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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今天在北京参加了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央广网主办的《大国大时代——中国经济十月谈》系列时事报告会第十场——《博弈谈：中央和地方，事谁干？钱谁出？》讲座，北大副校长刘伟、财政研究所所长贾康出席。
刘校长沿袭传统观点，中国税负过重，中央地方事权财权不匹配，建议大幅减税，并且指出中国经济的出路在于回到供给管理，因为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已经失效。他指出，经济学上的拉夫曲线证明减税可以带来更多的税收，解决当前的地方债务危机，而且，供给可以创造需求，比如，很多人不是没有需求，出于对食品安全担忧而拒绝消费国产品，转而购买进口品。
而贾所长则为分税制正名，它结束了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央与地方不规范的利税包干制、分成制，为市场经济的建立奠定了税法基础，并维护了国家的稳定和中央的政令统一。
首先，我的看法是当前中国急需税制改革，现在工资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为45%，而炒房所得却仅为20%，尽管国五条加以强调，但被地方ZF化解为无形。一个人起早贪黑，不辞辛苦一年到头，扣除所得税、社保、公积金所剩无几，而无所事事的炒房团却能轻而易举地拿到几百万。这是鼓励劳动所得，还是不劳而获？税改的方向是降低流转税等间接税种，而增加资本利得税、房产税、遗产税等直接税种。
其次，ZF简政放权，减少管制与三公支出。
再次，新供给主义是中国经济的灵丹妙药吗？
食品安全的问题在中国由来已久，是常态的客观存在，但为什么前几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而现在却逐步下滑？
拉弗曲线说的是有一个最优的纳税税率，其它的税率都将导致税收减少，因此，将过高的税率降下来就能增加税基，反而能使税收增加，减少ZF赤字和债务。
既要减税，又要平衡预算，因此由里根的总统经济顾问班子斯托克曼、库德洛、斯普林克尔编制的1981年预算为减税和增加军费将导致1500亿美元的赤字，为此必须减少支出，他们预测1982年的经济增长为5.2%以及7.7%的通胀率。
现实却是1982年的经济收缩了1.5%，通胀下降至4.4%。
经济的衰退让平衡预算成为不可能，尽管大幅消减了社会福利，但供给主义经济学仍留给里根ZF的是天文的债务，因此，所谓的减税而又扩大开支导致的经济增长本质是债务拉动的，是凯恩斯主义的变形。
究其根源，减税不一定能带动经济的增长，以此改善ZF财政状况，其中的关键是要看减税导致的货币流向是什么，如果减税增加了企业利润，而消减ZF支出却使低收入家庭的福利或工资打折，那么必然让经济滑坡，因为前者的消费倾向低于后者。
事实上，两位学者完全没必要争执，因为他们只是着眼于中央与地方的税收的分配问题，三七分还是七三分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中央的国债和地方债务都在增加。
这在市场经济国家中不是特例，08年以来，世界范围内发生的重大经济事件有美国的次贷危机、欧债危机、日本的天文国债、美国ZF的债务上限停摆、企业债、地方ZF债等，其关键词只有两个字——债务。
观察发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其累积的债务也越来越高，而不是减少。
那么产生债务的真正根源是什么？债务到底能不能偿还？经济增长到底是三大需求拉动还是债务拉动？
经济学研究者和教科书都对此关注不够乃至忽视。
而新宏观主义从数学上证明了在当前的市场机制下该债务不可偿还，其根源在于中间加工商的利润和工资储蓄导致的货币沉淀，由此引发顶级者投资的必然亏损。为了保持经济运行，出现了国债、企业债、消费债等诸多债务泡沫，该债务泡沫的破裂触发了经济危机，而通过债务的逃废和消灭，经济得以恢复。
经济理论的发展本来是摸索前行的，由新古典的自动均衡破产走向凯恩斯主义的ZF干预，其实质是价值补偿，凯恩斯的贡献在于首次承认市场是不稳定的系统，并推进到货币与储蓄问题；然而由于他的ZF支出模型尚不够全面宏观，没有考虑ZF投资本身的收益性以及过剩货币的去向，因此难以解释滞涨的产生。
弗里德曼更进一步，得出经济周期的本质是货币问题，但他给出的货币稳定方案却是失败的，美国的多位总统顾问竭尽全力试图去抓住那个理想货币供给量，结果却是货币一松则通胀，货币一紧则通缩，如同新手上路，左右摇晃，不得要领。
此刻，不是走回头路，去拥抱萨伊定律，念叨供给自动创造需求，重新贩卖供给主义，而是应继续前行，认清货币的真实属性——债务货币，也即非增长货币，必须首先将其转变为增长货币才能实现经济的增长；其次，将经济增长的最终需求有单纯依赖消费转变为个人消费与储备公共品并举；于是，最终的方案水落石出——央行购买公共品，免费向社会公开使用。
高房价挤压了日常消费，进而减少了投资，且抬高了生产生活成本，引发经济衰退，以房养老，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为什么不把这些剩钱引导购买专利？
专利一方面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可以养活社会最富创造力的智力群体，他们是社会进步的宝贵财富。
为什么不把这些剩钱引导购买艺术品？
艺术品可以净化人的心灵，获得精神的满足，同时可以养活一批有才华的艺术家。
为什么不把这些剩钱引导收购生态林？
雾霾、沙尘暴、泥石流、就业难都可缓解。
为什么不把这些剩钱引导投资基础设施？
高速、高铁、并没有过剩，只是民众没有消费能力。
央行只需支付当前信贷总额的10%作为这些新型投资的回报，而不是再起炉灶，即可调动10倍的投资额，使大量的货币存量变成流量。
如果无视货币存量而大量印钞、发钱、借贷，都会引发恶性通胀或滞涨与债务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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