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此角度观察未来,笔者以为制约未来10年中国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五方面因素。
中国的资源特别是能源短缺,是未来几年我们必须着力克服的重要发展瓶颈。在“金砖四国”中,中国的能源状况远不如俄罗斯,也不如巴西,只与印度大体相仿。
环境问题可能成为中国下一阶段影响社会和谐的重要潜在因素之一。2007年6月,在德国海利根达姆举行的G8和五个发展中国家领导人会议表明,当代世界环境问题的严峻期已经到来,并且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在中国国内,以2007年上半年发生的几起重大环境事件为标志,环境问题某种程度上已上升为高层和百姓必须面对的社会稳定问题,并引发对一些地区“进入小康社会”的反思。
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自然生态问题,而是一个集自然、经济、社会、制度、人权等诸多问题于一体的复杂体系。欲真正研究并缓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更大范围的环境问题,需要从多方面努力。
全球化背景下可能面临的金融市场风险。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经过前一阶段改革对不良资产进行剥离后,有些国有商业银行又有新的不良资产滋生,这说明不良资产生成的体制机制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因而如何从根本上消除不良资产产生的体制机理,对于未来中国十分重要。
因发展差距扩大而可能引发的社会矛盾。
除城乡不平衡外,中国还面临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从大格局看,以2006年为例,东部10省市,面积占全国的9.5%,人口占全国的35.68%,而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GDP的55.57%;中部6省,面积占全国10.7%,人口占全国26.82%,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GDP的18.72%;西部12省、区、市,面积占全国71.5%,人口占全国27.51%,地区生产总值只占全国GDP的17.12%;东北3省,面积占全国8.2%,人口占全国8.23%,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GDP的8.59%。
从中国大格局考虑,要防止因地区发展不平衡而发生新的“板块碰撞”问题。尤其要注意下列三种因素:一是地缘因素;二是民族和宗教因素;三是地区生产力差异因素。
要避免因深层次体制改革滞后引发的权力资本化问题。
相对于经济体制而言,仍未建立有效监督制约机制的政府管理体制,成为未来中国发展的一个瓶颈。2007年,接连被查处的一些腐败大案要案表明,必须对权力形成有效的监督制约。而如果不抓紧时间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可能导致权力资本化问题,从而制约一个民族的创造力,也不容易形成改革共识。
在发展的内外环境上面临若干不确定因素。
未来几年,中国的内外环境虽有其有利的一面,但也有若干隐性和潜在的挑战。就这一点而言,“金砖四国”中的印度及巴西所处的发展环境要比中国宽松得多。这其中,我们与主要发达国家间在社会体制方面的差异、中国崛起对世界既有格局的冲击等,都可能成为未来10年内中国遭遇的不确定风险。□文/常修泽(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