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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P> <img src="http://pic.pinggu.com/attachments/uploadfile_20082009/2004-11/2004112125829139.gif" border="0" onload="if(this.width>document.body.clientWidth*0.5) {this.resized=true;this.width=document.body.clientWidth*0.5;this.style.cursor='pointer';} else {this.onclick=null}" alt="" /></P>
<P>---- “经济”虽然已经被现代经济学定义为“稀缺资源在各个相互竞争的目的之间的理性配置过程”,它的古典经济学内涵并没有改变,做为物质活动的一种方式,它是人类生产、交换、消费和分配行为的总和。经济行为的核心是“财富”积累,当然,积累财富是为了实现更高级的人生价值。一切可以减少劳动努力的事物都具有“物质财富”的特征,都可以被当成“财富”来积累。良田,牲畜,和机器是“财富”存在的古典方式,知识则是财富的现代方式。“奴隶”在替代主人劳动的意义上对主人而言是财富,不带强迫性的“承诺”则是现代社会的财富转移方式。经济行为普遍地被认为是一种理性行为,是追求“财富极大化”的行为,是由财富极大化导出“成本极小化”的经济行为模式。下面我希望简要讨论的,是眼下这场“网络”革命的经济学涵义。在我看来,由“万维网”预示了的技术前景是人类实现“自由人的自由联合”所需要的那种最终技术条件,尽管技术条件不能代替“自由人的自由联合”所要求的道德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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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格罗莫夫(Gregory Gromov)说过:“网络(network)”本身是一个计算机科学概念,“互联网(internet)”既是计算机科学概念也是生物学概念,而“万维网(web)”则不再是一个计算机科学的概念,它是一个语言学概念!让我解释一下。作为计算机科学概念的“网络”是一群单机之间的技术连接,而信息流动的范围则通过这种连接从单机扩张到机群。即便是这样简单的连接也具有潜在的“生物学”意义(参阅我写的《复杂》书评,“面向综合的时代”,随笔集《回家的路》第285页)。这就引出作为生物学概念的“互联网”概念。简单元件的复杂连接可以突现出高一级的事物,高级事物之间的复杂连接又可以突现出更高级的事物,直到生命和思维过程的突现(Terrence Deacon 1997年的著作《The Symbolic Species: The Co-Evolution of Language and the Brain》从学术角度介绍了这一“复杂”原理)。最后是作为语言学概念的“万维网”。基于计算机的技术连接,当这一连接的复杂程度达到一定阈值的时候,用网络学家从原子物理学家那里借来的术语说,当系统达到“临界质量(critical mass)”时,突变就发生了:每一项信息在原则上都与其它任何一项信息互联,hyper-text,相互定义,相互参考,相互作用和演变,这构成一套典型的“语言体系”,思维以这样的方式展开自身,话语以互联的方式获得意义。我下面的讨论将在上述所有三重意义上使用“网络”这个概念。
<P>---- 为了降低生产,交换,和消费的单位成本,经济学告诉我们:最根本的途径是获取尽量大的“规模经济效益”。规模越大,通常意味着每一单位之内所包含的劳动时间越小,即成本越小。但是规模意味着三件事情:(1)只有标准化了的生产,交换,消费,才谈得上“规模经营”,才有“单位”可言;(2)规模经济之下的生产,交换,消费,往往要求以统一的方式调配资源,也即要求决策权力的集中;(3)规模经济通常要求将社会成员组织成为“团队”，并且要求每一个成员分工承担生产,交换,或消费过程的特定的职能——专业化。这样的三件事情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必须为“规模经济效益”支付两项代价:(1)允许“霸权”的存在,因为权力的集中不得不导致权力在一定程度演变为“霸权”;(2)允许人的“异化”,因为专业化与标准化一样,都是要将特殊的个性压缩到单一维度里面去,这也就是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由于这两项成本,“规模经济”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技术条件,被马克思视为对“自由人的自由联合”的反动,“这里的每一个进步同时又是一个退步。”
<P>---- 芝加哥经济学领袖,诺贝尔奖得主,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在1994年发表了一篇重要但至今未能引起注意的文章“分工,协调成本与知识”。他在这篇文章里暗示,虽然“规模”仍然是降低生产成本的根本途径,但制约着现代经济的“规模”的,不再主要是亚当·斯密所说的“市场广度(market extent)”,而是分工的协调成本(1998年夏天他对我说,他宁愿使用“协调成本”而不使用“交易费用”概念,因为后者太宽泛)。在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一项协调成本便是参与分工的人们之间的交流成本。我在(也是发表在这份刊物上的)另一篇文章里解释过:最充分的人际交流所必须支付的成本是与参与交流的总人数的平方成正比的。在前互联网时代,降低交流成本的基本途径是将交流集结为不同层次,也就是按照“科层”组织信息交流。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曾经论证过以科层方式组织信息交流的最优结构的特征——科层化所节约的信息交流成本在边际上相等于信息在科层传递中产生的扭曲所导致的成本。
<P>---- 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引发了企业结构的“横向革命”,科层化的程度被极大地减弱了。如果我们假设“充分竞争”(因此企业产品的单位成本保持不变),那么横向革命就意味着在科层组织的同一层次上的交流成本有了极大的降低,从而当参与交流的总人数保持不变时,最优的科层结构倾向于把更多的人安排在同一个交流层次上,或者在每一个人与其他层次上的人之间设置更多的交流渠道(当每一个人与任何其他人之间建立了双向渠道时,交流就变成完全横向的了)。如果我们进一步假设,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可以把任何两个人之间的双向信息传递成本逐渐降低到零(即在总成本当中的比重小到可以被忽略),还有什么东西是完全横向交流以及协调人们之间的劳动分工的主要成本呢?这就引出了贝克尔的“知识”概念。
<P>---- 在贝克尔看来,一般性的知识,例如物理学知识,经济学知识,法律知识,政治知识等等,当它们在人群当中共享时,人们之间的交流成本就会极大地降低。在我看来(参见我的“从交易费用到博弈均衡”以及“制度成本,博弈均衡与知识结构”,《经济研究》1995,1996年):制度性知识在人群当中的积累是导致了协调成本不断下降的根本原因。而所谓“制度性知识”是指人们分享着的“语言”,“宗教”,“信仰”,“行为规范”,“意识形态”,“历史”,“法律”,以及“自然知识原理”当中涉及到人际交往的那部分知识(假如我对你说“现在下雨”,你不能理解为“现在有雾”,因为这是两种不同的自然现象)。应当注意,我的看法与贝克尔不尽相同,因为他的“一般知识”只是上列“制度性知识”当中最后一项的内容(即便在这里我们所指的“自然知识”在功能上也还是有所不同)。不论如何,分享着的知识有助于降低交流成本,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也是符合常识的。
<P>---- 分享着的知识(不同于“私人知识”)就降低交流成本而言对应于哈佛大学已故社会学教授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所定义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概念,它是一种具有强烈外部效果的“资本品”。换句话说,这是一种“网络现象”,当只有一部分人甚至一个人具有这些知识时,社会交流成本不会有显著下降,而当分享知识的人数增加到一个临界值以后,社会交流成本会以加速度下降(规模效应)。
<P>---- 通过以上分析我想指出的是,如果互联网技术可以把信息传递的成本降低到零,那么获得和积累“制度性知识”的成本将成为协调分工的各种成本当中最主要的成本。例如,我可以比较放心地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万维网上输入我的信用卡号码订购一些价值较高的(例如计算机等)商品。但是我怀疑我自己是否会同样放心地在国内做这件事情。发展中的市场经济里面人与人之间似乎普遍存在着对超越了私人关系的交易制度的“信任危机”。换句话说,我们很难建立和积累关于“相互信任”以及对交易监督系统的监督能力的信任等方面的制度性知识。在发展中的市场经济里面,私人关系似乎是交易的更可靠的“监督方式”,从而也是降低协调成本的主要途径。网络经济改变了既有的一切,因为知识的存在方式被万维网改变了。这是我下面要解释的事情。
<P>---- “知识”是一个西方概念(而“道德”则是一个中国概念),它在希腊文里的词根是“gnoo”。这个希腊词根的众多含义之一是“亲近的”,“熟悉的”,“私己的”。我特别提出这一含义是因为它在现代英文的“知识(knowledge)”概念里被遗忘了(它在德文里还保持着这一含义，在法文里有两个不同的词对应着“知”)。知识最初总是从“熟悉”开始的,因为不论是观测性的知识还是内省的知识,都需要认知者对认知对象的熟悉和亲近,需要一种“同情的理解”。只有异化了的知识才会陷入“物我两执”的割裂状态。从海德格尔哲学我们知道,“熟悉”是克服“形而上学”的割裂状态的“大道”之用,是到达“澄明”的生存状态之一。我们读书,是要亲近和熟悉书所记录的生活,我们由此获得“明智”。当我们获得知识时,作为“话语”的知识以神经网络复杂连接的方式从我们大脑的较低神经元层次“突现”出来,被我们“记住”。在这一意义上,在相对于语词的“社会界定”的意义上(参见我的“游戏,意义,知识结构”,《读书》1996年),我们每一个人的大脑都独立构成一个“知识体系”,或者叫做“字典”(每一个人都从自己的“字典”中查找词语的意义)。但这却不是万维网的知识方式。
<P>---- 新的,由万维网生成的知识相当于“extranet”,并且正是在这一根本的意义上,我觉得“internet”和“intranet”都是“extranet”在不同方向上的延展。这也正是作为语言学概念的万维网概念的含义。用格罗莫夫的话说就是:“万维网是整体语词的相互动态参照场”。语词的意义不再由我们每个人头脑里的“字典”来定义,而是由网络各个节点上的内容来定义(hypertext)。再说得彻底一些,语词的意义不再主要从我们大脑的较低层次神经元的复杂连接中突现出来被我们记住,而是从万维网的各个节点的复杂连接中突现出来并被万维网记住。当我们思考时,我们所用的语词越来越要依赖万维网来表达它们的含义。再说得彻底一些,我们的思考过程正在融入万维网,正在成为网络的一部分,正在成为万维网生成“知识”的突现过程的一部分。
<P>---- 迈克·代尔在1999年刚刚发表的著作《代尔直销》里说:“降低你的客户的计算机所有权的总成本的根本途径是使客户进入你的企业,成为企业的一部分”(Michael Dell,《Direct from Dell: Strategies that Revolutionized an Industry》)。例如,代尔公司派出几十名计算机专家常驻波音工厂,他们力图使自己成为飞机工业的专家。只有这样,他们才可能迅速地帮助波音公司解决计算机应用方面的难题。同样的方法也被Intel公司用于其主要客户,intel提供巨额基金将它的主要客户的内部生产流程纳入自己的“资源计划系统”,从而实现了JIT库存方式。事实上,产品或部件的成本越是下降,该产品或部件的库存成本就越显得突出,因此就越值得企业引进“资源计划系统”降低库存成本。资源计划的这一发展方向相当于以“extranet”把全部企业联为一体,相当于以“extranet”的方式积累制度性知识。
<P>---- 哈耶克反复论证过:使经济资源得以有效配置的信息总是以分散的方式存在于千百万个人当中,所以任何集中配置方式都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信息从而损失一部分资源配置效率。我在另一篇文章里介绍了“异湾(eBay)”网络经济减少信息扭曲的一个案例(参见“机会的价值”,1999年《财经》月刊),在“异湾”,一个家庭妇女成功地卖出了堆在自己车库打算扔弃的一批“古董”。试想一下,世界上有人愿意以2.5美元的价格收购你认为一钱不值的东西。而你之所以无法找到这个人,是因为寻找的成本大大高于2.5美元。对于小商品,“异湾”收取的费用是售出物品的价格的百分之十,出售2.5美元物品的费用是25美分。以这样低成本的方式,世界市场的范围被极大地“横向扩展”了(总的交易机会正比于万维网节点数目的平方)。
<P>---- 万维网生成的知识不再是“私己”的了,我们往往不认识那些参与构成我们新知识的网民正如同他们不认识参与构成他们知识的我们一样。在互相不熟悉的前提下共同生产知识,这是对“道德”的考验,尽管比尔·盖茨坚持认为“知识共享所带来的利益比它所产生的风险要大得多”(参见Bill Gates,1999年,《Business @ The Speed of Thought》)。这就回到我在文章开始说过的:互联网提供了实现自由人的自由联合的最终技术条件,但这一技术条件代替不了自由人的自由联合所需要的道德条件。由于篇幅限制,我不得不在另外的文章里讨论这一道德条件。让我引用亨利·哈迪的话做为这篇文章的结尾:“网络是人类智慧独一无二的创造,网络是第一个人工智能生物,网络昭示着一个在旧社会母腹内不断生长的新社会,网络提出了全新的政府模式,网络暗含着对市民社会自由权利的威胁,网络是各种观念和思想的最大自由市场,网络正面临着灭绝的危险,网络是永垂不朽的”(参见Henry Hardy,1993年,《The History of the 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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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11-2 12:58:54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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