014年全球百家大型对冲基金年度排行榜榜首。 阿克曼本人 也进入全球20大对冲基金经理行列,并且是其中年纪最轻的。 阿克曼生于1966年5月11日,1992年获得哈佛商学院的MBA。同年,阿克曼与同学创立Gotham Partners,对上市公司进行小额投资。 2004年,阿克曼创立了潘兴广场资本管理公司。在杰西潘尼(JC Penney)、康宝莱和爱力根(Allergan)等几家公司的投资上,潘兴广场与其他基金大鳄的多空搏杀,令阿克曼声名鹊起。 阿克曼的投资手法强硬,通常会通过购买股票和金融衍生品收购公司的股份,对被收购企业进行一系列资本运作。阿克曼的游戏规则是快速进入、快速退出,这也逐步成为对冲基金市场中的流行法则,他也因此被称为“贪婪的资本家”。 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对比尔·阿克曼进行了专访,以下就是刊登在《Graham Doddsville》上的访谈内容。 阿尔法工场实习编辑 王卡卡 译 《Graham Doddsville》(GD): 如果我们将时间退回到创立Gotham公司之前,你还记得是如何开始走上投资这条路的吗? 比尔·阿克曼(阿克曼): 一开始在商学院就读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接触投资了。一个朋友推荐我读本·格雷厄姆(Ben Graham)的《聪明的投资者》,我对这本书产生了共鸣。最终我决定进入哈佛商学院,系统学习如何成为一名投资者。 进入哈佛商学院后,我发现那里其实没有真正针对投资开的课。第一年是一系列必修课,并没有太大的可选择余地。我认为最好的学习方式就是实践,所以我开始自己投资。我发现,这才是我的兴趣所在。 我买的第一只股票一直保持上扬趋势。其实,如果一开始那只股票跌了,我现在应该就会成为一个地产商或是什么其他的了吧。 六个月之后,我说服了同班同学大卫·伯克维兹(David Berkowitz)和我一起干——独自走回宿舍做投资还是有一些孤独的。从这以后,我们在第一年的下学期和第二年的一开始一起做起了投资。我曾问自己:“如果我们真的开始做,实际的业务怎么样呢?”那么,最坏的结果也就是,就算失败了,我们也能获得很多好经验;如果我们成功了,那当然更好了。 GD: 你有导师吗? 阿克曼: 我几乎没有真正的导师,因为其实我不认识什么人。我买了塞思·卡拉曼(Seth Klarman)的《安全边际》,这本书是在我进入商学院第一年时出版的。我给他打电话说:“嗨,我是商学院的一名在读学生,我买了你的书。”他说:“你买了我的书?!”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没什么人会这么做。 某种意义上,卡拉曼算是我的一个导师,他十年前从哈佛商学院毕业,随后开了一家对冲基金公司。这让我觉得我的计划还是可行的。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算不算一个导师——导师是某个和你有过很多接触的人,他却只是我尊敬的人。当然,巴菲特也算是我的一个导师。他并不认识我。但即使不见面,你依旧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知识。 GD: 曾在潘兴广场工作过的很多分析师后来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您是如何看待潘兴内部的导师制度的?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你是如何发展投资队伍的? 阿克曼: 我不认为我们有什么系统的培养人的方法。高盛有培训项目。在潘兴,投资队伍里的分析师们在来这里的时候,就已经拥有较高的水平了。他们已经拥有3-4年的投资银行和PE公司工作经验。有些人也许从本科开始就已经有了关于金融方面的经验了。 潘兴以十人为一个小组工作,分析团队和其他小组成员联系十分密切。我们之间互相学习;不只是年长的带年轻的,年轻人也会教年长的人。我们每天都在学习新鲜的事情。 GD: 你如何评价自己从高盛到潘兴广场期间的投资哲学? 阿克曼: 对于高盛,我不认为它是我们主动投资的对冲基金——它只是碰巧发生了。我不记得我们有主动去介入一家公司的例子。其中有个别情况也是因为那些公司未来的走势比较明显。 对此我们也有一个基本的评判标准:1.0是经典价值投资,投给那些从数据统计上看价格便宜的证券;2.0是辨别不同商业间品质上的不同;3.0是了解主动投资会对自己造成的影响。最近又有了4.0,是要求你了解你所关注的公司,判断是否能用一个更好的团队将现有管理团队换掉。如果可以,你将创造出很大的价值,这就是22年来我的理论。 GD: 你主做重仓投资,这是有一定风险的。泛泛地讲,你是如何构建投资组合的,又是如果根据时代的改变而改变的呢? 阿克曼: 我十分相信重仓投资。但它不仅仅是要依靠严密地分析来保护你的本金不受损失,更重要的是要靠那些你想要投资的公司决定的。如果你投资的公司有竞争优势,是持久、简单、可预测,有不断的现金流,那么重仓投资也可以保护你的财产。 如果你投入适量的金钱在这类产品上,很难会损失太多的钱。关键在于,你必须是一个优秀的分析师,才可以判断出它是否是一个好产业。你必须十分了解你的底线是什么。巴菲特经常会表示,就算报纸行业是很好的产业,但印刷业也已被甩开,原因便是技术的变革。我们是重仓,但也在尝试投资那些不容易赔钱的行业。 我们对投资的预算是根据我们可以赔多少而定的。基本上,对任何投资来说,我们可以承受的损失是5%-6%。风险分为合法风险和政策风险,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不确定因素。如果我们损失全部投资本金,那么我们就相当于损失市值的2%-2.5%。 在其他投资领域,我们几乎不会亏钱。我们会经营有竞争优势的项目,如铁路、工业气体和制药行业。我们有些投资也会从管理层管理能力低下,或者公司报表盈利低于真实价值这两种情况中赚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可以出一笔钱,我们便可以在这个公司掌握绝对权力。 我们做过的最大一笔投资是对爱力根(AGN)的,我们将27%的资产拿来进行了投资。我们同一个战略性买家合作,他们可以及时实现这个公司的真实价格。对我们来说,不太可能损失很多钱。若加大投资力度,我们会损失20%资产吗?当然有可能,但可能性微乎其微。从某种角度上讲,27%的总资产投入损失20%,便相当于损失5%-6%的风险。 GD: 你提到一些公司很有可能无法达到它们真实的预期利润。你是如何评价管理团队建设呢,有什么考虑的因素吗? 阿克曼: 我们审查一个管理团队就如同我们想要为潘兴广场雇用员工一样。我们会在意他的性格、能力和热情,但我们也会看相关经验。如果你看空气化工产品有限公司(Air Products)的赛福·加斯米(Seifi Ghasemi),他对工业气体领域非常了解。他花了近20年时间在英国氧气公司工作,在过去的13年中在化工公司洛克伍德控股公司工作。所以他符合两方面的标准——高素质和经验。他在上市公司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CEO,支持他成为公司的CEO是很容易的一件事。 我们帮助加拿大太平洋铁路(CP)聘请到了亨特·哈里森(Hunter Harrison)。他当时还在其他两家铁路公司间犹豫不决,其中一家是来自加拿大的竞争对手。如果你和他见过面,你就会感受到他的领导水平。支持一个有过成功经验的人是一件简单的事儿,但如果换作是一名还在路上的人,就变得难上加难了。 GD: 你曾有过推举一位新晋CEO成功的经验吗? 阿克曼: 我们的候选人主要是有经验的。选择一位有经验的候选者是可以合理降低风险的。我们更喜欢年纪大一点的CEO,赛福和亨特·天马恩都有近50年的经验。一些在这个年龄层的人,已经不需要用他们的经济实力来衡量他们的成功了,更多的是传承和他们做这个行业时的快乐。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认为老CEO更好。 GD: 为什么潘兴广场不投资美国以外的产业?确实,从积极的角度看会有一定的法律因素在里面,但是就算是被动持有,在组合里也没有很多纯粹针对国际的公司。 阿克曼: 在我们找到下一个有兴趣的主动投资之前,我们会把资金放入被动投资中。这也是当投资者需要撤出资金时,我们可以有更多资金流动性的方法。公司上市以及一定量的内部资产,都可以让我们更多的资产变为永久性资产,我们一直在全力寻找可以主动投资的对象。如果你要做出行动,地理环境是十分重要的,讲同样的语言,在同样的法律体系下,大家也都比较了解你。 我们的策略是一年做两到三个项目,所以我们没有必要走出美国或加拿大。我们应该在某一时间点开始接触国际业务,但这必须是一个让我们极度感兴趣的项目才行。我觉得我们现在有足够多的事儿要做了。 GD: 我们来聊聊几个投资对象。其中一个就是人们现在都在讨论的康宝莱公司(HLF)。你认为在这个公司上的回报与你付出的精力和时间成正比吗? 阿克曼: 也许不吧。如果卡尔·伊坎(Carl Icahn)没有买入那1700万股股票,故事将会变得十分不一样。事情开始偏离我们所预期的情况,是从卡尔第一次大手笔进入市场开始,这使得不少投资者把这一行为看作一个交易机会,通过挤爆空头的策略来挣钱。 我不认为这会影响我们最终的收益,我们还是会如预期一样赚到钱,所以我们也许会花更多精力买入大量空头头寸。我们买入了很多看跌期权,大概在70和80美元之间,这个价格在我们一开始建仓时是不会购入的。 GD: 我相信你肯定从一些聪明的投资者那边听到过反对声音。有没有什么现象的出现,曾让你怀疑自己在康宝莱公司上做出的决定是错误的? 阿克曼: 没有。我们还没从投资者口中听到一句认为持有股票或者牛市行情,会导致我们需要考虑康宝莱该买入而不是卖出的情况。那些买入这只股票的人完全没对这个公司做什么研究。如果他们继续持仓,投资将全部损失。 我对这一现象十分惊讶,一直想看看是谁买入了这些股票。好像每个季度都有一些新的受害者。统计上看,这只股票确实很便宜。有7-8成的收益。这听起来还不错,但是这是基于预期收益的。我们认为预期收益会越来越低,事实上它已经开始走低了。最终,收益将会成为负数。 GD: 请问你在面对质疑时,是什么让你还会坚持自己的初衷? 阿克曼: 我们一直欢迎反对的声音,尤其是来自曾在我们所不擅长或所经营领域的对立方,那些做出过成就的人口中的反对声音。我们希望听到这些声音,同时也会听从其中的一些意见。 拿威灵(VRX)来说,有一些知名的卖空者,以吉姆·查诺斯(Jim Chanos)尤为典型。我不知道他现在是否还在做这只股票,但是他当时曾公开卖空这只股票。我很想听听他的见解。我给他打了电话,他很友好地和我分享了他的经验。我很欣赏他这么做。 坚信一个想法最好的做法是找一个聪明的人,然后听听他反面的意见。如果他们提出了你曾没有考虑过的因素,那么你就该停止下来。但他们也能让你更加确信你的决定。 GD: 你认为为什么市场很难接受你在康宝莱上提出的理论? 阿克曼: 伯纳德·麦道夫为什么能在商场纵横37年?我不知道,这看起来十分明显。康宝莱也有34年的历史了,现在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市值80亿美元。 然而,如果你到洛杉矶,问人们康宝莱,他们会说,“哦,金字塔骗局吗?”在他们的脑海里,有这样的思想已经20多年了。我认为这个公司做得很好,它将自己置于一个充满正义的人的环境里,从而使自己也显得合法起来。 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是公司的顾问。在他们的科学顾问团里,还有一个位诺贝尔奖得主。去年,他们聘请了一位前任外科医生。他们为足球明星赞助,如贝克汉姆还有洛杉矶银河队。这是个明智的做法。 此外,大众只是不习惯或不喜欢做空。大多美国人觉得这是件十分新鲜的事情,普通人在家是不可能想到去做这件事的,他们觉得这背后一定还有别的阴谋。 GD: 你提到过,2014年你只做了两笔生意。你能简单给我们讲一个让你花了很长时间去研究,但最后还是放弃的例子吗? 阿克曼: 我们曾花很长的时间研究麦格劳·希尔(MHFI)。集团经营众多品牌和产品,其中一个就是标准普尔,算得上世界上最好的一个品牌了。Capital IQ是另一个我们经常会用的麦格劳?希尔的产品,是个很棒很有价值的产业。从整体上来看,这个公司被低估了。 最终,我们还是没与债券评级机构合作。我们对评级机构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表现十分失望。我曾在那时卖空了很多AAA评级的债券保险公司股票。那时,我多次去评级机构,试图告诉他们,他们的评级是多么荒诞和无用。 我们认为,麦格劳·希尔所面临的指控,可能会让他们有着难以预计的亏损,这些亏损都会由评级决定。如果按我们的策略,我们将15%-20%的资产放在一只股票上。又没办法保证钱的安全,也许明天早上醒来它们便已经蒸发了50%-80%,所以我们放弃了投资这只股票的想法,尽管以上那些可能性很小,但我们不会冒着让公司倾家荡产的危险去做。 回过头看这个例子与房利美和房地美的区别,麦格劳?希尔潜在利润是一倍,而两房则是25倍。在两房上的小笔投资当然也很重要,但即便全部亏损了,对公司也不会造成极大伤害。对于麦格劳·希尔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公司,我们对其投资也会相对增加很多。 GD: 巴菲特应用股东盈余理论,你认为这对你有什么启发吗? 阿克曼: 我认为安全分析师的工作就是将符合通用会计师准则(GAAP)的公司财务报告里的盈余情况,转化成巴菲特所谓的“股东盈余”,我称之为经济盈余。然后评估,了解盈余的持久性。 基本上,你所需要看的就是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一个公司是否能持续赚钱。这就是我们在做的事情。会计师准则其实不那么精确,这些不太完美的条例可以适用在简单一点的公司上。对于一个零部件公司,每年增长10%,依靠会计师准则就能很好估算经济盈余。但如加拿大制药公司Valeant,这是个野心非常大的公司,通用会计师准则就没办法了。 GD: 潘兴在零售业的业绩一直不好。是什么让这个领域比其他你所关注的领域更难经营呢? 阿克曼: 我认为零售业已经变得十分不好做了。这个行业中一个大头是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的亚马逊(AMZN),这个公司的收益将近750亿美元,年增长超过25%。他们再投资达100%,或者更多,这些钱用于提高用户体验,扩张占有率,等等。 我认为这是一个令人难以超越的竞争对手,并且他们还在日益变强。当这个公司以一个速率一直发展的时候,利润也会跟随其一起增长。他现在获得了投资者的大量资金支持。这对于竞争对手来说是很难超越的。 除此之外,我们每一笔失败的零售产业投资背后,都有着一个心酸的故事。我们也有投进去很多钱的案例——如2004年的百货公司Sears(SHLD)、加拿大Sears(SCC)和食品零售业。但是我认为,零售业是个非常难运作的行业,时尚业零售就是个例子。 GD: 有没有其他你认为十分有挑战性的领域呢? 阿克曼: 我们一般不会触碰科技和商品密集型产业。商品产业非常难预测未来价格——2014年就是个例子。如果年初有人问我,我一定说不出来原油价格会如此之低。 所以,我们会避开一些领域。但我们一直试图保持开放。例如,医疗保险业如果在一年前,我也会把它放到避开的列表里。现在,我们投资组合里有两个是医疗投资,占其中的40%。 当然在每个领域里都有符合我们标准的产业,但大多数是不符合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需要花很长一段时间来研究某些领域的原因。 GD: 对于硕腾公司,你愿意将你的理念分享给他们吗,对于这个公司你的战略蓝图是什么呢? 阿克曼: 我认为这是个很好公司。它在动物健康领域是起到主导作用的,公司的发展势头也很好。当民众收入水平上升,人们在饮食中对蛋白质的需求量增加,这会增加公司的收益。 收入的增加也会对公司伴侣动物健康业务有好处。随着人们更加富有,他们所拥有的宠物会更多,同时他们也会更加关爱他们的宠物。这就满足了我们产业要求高质量的标准。这个公司还很富裕,这就会创造很多机会。除此之外,我不好再做更多评价了。 GD: 一般你对投资的灵感是源于何处呢?有没有哪一种投资方法是经常可以使你成功的? 阿克曼: 爱力根(AGN)和空气产品公司(APD)都是主动表示想要我们收购它们公司的。这是找到一些新灵感的好办法。我们的名声很好,是有前瞻性的投资者。 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CP),是一位不太满意CP现状的股东推荐给我们的。空气产品公司则是来自一个对CP比较看好的股东,他在我们这里赚了很多钱,然后来对我说,“嗨,在我的组合里还有另一个公司,也许你能帮到它。”爱力根通过Valeant找到我们,因为它需要能帮他们提高胜算的公司。 我们则在寻求更大的公司。现在我们资产有190亿美元,希望将资产的10%或者更多,放入在单一笔投资里,所以我们更看重市值在250亿甚至500亿以上的公司。 我们寻求的是高质量的企业、富有机会的公司,这会让我们公司变得更加有价值。有些时候,我们也会从报纸里寻找那些符合最简单投资模型的公司。哪里能低价买到高业务质量的公司,你便能有机会在哪里对它们进行优化,并获得其中的利润。 GD: 现在很多令人尊敬的投资人都公开赞扬你开创性的投资理念。开创性似乎已经是潘兴广场的特点之一了,你是如何在公司里培养这种开创性的呢?有什么专门的方法吗? 阿克曼: 有些人之前讲到过,我们所做的事情基本上都是没有先例的。我们曾做空一个公司并告诉全世界他们是旁氏骗局。我们在购物中心营运商General Growth Properties(GGP)濒临破产的时候,买下了它们25%的股份,并说服他们申请破产,帮他们进行重组。 我们重新创建了一个叫做霍华德·休斯的公司(HHC)。它的资产是从GGP分拆出来的,我们还更换了公司的管理团队。我们在“特殊目的投资领域”也做了两笔很成功的投资,这个领域在当时是不受青睐的。我们对爱力根的主动投资也是史无前例的。 你一定要了解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合法的,以及什么是可能的,而不要担心曾经没有人做过这些事情。相反,我们一定要考虑那些曾经没有人做过的事情。我们不需要先驱者,我们只感兴趣那些可以创造价值的事情。 当你执行策略的时候,必须是你愿意去做的事情,不能在乎别人的眼光。你必须厚脸皮。在策略执行的时候,不是所有人都会喜欢的,尤其是在那些投资者不擅长的领,但你不是为了去和他们做朋友的。 GD: 我们现在处在“行动主义”的黄金时代,有很多投资者和资本公司专注于主动投资。你觉得这会不会导致你很难再找到一个新的点子加进你的组合里? 阿克曼: 不。首先,这取决于你自己。以专注做“活跃型对冲基金“的市场来说,大概有1500亿美元。但这对于整个市场而言,依旧是个小数目。我们在市场里算是最大的公司之一了,拥有190亿美元。我们也是做这一类基金里最重仓的。 投资上的重仓加上公司资金的庞大,使我们的投资资金实力强劲,并且投资的都是非常大的公司。对于每一个我们感兴趣的公司,我们都是第一个下赌注的投资者。 简单来说,这是一片土壤肥厚的土地。在这里,除了我们确实还有很多中小型企业投资者,但我不认为这会影响我们。我认为,那些公司会努力在投资者出现前完善自己,这对我们来说会是一个威胁。企业有更好的管理层,替换没能力的CEO,这会使我们机会变少。 GD: 你曾提到,拥有永久资产的好处是使你有能力在做多的一方有更多的主动权。那么,你会花越来越少的时间去做做空方吗? 阿克曼: 在做空MBIA(MBI)时,我们公开发布了这个事情,我曾问过我们的投资者,还要不要再做一次类似的事。我告诉他们,在这之前我已经很久没公开做空了,MBIA和Herbalife(HLF)中间间隔了五年。 尽管,如果我们真的可以全部做空,可能下次我们需要说的只是,“我们卖空公司XYZ”然后直接全部出售,我们甚至不需要做一次发布会。我希望这可以实现。 卖空其实回报率比较小。相比之下,我们更喜欢做空信贷资产。如果我们可以找到一个高杠杆资本公司,用有很多信誉违约互换产品(CDS)。我想我会更愿意做空信贷,而不是借股票来做空还要冒着股价上升的风险。 GD: 你建立潘兴广场控股公司时,有什么目的是想要达成的吗? 阿克曼: 1957年,巴菲特建立了巴菲特合作事业有限公司。11年后,在买下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RK)的控制权后,他让他的投资者们自己选择或者直接拿现金离开公司,或者等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与他们的股票合并后持有股票。巴菲特放弃了1亿美元和25%的股份,给他的CEO们每年10万美元和一家市值在3000亿-4000亿美元的公共纺织公司。 他为什么这么做?我认为答案就是,如果你是控制型投资者,你便会意识到公司资产量的稳定会对你的回报率产生巨大影响。巴菲特合作事业有限公司不必交企业税。对于伯克希尔?哈撒韦而言,巴菲特必须在没有股票、期权的情况下每年为了那10万美元工作,并付企业税。这就说明,他对资本的持久性看得比其他方面都更重。 这就是激励我们将潘兴广场变为上市公司的动力源泉。我们不想付企业税,所以我们不和别的公司合并。潘兴广场是以离岸封闭式基金为架构的,我们把它看作一个投资控股公司。我们有很多有影响力的子公司,对于这些公司我们会进入它们的董事会进行控股。每年我们都会做一到两个新业务,目标是长期获得高回报率。 这和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不一样。巴菲特不是一个激进投资者。但他早期对Dempster Mill 和 Sanborn Maps的投资是偏向激进派的做法的。 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能够在大规模吸引到永久性资本同时,又能够照顾到投资人的利益。我们有市场价值最大的封闭基金——66亿美元。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而不是再保险?因为我完全不懂再保险,我也不想把投资风险和财产损失风险联系在一起,太复杂。 GD: 从投资者的角度,投资一个上市公司,这样他们就有更大的流动性。你认为潘兴广场控股公司对潘兴广场的对冲基金有影响吗? 阿克曼: 我们大多数潘兴广场对冲基金的投资者,不会直接投资公开交易的资产类别。我想,我们欢迎各种形式的投资,这是对每一个人都有好处的。 GD: 投资中是怎样安排时间呢——在研究方案vs.分析公司vs.鼓励投资者这三方面? 阿克曼: 这要看情况而定。2014年我花了很多时间在爱力根上,还有潘兴广场的首次公募,以及Zoetis(ZTS)。但我们有非常好的团队关注每一个重要的投资项目。 这更偏向是一个团队合作和决策过程,而不是一个典型的对冲基金公司。通常公司都有一个后台管理部门和一个投资队伍。但在潘兴,我们是整合在一起的——公开演说、法律分析、合规性,等等。 GD: 你认为公司的核心价值是什么?你在选择员工时所看重的是什么? 阿克曼: 我们在选人方面十分谨慎。我把我们的文化称为功能性家族文化。这是个有很高质量,非常聪明、有能力、有动力的团队。最重要的是我们都互相爱着团队里的每一个人,这在金融企业是很难见到的。 我亲自面试每一个人,从前台到清洁工,再到投资团队。我认为我对一个人的性格有很好的判断力。我所寻找的只是一个好人,那些想同你呆一整天的人,因为日后你将要和同事们共同生活在一起。这是决胜的秘诀。当然这也取决于我们缺哪类人。总的来说,我们喜欢踏实肯干、诚实、聪明的人。 GD: 你提到过一些大一点的私募公司是你会寻找人才的地方。你对私募公司的员工有什么偏爱吗? 阿克曼: 2014年我们做了两笔投资——年初的爱力根和年末的Zoetis。相比于只做多的对冲基金或合股投资基金,这条路是很难走的。我们需要寻找那些喜欢花很长时间去调查和分析的人,从调查和分析重多信息的过程里汲取到有用的信息,这也是很有趣的。 在很多对冲基金里,人们都是点子制造机。这就是为什么有私募经验会是我们看一个人很重要的经历背景。一个私募投资者会花上一年的时间来做一笔交易,但如果他们不是最后出价最高的那一个,他们就拿不到这家公司。而在这里,你可以花很长一段时间去做一件事情,但如果我们想要去投资,随时可以支付市场价格来购买,不需要做最高的竞价者。 对于一个有私募背景的人来说,这个转换是十分容易的。我们并没真的从对冲基金领域招过人。其实,我们只是想购买私募基金而不是获得控制权。 GD: 你对哥伦比亚商学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十分慷慨。这个善举对你来说为什么很重要? 阿克曼: 我的同事保罗·希拉勒让我们有机会和哥伦比亚大学合作开办投资班(“应用证券分析和潘兴广场的挑战”)。但是我想说,哥伦比亚大学只是我们资助过的学校里的一个。 在过去的的六年里,我们捐助了超过2.5亿美元。有趣的是,我认为我还是在可盈利的生活上付出了更多精力,而不是在非盈利的生活上。我现在还努力寻找如何能在纯粹做善事时,获得最大的回报。 GD: 你怎么决定要在哪个领域里做善事呢? 阿克曼: 我们也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有很多种方法可以解决。我首先会考虑在哪个领域做善事时是可盈利的。有些是完全没有能盈利的方式,有些是没人想得出来。然后我们才会以非盈利的解决办法,来处理这个问题。 有很多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很难给它们评级。刑事司法改革是我们感兴趣的。我们还对经济发展和教育感兴趣。我们在文化方面为纽约市作出了一些贡献,在哈佛大学开办了人类行为基金会,主要研究基本经济行为与心理学和生物学的联系。我们涉猎十分广泛,但总的来说没有一个战略计划,只是在试验。 GD: 在我们结束前,你有要给学生提的一些建议吗?送给那些准备创立自己的基金和准备在毕业后进入投资管理领域的那些学生。 阿克曼: 你们应该只和你喜欢、信任、敬重的人一起工作。在选择合作伙伴的时候你要保持聪明。除了走出商学院马上开始一些事情,我自己很长一段时间是做别的事情的。 我很幸运,Gotham公司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是潘兴广场的培训地。我认为我在潘兴广场上的成功是归功于Gotham公司的经验。为别人打工是可以获得很多很好的经验的。我只是个人不喜欢为别人打工,所以才没有走这条路,但对于你们,这是能学到很多的。我不会很担心你将来赚多少钱。我认为报酬是小事,而你能学到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我还认为,为了成一名伟大的投资者,了解公司,明白如何运营一个公司也是很重要的。因为相对过去而言,现在创建一个公司是很容易的。因为进入亚马逊云和其他开发资源变得极度简单,所以开公司所需要的资金变得少了很多。 我想,现在的我会去开公司而不是去管理它们。实际上,如果你在你所从事的行业里做得够好,无论如何你也一定要管理你的钱的,学学这个技巧没有坏处。此外,我认为在投资领域我们有足够的从业人员。还需要找到更多的初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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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泡沫与黄金时代的动力学(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译丛)
哈利泼特 2014-3-12 14:23
作  者:卡萝塔·佩蕾丝 著 出版时间:2007-10-31 字  数:205 千字 书  号:F2810 ISBN:978-7-300-08190-8 译 者: 包  装:平 印  次:1-1 开  本:16 所属分类: 经济分社 图书中心 学术著作 外版 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译丛 定价:¥35.00 内容简介 在过去200年间,一共发生过五次技术革命;每一次技术革命都形成了与其相适应的技术-经济范式。按照作者佩蕾丝的观点,一个“技术-经济范式”包括一套通用的技术和组织原则,是一种最优的惯行模式。技术-经济范式的存在意味着一套强大的包容-排斥机制,它像生物界的自然选择一样保留那些适应新范式的企业,淘汰掉那些没有采纳新范式的企业。每次技术革命在资本主义核心国家大约会持续五六十年,这段时间可以划分为两大时期。头二三十年称为“导入期”,后二三十年称作“拓展期”。 在每次技术革命及其扩散的过程中,金融和信用制度起到了关键作用。《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一书的后半部分重点论述了作为金融资本与一场新技术革命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强调了金融资本对于重大技术创新的发生和扩散的重要意义。 在本书理论的背后有着两位经济学巨人马克思和熊彼特的影子。如果说技术创新与技术-经济范式等概念得到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的启发,那么有关企业家和金融资本作用的阐释则无疑受惠于熊彼特。本书为理解技术革命和资本主义经济动态的关系提出了一个便利的解释框架,书中许多阐释发人之所未发,可供研究者、ZF决策者、企业界人士阅读。 作者简介 卡萝塔·佩蕾丝是英国苏塞克斯大学SPRU(科学与技术政策研究所)荣誉研究员,荷兰马斯特里赫特INTECH/UNU的附属高级研究员,英国剑桥大学2002年访问学者,委内瑞拉大学关于变革战略和技术政策的国际顾问和讲师。 章节目录 目录 导论 一点解释 第一篇 作为相继出现的发展巨潮的技术革命 第1章 20世纪动荡的结尾 第2章 技术革命与技术一经济范式 一、两百年间的五次技术革命 二、五次新产业及其基础设施的集群 三、五种技术一经济范式;五次组织“常识”的改变 四、革命、范式和发展的高潮 第3章 技术革命的社会型塑 一、从技术创新到制度革命 二、技术革命的吸收过程是资本主义体系的断裂和再度耦合 三、为何技术变迁通过不同的革命发生 四、金融资本在新范式出现中的作用 第4章 范式的传播:导入期和展开期 一、创造性毁灭和社会两极化 二、导入期和展开期:经济与制度之间关系的破裂和再度耦合 第5章 历次发展浪潮的四个基本阶段 一、爆发阶段:技术的时代 二、狂热阶段:金融的时代 三、转折点:反思和调整发展路线 四、协同阶段:生产的时代 五、成熟阶段:质疑自满情绪的时代 六、一再重现的事件序列;平行阶段 第6章 不平衡的发展与扩散中的时滞 一、不平衡的和有差别的增长模式,而非总量的长期波动 二、在技术向世界扩散的过程中,事件发生的序列被延迟 第二篇 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的变化多端的行为 第7章 金融资本和生产资本 一、不同职能;不同标准 二、金融资本和生产资本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 三、重现的阶段和金融危机 第8章 成熟阶段:前一浪潮结束时金融资本播下动荡之种。 一、“追求权力”的行为 二、再次拓展(redeployment):投资撤出核心国家和部门 …… 第三篇 一两重现的事件序列,其原因及意义 结语 处于转折点的世界 后记 相关文献 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一个马克思主义视角的批评杨帆 齐昊 【摘要】:卡萝塔·佩蕾丝围绕"技术-经济范式"展开的理论将金融资本与生产资本的关系融入技术创新的长波理论视角中,提出了发展巨潮中金融资本周期性运动的辩证性作用与危机的二重性,是新熊彼特学派长波理论的出色模型。然而,在与马克思主义长波理论的比较中,佩蕾丝的理论仍然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其一是忽略了金融资本的历史性,其二是忽略了阶级关系的主观因素对技术革命的影响。从2007~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佩蕾丝所谓的金融资本与生产资本的协同阶段很可能很难达到,其原因是世界货币体系与政治力量庇护下的金融资本很难在危机中崩溃。 【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关键词】: 金融资本 技术革命 马克思主义 长波 危机 【分类号】:F091.3 【正文快照】: 一、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技术-经济范式”是卡萝塔·佩蕾丝对资本主义历史运动分析的一大特色。这一概念是指经济上的最佳惯行方式,它界定了正常的创新模式和界域。从这一概念出发,作者认为每一次发展的巨潮,都可以被看作是新范式对旧范式的替代。在这一过程中,新范式要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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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高盛:中国进入私人银行黄金时代
vc资产管理 2013-3-24 14:51
据胡润研究院的报告,中国已经有比美国更多的亿万富翁。另据波士顿咨询公司称,中国富人的可投资资产 2012 年增长了 14% ,达到 12 万亿美元。但外资银行基本上只能在境外服务这些新兴的富豪。在境内它们受到各种监管限制,可以销售的产品有限,所以财富管理对外资银行来说不是个容易攻破的市场。 Goldman Sachs 高盛私人投资部门中国市场负责人严力耘 过去 10 多年,高盛一直通过离岸中心来服务可投资资产在 1,000 万美元以上的中国客户,也通过境内合作伙伴高华在中国境内提供服务。高华从 2009 年起开始提供财富管理服务,并在过去两年内扩张。高盛私人投资部门中国市场负责人严力耘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谈到了中国私人银行的机遇和挑战。 高盛的中国私人银行策略是什么? 中国客户很多都是创业人士,他们一般有 20%-30% 的资金在离岸市场,其它的都在境内。所以我们必须在境内和境外都有人来服务他们,才可以对他们总体财富有一个全面的评估。私人银行最重要的就是关系,所以我们必须贴近客户。 私人银行在中国大陆面对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在境内最大的挑战是可以卖的投资产品有限,第二大挑战是如何找到合适的人才。在中国这个行业很年轻,所以不容易找到有经验的私人银行家。中国的法律和监管制度还在快速发展之中,但要到私人银行可以像在离岸市场一样,给客户提供一个完整的平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客户教育的过程也要长得多,因为很多人对投资产品缺乏经验。 你所看到的最大发展机会是什么? 中国高净值人士 70% 的钱还在他们的公司里。这对于私人银行来说是成长的黄金期。中国客户过去挣钱很快,但很多人意识到未来 10 年会和过去 10 年有很大的不同。这个市场会更开放,会有更多竞争,劳动力价格也在上升,所以他们的生意会遭遇利润压力。 上市公司的老总很多人已经过了三年股票锁定期,所以他们可能想开始套现。比如,一个公司创始人有 40 亿美元的资产,其中 70% 还锁在他的公司股份里,如果他准备卖掉公司 20% 的股份,那就是八亿美元。他拿这笔钱怎么办?他有必要把投资分散到海外。 你的中国客户喜欢投资什么? 几年前中国客户比现在要激进多了,他们喜欢高收益率和杠杆产品。但在金融危机之后,加上国内增长也放缓,他们变得更为保守,表现得更像美国客户。这些创业者通过非金融的制造业等行业赚到钱,所以他们现在希望从投资专业人士那里听取意见。 中国私人银行业发展的潜力是什么 ? 已经赚到钱的中国客户现在想的更多的是如何把财富分散化,进行风险管理,还有退休准备。中国私人银行业有几个可以产生规模效应的特征:比如一个大的经济体,同一种语言、文化,统一的货币和监管者。这些都是美国私人银行业腾飞的关键因素。我相信对西方私人银行来说,中国是个极好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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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T+8, 2024-4-25 17: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