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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油反腐风暴，其规模、深度，可谓罕见。或许可以说，中石油反腐风暴不仅是在反腐，还有更深远的政治意义，那就是为改革至少是经济体制改革清道。
大约自中国加入WTO之后，改革就停滞了，甚至于严重倒退，其最显著的表征，就是人所周知的“国进民退”。举其大者，陕北的民营石油商遭遇政府驱赶，山西的民营煤炭商被国有煤炭企业强制合并。本来属于城市居民或农民的大量土地变成政府的资产，被城投公司运营，乃是更大规模的“国进民退”。
大体上，过去十年，在国民经济最为关键的一些领域，国有企业建立、巩固甚至扩大了其垄断地位。这些国有企业与国外资本密切合作，严重挤压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总体上，中国的民营经济在过去十年处于艰难状态，甚至总体规模也在收缩。也就是说，中国尚未完成的市场化进程不仅没有推进，反而在倒退。
而中石油的例子则表明，这些垄断国有企业具有足够的能量，阻碍任何制度变革，比如，这十年来，石油行业的制度完全僵化，市场化没有任何推进。中石油这样的垄断企业甚至可以阻碍产业结构的调整，比如，他们在页岩气开发问题采取拖延策略，从而极大地妨碍了这一产业的发展。
现有的体制，让中石油可以具有如此之大的能量。它是一家企业，规模超大，财力雄厚，可以肆意地运用金钱的力量追求自己设定的经济目标，以及政治目标。它又是一个准政治组织，它的高级管理人员曾是官员，或者未来将成为官员，或者与官员具有密切关系。因此，它就是半个政府。在现有政府结构中，没有人能够监督它。蒋洁敏担任国资委主任的安排，也就意味着，国资委必然是这些国有企业的保护者，而不是监管者。可以设想，如果蒋洁敏没有东窗事发，中石油的垄断地位将会持续加强。
也就是说，中石油等国有垄断企业乃是一种政商合一的超级企业：它分享着政府的权力，又具有企业的灵活性。它在经济领域中可以为所欲为，也可以牵制政府各部门，使之只能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无力对其进行监管。它凌驾于政府之上，活跃于市场之中，市场利润和政治特权通吃。
这些企业活动的环境与上世纪九十年代国企改革之前不同。当时，国有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体，计划是经济运转的主要机制。这些企业不能不整体陷入困境。而经过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国有改革之后，整体经济环境发生变化：市场是经济运转的主要机制，民营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要主体。保留下来的中石油之类的国有企业向资源性行业集中，通过分享民营企业的剩余而获得垄断利润。它们的好日子其实来自市场机制，然而，它们的超大规模存在却在严重妨碍市场化。
中国要进一步改革，推动市场化，就必须打破这些超级企业的堡垒。本次中石油反腐风暴，与前几年的陈同海案不同之处在于，波及广，挖得深。陈同海案只是反腐败，中石油窝案的意义显然不限于反腐败。抓住几个贪官固然重要，更为深刻的意义在于敲打这些垄断企业，为体制改革清道。这其中包括，打破相关行业的垄断。
就在此次风暴之后，9月6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民间投资政策落实情况第三方评估汇报，研究部署有效落实引导民间投资激发活力健康发展的措施。李克强指出，激发民间资本活力，首要的任务，是深化改革，破除桎梏民间资本发挥活力的体制环境和机制障碍。其中，改革的方向有两个方面，头一个就是切实打破行业垄断，还民间资本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经济环境。
然而，在当下，打破垄断难度极大。首先是垄断企业的利益巨大，其次，每个垄断性国有企业，都由一圈坚固的政商网络包裹。如果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包括破除垄断在内的体制改革，主要的障碍来自陈旧的意识形态，那么今天，或者说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改革面临的阻力完全是既得利益。腐败以及更多经济犯罪活动，就是利益生产、输送和转移的表征。
因此，反腐败是推动改革的必要前提。腐败本身就是丑恶的，腐败的背后则是为了攫取利益而维护垄断的贪婪欲望和政商网络。只有高烈度的反腐败行动，才有可能冲击这个由不当利益联结起来的政商网络，从而打开改革突进的缺口。
从这个角度上，可以更好地理解8月底召开的中共政治局会议的议程，会议审议通过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而同时，本次会议确定，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主要议程是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也就是说，本轮反腐败将长期保持高压态势，以为同样长期的全面深化改革开路。可以说，中石油反腐败风暴，已经拉开了新一轮体制改革的大幕。
经济观察报 秋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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