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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时期是加快西部地区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重要时期，也是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型的重要阶段。“未来西部经济发展应把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放在首位，着力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装备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西南财经大学副校长丁任重对本报记者表示。
11月2日，“全球化与新形势下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成都召开，来自中国、俄罗斯、美国、加拿大、丹麦、韩国等国家的100多位专家学者，就全球化理论与现实、中国西部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经济结构转型的国际经验等议题展开研讨，共同为西部经济发展建言献策。本次会议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国际交流司、西南民族大学主办，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承办，《中国社会科学报》、《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协办。
亟需良好的社会性基础设施
“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一方面，中国经济已深入融入到了世界经济中，全球化程度已大幅提高；另一方面，中国发展和转型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艰巨。”西南民族大学校长赵心愚说。
丁任重表示，西部大开发涉及12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土地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71%。如此大面积地推进西部大开发困难重重，未来应实行重点突破，即着重建设成渝经济区、环北部湾经济区和关中—天水经济区。这些区域工业化水平高，基础设施条件好，经济实力比较强，能够成为西部发展的“领头羊”。
四川大学社会发展与西部开发研究院副院长杨明洪认为，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政策目标应从原来的经济发展追赶东部地区，调整到为西部地区提供良好的社会性基础设施。西部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支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让西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分享更多的“发展红利”，也应成为新一轮开发的重要目标。
增长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
据今年7月份发布的《西部蓝皮书：中国西部发展报告（2013）》显示，2012年西部地区经济增速在全国区域中位列第一。与会学者表示，虽然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形势全面向好，但其经济增长主要由国有资本主导的资源、能源型产业带动，增长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
西部民族地区的增长质量问题尤为突出。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郑长德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第二、三产业等非农产业的产值比重稳定，超过了第一产业，城镇化水平快速提升，但由于历史、地理等多方面原因，发展滞后、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仍然突出。新形势下，西部民族地区如何更有效地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发展方式转变，实现快速发展，是当前民族地区的重要现实问题，也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加快沿边开放是迫切要求
《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指出，要在坚持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坚持科技进步和创新、坚持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坚持改革开放的基础上，发挥西部地区比较优势，提高西部经济自我发展能力。
丁任重表示，未来在西部大开发中，国家应出台切实的产业政策，帮助西部地区提升产业结构，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着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现代服务业等，形成西部发展的造血机制。西部地区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加快西部新能源开发，不仅有助于缓解我国能源短缺，而且有利于西部地区发展新兴产业、改善生态环境。
西部地区很多省份有着较长的边境线，加快沿边开放是新形势下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迫切要求。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丽君表示，完善、创新沿边开放政策体系，将有助于区域发展开放新高地的实现。沿边民族地区毗邻的国家不同，开放政策不能一概而论，应针对不同地区情况的特殊性制定有差异的优惠扶持政策，最后由一系列特殊政策推广完善成普惠性扶持政策，回归到一般性开放政策上来，从而实现沿边开放政策体系的完善、充实和创新。
郑长德提出通过“集中均衡开发模式”来重塑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地理格局。他表示，要获得经济集中化和社会平等化这两方面效益，就需要采取有利于实现经济一体化的政策行动。按照“集中均衡开发模式”重塑民族地区经济地理格局，就是要引导人口和经济活动向重点开发区域及区域性中心城镇集聚，向边远地区和贫困地区大幅倾斜基本公共服务产品供给，增强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产品供给能力，让各族人民享有基本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记者 吴运亮 郭潇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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