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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读后
章立凡
今年11月15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本人忝为民主党派成员，在认真研读了这一文件之后，决定试用一下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承诺的“表达权”，谈谈读后感。
白皮书谈到：“随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日益发展，中国多党合作制度也将不断发展”。在政改呼声日高的今日，出台这一文件，是否意味着中国现行政党制度也将列入改革议程，白皮书没有说，但强调要“坚持和完善这项基本政治制度”，说明该项制度还不够完善。从历史上看，也确有必须反思之处。
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合作，始于20世纪40年代，当时各方的共识是：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要求“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实行民主宪政，
虽然中共在新政权中的领导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但《共同纲领》并未从文字上强调这一点，因为这毕竟是个民主大宪章。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中，才出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及“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之内容。
民主党派在新政权中的地位，是联合政府的成员（当时没有“执政党”与“参政党”之分）。非中共人士约占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的半数，三人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一人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两人出任政务院副总理，二十人出任政务委员和部长职务。 1954年一届人大一次会议后，在副主席、最高法院院长、副总理位子上的民主党派领导人，皆转任人大副委员长。
民主党派被认为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1953年毛泽东提出中共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前发动社会主义革命，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 （《
当时中共面临两种选择，是继续搞阶级斗争，还是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956年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认为，国内主要矛盾的实质“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为此，大会作出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继续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以使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在民主与法制建设上，毛泽东在1956年提出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学术文化上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后来形成了一套“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论述。他还提出：“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如果我们不这样，就有点像国民党了”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55页）。周恩来也指出：“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的方面来发现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允许唱‘对台戏’”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08页）。刘少奇等在改行“两院制”以加强政协监督的议题上，与当时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形成了互动。
但在经济建设方针上，毛泽东对政治局“反冒进”的集体决策持反对意见，声称自己是“反‘反冒进’”的。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他认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中的许多人“实际上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对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79页），对其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要“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使他们无话可讲”，“我们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没有剥夺干净的还要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37页）。
1949年以后，民主党派作为政治盟友，在一定程度上保有批评中共的表达权。自1956年下半年起，民主党派人士的批评在一些内部会议上出台，当时中共也提出要保护“唱对台戏的积极性”。1957年夏季以后，“对台戏”戛然而止，变成了“一言堂”。民主党派沦为改造对象，长期被戏称为“政治花瓶”。
党外民主的消失是党内民主消失的前奏，随后便发生了清算“反冒进”、推翻“八大”决议等一系列个人专断行为。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时，党外已无公开的异议，党内的不同意见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也失声了。没有了科学与民主的发展观，发生惨绝人寰的三年大饥荒和祸国殃民的十年内乱，就不足为怪了。
毛泽东逝世后，中共回归“八大”路线，摒弃了“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工作为中心”，并实行改革开放，被改造并停止活动多年的民主党派，一度焕发出政治热情。1989年重大政治事件后，中共中央下达【中发】14号文件，首次明确了中共为“执政党”，民主党派为“参政党”。虽然“联合政府”的概念早已消失，现行宪法也明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但对上述政党定位尚无表述。
白皮书认为：“盲目照搬别国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模式，是不可能成功的；实行专制独裁统治，违背历史发展规律和人民意志，也必然要归于失败”；“中国多党合作制度以合作、协商代替对立、争斗，避免了政党互相倾轧造成的政局不稳和政权频繁更迭”；同时也承认“1957年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期间，中国多党合作制度遭受严重挫折”。但对于这种严重挫折的历史教训，却未见有过认真的反省。
西方政治制度当然有它的弊病，例如政党胜选后的公职分配，就经常被指责为“政治分赃”。中国自清末开始的政党政治，带有浓重的会党政治色彩，家长制、黑箱操作和残酷斗争是其主要特征。如果将西方政治概括为“政党互相倾轧造成的政局不稳和政权频繁更迭”，则从民主承诺蜕变到“一言堂”的历史，也同样造成了倾轧和内乱，使中国现代化的进程遭到严重挫折，所付出的社会成本不亚于一场国际战争。若继续兼承中西之弊，前途只能是腐败和独裁专制，也必然要归于失败。
白皮书首次提出了民主党派的“社会整合”功能。历史上的民主党派，曾是一种中间势力，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起到缓冲和调停的作用。共和国成立后也曾两度试图调解社会冲突，但都不成功，反而令自身处于尴尬的地位。进入21世纪以后，社会转型中的矛盾日益尖锐，中共不得不独自应对内外各方的压力和批评。胡锦涛出任中共总书记以来，频频释放出提升民主党派统战价值的信号，试图重新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今年，两位党外人士出任政府部长，中共十七大提倡“党内民主”及白皮书对“党外民主”之表述，更使这种信号达到高频。
中共中央统战部新闻发言人就白皮书发表谈话说：“中国的民主党派不像西方政党那样以夺取政权为目的，而是与共产党团结合作。它们通过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可以有效地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其所联系群众的意愿和利益也能得到体现和维护。” 无须过虑，民主党派从来不具备“夺取政权”实力，历经多年改造后，甚至连唱“对台戏”的嗓子都没有。假如现在让它们上台，像我这样的普通成员也不赞成。
民主党派创立时的理想是反对一党专政，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上世纪50—60年代，通过乌托邦式的革命消灭了资本主义经济和民族资产阶级，80年代改革开放后，又形成了企业家和白领等新的社会阶层，历史走了一个大轮回。在执政党宣布自己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同时，民主党派却宣称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
政治学意义上的政党，有自己独立的政治纲领、组织体系、经费来源、群众基础等，这些特征都不适用于“中国特色”的民主党派。它们须按半个多世纪前划定的领域发展组织，目前全国有71万多民主党派成员，不足中共人数的百分之一；人事安排须经中共首肯，并有一定数量中共身份的“交叉党员”在领导岗位上；党派办公和运转经费，全部由国库开销，其工作人员也正式纳入公务员编制。民主党派已是国家政权的一部分，而且完全机关化。
由于利害一致，保持“长期共存”“荣辱与共”易；因为地位不同，实现“互相监督”和“肝胆相照”难。从白皮书看当前民主党派的参政纪录，基本上是经济及教科文卫等领域的修补工作，对国人所关注的政治体制改革、民主监督和公民维权等方面，未见有所建树，其监督功能尚不及社会媒体和民间互联网。
民主协商是建设
58年来的社会变迁和反复转型，诸多利益关系发生变局，导致社会矛盾激化，也迫使朝野各方重新解读民主。回归建国共识，建设民主宪政，才是中国社会走向和谐的正道。
2007年11月19日 风雨读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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