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石立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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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秘经济学 [推广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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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立刚 发表于 2013-7-30 08:43:45 |AI写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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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缺陷重重

一个新增长理论

关于经济增长理论。据说其中最具解释力的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此理论有严密的逻辑和优美的形式。其核心思想是,经济增长由科技进步推动,而技术进步内生于经济系统之中。

那么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有多大的阐释力呢?我们先看一个实例,再下结论。在此以日本为例。众所周知日本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便陷入衰退,至今没有走出泥潭。在此期间日本政府曾大力推行科技振兴战略,但没有取得预期效果。照理日本曾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产值也很高,并且政府大力推动科技发展下,如果科学技术进步内生于经济系统之中,那么其社会的创新创造力至少不低于除美国之外的西方国家,但事实并非如此。可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不能解释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其实也不能解释“拉美陷阱”。

而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已经经受无数次的检验,成了公认的真理。当然问题不在于此,而在于社会的创新创造力并非内生于经济系统之中。事实上,西方创新力勃兴的根源在于西方独特的文化和信仰体系。详细的论述见笔者的《回答钱老: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技术的帅才》(有兴趣请搜索石立刚)。当然并非说,要建立创新型社会必须完全西化。我们曾发现一种人类文明发展的内生机制,详细的论述见笔者的《孔子人性论、君子人格及一种人类文明发展的内生机制》。此机制足够激励创新创造。

而日本和我国一样是官本位的社会,只崇尚权力和权威。那么意味着我国人民习惯于屈服和服从,因而从根本上削弱了国民的创新因子。并且在这种文化氛围下,即在这样的价值观系统中,人们无法从创新中体验人生的真正价值。另一方面,创新充满着风险和艰苦,如果能从寻租中获取财富或能从紧跟中和服从中获得权力,那么从事创新并非明智之举。这样的社会创新力永远低于西方国家。这便是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的原因之一。为了全面解释日本经济由奇迹而转化为长期衰退,下面我们介绍一个新增长理论。

大道至简,我们的理论由中华文化中阴阳相作用的原理悟化而来。

我们先介绍两个概念。社会的创新创造力,这一概念源自熊彼特的创新概念,包括科学技术创新,经济领域的创新,以及社会组织和政治制度的创新。另一概念是,单位社会产品成本。这一概念属于经济学常识范畴,无需多说。

我们再定义两个变量:w,为单位社会产品中由创新所生成的价值的增长率;c,为单位社会产品所耗费的成本的增长率。

现在我们构造阴阳两极,即分别以w为半径画圆和以c为半径画圆。称之为w圆和c圆。此中w圆为阳极,c圆为阴极。经济体系运行就是这对阴阳两极相作用所产生的结果。如果w圆能覆盖c圆,即阳强阴弱;那么这一经济体系健康运行,不断增长,反之就停滞和衰退。

显然,我们的理论既能解释“日本失陷”,“拉美陷阱”;以及世界上所有发生的经济奇迹。读者不妨试试。

我们的理论有没有隐含假设呢?答案是肯定的。此中有一前提条件:社会是稳定的,不生动乱。即是说,这一社会不能突破公平正义的底线;不能权力独大或资本独大,对弱势群体掠夺;不能贪污腐化,贫富两极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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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学 经济增长理论 新增长理论 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 经济学

沙发
石立刚 发表于 2013-7-30 12:53:11
  2、就“新经济人假设” 和程恩富教授商榷


    近日阅读《刘国光旋风实录》,书中有程教授的一篇文章《论中国主流经济学转型》,文中提出“新经济人假设”。的确颇有新意,引起笔者极大兴趣,也促使笔者深入思考。因此便有这篇小文。
  
  程教授认为,“新经济人假设”包含三个基本命题:1、经济活动中的人有利己和利他两种倾向或性质。2、经济活动中的人具有理性与非理性两种状态。3、良好的制度会使经济活动中的人在增进集体利益或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合理的个人利益最大化。
  
  众所周知,西方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是理性经济人假设,即经济活动中的主体是理性的,自利的,最大化自己的收益或效用。显然“新经济人假设”和理性经济人假设大异其趣。
  
  我们先界定本文探讨的层面。关于“新经济人假设”要从两个层面来解读。其一,由于程教授有显赫的地位,决定了其视角的独特性。我们知道,程教授是世界政治经济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可见是精英中的精英,是吃国家奉禄的,由纳税人供养的。而笔者却是正如庄子所说的,摇尾于污泥之中的小龟,自寻其食。因此程教授的“新经济人假设”是否是为主义服务的,为王权博弈服务的?笔者无由得知,不敢乱说。即这一层面不是本文探讨的范围。
  
  其二,理论必须满足自恰性,必须自完其说。这就充分显示了人类的灵性,即智力,洞察力,逻辑力;这就剥掉了一切身份和地位。因此笔者也有发言的权利了。这一层面正是本文探讨的范围。
  
  下面我们斗胆和程教授商榷。概而言之,笔者论为“新经济人假设”违反常识,不能满足自洽性。理由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程教授在文中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全面阐述经济人理论。乍看,好象符合事实,但潜心思考,便有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之嫌了。实际上,马克思《资本论》隐含着理性经济人假设。因为,如果离开人类经济行为的自利性假设,如果认为资本家有利他性或工人的行为有利他性;那么就不存在剥削了。这样《资本论》失去逻辑的一致性。并且《资本论》的阶级划分的依据也是理性经济人假设。当然,在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由于实行按需分配,消灭了私有财产制度;那时经济主体行为是利他的,才合乎逻辑。可惜马克思没有对共产主义的现实性进行严密的论证。
  
  第二、何谓假设,假设是科学研究的基本工具或概念,包括两层含义:其一,假设是不可证实的。若可证实就成为公理了,例如几何学中的公理,便不是假设了。但也不能证伪。若能证伪,就是瞎说,不是假设了。其二,假设有很强的阐释力。这个层面是假设的生命力所在。
  
  而“新经济人假设”是没有阐释力的。因为既认为经济主体的行为是自利的,又认为也有利他的倾向;而自利和利他是一对矛盾体,逻辑上是不相容的;那么对于某一社会现象,我们用自利性还是用利他性来解释,来作为逻辑推理的起点呢?显然需要进一步研究,即需要有更细分的假设。这样“新经济人假设”就没有存在的的必要了。
  
  实际上,“新经济人假设”只是人类行为的一种描述,并未能提升到理论研究层面的假设。人的利他性是存在的,但这只是人类文化人或宗教人的外化,请见下文分析。
  
  第三,其实,关于人类行为的假设,是人性论的核心内容。自从人类文明产生以来,不知有多少人类精英为此倾注心血。这一问题既古老,也分歧颇大。笔者对此已经进行多年的研究。在《谋略与博弈》书稿中,专有一章《人性论及人生动力》研究这一问题,有几万字的篇幅。因此在此我们不能详细论证,只能给出简明的结论。
  
  总的来说,人的本质有二维特征。即理性经济人,文化人或宗教人。理性经济人是西方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易于理解。而文化人或宗教人是我们新引入的概念,恐怕需要进一步说明。众所周知,在中华历史中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即具有高尚人格的君子层出不穷。这一事实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无法解释,而在儒家文化中,君子由教化而生。由养浩然之气而成,并且认为君子人格是人生最高价值所在。这就是文化人的含义了,即追求蕴含于文化中的人生价值。
    
  至于宗教人,在中华文明中似乎难于理解。而在西方,那种同教为兄弟,不然为异教徙的观念,那种对异教徙心恶痛绝的意识,现在还可寻可见。当代恐怖主义有深厚的宗教土壤,恐怖分子的狂热行为,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无法解释。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因果关系已由马克斯.韦伯证明了。我们在《中国离诺贝尔奖有多远》中也证明了西方创新力勃兴的根源在于基督教精神。诸如此类,足已证明宗教人的事实。
  
  显然人性本质的二维性假设,更有阐释力。详细的论述请见《孔子人性论、君子人格及一种人类文明发展的内生机制》。


藤椅
石立刚 发表于 2013-8-9 09:11:58
4、正确认识马克思,重构社会共识

  马克思理论在人类思想史上,是一座高山,令人仰止。他对人类发展的影响无法估量,特别在我国。确切地说,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已经和马克思密切相关联了。我国思想界围绕马克思的争论已经形成两大不可调和的派别:左派和右派。众所周知,维系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在于共同的信仰和文化。中华民族不断融汇壮大,完全归因于儒家文化。然而,目前国人已经失去了共同的理想和信仰。国内最有影响力的左派思潮和自由主义思潮是不相容和,不可调和的,有你死我活之势。这对中华民族来说,不是好的兆头。
  
  而他们分歧的根源或多或少归因于对马克思的论识之上。简而言之,左派执意识形态化马克思主义的一端之见,求同伐异,大张宗派之目。虽然此中有高尚的元素,但也包含为自己小集团所谋的因素。此派中人大多数是以研究主义化马克思理论为职业的,在改革开放之前,在一元化的意识形态下,风光无限。
  
  行文至此,记得曾经读过一篇英文,描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欧洲某处一个有百年营运历史的火车站被拆除了,而一群世代生活于此的鸽子却依恋不去。在拆除中,每当工人开动风钻发出响声和震动时,这群鸽子便不期而至,在上空盘旋,似乎在寻找火车进站的声韵。这曾经是它们昔日的食物之源。可见人类和动物都有追寻过去美好时光的本能。
  
  而自由主义思潮却执反马克思的另一端。在劳资之间的博弈中,无视广大劳工的利益,只为鳄性的资本张目。可见左右两派都有失中正之嫌,各执一端看世界,当然无法有共识。
  
  总之,他们分歧的焦点正落在马克思身上。因此我们必须正确地理解马克思理论。此中关涉到中华民族的深远利益。本文就此而直抒愚见。希望能抛砖引玉。包含三部分。
  一、不朽的马克思

  马克思理论有不朽的内核,不管人们是否承认这一点。当然要全面论述也非易事。本文试图去繁就简,直捷明了。我们认为单凭如下几点,足以证明马克思不朽。
  
  其一,马克思是人类正义之魂,是人类良知的化身。他的视角和立论的基点始终是广大的弱势群体。在劳资之间的博弈中,始终为广大人民所思所谋。因此其理论有强大的正义力量。如果一个社会无视最广大的劳动人民的利益,其正义性都值得怀疑。
  
  其二,马克思《资本论》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必然相对过剩的规律。从而促使资本主义社会开启了改良之路。众所周知,凯恩斯理论的立论基础是有效需求不足的假设。虽然他否认师承马克思,但明眼人都知道,这是对同一事实的两种表述而已。马克思才是真正的发明人。因此我们可以断言:现在西方的全民福利制度,归功于马克思的智慧和示警。
  
  其三,虽然马克思从劳动价值论推导出资本家对工人掠夺。由于人们对劳动价值论的看法有分歧,致使对这一结论产生怀疑。但如果我们把劳资之间的关系置于博弈论中研究,也可以得出资本家容易对工人进行掠夺的结论。因为在这一博弈中,资方拥有绝对的优势。我们都知道,在谈判中,耐心是决胜的要素之一。而在这一博弈中,由于劳工受生计所逼迫,是不能有耐心的。而且资方还有机器替代劳力等威胁策略。从而容易迫使劳工就范。从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可知,马克思这一结论击中了资本主义的命门,使其警醒,并筹措应对策略——为劳资双方构设了讨价还价的社会制度平台,如工会、民主政制等等。资本主义也因之而改良。

  二、马克思预言失准的原因
我们知道,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很悲观的预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但事实并不能证明马克思是正确的。我们认为原因正如如下所述。
首先,因为,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是万物之灵的人类。人类能从过去的经验中和新的认知中,修正和改进自己的行为。因此社会科学不象自然科学那样存在永恒的定律。经济学有一个著名的失效定律。即当某一种经济现象被归纳和总结成定律之后,这一定理便失效了。原因在于人类行为能自我修正。总之,社会科学没有永恒的真理,只有理性的良知才是永恒的。因此这一预测本身就是不可预测的。
其次,当代组织学理论告诉我们:一个有生命力的组织或社会必须满足三大条件:理性相容条件,约束条件和激励条件。理性相容条件是指这一组织或社会中的成员在这一组织或社会中所能寻求的福利或利益至少不低于其替代组织或社会所能赋予的。约束条件即是确保这个组织或社会公平正义的约束机制。激励条件是激励这个组织或社会自生和发展的机制。而马克思的预测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并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事实证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并非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经济基础无法构筑这三大条件。相反,这三大条件由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大系统架构。文化更是基本的决定力量。我们已经证明西方勃兴的创新创造力正源于其特有的文化和信仰。请见笔者的《中国离诺贝尔奖有多远》(请搜索石立刚)。
总之,马克思忽略了西方社会具有强大的创新创造力和民主政体。
再次,在马克思的眼里,资本主义中劳资之间的博弈纯粹是零和博弈,是你死我活的,世不两立的。但现在西方社会稳定的现实告诉我们,似乎这一博弈并非固化的零和博弈。相反,可以改良为有纳什均衡的非
零和博弈。这更加符合历史现实。
最后,西方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科技、金融和夸国公司,在世界分工中处于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瓜分了世界新创造的价值的绝大部分。而西方的工人也参与了这一分脏。所以马克思以世界性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无法了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
总之,马克思也是人,受自身的智力和时代限制。
  三、孔子与马克思
  国人提及马克思,往往联想起共产主义。而至于孔子的大同世界,知者不多。可以说,大同便是中华版本的共产主义。
  
  何谓大同,《礼记。礼运篇》记载: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诸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可见大同与共产主义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人类的理想社会。但它们的立论基础不同,实现的方法也不一样。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立论基础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中劳资之间的对立,和资本掠夺劳动的事实出发;即通过重构生产资料所有制,消除劳资之间的对立,从而推演出共产主义。而孔子却试图从扩拓人生的非物质价值,即从塑造君子人格——人类最高尚的人格,从而使人类体验高尚的人生价值,而不是囿于物质利益的争夺,来实现大同社会。由于这些方面的不同,使这两种理想的实践效果不尽相同,甚至天渊有别。
  总的来说,共产主义在苏联的实践--即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的实践是失败的。但由于马克思理论的问世,却成功地促使资本主义的劳资关系大大地改良了,即从马克思所看到的零和博弈演变成有纳什均衡的非零和博弈。尽管还不尽人意,但进步了不少。而孔学在我国的实践,造就了一大批具有君子人格的仁人志士。中华文明发展得益于此甚多。
  
  可见殊路不同归。从斯大林的实践效果来看,单有物质利益调整,只凭强权专政,很难实现高尚的理想。伟大的事业,必有伟大的心灵。这只能求助于文化系统和信仰。详尽的论证,见笔者的《 孔子人性论、君子人格及一种人类文明发展的内生机制》(请搜索石立刚)。换言之,马克思试图仅从改善人类的物质利益,来构筑高尚的人类社会,似乎是不现实的,不充分的。而孔子从拓扩人类的人生价值,来构筑理想社会,却是一条必经之路。
  
  众所周知,博弈论是研究社会科学最有效的工具和方法。总的来说,博弈论正视社会冲突的客观现实,并没有试图消解这些冲突和纷争,而主要研究冲突中的主角怎样才能选择最优行动,从而最大化自己的收益,立于不败之地。而儒家学说却致力于消除社会冲突和纷争,促进人类和睦相处,进而实现小康或大同的理想社会。乍看,博弈论和儒家学说泾渭分明,井水不犯河水。但并不尽然。虽然博弈论主要研究非合作博弈问题,也研究另一类博弈,即合作博弈。合作博弈有一个显著特点,即博弈双方或一荣俱荣,或一损俱损。合作互利共荣才是每一个参与人的最佳选择。但合作博弈的存在要有一个先决条件,即必须存在一个旁支付系统。
    
  何谓旁支付系统,简而言之,比如一盘棋局的对赌中,除了双方的注金,来自外部的补贴,就是这盘棋局的旁支付。更准确的定义,请查阅有关博弈论的教科书。
    
  但在现实的物质价值体系中,很难存在这样的旁支付系统。而在《论语》中,父子,君民等等之间的关系;或称博弈都是纯合作性质的。而事实上,这些博弈是合作博弈吗?孔子首先要肯定地回答这一问题,《论语》才能自完其说。那么孔子怎样自完其说呢?孔子通过“正名”,即通过扩拓人类的非物质利益的人生价值来为人类构筑一个恢弘的旁支付系统,促成人类之间的博弈最终演变成合作博弈。从而和谐、小康、大同便成儒家的必然理想了。可见儒学有极为严密的内在逻辑。这也是《论语》最显无垠无涯之处。这一点被世人漠视了,于丹也未明此中深意。由其可知,很多人所理解的儒家学说仅仅局限于表面止,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其实,儒家学说如此,宗教也如此。一切有生命力的社会科学理论都如此。即都试图为人类构筑一个可行的旁支付系统,从而实现人类合作博弈,最大限度地消解社会冲突和纷争。它们之间的差异只在于对这一旁支付系统的解释和赋予的内涵不同而矣。当然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一旁支付系统是否合乎人性,是否可行。若可行,便有强劲的生命力,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本文来自: 人大经济论坛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版,详细出处参考: https://bbs.pinggu.org/forum.php? ... amp;from^^uid=4067362

板凳
石立刚 发表于 2013-9-6 11:12:19
5、必须笼住权力和资本,不然魔鬼当道

研究任何一种制度的兴衰、成败,必须研究两个重要变量:资本和权力。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亦萧何。资本和权力法力无边,渗透社会每个角落。它们既可为天使,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也可成为魔鬼,奴役人民,压迫剥削人民,甚至毁灭人类文明。因此我们必须重视资本和权力的两面性,不能顾彼失此,或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

但人们往往受制于自己的认知能力和经验,总喜欢从一极看世界,成了井底之蛙、瞎子摸象。如果以这样的认知来指导社会实践,后果不堪设想,必然造出一个非驴非马的怪物,缺失生殖力。历史的教训不谓不深刻。

过去我们受马克思《资本论》的影响,对资本的罪恶有深刻的认识,并深恶痛绝它,务必除之而后快,结果得不尝失。而现在精英又走向另一极端,完全否定马克思,否定资本有负面作用;拜服在斯密的脚下,梦想着在资本作用下实现完美均衡。其实,斯密远远不如马克思。马克思揭示的剥削、资本主义生产必然相对过剩并诱发经济危机,都被历史证明了;而斯密的完美均衡却无从寻找。可见这些精英可能被名利迷失了心窍,完全失掉理性了。

现在我们分别对资本和权力的本质作具体的分析,先分析资本。显然,资本具有恶的一面,具体指资本奴役工人、剥削工人,导致社会不公、堕落。此中的证据非常易于寻找。《教父》开篇首句写道:在巨大财富后面,都藏着罪恶。引述了法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的名言。其实,《教父》通篇都叙述着或资本为恶,或资本勾结权力胡作非为的故事。当然我们最熟悉的是马克思的“资本家手中每块钱都沾满工人的血汗”。

然而,我国精英企图因劳动价值论的缺陷,否定资本可能对工人剥削的现实。其实,如果我们把劳资之间的关系置于博弈论中研究,也可以得出资本家容易对工人进行掠夺的结论。因为在这一博弈中,资方拥有绝对的优势。我们都知道,在谈判中,耐心是决胜的要素之一。而在这一博弈中,由于劳工受生计所逼迫,是不能有耐心的。而且资方还有机器替代劳力等威胁策略。从而容易迫使劳工就范。

当然,我们不必否认世界在不断进步,资本主义制度也在不断改良,和马克思时代相比,现在资本主义已经有质的区别了;最重要的一点是,资本受到了强有力的约束。纵观西方各国,都建立了强大的工会组织,这样既建立了劳资博弈中讨价还价的平台,增强了劳工在这一博弈中的筹码,减弱了资本对工人剥削的程度;并且工会组织在民主制度下成了强大的政治压力集团,促使西方国家提高福利水平,从而从整体上改变了工人阶级的不利地位。

不幸的是,虽然工人在西方享受高福利,被剥削程度大大降低了,但在其他国家依然如故,包括在我国。中国农民工对社会的贡献有目共睹,但很难说他们已获得了应得的权利。如果否定这一沉重的事实,就是昧着良心瞎说了。其实,资本为恶在我国令人触目惊心:在资本市场,资本在掠夺;在房地产市场,资本要把国人变成房奴。还有黑砖窑、地沟油、毒奶粉,和炒家对生活必需品的农副产品的炒作等问题,都表明资本在为恶。

现在我们又把眼光转向西方国家。虽然他们在生产领域、流通领域、和大多数的服务领域,都能成功地笼住了资本。但在金融领域,资本依然如脱缰野马,难以制服,所以还在为恶。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罪魁祸首就是金融资本。由于金融业存在超额利润,因此资本家和职工之间的博弈和其他职业不同,是一种合作博弈,即他们共同掠夺本国和世界人民,也即职工成了分赃人。所以此领域的工会不具备对资本约束的作用,并且成了强大的为金融资本服务的政治压力集团,为虎作伥。

现在我们来论述资本的另一方面属性:善的作用。在马克思眼中,资本完全没有这方面的作用。其实资本的逐利性既能为恶,也能为善。资本是社会化大生产的载体,是生产力的重要要素。人类历史表明,由于资本的逐利性,促进了人类物质文明快速增长,社会由贫乏变丰裕,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生活水平。更为重要的,资本的逐利性还是创新创造的原动力。纵观世界,历史上产生了很多伟大的公司,当代就有微软、苹果这样的伟大公司。

当然,发挥资本善的作用是有条件的,即社会已经没有租可寻了,或寻租的成本太高了;并且对工人剥削已经不可行了。也即在资本受到了强有力的约束下,要获得超额利润,创新创造成了唯一的途径。另外资本的主宰是人,人的本质二维性,也影响资本性质的二重性。
  
总的来说,人的本质有二维特征。即经济人或权力人,文化人或宗教人。经济人是西方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易于理解。而文化人,宗教人和权力人是我们新引入的概念,恐怕需要进一步说明。众所周知,在中华历史中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即具有高尚人格的君子层出不穷。这一事实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无法解释。而在儒家文化中,君子由教化而生,由养浩然之气而成,并且认为君子人格是人生最高价值所在。这就是文化人的含义了,即追求蕴含于文化中的人生价值。
  
  至于宗教人,在中华文明中似乎难于理解。而在西方,那种同教为兄弟,不然为异教徙的观念,那种对异教徙心恶痛绝的意识,现在还可寻可见。当代恐怖主义有深厚的宗教土壤,恐怖分子的狂热行为,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无法解释。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因果关系已由马克斯.韦伯证明了。我们在《诺贝尔奖离中国有多远》中也证明了西方创新力勃兴的根源在于基督教精神。诸如此类,足已证明宗教人的事实。
  
  如果要给权力人下一个定义,就是:以权力为人生的最高价值,以增进权力和潜在的影响力为终极目标,深谙权谋政略,等等。

因此,在一个具有高度精神文明的国度里,人们更加重视文化中或宗教中的人生价值,那么此时的资本就能更容易发挥善的作用。我国历史上产生了大批的儒商,就是有力的佐证。显然此中构筑了对资本的另一种约束,即道德约束。总之,必须笼住资本,不然魔鬼当道。

现在我们理应研究另一个问题了,即对权力约束的问题。但对这一问题笔者已经在《民主政制的本质:构筑权力的约束机制》进行研究了,在此就不论述了。(要透彻了解中国,请搜索石立刚,阅读石立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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