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学派不仅突破了不少传统成见，而且可望推动新的范式萌生，至少在以下几点表现突出。
1、挑战欧洲中心论之一：经济地理上的非欧洲中心发展论
布罗代尔等
历史学家都认为欧洲以自己为中心组建了一个世界经济体系。沃勒斯坦认为，这个体系从欧洲向外扩张，逐渐把世界其他地区纳入以欧洲为基础的世界经济中。加州学派与其他学者的新成果认为，世界经济体系不是由西方推动的。
彭慕兰指出，世界经济起源于各地经济相互影响的结果，而不是“发达”的欧洲简单强加于世界其他地区的。世界上人口稠密、商业发达的大多数地区所受生态制约，在欧洲因新大陆的有利条件与天然资源的优势而成功避免。结合经济史与生态史的比较，他还试图评价世界几个区域不同社会、
政治和文化发展道路的价值。弗兰克走得更远，“从马克思、韦伯到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的几乎所有公认的历史学和社会理论也都从经验上和理论上曲解了欧洲参与世界经济的活动和欧洲经济发展中的关键因素” 。他无情地推翻自己的旧有观点，早期他把资本主义描绘成一个世界范围的交换体系，其“中心—外围”模式[23] 认为，不发达国家处于这一体系的外围，依附于体系中心的西方资本主义，不能独立自主地发展，在交换关系中受到西方垄断势力的剥削。1500年后西欧率先向资本主义转变使之成为世界经济中心。1998年他的著作《白银资本》有了重大改变。近代早期世界不是由欧洲所推动的，而是由一个早已运转着的世界经济体系所塑造的。欧洲兴起的三百年，被弗兰克诠释为亚洲霸权的
时代。如果有一个中心的话，那就是中国，其发展悠关当时的全球经济。欧洲通过加入亚洲贸易，能够从比他们更具生产力、更富裕的亚洲经济中获得好处。
弗兰克提出用一种整体主义的全球视野来观察世界历史。世界历史的演变就是整个世界体系内部中心的转移以及中心和边缘周期性的置换。《白银资本》提出的15—18世纪近代早期世界历史图景则是弗兰克本人世界体系理论的一个必然延伸。应该说弗兰克是在滨下武志等学者研究基础上[24] 的发展。澳大利亚、欧洲一批学者，通过挖掘
英文、荷兰文、西班牙和葡萄牙文的资料，对19世纪以前东南亚经济进行了重新审视，认为以往大大低估了东南亚经济的发展水平，与此相关的是，由于中国官方对外贸的不重视，中文
文献对外贸的记载非常有限，中国尤其是民间的海外贸易被大大低估，18世纪由华商主导东南亚贸易的情况也被低估了。[25] 这些研究成果与加州学派的观点不谋而合，至少有一点值得中国学者高度注意，单凭不被重视而记载有限的中文资料，不足以全面认识明清中国与华人的对外贸易活动。
2、挑战欧洲中心论之二：多元论取代单元论。
世界体系的非欧洲中心推动论，受历史实际的局限很大，起码历史时段在近代史上的作为有限，而多元论取代欧洲模式单元论则有相当大的空间，事实上这也是更本质的挑战。在西方中心主义之下的单元论认为，人类各民族、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呈现出一种必然的
规律与道路，而这种发展道路就是以欧洲模式为基准的，换言之，欧洲模式放之四海而皆准，其他民族概莫能外。西方学者的“冲击—回应”模式就认为，西方之外的地区，通过本地对西方挑战的回应而走上
工业化与近代化，忽略了这些地区自身历史与文化的完整性及其演进轨迹。西方的“汉学”，其许多理论模式都是为了证明非西方社会的变化只不过是西方经验所体现的“普适”模式的重复。把西方经验不加检验地普遍化，将源于西方的理论、方法不加限制地套用，正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核心。[26]
反对欧洲中心论，并不意味着不能以欧洲为标准进行比较，而是应该扩大这种比较，特别应当以中国为标准来评价欧洲，通过多层面的考察，形成多元化的认识。王国斌认为，要超越欧洲中心论，就应当将欧洲经验“作为历史过程而不是抽象的理论模式”。作为抽象的理论模式，应当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就会出现非西方世界都只是“回应”西方的单元论。而作为实际的历史过程，与原本具有完整的文化和历史的社会的同类过程做比较研究，从而丰富历史内涵。多元论构成比较史学的出发点。
以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实际修正基于西方的理论，是加州学派考察的重点。近代国际主流学术由西方主导，基于中国的学术研究没有重要建树，这是与中国经济的衰落相伴随的。但按照李中清、麦迪逊、弗兰克各自的统计与观点，从人口数量而言，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占世界人口总数的1/4强；从经济规模来看，1700-1820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额从23.1%上升到32.4%；[27] 1800年以前，中国长期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在世界市场上具有异乎寻常的竞争力。而且中国并非是孤立发展的，它与外部世界联系密切，尤其是与东亚经济的整合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如果忽视中国经验，任何学术理论可能是不完整的，也是偏颇的。既然19世纪以前中国社会经济在世界经济史中占有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那么就应该做出与之相称的学术研究成果，重新审视世界社会经济史的发展道路，并以此检验和修正基于西方经验的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在此方面，加州学派与新儒家学派具有某种承继性，如果说杜维明、余英时等从文化的角度阐明儒家思想不是资本主义的障碍，从而修正了韦伯的观点[28] ；那么加州学派则从社会经济的角度通过中国经验的
总结来丰富和完善国际学术理论。
李中清、王丰的人口社会学研究成果在这一点上表现最为直接和突出。他们以醒目的标题与鲜明的创新，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经典理论马尔萨斯人口论，提出了最直接与富有成果的挑战，建构了基于中国经验的替代理论。马尔萨斯及其后继者从基于西方人口与社会的概念、范畴来观察和理解其他社会，认为中国和其他非西方世界历史上的人口呈无节制增长，人口升降是一种被动的过程，并不可避免地导致贫困化，唯有西欧形成了人口控制机制。正如Adrian C.Hayes所言，马尔萨斯的观点建基于英国近代早期，他对中国的观察只是依赖于旅行家描述和其他零星信息，不了解更无法解释中国经验。[29] 李中清、王丰的实证
分析则表明，中国集体主义文化形成了一种与西欧不同的历史人口体系中的自动内平衡机制，从而明清时期避免了粮食短缺、生活贫困与生存环境的恶化。
强调把中国历史放到世界史的范围中进行研究，从而大大凸显了中国的重要性和特点，丰富了理论源头与学术
内容。当然，加州学派并不采取“中国中心主义”，也并非要建立一个新学术体系与
现代主流学术体系分庭抗礼，而是充分利用其合理和科学的部分，改进其不合理之处。
3、方法论突破之一：比较研究方法的创新
从多元论出发，加州学派在认识论上摒弃1950年代以来美国盛行的逻辑实证主义，即从一般前提和初始条件推出预言性的结论的研究方法。以往都试图借助于一个独立的、可普遍运用的价值标准，那将是十分动人的，但也将是无济于事的。[30] 在此指导下，加州学派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比较研究方法创新。概括而言，由于普适性的标准往往以单元论之下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唯一性为前提，因此加州学派重视或然性推论，对偶然事件及其影响加以考察。与此相关，通常的回溯性分析方法使人们局限于历史必然性的过程与结果，因而加州学派辅之以前瞻性分析的方法来观察历史演进的多样性。为了克服欧洲标准的先验性制约，加州学派采取欧洲与非欧洲经验互为主体的比较研究方法，以强化彼此验证之效。比较研究方法的诸多创新，虽然有人会说尚不完善，甚至难免稚嫩，抑或不无偏颇，但提供了新的研究工具与手段，开辟了新的研究视角，其贡献是引人注目的。
前瞻性分析与回溯性分析相结合。回溯性分析（retrospective analyses）是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即从今天的情况折回头去看某件事的过去，从而证明实际经历就是该事件的必然前景。前瞻性分析(prospective analyses)则从历史上某一时点出发，探讨该现象可能的前景。回溯性分析，由于结果已经确知，常常可能陷入宿命论和目的论；前瞻性分析则在一组特定情况下，设计各种变化的可能性，观察各变量的作用与变化。查尔斯·蒂里（Charles Tilly）指出:“假如我们设想身处于1750年”，将完全无法预见到近代工业化，欧洲如此，江南更不待言。18世纪中叶之前中国与欧洲的经济发展道路相似，不仅动力相同，而且归宿也可能相同。这种前瞻性分析显示，亚当·斯密时代欧洲经济的发展并不必然演变为19世纪的工业资本主义。李伯重新著[31] 运用前瞻性分析方法，对江南早期工业化的可能前景，进行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探索。
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考察相结合。人类社会作为一种复杂的历史过程，各种偶发事件和意外事件，使得以后的活动格局会以新方式形成。已经发生的历史并不一定是实际上最可能发生的或应当发生的，甚至并非是必然的。必然性的意识，掩盖了在特定历史时刻存在的多种可能性。因此，比较研究在不同历史轨迹中发现相似的时段，在因果律预期的一致中发现不同的结局，比较史学给出更大范围的现象的积累，有助于使人们的认识更具普遍性的意义。王国斌的这种方法论思考，正是加州学派的创新。王氏、李伯重、彭氏的考察，从人类发展道路言之，英国模式并不具有必然性，工业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是偶然的结果。既然如此，以英国模式来衡量江南或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道路，就会误入歧途。
互为主体的比较与检验。一方面用欧洲经验来评价中国历史，另一方面用中国经验来评价欧洲。通过互为主体的比较，得出新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这一比较研究方法，由王国斌加以总结提升，吴承明称之为双轨制的研究方法，并指出这种方法很朴实，但
应用起来并不简单。李伯重、彭慕兰对江南模式与英国模式的比较研究，就是在互为主体的基础上，取得了具有创见的突破性成果。
以往史家，通常以欧洲经济发展道路为标准，来质疑中国何以未发生类似的现象。因而只注重差异，忽视二者基本的共同性。例如奇波拉（1976：276）指出，“工业革命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而不是纯粹的技术现象。这已经变得一目了然了。人们注意到，最先工业化的国家是那些与英国的文化和社会最相似的国家”（弗47），弗兰克提出东西方之间在社会和体制上的差异是一种神话，但没有具体论述，彭慕兰等的成果验证了其大胆假设，因此弗兰克对此书尤为欣赏，毫不掩饰其推崇之情，为之热烈欢呼。[32]
东西方差异并非不存在，但如果不能找出共同性，就无从确定哪些差异更值得注意。因此，加州学派在比较研究中注重寻找共同的基点。从经济史的角度看，英国工业革命完成以前，中国与西方的经济没有巨大的差别，都是基于斯密动力的经济成长模式。王国斌曾谈到，回到16-18世纪，中国与欧洲的差别不是不存在但没有19世纪那么大。如果站在19世纪来看，那么又应该注意到，虽然此时两者有了明显的差别，但不能据此影响我们对早期的认识。16-18世纪的中国与欧洲，经济水平和结构很相似，但政治体制则有很大不同，王氏认为不宜将二者的不同说成是先进与落后的差别。他甚至认为，欧洲的政治、经济组织比较简单，容易发展起新型的关系。欧州和中国的道路都是由自己的历史发展而来的，或者说是利用历史赋予的可能性创造的。[33]
正是在这种创新性的研究成果之上，中西经济发展道路的比较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4、方法论突破之二：史学科学化与现代技术手段
史学科学化，就经济史而言首先表现为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的广泛使用。其次是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各种社会科学门类的理论与方法渗透入史学研究。再次，是
自然科学方法的借鉴。李中清等开始了可贵的实践，他们通过跨国合作的学术调研，建立大规模的数据集成，引入电脑模拟等技术手段，开展富有成效的比较研究。
史学科学化，将使史学研究更为精细与缜密，新方法的引入将带来分析工具与研究路径的变革，一些具有共识性的成说将受到重新审视，一些过去无从考察的现象与领域将有望拓展，一些新的理论框架将得以建立。诚如李中清所言，他们所从事的大规模的人口数据集成与分析，将成为社会科学中的显微镜，改变以往的不少人们习以为常或熟视无睹的常规性看法，带来一些以往无从观察的新认识。[34] 如数学模型作为分析工具，虽然不应直接套用于历史或现实加以分析，但因其逻辑严密精确，可以减少其他分析方法的漏洞和谬误，同时已有的数学模型可以用来推导新的结果，发现其他方法不易发现的问题，寻求似乎不相关的现象与结构之间的关联，推导出新的结果，以供历史学实证检验。
加州学派提出了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与长期以来的主流看法大异其趣，促使我们对一些旧有的定论或熟视无睹的成见进行反思与进一步的考察。然而仍有一些问题值得商榷，一些新的研究视角尚待开拓，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还需完善和改进。因为中西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的比较，实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重大课题，有待更深入的探讨。
东西社会的差别与近代分异，这一重大课题引无数学者竞折腰，从马克斯·韦伯的宗教差异与资本主义精神论，到与之相对抗的杜维明等新儒家学派，从诺斯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的制度变迁论，到享廷顿的文化差异与冲突论，大师辈出，宏论迭起。从假设到分析，从推理到实证，从西方中心到东方视角，研究视野不断拓展，研究范式屡受挑战，加州学派使之进一步走向深入。他们从社会经济史结构与演进的比较之中，创造性地提出工业化与中西大分流不是固有的文化与制度差异的结果，而应当从生态制约与工业结构等角度去探寻，从而将该领域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凡此种种努力，可望导向新的研究范式的革命。
然而，对以往共识性的成说与理论方法的反思，只能建基于更为扎实更为艰辛的具体探索之上，纯粹意识形态的范式转换只会流于空泛。加州学派对传统范式的成功挑战，来自于他们在各自领域的辛勤耕耘与学术反思。在这方面，李中清在实证分析基础上建立理论模式，王国斌的比较研究理论思维，都予人启迪，使人振奋；同样，彭慕兰像是一位勤奋的建筑设计师，而弗兰克则如同其个性一样更似一位激情吹鼓手。同时，范式转换有如凤凰涅槃，是一个痛苦的历程。加州学派的新探索，实际上是他们对国际经济史坛包括他们自身的不断反思与辩证否定的结果。范式转换不仅是新世纪经济史研究面临的重大挑战，也是我国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热烈探讨的重大课题。范式革命不是少数人的行为，需要学术群体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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