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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梦奎：论环境与发展
王梦奎
2007-11-26
严重的环境问题引起越来越广泛的关注，最近一些地方发生的生态危机更增加了人们的忧虑。人们都看到，在近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城乡建设大规模开展，消费结构升级的重点由衣、食转向住、行，加之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和严重浪费，资源消耗量急剧上升，污染物排放量也随之大幅度增加。发达国家在上百年甚至更长时间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所遭遇的环境问题，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短时期内集中暴露出来。
我们面临着这样的矛盾：一方面，要继续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污染物排放量持续增加，某些资源的过度开发带来环境的破坏；另一方面，现在温饱问题已经解决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阶段，改善环境成为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迫切需要，其意义不在吃饭穿衣之下。良好的环境是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即使在物质生产领域，现代文明生产，特别是基于高科技的生产和流通，在恶劣的环境中也是很难进行的。
经济增长与环境的矛盾将会长期存在，在当前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阶段更显得特别突出。我国现阶段的环境问题，是经济高速增长的伴生物，也是经济发展不够的表现，也有些与政策偏差和发展不当有关。环境问题不能用停止发展的办法解决，只能在发展的过程中，走科学发展的道路来解决。有些发达国家的人到不发达国家，长期居住在城市里的人到穷乡僻壤，往往会觉得那里的原始状态很惬意；但是那里的人并不想停滞在贫困落后状态，还是要千方百计谋求发展，因为不发展便不能摆脱饥饿和贫困。中国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发展，而是如何更好地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生态环境，用良好的生态环境保证可持续发展，为人民提供高质量生活环境的问题。
不能说中国对环境问题的重要性没有认识。政府早已把环境保护定为基本国策，自上而下地成立了环境保护机构，在环境立法和实际工作方面也有很大进步。鉴于发达国家的历史教训，我们明确提出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至今未能完全绕开这条老路，不能说没有客观原因。在传统的以自闭循环为特征的小农业经济转向大量消耗矿产资源的工业经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向现代社会经济结构的历史进程中，数以亿计人口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煤炭、石油和其他资源的消耗大幅度增加，污染物排放增加是难以完全避免的。所以，既要看到环境问题的紧迫性，也要看到它的艰巨性和长期性。面对严峻的环境问题，需要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更新发展理念，理顺发展思路，并且使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成为全民族的自觉行动。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需要把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优化产业结构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更多地关注生态环境并增加这方面的投入。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国家发展的必然趋势，但需要科学规划，并且把握适当进度，追求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扭转因为对增长速度要求过高而加剧增长方式粗放，增加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情况。在体制和政策方面需要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措施，首先是解决价格不反映资源稀缺程度、不反映生产和使用过程中环境污染等外部成本的问题。政绩考核要淡化GDP，建立综合反映经济增长、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生活质量和社会进步的评价考核制度，这涉及干部考核选拔制度的改革。所有这些，都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所必需的。从世界经济史观察，主要发达国家单位GDP能源消耗变化大体呈倒“U”型曲线，工业化中期达到峰值后下降，越晚近峰值越低。我们完全有可能通过采取新技术和改善管理而发挥后发优势，降低资源消耗峰值，缩短消耗增长的时间。
环境问题之所以成为全球性问题，从历史上看，主要是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长期毫无约束地大量消耗资源和排放污染物的结果。从工业革命开始到1950年的200年，在全世界由于化石燃料燃烧释放的二氧化碳总量中，发达国家占95%；在1950-2000年这半个世纪，仍然占到排放总量的77%。占世界人口不到15%的经济发达国家，是靠消耗全球已探明能源的60%和其他矿产资源的50%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对于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也应该承担主要义务。中国的情况，据国际能源机构的统计：2004年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3.6吨，是世界平均水平的87%，是OECD国家的33%，1950-2002年中国人均排放量居世界第92位。1990-2004年，单位GDP每增长1%，世界平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0.6个百分点，中国仅增长0.38个百分点，中国能源利用效率提高和污染物排放明显好于世界平均水平。目前我国主要工业部门单位产出能源消耗仍然高于世界先进水平，这和发展阶段有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提出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是客观公正的。中国是负责任的国家，积极参与环境保护方面的国际合作，承担应尽的国际义务，但要防止“国际责任陷阱”，不能承担超过发展中国家承受能力的义务。对于借环境问题鼓吹的“中国威胁论”，需要给予适当的批评。对于某些发达国家借环境标准推行贸易保护主义，需要有所警惕和应对。
环境问题绝不限于城市。但是，由于城市经济和人口高度集中，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量大，环境问题显得更为突出。甚至可以说，城市化和工业化是全球环境问题的最重要根源。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城市病”所困扰，但由于城市经济的规模集聚效益，包括资源的集中使用和节约，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仍然在迅速发展，只是在那些城市化已经达到饱和状态的发达国家不再存在所谓城市化问题，甚至有逆城市化的现象发生。世界城市化1850年为6.4%，1950年为29.8%现在已经有5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据联合国日前发布的报告预测，2030年全世界80亿人口中将有60%即48亿人口生活在城市，81%的城市人口将集中在发展中国家。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城市化水平为17.9%，2006年上升为43.9%，平均每年提高0.93个百分点。按照目前的发展态势，2020年城市化水平将达到60%左右。就是说，今后十几年，将有1亿以上极其分散的农村人口，转为城市人口。加强城市污染的综合防治，解决由于城市化快速推进所产生的环境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
城市环境服务业是国家环境事业的重要部分，也是至今深入研究还不多的重要经济和社会问题。毫无疑问，深入的科学研究以及基于正确认识所采取的恰当对策，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健康发展，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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