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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武汉大学区域发展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伍新木教授为湖北和武汉两级ZF建言献策，在经济理论和改革实践上为中部崛起做出了很大贡献。为此，笔者专门采访了他。
问：如何看待当前正在湖北省社科界开展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讨论？
伍：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一次再飞跃，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实践可以加强理论的学习和修养，我们重视实践但也不能轻慢理论。
回顾过去我几十年的学习研究，“枣阳模式”和“汉南模式”的广泛运用正是我将理论作用于实践的体现。
“枣阳模式”的提出是在1985年，它的核心是“一根扁担两肩挑”。当时，全国流行发展乡镇企业，但我主张枣阳还是应该以发展县域工业为主。即这边发展县域工业，那边发展农业基地。比如枣阳有一家果汁厂，那么便可规划一片农田作为果园基地，专门为果汁厂提供原材料，依托农业基地发展工业，便能满足一个县经济的良性发展。“枣阳模式”得到贯彻实施后，枣阳立刻由一个落后县变成了先进县，我也凭借“枣阳模式”获得了湖北省的科技进步奖。
“汉南模式”的提出有个大背景，当时武汉市汉南区和全国广大农村一样，面临着进一步发展和深化改革的大课题。我提出的这个理念就是回答这个问题的。“汉南模式”的核心内容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逐步实现适度的规模经营，适用的科学技术，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专业化的商品生产。如今，武汉市、汉南区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汉南模式”对于汉南乃至广大农村仍是一个现实的选择。
问：作为国家发展战略，“中部崛起”对于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十分关键，您对这一战略的推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时这一理论是如何提出的呢？
伍：关于中部崛起，我其实最初更多的是关注中部为什么塌陷。“中部崛起”最早是1988年，由湖北省委吸收专家学者的建议提出的一个地方发展目标，并写入了湖北省党代会决议。可多年过去了，湖北等中部地区仍然没有崛起，反而面临“塌陷”的危险。对此，我总结出了五大原因，这些理论分析被不少两会代表当作向中央建言的依据。
在我发表这些言论之后，中央各部委多次找我调研座谈。调研结束后，中央逐步出台了促进“中部崛起”的各项措施。
问：多年来，您一直坚持理论下乡，经常走进乡间地头获取实践经验。您这样做的动力是什么？
伍：如果一名教授只懂理论，而没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怎样将两者融会贯通，怎样用所研究的理论去帮助企业、农户规划生产呢？
上世纪70年代时，我曾在绵阳工作，当时的条件有限，很多当地人碰到“三急问题”都是在田里就地解决，即使是家里的厕所也都没有遮挡，很不方便。我意识到，厕所是一个社会经济文明发展的尺度，便以此研究出了“厕所经济”。
上世纪80年代时，曾有一家报纸报道我提出了很多切合实际的模式，他们的标题是《教授不在书斋里》，我觉得表达有误。不在书斋怎么还是教授呢？应该是“教授不仅在书斋”，教授要走进生活和群众，将课堂、实验室与实践紧密结合，这样才能把理论变成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工具。
（原载《楚天金报》，作者：宋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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