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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大鱼按：今天“大鱼说事”的人物系列，将推出大名鼎鼎的史丹利•费希尔。如果你学过宏观经济学，你没听说过史丹利•费希尔，请你转过身，面对墙壁，思过一分钟。毫不掩饰的讲，这位可是大鱼心中的男神。非常有幸的是，今年1月份在费城美国经济学年会上，大鱼见到了这位老先生。当时美国经济学会向他颁发了AEA Distinguished Fellow证书。当时主持该颁奖仪式的是耶鲁大学的诺德豪斯（就是跟萨缪尔森合著的《经济学》那位）。下面是IMF对这位“业内精英”的访谈，述及这位大牛的成长经历、学术历程以及职业生涯。作为AEA的Distinguished Fellow，无疑已经是获得了经济学界的终身成就奖。大鱼没啥好说的了，膜拜吧，大家~~~~
费希尔在担任以色列央行行长八年后，于2013年 6月卸任，结束了他职业生涯中第三个辉煌的篇章。费希尔职业生涯中第二个辉煌的篇章是在 1994—2001年新兴市场金融危机动荡期间担任 IMF第一副总裁。而他职业生涯中第一个激动人心的篇章在 20世纪 70年代至 80年代期间拉开了帷幕。那时他成为一位杰出的宏观经济学家，他的学术著作和教科书影响着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之后，才开始了他作为决策者的职业生涯。
20世纪 80年代，费希尔成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21世纪初成为花旗集团副董事长 ——但这些职业生涯中的顶级成就只是其三个辉煌历史篇章中的插曲而已。
成长序曲
费希尔出生于英属北罗得西亚（赞比亚的旧称）的马扎布卡（Mazabuka）。其父母经营着一家杂货店，他家便位于杂货店的后面。这里没有自来水，只有防风灯照明。13岁那年，他和家人迁至英属南罗得西亚（津巴布韦的旧称）。
在一次犹太青年民族主义运动中，费希尔表现活跃，并在1960年参加了一个青年领袖计划，首次走访了以色列。对于费希尔和罗达•基特（Rhoda Keet，费希尔当时的女友，后来成为他的妻子和三个儿子的母亲）来说，这次走访开启了他们终身致力于以色列发展的历程。数十年后当费希尔被任命为以色列央行行长时，很多以色列人还常常回忆起这位与他们在非洲南部地区共同成长的杰出人士。同样，参加1960年青年计划的朱蒂•杜宾斯（Judy Dobkins）说：“我们都知道他很聪明，但他肯定比我们想象的要聪明得多。”
高中的经济学课程以及凯恩斯著作的简介让费希尔从此走上了成为经济学家的道路。费希尔说，他对“凯恩斯书中的语言着了迷”，同时他也认识到，在“大萧条”时期，“这个我们熟知的世界已几近崩溃”，是凯恩斯的理论拯救了这个世界。对于一名想获得学士学位的大学生来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自然是最佳的选择。费希尔说：“对于我们来说，英国就是整个宇宙的中心”。费希尔记得，他在该校求学时，一名教授曾在1963年根据过去发展模式的研究结果进行预测：英国将在1964年陷入收支平衡危机。“危机果真在他所指定的时间点发生了，这令我折服。”
此后，费希尔来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就读研究生。当时，两位此后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和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在校任教，这吸引了费希尔前来该校就读。当时MIT处在采用严格的数学方法研究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前沿。费希尔说，他在“MIT的经历确实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里除了杰出的教授之外，还有“很多优秀的同学”，其中包括阿维纳什•迪克西特（Avinash Dixit）（“他可以仅用大约10秒的时间就做好《纽约时报》的填字游戏”）、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此后成为费希尔的强烈反对者）等。（大鱼插句嘴：都是大牛啊，泪奔~~~~）
费希尔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执教，当时芝加哥大学在利用经济学解决政策问题方面处于前沿。费希尔说，他之所以选择芝加哥大学是因为这“是可以给我开出最好薪酬的地方”，同时他认为虽然自己学到了很多经济学的知识，但“对经济却了解不多”。芝加哥大学让费希尔“将MIT的分析学理论和（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所代表的政策关联性结合起来 。”
平息学派之争
费希尔在20世纪70年代发挥的重大作用是消除MIT和芝加哥大学两派之间的隔阂，即在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和凯恩斯新宏观经济学派之间从中调和。凯恩斯学派主张货币政策发挥积极的作用，即一国央行采取措施消除经济的波动性。如果失业率超过长期平均水平，央行可通过增加货币供应的增长率来降低失业率。在凯恩斯的模型中，央行之所以能够发挥降低失业率的作用是因为物价和工资水平短期内难以改变——在宏观经济学家的术语中，物价和工资水平是具有“粘性的”。
不过，古典经济学派对此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如果失业率仅仅通过印制更多的钞票就可以降低，那么整个经济将成为弗里德曼——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主要拥护者——所称的“免费的午餐”。他预计，央行为降低失业率所做的反复尝试将导致物价和工资水平开始改变，而不是保持粘性。弗里德曼说，一旦这种状况发生，通胀水平将会上升，失业率又将回升至长期平均水平。最终，该经济体的通胀水平将加大，失业率降低将不会带来长期效益。
随着20世纪70年代美国和其他经济体所出现的状况印证了这一预测，即失业率的下降仅仅是短期性的，而通胀水平逐步攀升，努力开始转向古典经济学派。古典经济学家更进一步，认为物价和工资水平不但不具有粘性，还会针对央行为降低失业率所采取的措施做出快速的改变。在这种假设条件下（即所谓的“理性预期”），央行将无法有效地消除经济的波动性，即便短期内也是如此。
我们来说说费希尔。在1977年所写的一篇论文中（当时他已从芝加哥大学学派重新转向MIT学派），费希尔将人们具有理性预期的假设与凯恩斯模型的关键特征融为一体。他做出现实的假设，假定工资水平通过雇主与
其员工明确签署或默认的劳务合同提前确定，这就使得工资水平——以及通过这一渠道的物价水平——暂时具
有粘性。只要央行采取行动的频率超过劳务合同重新协商的频率，就可以在短期内对失业率带来影响，这一点
与凯恩斯模型一致。不过，从长期来看，随着时间的延长，劳务合同将考虑到央行措施导致的通胀因素，央行的措施不会对降低失业率起到作用。因此，长期而言，经济体将按照古典经济模型运行。
费希尔的这篇论文标志着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兴起。得到了古典学派和凯恩斯学派两个阵营支持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提出了一个综合理论，即经济体在短期内具有凯恩斯主义的特征，而在长期则具有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特征。美联储高级官员克里斯托夫•埃尔塞格（Chris Erceg）毕业于芝加哥大学，为20世纪90年代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他说，目前人们认为费希尔的论文是平息两个不同学派“内部纷争”的一个“关键转折点”。
从理论研究到政策施行
20世纪80年代，费希尔在继续开展学术研究的同时开始积极投身政策领域。作为一名学者，他最为重要的著作是两本与MIT同事合著的教材，这两本教材在构建不断变化的宏观经济学图景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其中一本教材是与鲁迪•多恩布什（Rudi Dornbusche）合著，专门针对大学生编写的。另外一本教材是与现任IMF首席经济学家奥利弗•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合著，专门面向研究生编写的。布兰查德说，与费希尔合作编写这本书“是我一生中最为兴奋的智力探险活动之一。我们两人都认为，有一种新的宏观经济学的存在，它更多地建立在微观经济学的基础上，充满希望……尽管此前我们并未想过将它编为教材，但很快就真被编入一本教材，且如今仍然畅销，这令人非常高兴。”
费希尔在决策领域初试身手是应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之邀。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舒尔茨邀请费希尔和前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赫伯特•斯坦恩（Herbert Stein）帮助以色列ZF应对其经济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三位数的通胀率、外汇储备不断减少以及经济增长缓慢等。费希尔和斯坦恩通过分析后得出结论，认为以色列必须制定一项切实削减ZF过度支出的计划，ZF过度支出是其他经济问题的根源。
1985年4月，费希尔告诉美国国会议员，如果不制定这项计划，“她（指以色列）仍将面临增长缓慢、高通胀率的状况，并且对外来援助的依赖性会更甚从前。”同时，费希尔和斯坦恩还建议，必须制定评估以色列实现降低其预算赤字进度的时间表，美国将依据这些进程的实现程度向以色列提供援助。
时任以色列总理希蒙•佩雷斯（Shimon Peres）此后回忆道，他当时对经济学的了解程度还未达到足以与费希尔进行辩论的程度。不过，他听从了费希尔的建议，并且“惊奇地”发现费希尔的建议居然起了作用。
一年之内，以色列的通胀率从450%的高点降至20%。佩雷斯说：“他（费希尔）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建议。”
1988—1990年期间，费希尔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由此有了应对更广范围政策问题的机会。此后，他返回MIT任教，但发现“很难再适应”学术研究的生活：“我记得每次去参加理论研讨会时，我都会对自己说，这个人是对是错能产生什么影响？”哈佛大学教授格雷格•曼昆（Greg Mankiw）是前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也是费希尔的得意门生。他回忆道，“感觉（费希尔）对学术的东西似乎不感兴趣了。”而费希尔说，即便是他成为MIT经济系主任，“也只是令人有一点激动的事情。”他以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卡恩（Alfred Kahn）对系主任角色的描述作比：系主任之于教师的作用就如同消防栓之于狗的作用。
从容应对各种危机
1994年，费希尔在决策领域的角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当时他被任命为IMF第一副总裁，成为IMF的二号人物。在接下来的七年间，费希尔帮助众多国家度过了经济危机，这些国家包括墨西哥、俄罗斯、部分亚洲国家、巴西、阿根廷和土耳其，还有其他很多国家。
1994—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期间，费希尔心甘情愿地让在1987—2000年期间担任IMF总裁的米歇尔•康德苏（Michel Camdessus）“掌舵”。费希尔认为，他尚未完全赢得康德苏的信任，同时他对如何应对金融危机还知之不多。到1995年年初，情况已经很清楚，要解决墨西哥的金融危机问题，需要迅速注入一笔巨额资金，美国财政部和IMF分别注入200亿美元。
IMF执行董事会在是否提供如此巨大的一笔贷款上犹豫不决。费希尔说，这是“我所见过的最富有戏剧性的董事会会议，康德苏甚至冒着董事会解雇他的风险”来争取获得这笔贷款的批准。
1997年中期，泰国遭受金融危机并迅速蔓延至其他很多亚洲国家，包括印尼、韩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国。当时，费希尔已赢得了康德苏的完全信任，准备与康德苏共同指挥应对这些危机。不过，他们最初的建议却导致了失误。尽管ZF支出的挥霍浪费并非危机的根源（这与1985年以色列的情况不同），IMF仍建议泰国和其他亚洲国家采取紧缩财政政策。现在费希尔说，“当时我们提出的紧缩财政政策的建议是错误的。正因如此，IMF分别在1997年年底（在泰国）、1998年年初在韩国迅速取消了该项政策。所以我认为最初的这个错误的财政政策建议对此后发生的情况的影响并不大。”
IMF对亚洲经济体提供的货币政策建议也遭到猛烈攻击，特别是来自时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的攻击。斯蒂格利茨主张降低利率来帮助亚洲经济体发展国内经济。不过，费希尔坚持己见，并坚信“这种对货币政策建议的指责是错误的。”费希尔说，IMF“认为短期内的利率下降对于稳定货币是必要的，但此后利率将降至正常的水平。这也正是后来实际发生的情况。”费希尔还指出，当时亚洲地区的很多国家拥有外债，如果其本国货币进一步贬值，利率降低的潜在后果将是其外债负担的进一步加大。泰国和韩国很快从危机中恢复过来，但印尼却经历了长时间的经济动荡。费希尔将这一状况归咎于政治因素，而非不适宜的经济政策建议：“我认为人们不理解，我们（IMF）或其他人，他们也不知道一个看上去很稳定的政体实际并非如此。很快一切都明朗了，那就是（前印尼总统）苏哈托不愿实施（既定的改革）。这也是局势最终失控的部分原因。”
很多人指出，尽管危机四伏，但费希尔始终保持镇定。布兰查德说，“从那段时期我（对费希尔）的观察来看，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始终保持在MIT时的那种状态：镇定，注重事实，善于分析，即便在遭受猛烈抨击时也是运用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来解决问题。”前IMF总裁霍斯特•科勒（Horst Kohler）补充道，在危机期间，“听到费希尔洪亮、镇定、冷静、理智的声音”就会让人心里感到踏实，“他的声音让你不会感到恐慌，鼓励你进行系统的深入思考。”
“负责任的男人”
2001年，费希尔离开IMF。当时他作为IMF副总裁的任期到期，竞选总裁未果。次年，费希尔开始在花旗集团工作，吸引他的原因是他“从未在私营部门工作过”。他说，他喜欢在花旗集团的工作；在这个拥有28万员工的机构中工作所面临的智力和组织机构方面的挑战的严峻程度不亚于他在其他工作中面临的挑战。不过，此后担任以色列央行行长的机遇让他再次回归公共部门。
2005年费希尔就任以色列央行行长时所面临的情形与其在1985年向以色列ZF积极提供政策建议时的情形有了很大的改善。低通胀环境一直持续，以色列经济正逐步从衰退中复苏。尽管如此，费希尔面临的挑战也不少。首先，他必须解决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员工之间长期的劳务纠纷。其次，他必须强化相关政治意愿，修改以色列中央银行法，使之对“灵活的通胀目标”体系给予明确授权。在该体系下，央行一方面要实现保持物价稳定的目标，同时要力争实现其他目标。对于以色列央行来说，这些其他目标包括作为第二个目标的就业和增长目标，以及作为第三个目标的金融稳定目标。按照中央银行法，以色列还设立了一个货币政策委员会，央行行长不再是唯一的决策者。
费希尔说：“这是我此前在IMF给予各个央行的建议，也是我唯一一项亲自尝试的建议。”随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2008年10月6日，费希尔将以色列央行政策性利率下调。而第二天，美联储、英格兰银行和欧洲中央银行才采取类似的举措。在整个金融危机期间，费希尔始终保持领先，在市场预测到之前便做出必要的政策性调整，如推出通过购买长期债券实现的量化宽松政策。《彭博新闻社》发现，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央行行长中，费希尔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采取的政策措施比所有其他央行行长都更出乎市场预料。
此外，费希尔必须迅速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保持以色列出口的竞争力。由于金融危机首先在美国爆发，随后再波及到欧洲很多国家，境外资本开始流向以色列这个相对安全的投资避风港。以色列货币谢克尔兑美元的汇率因此上升了20%，这对出口占GDP比重达到40%的以色列来说是个很大的问题。2008年，自费希尔开始每天以外币购进1亿美元的外汇后，谢克尔的汇率应声而跌，以色列的出口得以继续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著名畅销书作家和经济学家戴维•沃什（David Warsh）称赞费希尔“在几乎没有受到任何不良影响的情况下，带领以色列的经济成功度过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
因此，当2013年1月费希尔公开宣布他将在6月30日辞去以色列央行行长一职时，激起了以色列新闻界和政界的强烈反响也就不足为奇了。以色列《国土报》（Haaretz）报道说，这（指费希尔的离职）标志着一个“超级英雄”的离去，他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他不仅出色地履行了央行行长的职责，还经常充当“以色列经济民间外长的角色：正是费希尔让外国投资者感到放心，确信以色列经济得到良好的掌控。”费希尔说，人们的反响让他深受感动：“当罗达（费希尔的妻子）和我在海滩散步，有人拦住我们，感谢我们为以色列做出的贡献时，我简直无法表达我们的喜悦和感动之情。”
期待再创辉煌
费希尔宣布将离职的消息激起了人们对他下一步行动的诸多猜测。《国土报》报道，费希尔正打算角逐以色列外长，甚至总统职位。在美国，有传闻称费希尔将接替他的学生伯南克，继任美联储主席一职（当然目前已经确定是耶伦了，大鱼注）。在学术界，人们则希望费希尔能够重新编写宏观经济学的教科书，将“大衰退”时期汲取的经验教训编入教材。
不过，费希尔仍然守口如瓶，只是透露他“不准备退出这一舞台。我总是感觉自己还很年轻：当我在慢跑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比以前跑得更慢了，但是我觉得我并未在其他方面放慢脚步。”■
原文名为：《业界精英：普拉卡什·洛嘉尼 对杰出学者、IMF第一副总裁、前以色列央行行长史丹利•费希尔的采访》，普拉卡什·洛嘉尼（Prakash Loungani）是IMF研究部的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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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为了帮助大家顺便学习一下英文，大鱼还帮助大家找到了这篇人物访谈的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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