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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效应很适用于分析对银行业监管保护的后果。比如当我们为保护存款人以及防止银行破产，而推出存款保险制度时，佩兹曼效应是否会发生。银行管理者是否会更加肆无忌惮的加大投资风险，从而给存款人和其他经济实体产生负面影响。佩兹曼效应讲述的就是安全保护越高条件下的道德风险问题。
如今，汽车的问题在于它们太安全了。当然，我不是从驾车人的角度，而是从骑自行车人的角度而言的。驾车人有安全带、保险杠、安全气囊、弹射座椅等设备，他们很有理由感到自己受到了绝好的保护，因此可以冒得起风险，而骑车人和行人就只有招架的份儿了。
我们需要更危险的汽车。在方向盘上装一支长矛，直指司机的心脏，会很管用。或者用钢丝线代替安全带也不错。当然，这些革新会将撞击试验假人弄得千疮百孔，但司机毕竟不是撞击试验假人。给他们点适当的刺激，他们会驾驶得更为谨慎，这对骑车人和行人都有好处。
认为安全带会引发事故的想法非常荒谬，只有经济学家才会有这种想法。这个经济学家就是萨姆•佩兹曼(Sam Peltzman)，他于1975年发表过一篇论文，证明美国在通过强制系安全带的法律后，司机确实把车开得更危险了。他指出，尽管技术证据显示，在特定事故中安全带救了人命，但这不能证明安全带法减少了驾车者的死亡率。换句话说，驾驶员趁着有安全带把车开得更危险了，而不是更谨慎了。更有说服力的是，佩兹曼发现在通过安全带法后，骑车人和行人的死亡数字增加了。
稍微思考一下就会发现，佩兹曼并非我们一开始想的那样疯狂。我们会反驳驾驶得更危险的观点，但多数人会接受司机可以选择驾驶得更安全的观点。从逻辑上说，如果司机可以选择更安全驾驶，那么他也可以选择不要驾驶得更安全。
想想你车子的安全性能失常的时候：安全带装置卡住了；婴儿座椅不见了，周岁的宝宝要坐在某人的腿上；一个汽车前灯不亮了。在这种情况下，你会驾驶得更谨慎、更慢，不那么莽撞，也不那么注意座位下的CD和打进来的电话。而这也就是说，如果车子的安全系统运作正常，你就不会驾驶得这么谨慎。
对于“佩兹曼效应”的重要性，后来的研究则有不同意见。弗吉尼亚联邦大学(Virginia Commonwealth University)经济学家史蒂文 • 彼得森(Steven Peterson)、乔治•霍弗 (George Hoffer)和爱德华•米尔纳 (Edward Millner)于90年代中期发表的研究显示，安全气囊似乎导致了更多伤害保险索赔，警察则报告了更多肆无忌惮的驾驶行为。但哈佛大学的阿尔玛•科恩(lma Cohen)和斯坦福大学的丽兰•安纳夫(Liran Einav)近期指出，尽管安全带拯救的性命似乎不如预期那样多，但行人和骑车人没有受到危险。
我不得不承认，如果安全性能鼓励驾车者在手机上闲聊，超速行驶却基本上免受处罚，那么这对那些司机是有好处的，不过，这可能不是立法者和安全工程师想到的好处。所以，我特别想支持那些用来保护非驾车者的安全性能，比如橡胶保险杠、自动限速装置，也许还有拿着红旗在每辆车前行走的男子。
唯一的麻烦是，如果这些想法得到实现，那么我们骑车人很可能会矫枉过正，闯红灯、不装车灯也不戴头盔，还在马路上飞速逆行。我的意思是说，比我们目前做的事情还要过分。有个办法可以避免，特别是在中国，当安全设施形同虚设时，不论是开车者还是银行家都会小心的，因为他们得到的保护是软约束而不是硬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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