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中央及地方ZF负债28万亿

相似文件 换一批

是 否 +2 论坛币

k人 参与回答

经管之家送您一份

应届毕业生专属福利!

求职就业群

赵安豆老师微信：zhaoandou666

经管之家联合CDA

送您一个全额奖学金名额~ !

立即领取

感谢您参与论坛问题回答

经管之家送您两个论坛币！

+2 论坛币

12月23日讯 中国社科院今天发布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3》称，2012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加总债务接近28万亿元，占当年GDP的53%。其中地方债务19.94万亿元，须引起高度关注。另外，企业部门杠杆率已经达到113%，超过OECD国家90%的阈值，在所有统计国家中高居榜首，值得警惕。

　　报告称，如果将非金融企业、居民部门、金融部门以及政府部门的债务加总，那么全社会的债务规模达到111.6万亿元，占当年GDP的215%。这意味着全社会的杠杆率已经很高，去杠杆在所难免。

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 谁能上传此书，有重奖1000金币

央行资产负债表解读 下载地址 需新浪积分

本帖隐藏的内容

比较三份国家资产负债表

9月8日中国社科院发布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报告，6月11日曹远征教授和马骏博士曾领衔发布两份国家资产负债表报告，这三份报告有什么共同的结论，有什么不同？
欧
美日发达国家面临的主权债务冲击，凸显了国家资产负债表尤其是政府资产负债研究的必要性。进入2012年，国内分别有三个研究团队尝试编制了中国的国家资产负债表尤其是政府资产负债表。这三个研究团队，一是由博源基金会组织和资助的马骏（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牵头的复旦大学为主的研究团队，二是由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牵头的中国银行团队，三是由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教授牵头的中国社科院团队。前两个团队的主要研究成果发表于2012年6月11日《财经》杂志，李扬教授团队成果在9月8日发布。笔者以三份报告为基础进行比较，试图梳理出有关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尤其是政府资产负债表的有关含义，以及三份表的重大区别。国家净资产疑问编制政府资产负债表的主要目的，是梳理政府有多少“家底”，能够承受多大程度的债务压力。净资产应该是最重要的信息。曹远征报告指出，根据1998年的国家资产负债表数据和历年统计的资金流量表数据，得到1998~2008年的政府负债和资产数据。政府资产规模从1998年的6.5万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17.21万亿元；政府负债规模从1998年的1.58万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7.52万亿元。2008年政府净资产为5.94万亿元。马骏报告得出的2010年政府净资产为38万亿元。报告对家庭、企业、银行、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各部门资产负债表都进行了测算，并加总得出了总体的国家资产负债表。根据报告，2010年多部门国家资产负债表总资产358万亿元，其中中央政府占比8%（29万亿元）；地方政府占比9%（32万亿元）；总负债156万亿元，其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占比7%（11万亿元）。2010年多部门国家资产负债表净资产达到202万亿元，其中中央政府占比10%（20万亿元），地方政府占比9%（18万亿元）。李扬报告给出的2008年政府净资产数据约为50多万亿元，2010年主权资产负债表广义框架的政府净值为69.6万亿元。报告还定义了一个狭义框架的主权资产净值为20万亿元。如上，同样是求索中国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但三份报告却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结合各报告对政府资产的定义、政府负债的定义来看，本文倾向于认为，李扬报告是一份更清晰的政府资产负债表，另两份报告对政府层面的资产、负债描述并不完整。但马骏报告给出了更为完整的多部门加总的国家资产负债表。中国主权债务前景定性三份报告在前言中都谈到了从国家资产负债表的角度，认识政府债务前景的重要性，这也是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的重要价值所在。但在定性中国主权债务前景上，各报告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根据李扬报告，2010年主权资产负债表（含中央和地方政府）广义框架的政府净值为69.6万亿元，狭义框架主权资产净值为20万亿元。因此，李扬报告的定性为：无论宽口径还是窄口径，中国的主权资产净额为正，这表明中国政府拥有足够的主权资产来覆盖其主权负债。因此，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可能性极低。这是一个资产负债表的分析方法，即一国政府拥有大量的净资产，债务规模或债务/GDP的比例高一些并不能直接导致危机。虽然这有赖于“以资产填补债务”的跨部门转移。但马骏报告和曹远征报告却更多强调了风险，即中国政府债务的不可持续性。马骏报告系统探讨了“中国政府债务可持续预测（2012~2050）”的问题。在探讨这一问题时，马骏报告进行了两个构建。一是财政政策不变，并假设没有地方政府债务、养老金债务问题、环保成本问题的前提下，中国政府显性债务占GDP的比例，将从2012年的18%上涨到2050年的30.6%，在中期是可持续的。二是把地方政府债务、养老金缺口、环保成本纳入债务可持续性模型，则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即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将从2012年的18%上涨到2050年的108%，后一个框架比前一个所增加的77.4个百分点，其中70个点是由养老金缺口所贡献的，环保成本贡献5个点。报告认为，考虑到这三大风险，中国政府债务未来明显是不可持续的。对中国政府债务前景的定性，李扬报告和另两份报告明显是不同的。笔者认为，马骏报告名为“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但在探讨“中国政府债务可持续预测（2012~2050）”时，却以“政府债务/GDP”这一比例进行讨论，强调“一国债务是否可持续，技术上的定义是债务占GDP的比重是否可以稳定住。”显然，以“政府债务/GDP”的角度探讨主权债务的可持续性问题，只讨论了“负债侧”，而没有以“资产侧”尤其是“净资产”进行讨论，似乎并不是“资产负债表”的分析方法。实际上，马骏报告的基础数据所显示出的信息也非如此。前文已经述及，马骏报告得出了2010年政府净资产38万亿元的结论。这一数据虽然低于李扬报告的69.6万亿元的广义净资产，但几乎翻倍高于李扬报告所定义的20万亿元狭义政府净资产。从数据看，马骏报告本应该得出和李扬报告一样的结论，但双方的定性却完全不同。本文倾向于认同李扬报告的观点，因为资产侧的庞大的资产规模以及净资产的净值，除了在净值上支撑债务体系之外，还能容忍更高的负债率。但这里也要提示风险，一是资产的流动性风险，二是政策要能够推动以资产弥补跨部门债务，比如以央企资产弥补养老金缺口，这涉及跨部门政策设计和执行。现在全球发达国家政府资产负债表很少有正的净资产。当前欧美日国家出现主权债务危机，其基本出发点，即是很多国家资产负债表的净资产为负。李扬报告指出，美国自1945年至1990年，政府部门净资产（包括非金融资产）始终为负值。如果仅以1980年至2011年的净金融资产看，其数额也一直为负，且呈不断恶化态势：占GDP之比由-25.8%变为-80.2%，占部门净金融资产合计之比由-21.6%变为-34.9%。其中，联邦政府净金融资产占其持有的全部金融资产的比例由-279%变为-809%，而地方政府的相同指标由-23%变为-47%。可见联邦政府金融资产亏空的程度与趋势远比地方政府严重。尽管从表面上看，英国广义政府部门净资产常年为正值，但其同样呈现了显著的恶化趋势：在1991年，其与GDP和各部门净资产合计之比分别高达54.6%和11.9%，但到2010年，两指标一同降至零左右。而且，英国以上资产负债数据并未加入养老金缺口。如果考虑后者，则政府净资产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始终是负数，并在近20多年来持续恶化。日本广义政府部门的净资产也呈现明显的萎缩态势：在1980年，其与GDP和各部门净资产合计之比分别为72.2%和12.9%，但此后几乎一路下行，到2009年，两指标一同变为负值（考察期内首次），分别为-5.6%和-1.0%。加拿大广义政府部门的净资产持有状况则经历了较为“曲折”的变动：在1990~1996年间，部门净资产不仅为负值，且持续减少，其与GDP以及各部门净资产合计之比分别从1990年的-7.1%、-2.2%，变为1996年的-47.4%、-15.1%。而在此后，广义政府部门净资产开始增加，特别是自2006年以来，已经转为正值。至2011年，以上两指标分别已回升到0.8%和0.2%。这也是当前加拿大是发达国家中财政体系较为稳健的基础。养老金缺口疑问曹远征报告和马骏报告，对2050年的养老金缺口问题进行了展望，并将其计量到政府债务中，得出财政体系难以为继的结论。可惜的是，报告并未在政府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进行展望，以总体评估未来政府的资产净值以及债务覆盖能力，没能从“资产负债表”研究方法的角度，对养老金缺口问题进行延至2050年的展望。根据曹远征报告，2010年我国养老金缺口就已达到16.48万亿元，在目前养老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往后逐年扩大，2033年缺口将达到68.2万亿元，占当年GDP的38.7%。该报告定义的养老金缺口，是居民领取养老金精算现值与缴纳的养老金精算现值的差。这一定义可能不同于市场理解的养老金支出缺口，报告定义的实际上是，如果保证未来养老无忧，当前社保基金应该达到的规模问题。比如按照曹远征的解释，“如果一个人每个月享受2000元养老金，若这是租金收入，那么，他就得有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市价200万元，而目前的储蓄只有20万元，故而资产缺口就是180万元。”马骏报告的测算显示，如果不发生任何改革，我国养老金的统筹账户将给财政造成巨大的负担：从2017年起养老金要求的财政补贴将持续上升，至2050年将达到当年财政支出的20%以上。而到2050年、今后38年的累积，养老金总缺口的现值相当于目前GDP的75%。很显然曹远征报告和马骏报告的计算本身就非常不同。马骏报告计算的未来38年缺口累积为当前GDP的75%，按2010年GDP计算，这一38年累积缺口为29.8万亿元。这29.8万亿元的累积缺口，在马骏报告之后测算的“政府债务/GDP”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报告并未从“资产方”覆盖能力的角度进行分析。李扬报告的遗憾之处，是回避了这一争议问题的讨论。在2010年主权资产负债表中，李扬报告给出的2010年养老金隐形债务为3.5万亿元人民币。但该报告并未自行测算，而是引用了当前学术界的研究。报告称，国内外机构已做过大量研究测算，如原劳动部社保所（1995）、世界银行（1996）、原国务院体改办（2000）、财科所（2007）等，估算的结果不尽相同，低则1万亿~2万亿元，高则6万亿元，平均在3.5万亿元左右，报告取了一个平均数。李扬报告也未展望2050年的养老金缺口问题。在谈到中国主权资产负债表风险的时候，报告同样定性了社会保障基金缺口的“或有负债风险”，并从转轨和人口老龄化两个角度进行了分析，但并未给出测算。企业杠杆率在多部门的国家资产负债表中，非金融企业资产负债表有很强的经济形势和宏观政策含义。如果非金融企业的负债率高，那么将意味着企业的债务融资需求较弱，会产生“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效应，对货币政策不敏感。但遗憾的是三份报告在这一重要问题上也并未达成共识。曹远征报告在“分部门考察”部分，就“非金融企业”状况进行了描述。报告指出，非金融企业部门的负债率从1998年的79.25%降低到2008年的41.17%。从非金融企业的整体数据来看，反映出我国实体经济运行良好，债务风险不大。该报告数据只给到2008年，但报告发表于2012年6月，相信报告所言“从非金融企业的整体数据来看”，包含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企业部门“加杠杆”的债务化过程的观察。但报告的定性为“运行良好、债务风险不大”。李扬报告的结论则完全相反。报告指出，2000年至今，非金融企业资产负债率基本上是在57%、58%左右。尽管与国际比较，中国企业负债率不算太高，但2010年，企业部门杠杆率(企业债务占GDP比重)已达到105.4%，超过OECD国家90%的阈值，值得高度警惕。在经济平稳增长的时期，银行贷款构成企业主要的负债来源，有成本低、风险小的好处，但若经济出现大幅度波动，经济增长率出现趋势性下降，则企业负债的相当部分就可能形成不良资产，从而损及企业和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的健康。报告还给出了2010年同期主要国家的企业杠杆率，西班牙、法国、英国、日本达到134%、111%、109%、99%，美国为72%，德国为49%。李扬强调，在银行主导、信贷资产构成我国金融资产主体的金融背景下，这种状况蕴含着较大的系统性风险。马骏报告有对企业部门的数据涉及，2010年企业部门总资产为71.6万亿元，总负债为34.32万亿元。资产负债率为47.9%。这一数据与李扬报告数据有一定差异。但报告公开发表的部分并未对企业部门高杠杆率问题进行论述。综合比较来看，在对企业高杠杆率问题上，李扬报告得出了更符合事实的结论，更能彰显当前的风险。我们可以上市公司进行分析，我们尝试进行2005~2012年的数据分析，剔除金融行业，剔除2006年之后上市的公司，大约累计1300家公司。这1300家公司负债率从2005年中的54.56%逐年上升至2012年中报的62.43%。今年上半年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大幅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财务费用持续上升。这凸显了高杠杆对企业运行的影响，即企业信贷需求将内生性下降。并且，2012年以来银行业逾期贷款和不良贷款的上升，也凸显出企业部门高杠杆率对债务质量的影响。这符合李扬报告所揭示的结论。李扬报告指出，企业的高杠杆率实际上凸显出中国当前的“资本结构错配”风险。即经济主体过分依赖负债融资，而资本金或所有者权益（equity）在融资结构中的比例过低。通过国际比较发现，中国非金融企业债务占总债务的比重为62.4%，比其他国家的比重要高30到40个百分点。这凸显出以银行为主导、以债务融资为主体的中国金融体系的痼疾。毫无疑问，这种资本结构错配，使得中国的非金融企业的债务水平和杠杆率均处于极易引发危机的境地。李扬报告指出，应推动债务性融资向股权融资格局的转变，降低全社会的杠杆率，缓解企业的资本结构错配风险。因此，在中国未来的金融发展中，应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创造有利于股权资本形成的机制，多渠道增加股权资本的供给，推动中国金融结构从债务性融资向股权融资格局转变。李扬报告还有什么疑问综合来看，在政府资产负债表的构建上，李扬报告给出了清晰、完整的架构，也得出了更让人信服的结论。该报告不仅度量了2000~2010年政府资产负债表，并且指出，所谓以资产负债表角度思考债务问题，是涉及“部门之间的风险转移”，比如养老金缺口的负债，可能需要国有经营性资产的弥补。李扬报告还指出，中国很多政府债务是赶超体制下形成的，政府有强烈的投资和增长偏好。而从发达国家来看，政府的主要职能往往已经从参与组织生产建设转向提供公共服务，即从生产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因此其直接掌控的资源趋于减少，而负担的社会责任不断扩大。而由于后者往往主要由中央政府承担，由此也解释了中央财政状况逊于地方的现象。发达经济体的政府净值往往很小甚至是负值，除了政府职能的变化，恐怕还和所有制结构、经济金融发展水平、人口年龄结构等因素相关，这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更需要我们未雨绸缪。那么这一份清晰的报告，是否还有疑问之处？对报告所列及的政府资产，国库存款、储备资产、国土资源性资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非金融企业国有总资产、金融行业国有总资产、社保基金资产；报告列及的政府负债，中央财政国内债务、主权外债、非融资平台地方政府债务、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非金融国有企业债务、政策性银行金融债、银行不良资产、处置银行不良资产形成的或有负债、养老金隐形债务，这一结构是完整的。本文的疑问主要是，外汇储备资产是否可以计入政府资产？报告所列及2010年政府“储备资产”19.7万亿元人民币，对应29142亿美元由官方持有的外汇储备资产。报告狭义口径的2010年政府净资产规模为20万亿元，也就是说，外汇储备资产规模之外的政府资产负债表基本持平。那外汇储备的定性就显得尤为突出了。外汇储备是不是政府的资产？笔者认为这一问题存疑，而且答案倾向于否定。即中国外汇储备的形成，更多具有债务性质，而不是资产性质。外汇储备的形成是央行以人民币买回的。外汇储备还需要随时应对资本的外流，其规模的决定权并不在央行手上。这就是为什么，外汇储备资产并不能像报告所列政府资产的其他项目一样，可以用来“跨部门转移”，比如不能以外汇储备资产填补养老金缺口。2003年这一轮国有银行改革，以外汇储备注资国有银行，似乎是政府在使用自身资产负债表进行“跨部门转移”。但实际上，后来得到注资的银行都将外汇资本金进行了二次结汇。这最终等于是央行以人民币货币发行，注资银行资本金。外汇储备并不能无偿划拨，支撑如此巨大外汇储备规模的，实际上是央行的负债。而在李扬报告所列的政府负债一列中，并没有央行的债务。因此笔者认为，外汇储备资产不应放入政府资产项。与1.55万亿元特别国债对应的2000亿美元外汇资产应一起放入。如果该数据的调整引发政府净资产的定性调整，那么这一问题讨论就更有必要。（作者系本报编委）

扫码加我 拉你入群

请注明：姓名-公司-职位

以便审核进群资格，未注明则拒绝

分享0 收藏0 回帖

关键词：地方ZF负债 地方ZF ZF负债 8万亿 社科院 中央ZF ZF部门 资产负债表 中国 国家

介绍 马俊观点

　一个ZF只有维持健康的经济活动(GDP)及由此创造健康的财政收入，才能保持对债务的支付能力。

　　文/马骏

　　2012年6月11日，笔者牵头的课题组在《财经》杂志上发表了“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课题的阶段性成果的摘要，题为《化解国家资产负债中长期风险》；与此同时，曹远征牵头的中国银行研究小组在《财经》发表了他们对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研究成果；9月8日，李扬牵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也发表了一份对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研究报告，侧重研究ZF资产负债表。

　　第一财经编辑徐以升等人比较了这三份资产负债表，并特别关注到三个课题报告估算的ZF资产负债表中的净资产规模十分不同。本课题组6月的报告中估算的2010年ZF净资产为38万亿元，曹远征研究小组的报告对2008年ZF净资产估算为17万亿元，李扬课题组的报告对2010年ZF净资产估算的结果约为70万亿元(宽口径，包括了国土资源性资产和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和20万亿元(窄口径，不包括国土资源性资产和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本课题组估算的ZF净资产高出曹远征版本和李扬窄口径版本的主要原因，是在资产方包括了ZF持有的十几万亿元的上市公司股份市值；而远低于李扬宽口径版本的原因，是基本上没有包括“国土资源性资产(尚未开发的矿产和未出售的土地)”。

　　关注这个话题的人士提出了两个十分有意义的问题：一个是，既然各个研究成果的估算结果都是ZF的净资产为正，为什么本课题组和中行的报告比李扬的报告更担心债务可持续性所面临的风险？换句话说，净资产为正是否可以成为判断是否存在债务风险的主要标准？另一个是，如果将 50万亿元的国土资源性资产和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纳入资产负债表的统计，是否表明ZF资产负债表的健康程度得到大幅度的提升？下面将分别讨论这两个问题。

　　判断债务风险的主要标准

　　许多人的直观结论是，如果ZF资产负债表显示的净资产为正，就表明ZF资产负债表是健康的。我们认为，当前净资产是否为正，对判断当前资产负债表的健康程度有一定帮助，但不能作为判断是否存在债务风险的主要标准。尤其是对未来资产负债表健康程度的判断，更不能仅仅看当前的净资产是否为正。从财政理论角度和在债券市场上用来判断债务风险，有一系列其他更有意义的指标，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一个ZF的净资产为正，未必表明该ZF没有偿债风险。因为，在任何一个时点，是否存在偿债风险不光取决于净资产是否为正，还取决于资产的可变现能力和资产负债期限的匹配性。如果大量资产都是无法变现的固定资产，或者一旦集中抛售就会使资产大幅贬值，则即使在账面上有正的净资产也可能面临违约风险。这就是中国地方ZF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我们的研究发现，中国地方ZF的净资产为正，但金融净资产为负，表明地方ZF虽然持有了许多基础设施和其他非经营性资产，但资产中可变现的部分(如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和现金)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某些地方ZF债务期限结构过分偏于短期，就可能出现违约。

　　俄罗斯就是 “净资产为正”却发生违约的典型案例。俄罗斯是一个自然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家。按照俄罗斯科学院社会政治研究所的估算，俄罗斯已经探明的矿产储量占全世界的21%。依据该国学者2006年的估计，这些资源的总价值大约为30万亿美元，几乎相当于其当年GDP总量的30倍。历史上，私营部门在矿产业赚到100元，ZF就会从税收和出售采矿权中获得约30元的财政收入。以此推算，上述储备能给俄罗斯ZF增加10万亿美元的资产，相当于2006年其GDP的10倍，或ZF债务的几十倍。就是这样一个有巨额“净资产”的国家，竟然在1998年发生了对外债务违约。而违约事件的导火索恰恰又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导致其经济停滞、财政收入下降、经常项目从盈余转为赤字。在求助于IMF而未能力挽狂澜之后，俄罗斯选择了外债和国内债务一起违约，并将卢布贬值。

　　俄罗斯绝对不是资源丰富国家违约的唯一案例。巴西、南非、苏丹、尼日利亚、安哥拉、委内瑞拉等主要资源的产地国都曾经发生过债务违约。虽然没有人仔细计算过这些国家和ZF的资产负债表，但从人均矿产品资源的持有量来看，如果将自然资源按当前价格将其算作“资产”的话，有很大把握可以认为这些国家和ZF都是有巨大的净资产的。

　　第二，即使一个国家ZF的净资产为负，也未必表明该国当前一定会出现偿债危机。比如，如果一个国家可以持续用很低的利率获得融资，利息支出占其财政支出的比例因此可以控制在较低的水平，债务占GDP或财政收入的比重可以保持稳定，就可以避免出现偿付危机。最典型的例子是日本。日本ZF的净资产长期为负， 如2008年年底，日本中央ZF的净负债为300万亿日元。即使如此，我们并没有看到日本发生国债危机。这当然要归功于日本国债购买者和持有者(其中90%以上为日本本国银行和居民)愿意以极低的利率来持有日本ZF债券。

　　第三，以“当前净资产为正”为理由，更难以得出未来没有债务风险的结论。我们研究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目的，如果只是停留在判断今天中国ZF是否会违约这个问题上是没有太大意义的(谁都知道不会)。真正有意义的问题，是将目前的资产负债表作为一个基础或起点，来预测和判断未来的资产负债表所面临的风险。

　　如果研究的关注点是未来债务风险，则当期净资产是否为正，只能是影响未来偿债能力的诸多因素之一，更重要的因素在于未来负债是否会大幅上升。比如，由于人口老龄化在中长期将导致养老金缺口的大幅上升、医疗费用上升将导致更大的财政支出压力、环保和融资平台的欠债需要偿付等，都会造成未来ZF债务负担的加重。这也正是为什么本研究报告用了一半以上的篇幅对这些未来风险进行预测。我们的结论是，虽然从短期来看，中国ZF并没有面临明显的债务风险，但中长期的风险绝对不容忽视。如果不改革，中国在2040～2050年将面临目前欧美那样的债务风险绝对不是天方夜谭。

　　此外，经济增长的速度、利率的高低，也是决定长期债务可持续性的重要因素。相对一个基准情景，较低的经济增长率意味着较高的债务占GDP比重；较高的利率意味着较高的财政赤字，并会通过增加赤字融资来扩大债务风险。但是，这些因素都无法在“当前净资产”这个指标内体现出来。

　　第四，用来判断ZF债务可持续性的最常用指标，是债务占GDP的比重是否能够保持稳定，这已经是财政理论界和国际机构的共识。其他有用的指标包括债务与财政收入的比例、还本付息支出占财政收入(或支出)的比例等。这些指标背后的经济学含义是，一个ZF只有维持健康的经济活动(GDP)及由此创造健康的财政收入，才能保持对债务的支付能力。

　　资产增加是否等于风险减少

　　上文已经说明，一国ZF是否面临偿债风险，主要应该看其财政收入能否足以偿债。那么，如果在ZF资产负债表中资产方加入更多的资产，如ZF持有的上市公司的股份、行政事业单位的资产、国土性资源，是否ZF的财政收入能力和由此而来的偿债能力就提高了呢？结论是，有的资产可以增加ZF财政能力，有的则不能。

　　ZF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可以提高ZF的偿债能力。在正常的财政收入(如税收收入)不足以满足支付责任、ZF融资也面临困难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卖掉所持有的上市企业(和部分未上市但较容易找到买家的国有企业)股份来获得“私有化”收入，以作为应急的财政收入的补充。因此，这类可变现的资产越多，抵御债务风险的能力就越强。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结论的强弱取决于这些上市国有企业是否已经向ZF预算上缴红利。如果它们在股权被出售之前已经向ZF每年足额上缴了红利，则一次性向私营部门出售这些股权后，ZF虽然会获得一次性变现收入，但今后的财政收入将减少，因为这些股份的未来红利将归私营部门投资者所有。

　　行政事业单位的资产，除少数闲置的以外，大多数不能提高ZF的偿债能力。ZF、学校、公立医院的大楼，多数是不能卖的，否则ZF到哪里去办公，学生到哪里上学？

　　对已经探明储量和ZF目前持有的大部分自然资源(土地和矿产品)，无论是否纳入资产负债表中，都不会改变ZF财政收入的能力，因此也无法改变ZF的偿债能力。这是因为，中国ZF(中央和地方)在2011年已经从土地出让收入和其他土地和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中得到了约3万亿元的收入，这些自然资源的存在只是ZF在未来维持出让土地和采矿权收入的条件，并不能提升财政收入的能力(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换句话说，如果不把这四十多万亿元自然资源纳入资产负债表，ZF财政收入和偿债能力不会因此降低；而如果把这四十多万亿元自然资源纳入资产负债表，ZF财政收入能力和偿债能力也不会因此提高。

　　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如果ZF将这四十多万亿元自然资源一次性卖给私人部门或外国，将其变为资产负债表上的现金，是否增加了其今后偿债的能力？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些自然资源一次性卖掉之后，ZF今后就放弃了每年约3万亿元的出让土地和采矿权的收入，就必须每年动用财政储备中的现金来弥补新增的约3万亿元赤字。因此比较一次性出售这些资产获得现金和每年取得约3万亿元的财政收入，这两种情形下ZF的偿债能力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如果突然发现了新的、今后开采后可获得盈利的自然资源，那就可能提升ZF未来的财政收入能力和偿债能力。

　　综上所述，我们的结论是，并不会因为某一份资产负债表扩大口径，比另外一份多显示了五十万亿元的自然资源性资产和行政事业单位资产，ZF未来的财政收入能力和未来偿债能力就会有提高。

　　将大量自然资源放进资产负债表的另一个风险是其价格的不确定性。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出现偿债危机的时候，经常也是经济危机的时候。而经济危机中大宗商品的价格会暴跌，许多矿业企业都会面临亏损，以此时的矿业企业的盈亏再来估计资源价值，就会比正常情况下低得多，有时候甚至会变得一文不值。也就是说，在一个国家正急需变现自然资源以偿债的时候，往往是自然资源最不值钱的时候。因此，用正常经济条件下的价格来估计自然资源的“资产价格”往往会导致对资产负债表健康程度的高估。

　　我们认为，关心国家资产负债表的人，应该用更多的精力去研究未来债务负担上升的原因和前景，以及如何提高资产的可变现能力(如将未上市的国有企业上市)，如何增加公共部门收入的能力(比如提高退休年龄以增加养老金体系的缴费收入，要求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对养老金缴费，建立强制性的长期护理保险体制，改革国企体制以提高长期回报率等)，如何控制支出增长(如降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的替代率，建立长期护理的商业保险体制)等。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比仅仅着眼于净资产的概念更有意义。

　　作者系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博源基金会学术委员

　　注：本文是作者为《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马骏、张晓蓉、李治国[微博]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12月出版)所写序言的一部分。该著作参照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统计部门公布的国家资产负债表，并结合中国统计体系、经济运行与金融管理的具体情况，编制了2002～2010年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和部门资产负债表，并在此基础上对国家和ZF资产负债表将面对的未来风险进行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的专题分析。

现在坊间有种说法 说的是具体数字一直迟迟不敢公布就是因为数目过于巨大.

he_shevchenko 发表于 2013-12-23 16:16
现在坊间有种说法 说的是具体数字一直迟迟不敢公布就是因为数目过于巨大.

我觉得，国家可能也统计不出来吧

和刘胜军之前说的差不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