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明白了,这是一种企业合作关系……,正是这种合作模式……在扼杀我们,”娜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最近这样谴责碳市场、绿色激励措施,以及近年来不断涌现、使双方受益的企业与慈善机构的亲密关系。克莱恩是《拒绝名牌》(No Logo)一书的作者,自称拥护反对资本主义的”占领运动”(Occupy)。
对任何让企业不快的事业克莱恩可能都会支持,但这一次,她站在了一个支持者更广泛的立场上,那就是强烈反对企业与非政府组织(NGO)之间的关系。这两者之间的合作已变得像户外团队建设活动那样常见,它们曾经显得颇为怪异,但如今所有自重身份的企业都参与其中。C&E咨询服务公司对欧洲跨国公司和英国慈善机构的一项调查发现,三分之一以上的企业对其慈善联盟的投资都超过1000万英镑,并且近三分之二的企业称这类伙伴关系是”战略性的”(你爱怎么解释都可以)。
但这些是对立的伙伴关系。企业往往认为,它们遵守法律便是履行其社会责任;慈善机构希望做正确的(right)事情。事实上,慈善机构通常喜欢的是权利(right),例如,享有食物的权利,享有洁净水的权利等。而企业则考虑的是市场,而不是正确或权利。
双方的距离正在扩大。一些企业向C&E表示,它们”非常确信”与非政府组织构间的伙伴关系会实现其目标,但在过去一年里,这类企业的比例下降了近乎一半。仅有40%的非政府组织表示,这种伙伴关系改善了企业的行为——该比例比一年前下降了10个百分点。
近年来发生的几起事件对人们印象中这些关系的优点构成了重大打击。大多数企业签署此类合作协议是为了获得”虚名”,就像莎士比亚(Shakespeare)所说那样——不管值不值得,只要体面就行。但是,尽管英国石油公司(BP)给美国环保类非政府组织提供了数百万美元,却也没能让公司的良好声誉免于墨西哥湾漏油事件的拖累。该公司前首席执行官约翰•布朗(John Browne)甚至曾是那些组织之一的董事会成员,但这就是该组织给他带来的所有好处了。
慈善机构经常不愿与一些企业合作,因为它们可能因此而被指责为”叛徒”。从它们的角度看,今年4月的两起事件伤害了它们的声誉。一件是碳交易市场在欧洲的失利。当美国环保协会(Environmental Defence Fund)等非政府组织倡导以市场机制解决碳排放问题时,它们是承担一定风险的,因为其对手克莱恩等环保人士认为,”全球性中央计划”才是减少全球变暖的唯一方法。因此,全球最大碳交易计划的惨败令其所有支持者都局促不安,也让负责任的非政府组织遭遇与企业大佬勾结的骂名。
另一起事件是孟加拉国拉纳大厦(Rana Plaza)纺织厂倒塌事件。一些全球知名的非政府组织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改善大型服装制造商的链供应,例如贝纳通(Benetton)、英格列斯百货(El Corte Inglés)、普里马克(Primark)和沃尔玛(Walmart)的供应链。拉纳大厦里的工厂为所有这些企业制造服装。但如果供应商对如此糟糕的工作条件都能视而不见的话,那么慈善努力的意义何在呢?对于慈善机构来说,为何还要费力去做?为何不像反匮乏组织(War on Want)那样到伦敦普里马克旗舰店门前抗议,指责这家公司制造了惨案?
然而,在断定这种合作毫无价值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回想一下它们最初出现的原因。非政府组织帮助企业进入了部分依靠其自身而无法进入的市场。制药公司葛兰素史克(GSK)的邓肯•利尔茅斯(Duncan Learmouth)、露西•帕克(Lucy Parker) 和乔恩•米勒(Jon Miller)在其新作《事关大家》(Everybody’s Business)中指出:”非政府组织使人洞察到金字塔的底层,即边缘人群……而我们企业中人是不具备这种洞察力的。”环保类非政府组织帮助企业加强在减少污染和浪费方面的努力。全球最大的日用品公司宝洁(P&G)指出,在过去十年,环保组织已通过”可持续项目”帮助该公司节省了近10亿美元。
非政府组织在吸引和留住充满理想主义的大学生方面通常比企业更胜一筹,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能让企业也少许增加一些这方面的吸引力。(的确,它们几乎是太过成功了,一些企业的社会责任部门充满了曾效力于非政府组织的人员,他们负责的都是他们曾在非政府组织中提倡的政策。)合作关系无法让企业避免英国石油那样的公共关系灾难,但它们可以改善企业与监管部门之间的关系。环保慈善机构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帮助可口可乐公司(Coca-Cola)化解了一场在印度的破坏性冲突,这场冲突一度导致印度最高法院要求该公司交出其(现在仍属秘密的)准确配方。
邪恶的资本家也有可爱之处
同样,对于非政府组织而言,与企业间的伙伴关系也自有好处。企业能提供所有慈善机构都需要的资金。它们还提供有一种影响数百万人行为的方式。全球大约有15亿人种植和制造食品。一些非政府组织希望改善人们的营养状况或减少食品浪费,但它们却不能指望去影响这么多人的行为方式。然而,大约只有100家企业参与销售全球四分之一的食品。比起依靠自身的力量,改变这些企业奉行的标准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