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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希望于几个李金华中国的金融腐败就能根除或者极限降低吗？我们需要一个约束腐败的制度设计！
金融证券业反腐败两原则
中国证券业新一轮整顿至今，据说全国受到监管部门查处或司法拘押的券商涉案人员已多达200人，但至今无人能知其名、言其详，更谈不上严加惩处
□ 胡舒立/文
又到一年“两会”时，反映民心向背的话题照例在此间汇集。从会前与最初的舆论聚焦可以看出，当前公众最为关心的仍是反腐败；而与业界关系最大的热点之一，即为金融证券领域的反腐败。 应该承认，中国金融业近年来反腐败进展颇为可观，特别是一些声名显赫的金融高官被查处，昭显了最高决策层的决心与胆识；而体制改革与反腐防腐同步推进，也正体现了从制度上杜绝腐败根源的正确思路。最近以来，东北、山西接连发生银行资金被窃大案，人们不仅看到了监管部门奋力查处的行动，也看到此类恶性案件被大胆曝光，在愤慨于犯罪分子的同时会感到欣慰，也有机会做进一步反思，这都是显著的进步。 总结过往金融反腐之种种功过得失，可知道理纵有千千万，最重要、最有成效的就是两项原则，其一为“严查严惩”，其二为“公开透明”。在金融腐败案中，犯罪分子所获每常以亿万元计，有巨大的利益诱惑，惟严查严惩可抬高其腐败成本，减少罪案发生率；而案发后，将案件公之于众，借舆论之威慑力，可同步收监督与问责之效。 两条原则蕴含的道理并不复杂，但真正是“知易行难”。审计长李金华之所以受到公众的爱戴，正因其率领审计署高举审计之剑，尽职尽责，并且勇于将审计结果及时、全面地公之于光天化日。而金融证券领域之所以引得人们久有訾言，恰与相关监管部门对某些腐败犯罪案件监管不力、查处不严有关，更因其有时漠视公众的知情权引起众怒。 最典型的是证券业。众所周知，始于2004年初的证券业整顿到去年10月以来已是紧锣密鼓，被托管的券商除了大名鼎鼎的南方证券，还有闽发证券、汉唐证券、辽宁证券、大鹏证券以及“德隆系”旗下的三家券商。托管意味着数以亿计的客户资金被挪用，公司濒临破产，已经无法维持运转。券商的大量行为违规违法，必然伴随着骇人听闻的金融罪案发生。然而时到如今，除了民营背景的“德隆系”总裁唐万新被捕已有公示，我们从未听说有一个券商高管人员被查处并绳之以法，国家上百亿元的资金填补券商黑洞却无人问责！ 确有可靠消息人士说，仅在南方证券案中，已有数十名前经理人员被立案，而全国受到监管调查或司法拘押的证券界人士已达200人之多。但至今鲜有人能知其名、言其详，更谈不上对其严加惩处。据称，有关监管层主管坚持黑箱调查，号称是为了维护证券市场的稳定和证券界的声名；在谈及下一步惩处时，也认为宜宽不宜严，以防兔死狐悲、人心浮动。这种无视原则的姑息养奸谬说居然堂而皇之地存在，足见公众对于证券腐败的愤慨完全是正当有据。 中国银行业近年来在反腐败方面确有重大进展。但我们也看到，银行业发生罪案多有内外勾结的特点，且与地方政府官员相关。惟有审计监察、金融监管和司法部门上下一致的努力，才能真正做到对腐败分子“严查严惩”、“公开透明”。现在国内有些金融骗贷大案发生，最初是审计监察部门严格执法、透明问责，引起舆情高度关注；但进入惩治环节时，则或有地方政府干预，或有原金融机构人情奔走，最后使巨额罪案在“金融稳定”、“地方形象”的幌子下变得悄无声息，虎头蛇尾，无法给公众以起码交代。当前加强反腐倡廉，必须抑制和改变这种“护短”习俗，而在金融大案查处时从始至终坚持“阳光办案”正是关键。 俗话说，众怒难犯。“两会”显示的舆情，恰是公众情绪的集中体现；而公众对腐败行为的深恶痛绝和对反腐败的深切关注，理应对金融证券业形成有益的压力和动力。去年“两会”召开，正值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改革启动之始，银监会在会议期间发出两行“公司治理改革与监管指引”，专列条目要求“两家试点银行在处置历史损失的同时，应依法查处违法、违规案件，严肃追究违法、违规、违纪人员”；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更在人代会的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要“防止历史损失中间应当负责任的那些人拂袖而去”。这些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这里，不良贷款问责并不等同于银行业反腐败，但确实与反腐败密切相关，恰如问题券商问责往往涉及大量腐败案件查处。我们期待着今年有更多的金融监管部门对人民代表作出承诺，更能够身体力行（参见本栏2004年3月20日《银行贷款问责不为IPO忌》）。 倘若有一天，金融监管领域出现若干受到人民首肯、赞扬的“李金华”，我们就看到了金融证券业摆脱腐败顽疾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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